于志杰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是一部中华民族走向独立与发展的奋斗史，中国共产党在此历程中留下了确立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权、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过渡、探寻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等光辉足迹。中国共产党运用“现代化范式”，把握解决中国问题的内在逻辑——“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与“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内在结合，肩负起解决中国问题的历史使命，建立起不同于其他东亚国家的独立发展模式，从而有效地避免了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现代化范式”;中国问题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1308（2021）04-0025-08

一、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现代化范式”

（一）解决中国问题是共产党人持久的奋斗目标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一百年来，中国已经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GDP位居世界第二的工业化国家。这一切成就的取得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对初心与使命的坚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提到：“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庄严宣告：‘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裝起来的政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并一以贯之体现到党的全部奋斗之中。”[1]习总书记的讲话深刻地指出初心与使命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延伸。从人民层面上讲，它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从民族层面上讲，它要“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与使命理论建构在马克思主义平等思想的框架内，如何使国内最广大人民享受自己创造的财富，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奋斗的目标。

我们可以从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过程中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我们可以将社会主要矛盾的说法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在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如何提高的问题。三个不同时期矛盾的关键在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与“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内在结合，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内在逻辑。

随着经济发展，我国社会状态会随之产生较大改变，但确定人民的内涵、“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主题。因此，中国共产党能够深深地理解当时社会的复杂局面，有效地抓住社会的主要问题，循序渐进地沿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前进。

我们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时需要从理论进入现实，系统地分析当时状况的特殊性。这种研究首先需要解决中国在民族解放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中华民族各个阶层，如农民、官僚、知识分子甚至资产阶级都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如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这些方案或是无法了解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或是由于自身阶层的缺陷，导致改良与革命方案无一例外地失败了。那么，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回答的问题。

（二）“现代化范式”包容“革命史范式”在解决中国问题中的作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对手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如果针对当时我国的具体情况，以帝国主义国内代理人形象出现的买办资产阶级同样是我党反对的对象。应该认识到，反对一种势力是一回事，能够消除该势力在国内的影响是另一回事。这就向我们党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凭借什么能够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

从民族的角度来讲，主权是一个国家民族振兴道路上最重要的权利，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危害主要表现在对我国政治、经济等方面独立权的侵犯。可以看到，这种侵犯引起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强烈的不满，但是他们内部改良却都失败了。这是因为无论洋务运动式的技术改革还是戊戌变法式的体制改革都无法让最高统治者让渡自己的权力，更为准确地说，是无法让清王朝贵族集团让渡自己的权力。我们从戊戌变法没有实现议会制与直至清王朝灭亡才消除旗人特权就可以看清楚这一点。但是仅仅认识到这一点依然无法解决下面的问题，即，出身非封建特权的太平天国运动为什么失败？

这个问题需要通过“现代化范式”从中国近现代史的视角重新分析近代史的变革过程。在以前的革命话语中，中国近现代史一直是革命论，即无产阶级与统治阶级的斗争。这种解释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就失去了实现话语表意的维度，这使史学界一直存在“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讨论。“现代化范式”关系到中国如何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工业国的过程。因此，它将“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民族独立等为评判价值，纲举目张，来架构近代史的模式。”[2]“民族独立”“政治民主”正是新中国建立所完成的任务，而“现代生产力”与“经济发展”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两组任务都服从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这一永恒目标之下，所以将“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放在一起思考将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两种研究方式是一种包含关系，即“革命史范式”包含在“现代化范式”之中。“革命史范式”的研究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而“现代化范式”对社会进步的追求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当我们将“革命史范式”包含在“现代化范式”中进行思考，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民族复兴大业的时候，不但要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斗争，而且还需要改造百姓头脑中遗留的封建思想，并带领他们走向社会主义，使他们从百姓变成社会主义公民。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不但有砸烂旧制度枷锁的责任，而且也有全面改造民族精神的职责。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反清、反侵略，但是自身遗留的封建意识使他们无法真正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

