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育涵

（青岛滨海学院 教务处，山东 青岛 266000）

姜夔是南宋初期重要的词人，其精音律，追求“清空骚雅”的词风，对吴文英、张炎、王沂孙等人产生影响，形成了与五代北宋以来不同词风的创作格局。经清初朱彝尊等浙西词派理论家的推扬而产生巨大影响。从词学接受史上来看，词学的“南北宋之争”中推崇南宋词学一派，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姜夔等人词学思想及风格的接受。从词学发展的实际来观照，我们可以发现对姜夔词学的接受以南宋及清代最为兴盛。而在元、明时期颇受冷落，尤其明代，市民阶层兴起，文化导向偏向于通俗，词学作品更多是在日常交际重应用上，偏于浅俗，这与追求清高雅隽品格的词风枘凿，故而姜夔词不受重视。直至清代词学“中兴”，经浙西词派的推崇，对姜夔词学的接受与评论迎来了新的繁荣。民国时期是现代词学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对中国传统词学的接受与批评日趋成熟完善的时期，此时词学研究得到新的开拓与发展。这一时期的词人、词论家对姜夔词学的接受是姜夔及南宋词学接受史上的重要阶段。对这一时期词人、词论家关于姜夔及其词学的接受与评论进行总结与梳理，为我们深入地了解姜夔与南宋词学在民国的发展，为我们完整地把握民国词学的整体面貌及其演进方向等均有重要的意义。

一、独立坚贞的人生追求

（一）重视主体意识与人生价值

姜夔人品高洁，追求人格独立，具有超脱于尘埃之外的内在追求，这受到了后代词人、词论家的赞许与追慕。在南宋及清代，其品格尤其受到关注。如张炎、厉鹗、王昶等词学家即是代表。至民国，这一态势依旧不减，民国时期的词论家因历经晚清民国政权更替、个人身世遭际，而对姜词善于婉约表达高洁品格、又能寄寓家国身世之感的风格更为亲切，对其投入了较大的关注，这在当时词论家的评论中可以体现出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追求人格独立

姜夔虽身处世俗社会，但心却在高雅之境界。他重视自我的主体意识与人生价值，追求保持心灵的独立性。后人常将其与陶渊明相提并论，将其视为“晋宋人物”的代表。陈锐曾云：“白石得渊明之性情。”[1]4196陶渊明“结庐在人境”所体现出的淡泊明净之性情，正是宋人所推崇的品格。陈锐将二人相类比，可见其对姜夔淡泊超脱性情的称赏。如宣雨苍《词谰》所云：“盖白石风度如孤云野鹤，高致在诗人陶、孟之间，岂彼权门堂吏所可希及？人有真性情而后有真文字，彼搔首弄姿者，虽工亦奚以为。”[2]163虽然姜夔曾试图入仕而终不得，但通其作品而言，整体格调却是恬淡寡欲又洒脱不羁的。宣雨苍认为姜夔的风度在陶、孟之间，可见其对姜夔性情的赞崇。

缪钺在《姜白石之文学批评及其作品》中云：“白石性情孤高，襟怀冲澹，故于花中最喜梅与莲，屡见于词，盖二花能象征其为人也。”[3]250从词品与人品统一的角度对姜夔的性格及其词风进行了概括。陈匪石在《声执》中则从“词境如何能佳”的问题出发，映射姜夔品格之高。其云：“仇述庵问词境如何能佳，愚答以‘高处立，宽处行’六字。能高能宽，则涵盖一切，包容一切，不受束缚，生天然之观感，得真切之体会……此种境界，白石、梦窗词中往往可见。”[4]189众所周知，创作者的人格品性或个性气质对其作品风格的形成是密不可分的。在此，陈匪石虽然表面上称扬姜夔词之艺术境界，但深入来说，则是对其卓异之性情的肯定与推尚。