二、中国共产党必然肩负起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

（一）资产阶级自身的多种属性是其无法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内在原因

了解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问题的必然性，就应该从“现代化范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看待这个问题。从革命论的角度来思考，反帝、反封建应该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但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蒋介石都无法完成自身的阶级使命。从表面上来讲，这似乎是组织结构的问题。国民党从前期的同盟会开始就存在组织涣散的问题，集中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同盟会无法保守组织机密，安庆起义、黄花岗起义与武昌起义都出现泄密现象;第二，辛亥革命之后，大量革命者脱离革命成为官僚与军阀。资产阶级革命者革命意识的退化原因主要在于他们的落后性，或者说，资产阶级无法完成自身的使命是由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造成的。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造成资本家具有多种属性。当封建式国家被帝国主义入侵后，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将是一种必然。这首先使中国的政治领域与个人领域都产生独特的变化。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是皇权只影响到县里，县以下由乡绅阶层管理。外国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上层统治阶级剧烈震荡，这种变化并没有实质性地影响到县以下的乡绅阶层，外国宗教对乡村的入侵也随着义和团的反抗退守到城市范围内。同样，尽管由于辛亥革命，中国的上层统治者逐步向资产阶级转化，但下层依旧属于宗法式的封建社会。这种政治领域的划分并不能代表个人领域。中国的资本家大多起源于地主阶级，而中国的文化使资产阶级致富之后有回乡买地的传统，这就使大量的资本家自身也是地主，或者是地主的親属。这种一个人两种身份的模式使资产阶级既有发展市场的愿望，也有保留土地制度的诉求，这就使中国的资产阶级无法单凭自身的力量完成反封建的土地革命任务。

另外，由于外国资本家无法融入中国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这就催生了沟通二者的买办阶层。从洋务运动开始这种买办阶层与官员勾结在一起，成为官员的幕僚。具有两种社会身份使他们既拥有庞大的国家资源，也拥有雄厚的外国资本，相应的逐利属性使他们丧失了国家概念，不断在对外经济中出售国家利益。买办阶层作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使中国资产阶级无法作为国家的代表来实现我国经济的独立。

这种一个人两种身份的社会属性使中国的资产阶级一开始就具有软弱性和摇摆性。一方面，由于自身没有准确的社会定位，它们既可以反对封建制度的政治统治，又可以保持封建制度的经济部分，这使得封建制度在中国的下层社会具有完善的社会空间;另一方面，它们对国家资源的掌握来源于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依附，这就无法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从而实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独立，完成主权独立的重任就天然地落在共产党人的身上。

（二）中国共产党能够解决中国独立问题的原因

国民党自身的软弱性与摇摆性致使其组织结构涣散，同时无法发动群众进行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孙中山同意国共合作有自己内在的考量，即向中国共产党学习严密的组织性和如何发动人民群众。他没有想到这两点经验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由自身的阶级立场决定的。

严密的组织性取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与阶级信仰的纯洁性。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建立在平等观上的为大多数人谋福利。它针对少数集团为了追逐资本收入而剥削大多数人的行为，这就要求共产党员个人服从集体，勇于为人民的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资本主义思想建立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它表现为国民党中的地主阶层很难为了党的利益放弃自身利益，腐败无法避免，从而使平均地权成为一纸空文。大家表面上团结在三民主义旗帜下，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心思，三民主义成为他们更大限度地谋取个人利益的平台，这就是国民党组织涣散的内在原因。可以看到，蒋介石为了巩固其组织的严密性，不断进行个人崇拜宣扬并建立庞大的特务系统对人民进行监控，但是这些措施的效果并不明显，因为这些手段本质上是封建权谋手段，并不能解决现代国家所遇到的问题。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都没有发动群众，甚至新文化运动也没有逃脱以上的桎梏。前者害怕发动群众引起社会动荡，从而影响到他们自身的利益;后者把国家的出路寄托在精英阶层，认为通过知识分子文化方面的觉醒就能实现民族的强大。两者都忽略了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贫苦工农。由于地位低下、没有知识，工农没有能力为自己的利益发声，统治阶层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也不愿意为工农发声。一个国家的振兴在于民族的振兴，而民族的振兴在于这个民族大多数人都愿意为这个国家的改变作出自己的贡献。中国的贫苦工农不但无法发声，也没有意愿、没有能力为这次改造作贡献，因为他们处于生存的边缘，没有人愿意为他们指出前进方向，没有人为他们的利益奋斗。同时，他们也需要提高自身的素质，挣脱落后环境给他们带来的思想上的羁绊。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诞生的。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为大多数人谋幸福当作自身的奋斗目标，因此要彻底解决旧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发展内在意蕴的精准把握