2.坚守品操高逸

民国时期词论家们对姜夔品格高逸的欣赏，首先体现于对其无酬应尘俗之词的称扬。如宣雨苍《词谰》云：“应酬文字，每多溢美不衷之言，未免近谄，不佞生平之所深恶痛绝……然余子能好白石者，自非庸俗不文可知，乃其自甘穷放，绝不以此为罔道求和之具，益足信其品操之高逸，著作之矜贵矣。”[5]2470宣雨苍首先表达对应酬文字的深恶痛绝之感，进而指出，姜夔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就在于其无酬应尘俗之词。在此表现了对无献媚之意词作的欣赏以及对姜夔坚守品操高逸的人生追求的推扬。缪钺《姜白石之文学批评及其作品》云：“白石词集中寿词极少，仅有三首……此三词述交亲，记游好，与泛泛贺寿者不同，酬应尘俗之词，盖非白石所肯为也。”[3]253在缪钺看来，姜夔词作之中寿词所占的比重寥寥无几，仅有的几首也是特为好友所作，且不同于其他献媚、流俗的众多贺寿之词。由此可见，缪钺对姜夔之词无阿谀奉承之意的激赏，这也是姜夔不流于媚俗，重视自我人生价值的体现。

其次，这种高逸的品格，从词人词作中亦能体现。如汪东《唐宋词选评语》云：“白石词如貌姑冰雪，不受半点尘滓，然气骨仍极深厚。”[6]2312汪东以“貌姑冰雪”喻姜夔之品性，其词能不受世间烦琐之事的束缚，而骨力深厚的原因也正是如此。又如朱庸斋《分春馆词话》所云：“（白石）一洗绮罗香泽、脂粉气息，而成落拓江湖、孤芳自赏之风格。”[7]1210可见，姜夔能独树一帜，自成一派的关键在于其词中所体现出的独特的气韵，即使后人学习模仿其词作，但仍旧难以与之媲美。姜夔这种独特的气韵正是与其高逸的气度与品格密不可分，是其本人“以博雅擅名，往来江湖，不为富贵所熏灼”[8]88的结果。

（二）饱含真挚的爱国意识与人生体验

姜夔以“别有寄托”、清疏之笔，抒黍离之悲、身世之情的特色受到后人的推崇与效仿，这在南宋的特殊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至民国，家国破碎与社会动荡的时代背景与南宋后期极为相似。大多词论家都曾经历过身处“两朝”的尴尬境地，加之新、旧文化两相并存的文化环境，民国词论家们对姜夔词中的黍离之悲与身世之情的感同身受，在此期的批评论说中可见一斑。

1.寄托深远的黍离之悲

宋南渡以后，民族遭受严重压迫。受所处历史时代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词人或激于爱国热情，或发为慷慨悲歌。姜夔亦不例外，他的词情意真挚，渗透着家园意识。如《扬州慢》等便忧冷苍凉地体现了词人的爱国情怀。张德瀛《词徵》云：“太史公文，疏荡有奇气，吴叔庠文，清拔有古气。词家惟姜石帚、王圣与、张叔夏、周公谨足以当之。数子者感怀君国，所寄独深，非以曼辞丽藻，倾炫心魂者比也。”[1]4162在他看来，姜夔之词虽然没有曼辞丽藻的修饰，但其寄托深远。它以虚拟的笔法抒发家国兴亡的感慨，亦是作者真情自然流露的表现。

顾宪融在《填词百法》中转引宋翔凤评语云：“词家之有姜白石，犹诗家之有杜少陵，继往开来，文中关键。其流落江湖，不忘君国，皆借托比兴于长短句寄之……盖意愈切则辞愈微，屈宋之心，谁能见之？”[9]26他认识到姜夔抒发情感时, 善于通过比兴的手法来展现自己的意旨，并且寄托愈深其字语运用愈加委婉含蓄。吴梅《词学通论》云：“南渡以后，国势日非，白石目击心伤，多于词中寄慨，不独《暗香》《疏影》发二宋之幽愤，伤在位之无人也。特感慨全在虚处，无迹可寻，人自不察耳。盖词中感喟，只可用比兴体，即比兴中亦须含蓄不露，斯为沉郁。”[10]85同样是强调了姜夔词用比兴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情致，其妙处是在“虚”而不是“实”。