（一）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实有效结合

我们在“现代化范式”中所谈的中国社会发展也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它所面临的任务可以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反帝、反封建任务，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公有制的建立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三个时期不同任务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究其原因，这些问题是从“为人民谋幸福”中对人民主体的定义开始的。

首先，毛泽东同志提到中国的问题（反帝、反封建）归根到底是农民问题，这一论断精准地切中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同时也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在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眼中，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属于资产阶级革命，农民是封建制度下的产物，是以小农意识为主体的落后思想代表，他们自身是无法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能够完成这一使命的应该是一无所有的工人阶级，他们社会地位的纯粹性决定了其会义无反顾地走向革命的前列。毛泽东同志不否认农民自身在思想上的问题，但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工人阶级数量在五四时期也不过200万，这种数目的人口无法担负解决中国问题的重任。反之，农民的数量在中国的人口中占90%，中国乡村沉重的压迫使他们有反抗剥削、改变自身命运的意愿，这种力量可以而且完全有能力运用到反帝、反封建的洪流之中。当然，工人也不应该排除在中国革命之外，他们自身的素质将成为领导革命的有效保证。同时，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以其强大的组织性、先进的理论思想必将领导农民、改造农民，使其在革命的熔炉中抛弃自身落后的小农意识，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在“现代化范式”语境下，中国革命者——作为人民的主体——不仅仅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对我们的剥削与压迫，而且也需要改造内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落后思想，从而纯洁自身队伍，因为我们的目的是使国家走出落后的封建状态，进而建成文明、民主的现代化国家。

其次，作为反封建的一部分，农民问题不仅仅是如何选择中国革命主力军的问题，也是当时中国问题的核心。资产阶级无法完成反封建的任务，其主要原因是自身的封建属性。从这里可以看到，反封建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前提，只有肃清旧中国农村乡绅势力，解放农民，才能切断官僚买办封建势力，从而彻底地进行反帝运动。

最后，中国社会的大量资源不在城市，而在农村。民国政府由于对农村控制力的缺失，不可能有效地享有农村发展带来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不但掌握了大量的人力资源，而且拥有了大量以粮食为主体的物质资源。这也是解放战争得以胜利的重要原因。经过14年抗战，中国的城市物资大量消耗。蒋介石罔顾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没有进行有效补充的情况下悍然发动内战，结果使城市物资消耗殆尽，这是国统区发生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由于没有物资补充，这种经济问题无法解除，与之相反，

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农村物资可以支持大规模的战争，而且经过土改，得到土地的农民打败国民党、保护胜利果实的热情十分高涨。至此，蒋介石政府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二）中国共产党有效把握各个社会发展时期的内在联系

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建立在中国共产党如何解决国家富强问题上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这需要我们阐述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反帝反封建、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公有制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三者内在的连续性，也即反帝反封建与公有制的建立对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起到什么作用。

该研究的困难在于三个不同时期奋斗方式体现出来的异质性。反帝、反封建的话语以阶级分析的方式建立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性维度中，它是通过阶级斗争完成国家主权的独立与民族的解放。可以看到，“所谓‘阶级分析’的方法是指人们在研究社会历史问题（包括研究中国新民主主义问题）时，去分析‘社会的性质和各阶级的构成状况、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与革命的前途’等的方法。”[3]同时，社会主义改造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经济范围内的斗争，最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前两者具有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属性，而社会主义建设则体现为经济属性，两种不同的属性如何体现理论意义上的连续性将成为我们主要思考的问题。