2.以清逸之笔写身世之情

姜夔词作的题材和内容，还涉及词人自身的遭遇和情感的伤痛。因其擅长以清逸之笔写身世之情，后人存在不同看法。民国词人对此多以认可为主。如，顾宪融在《填词百法》中曾引周济对姜词的论述，其云：“周氏曰：‘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吾十年来服膺白石，而以稼轩为外道，由今思之，可谓瞽人扪䈁也。稼轩郁勃故情深，白石放旷故情浅；稼轩纵横故才大，白石局促故才小。’”[9]26周济作为清中期以后常州词派的代表人物，他一改浙西词派追崇姜夔的局面，提出姜夔之词不符其“盛名”的看法。认为姜夔之词因疏放闲雅而显得情感浅薄。但顾宪融对此并不认同，指出：“姜氏词高远峭拔，清气盘旋，其才力自有过人处。周氏所云，未为定论。”[9]27为此否定了此前周济所言。

赵尊岳《填词丛话》云：“词意极深挚而出以清疏之笔、苍劲之音者，白石当屈首指。原来笔苍不害情挚，而深入浅出，尤为词家之至义。”[6]2752赵尊岳认为，姜夔以清疏之笔仍能抒写出情挚之作，这是姜夔取境极深、笔力遒劲的结果，因而读之饶有趣味，余味无穷。朱庸斋在《分春馆词话》中也云：“（白石词）一洗绮罗香泽、脂粉气息，而成落拓江湖、孤芳自赏之风格……总之，白石词以清逸幽艳之笔调，写一己身世之情，在豪放与婉约外，宜以‘幽劲’称之。”[7]1210朱庸斋认为，姜夔之词洗汰绮罗香泽之态和脂粉气息，具有清高之格调与落拓江湖的意味。这正是姜夔以清逸幽艳笔调来抒写其身世之情而造就的。

民国时期的词论家，在历经政权更替、个人身世遭际后更能领会到姜夔词中蕴含的丰富真挚的情感表现，这是对姜夔及其自身人生体验感悟的结果。在此期词论家们看来，姜夔情感的抒发并非是用慷慨激昂、华丽粉饰的辞藻来加以承载，而是以清疏幽劲之笔，来抒写其情挚之深。这种认识比此前周济的认识更为深刻、恰当，这也正是姜夔之词能在南宋词坛中独树一帜、自成一派的重要原因。

二、清空骚雅的精构笔法

关于姜词“清空”“骚雅”一说，各朝各代都存有不同论述，各家阐述或推崇或批评，但整体而言达到了公共的认可。姜词善于用字，文笔精巧的特点也历来受到各代词论家们的赞赏，其对音律的重视与贡献更是得到广泛词论家的支持与欣赏。民国以前的词论家们对姜词中这些特点的推崇与学习，大多是为指导实践创作而为之。到民国时期，词学批评渐趋成熟，在传统研究方法与近代科学方法的双重影响下，词学批评意识与批评观念得以强化更新。词论家们在品藻姜词的同时，也能通观前人所论，并在此基础上，更客观地提出自己的见解与论说。

（一）意境“清空”，意趣“骚雅”

1.清隽空灵的意境

“清空”一词自张炎以来，名家阐述甚多。词论家们对姜词“清空”意境的评价与张炎“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之言如出一辙。民国时期，这一认识仍有所承衍。如祝南《无庵说词》云：“（白石）于清虚骚雅中自饶激楚之音，凄婉之味，则前无古人，自开气派。”[7]1327陈匪石《声执》云：“姜夔野云孤飞，语淡意远。”[4]205在他们看来，姜夔之词意趣高远，能够出于清流而具凄婉之境。

但是，对于姜词的这一特征，此前以周济为代表的常州词派有过激烈的批判。到民国，词论家们脱离了词派的束缚，以客观、公允的视角对此予以了评论。陈匪石在《旧时月色斋词谭》中批评周济《宋四家词选》把姜夔列为辛弃疾的附庸，他指出：“其实白石之所不可及者，在纯以气胜，子舆氏所谓‘浩然’者，白石之词足以当之。而瘦硬通神，为他人屐齿所不到，与稼轩之豪迈，畦径似别。余谓白石在两宋中固当独树一帜，非可为他人附庸也。”[4]214陈匪石认为，周济所言的姜夔之词俗滥、寒酸等只是其较小的瑕疵。姜夔词的高妙之处便在于以气取胜、瘦硬通神，此种意境是其他词人所难以企及的。类似的看法他还在《声执》中又指出，并强调周济对姜夔俗滥、寒酸、补凑、敷衍、重复的批评过于苛求，这是整个南宋末词坛的弊病，而不是姜夔的问题，他认为姜夔、辛弃疾词各有长处，彼此无法取代，都应该客观对待，体现出民国时期词坛对前代词人对接受更为客观的格局。

2.骚兴雅致的意趣

就姜词之“骚雅”而言，可从其作品及后人接受中把握。关于姜词的两次接受高潮，一为南宋后期，以张炎为代表的词论家对姜词“骚雅”一说予以推阐；二为雍乾两朝，此时适逢“浙西词派”风靡一时，他们极力推尊姜夔，习词者都视姜词为典范之作，姜词中的“骚雅”之趣也得以传播扬介。然独尊姜夔之风，终被吹散，姜词中的“骚雅”意趣也为此后以周济为代表的词论家所诟病，但与周济同属一派的董士锡与宋翔凤又研习姜词的“骚雅”之风，表现出与周济不同的词学观。故而，到民国时期，姜词的骚雅特点，成为这一时期词学批评关注的重要焦点。

顾宪融在《填词百法》中云：“白石词不惟清虚，且又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9]26顾宪融对姜夔词“骚雅”的认识，与前人张炎所论大体相近。他们视姜词的“骚雅”与“清空”为一体，认为姜夔在清隽空灵之中蕴藏骚兴雅致，在骚兴雅致之间又不乏清隽空灵。又如汪东《唐宋词选评语》云：“白石词如藐姑冰雪，不受半点尘滓，然气骨仍极深厚。若子野则失之薄，希真则失之浅矣，玉田称其‘清空骚雅’，最为允惬。清刘熙载论词未甚当行，至谓白石‘幽韵冷香，挹之无尽，在乐则琴，在花则梅’，亦庶几得之也。”[6]2312汪东认为，姜词表面上虽如仙风道骨不沾人气，实则骨力遒劲，气格高昂，称其“清空骚雅”最为恰当。蔡桢在《柯亭词论》中也云：“白石词在南宋，为清空一派开山祖，碧山、玉田皆其法嗣。其词骚雅绝伦，无一点浮烟浪墨绕其笔端，故当时有词仙之目。”[1]4913在他看来，姜夔之词没有一点轻浮缥缈的尘俗意味，故而在当时得有“词仙”之称。祝南《无庵说词》云：“（白石）于清虚骚雅中自饶激楚之音，凄婉之味，则前无古人，自开气派，……常州词人尊稼轩、美成而力诋白石，门户之见甚深，然于白石亦何曾有毫发损哉? ”[2]172祝南首先表达了对姜夔的赞赏，认为姜词清虚骚雅中饶有蕴藉，高亢伊郁之感耐人寻味。进而直接点明，常州词派推崇辛弃疾、周邦彦而极力贬低姜夔是因派同而产生的成见。特别是以周济为代表的常州词派对姜夔之词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批判。但他接着指出，即便如此，姜夔自身的卓越成就也丝毫不会因此而被掩盖。可见，民国时期的词论家们，大多是认可并推崇姜词意趣“骚雅”这一特征。相较此前的论说，民国时期的词论家因不归于某一派别，而能更加客观、公正地对此予以论说。

（二）善于用字，文笔精巧

1.咏物而不滞于物

姜夔注重用字造语，文笔精巧。特别是其咏物词，擅于借助意象寄予情感，给人印象深刻。其咏物词中“不滞于物”的完美运用，尤为后世学习者所倾慕。唐圭璋在《评<人间词话>》中道：“白石天籁人力，两臻高绝，所写景物，往往体会入微，而王氏以隔少之，殊为皮相。”[7]921唐圭璋认为，姜夔的天分与人力是比较高的，体物细致入微，而王国维从境界的角度，以“隔”来批评姜夔，仅仅是看到了表面。顾宪融在《填词百法》转引张炎之言评价姜夔：“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9]26赵尊岳《填词丛话》云：“咏物不能不用故实，惟不宜直说、明说，而又当使读者一见便知，则在运笔之法，有以存其精义，去其迹象。白石《咏梅》，即其至者。”[6]2789他认为，姜夔善于将词中所展现的客观物象，幻化成独特的人物或特定的感情载体。从而体现了其咏物而不滞于物，遗貌取神，意境幽冷清空的艺术表现特征。