研究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经济因素，即国家经济、政治上的独立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意義。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封建的胜利，奠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基础。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一方面进行抗美援朝，一方面进行大西南的剿匪活动，还必须着手解决国民党执政后期通货膨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没有土改的经济成果，这三方面问题的同时解决是不可想象的。这种经济成果集中体现为陈云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在与上海投机资本家的金融“战争”中取得了胜利。

1949年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政府退守台湾，资产阶级作为政治力量退出政治舞台，但是拥有雄厚资本的投机资本家依然盘踞在上海，并试图扩大自身在国家中的影响力。中国共产党需要面对国民党执政后期通货膨胀带来的货币超发以及由此带来的后续问题，即投机资本家囤积生活物资（粮食、棉花、煤炭）、哄抬物价的现象。这场“战争”胜利的关键在于以下三点：第一，货币从发行到流入日常生活中需要一系列中间环节，如果在某一个环节留下大量货币，那么货币超发就会引起通货膨胀。而勤劳的农民由于土改看到了改善生活的机遇，他们试图通过囤积货币来购买土地，这样就大量稀释了从银行发行的货币，从而缓解了通货膨胀的程度。第二，中国共产党通过土改有效地在农村建立起政治管理体制，这就使农村的物资可以有计划地流入城市，进而使政府可以调动大量物资打击囤积居奇的资本家。第三，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管理国家的不同在于我们在政治与经济上的主权独立。正因为政府拥有在经济上不受帝国主义干扰的控制权，我们才能有效地调动各种资源完成打击投机资本家的任务，而这是仰人鼻息的国民党政府无法做到的。

四、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决定性作用

（一）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不同于“东亚模式”的发展模式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模式，这种模式建立在我国自身独特国情基础上，因此中国的发展模式不同于其他国家。人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容易将这种发展模式与“东亚模式”混淆。这种认识基于以下几点：第一，从历史来看，“中国与东亚诸国在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及社会结构上具有相似性和同构性，受到古代中国文明的影响辐射”[4]42。第二，从现实发展来看，中国与东亚诸国（日本和韩国）都走出了不同于拉美国家的经济道路。拉美诸国采用内向进口的发展方式，而东亚国家则普遍采用外向加工的贸易路径。第三，从近代发展来看，中国与东亚诸国（日本和韩国）都是后发展国家，受过帝国主义的压迫，并且都是从封建制度下开始逐步探索自身的发展道路。第四，从国家政治模式来看，中国与东亚诸国（日本和韩国）都采用“东亚威权政治体制”，这种体制“能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有效的秩序和制度支持，通过在产权、决策和经济运行等方面确立一整套制度或规则来启动、培育和扩张市场，从而实现有效干预的目的”[4]44。

笔者赞同这种见解的前两点，反对其中的后两点。因此，不认为中国的发展与“东亚模式”是相同的。这种赞同基于以下两点：

第一，中国与东亚诸国（日本和韩国）都受到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普遍保有克己复礼的品德。这使得东亚国民普遍具有长远的目标规划，并希望通过自身的艰苦奋斗来完成自己的人生目标，并且在此过程中普遍表现出持久的忍受困苦的能力。恰恰这一点是很多国家的国民不具备的。比如，东南亚与拉美诸国也曾经走到工业化的门槛之外，但是这些国家始终无法跨越这条界限。究其原因，在于政府将实现工业化所需的产业积累用于提高国民的福利。政府不是没有远大的视野，但是这些民族自身享乐文化使国民无法将国家与个人的积累当作长远发展的条件，同时西方的民主体系使政府无法引导国民的意志。当然日韩也是西方民主体制，但处于儒家文化圈的国民愿意为长远发展作出眼前的牺牲。

第二，中国与东亚诸国（日本和韩国）在改革之初走向加工贸易的路径，同时三个国家都意识到单纯的加工贸易只能是一时之选。当本国劳动成本上升之后，产业升级将成为政府不得不作出的选择，不然国家将遇到资本外流、经济发展停滞的严重后果。

使人们对中国模式与“东亚模式”产生混淆认识的原因在于研究者没有充分思考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发展有其不同于“东亚模式”的路径。人们要理解这种路径的独特性就必须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并从我党在各个时期的发展经验中寻找相关的视角。我们通过这些视角可以看到建党百年所积累的物质与精神上的财富如何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富强。

（二）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领导者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显现出内在逻辑连续性，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的国家经济、政治独立与土改成果和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有效地推动我国的工业化发展。中国模式与“东亚模式”的差异就在于我国的发展是基于“为人民谋幸福”的理念。中国共产党通过该理念带领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这使我们能够卸下前行的负累，在走向富强的道路上大步前行。

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基于中国独特的“现代化范式”，分析人们对中国模式属于“东亚模式”的错误理解。虽然，“中国与东亚诸国（日本和韩国）都是后发展国家，受过帝国主义的压迫”，但是中国与日韩反抗压迫的方式并不相同。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革命实现中华民族的主权独立，这与通过被占领建立政府的日韩有本质的区别。被占领的命运使它们无法实现经济与政治上的独立，这种主权的非独立性深深限制了两国走向富强。以韩国为例，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不得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并接受一系列附加的政治条件，其中包括“全面开放金融市场，放开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允许外国资本控股使韩国企业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目前三星集团的控股比例为“外国投资者占比达到了55%（这里面80%以上的股份是由美國投资机构所持有，特别是华尔街花旗银行、摩根大通集团等金融机构），大股东和关联企业持股比例是21%，而韩国境内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是19%”[5]。三星的悲剧在于韩国政府不具有主权的独立性，从而没有外汇的管辖权。中国政府在面对国外金融炒作的时候就多次使用外汇的管辖权，从而限制外汇恶意出境收割国内的资本。我国政府能这么做的底气在于主权的独立性与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这使我们能够实现资本控制的独立，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无法做到的。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政府凭借这种独立性，“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有效的秩序和制度支持，通过在产权、决策和经济运行等方面确立一整套制度或规则来启动、培育和扩张市场，从而实现有效干预的目的。”[4]44但是，我国政府的政治结构并不同于日韩的“东亚威权政治体制”。在西方人看来，“东亚威权政治体制”构架在儒家纲常文化体系之中，或者说，是封建文化制度的延续。而中国的政治结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符合自身国情的奋斗历程实现的。因此，我国的意识形态以马克思主义的平等理念为核心，“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进而去除了儒家文化中三纲五常的有关封建统治的消极部分，保留了仁爱、孝道、自强、独省等积极因素。这种意识形态与日韩的主流思想有很大的差异。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管理是基于公有制的平等思想，目的是为大多数人民谋幸福，这样，

政府才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内

对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进行宏观上的有效疏导。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开始已历经百年。它领导人民的正义性在于，中国共产党不但能够完成国家的主权独立，而且能够带领人民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我党从奋斗伊始就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远大目标，虽然历经坎坷，但是初心依旧。它所积累下的政治与经济财富有效推动了国家走向进一步的发展，并同时成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

[参考文献]

[1]习近平.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EB/OL].（2019-07-31）[2021-04-01].http：/http：//www.12371.cn/2019/07/31/ARTI1564557205724455.shtml.

[2]徐秀丽.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45.

[3]倪志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方法论分析[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2.

[4]田毅鹏，夏可恒.作为发展参照系的东亚——“东亚模式”研究40年[J].学术研究，2018（10）.

[5]为什么美国允许三星的存在，却容不得华为？[EB/OL].（2020-04-02）[2021-04-16].https：//www.163.com/dy/article/FB4LN68Q0511HI42.html.

〔责任编辑：杜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