对于姜夔词中的意象问题，闻野鹤早在《怬簃词话》中便有着不同见解：“清代戈载有宋七家之选，……白石清响，为世所称，然音律故娴，意象未备，虽幽邈自喜，要其去美成远矣。”[5]2345在闻野鹤看来，姜夔的清空苍劲之风格，虽为世人所称赏，但其词中的意象运用却并不完备。虽然其词中意象有幽邈的意境，但不如周邦彦使用的意象妥帖。闻野鹤对姜词意象运用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正反映出姜夔之词是意在物外的。正因此，姜词具有一种深婉朦胧的艺术效果。

姜夔用字的独特性，还体现在其对用字的精雕细琢，以字之色彩应主体情思。高旭在《论词绝句三十首》（之二十二）中云：“白石当年善写生，人间从此有奇音。梅花清瘦荷花冷，再谱扬州蟋蟀声。”[11]564指出姜夔词善于用“清瘦”“梅花”“荷花”“冷”等词来描摹事物的特征，注重对色彩的掌控与把握。这在《淡黄柳》的“鹅黄嫩绿”“秋色”“碧”等字语中也有体现。

（三）音律谐美，内容巧妙

1.以音律之变表情感之丰

姜夔具有高超的艺术造诣，通晓音律，能自度词谱。陈匪石在《旧时月色斋词谭》中指出，清代以来，喜欢论词的人大多词创作成就不高，而宋代的词人却都精通词律：“两宋大家如秦、周、姜、吴、张诸子，谁非精于律者？又谁不工于词耶？”[4]211强调了词律对词人创作的重要性。至民国以来，传统词坛重视词律精研的趋势是一致的。姜夔的词能熟练地运用音律的各种变化，来表达思想情感。当然，如胡适在《词选序》中云：“白石以后，直到宋末元初，是词匠的词。”[7]713在他看来，姜夔以后，词人们偏向于注重音律声调等外在的形式。胡适此论实有贬意，这在其《评唐宋词人》中表述得更为明显。其云：“他的词长于音调的谐婉，但往往因音节而牺牲内容；有些词读起来很可听，而其实没有什么意义。”[7]760他认为，姜夔之词由于过于注重音节的谐美而忽视了思想内容的传达。虽然有些词读起来朗朗上口但实际上缺乏立意与创新。可见，胡适对于姜夔词之音韵的运用是持批判态度的。

对于词人音韵运用的问题，或许置于其所处时代背景下考察会更为客观一些。任何文学作品都会显示出一个时代的文化印迹，诗词之作同样如此。鲁国尧在《论宋词韵及其与金元词韵的比较》中曾得出过这样的结论：“宋代无人编词韵书，宋词用韵并无功令可遵循。”[12]可见，在宋代是没有具体可考的词韵之书的，因此，词人用韵也便难以遵循具体的规章教令。姜夔词的用韵情况，便带有这种明显的时代特色。

2.声文并茂，相得益彰

“宋词用韵并无功令可遵循”，并不代表不注重音律。在自度曲方面，姜夔为配合抒情述怀，往往根据词的内容和意境来加以调配，使之声文并茂。如他在《长亭怨慢》序中曾言：“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故前后阕多不同。”[13]125可见，姜夔是以意致表现为主，进而协以音律来进行创作的，这就为音律平仄的选择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同时，词的内容与音律形式相互配合，使其声文并茂，具有很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对此，宣雨苍在《词谰》中以宏观的视角，从诗词之体的联系入手考察词之音律，进而指出：“南宋作者，究心倚声，重于诗歌，一时士大夫能文章者，无不旁通音律，故能声文并茂。其最高为姜尧章。《词品》谓其高处有美成不能及者。”[5]2454后人对于皆通音律的周邦彦和姜夔词之高低总会有所比较。虽然宣雨苍引用的是《词品》中的论述，但间接而言，这正是出于对“其高处有美成不能及者”这一看法的认可。在他看来，姜夔在对词之音律的运用上是高于周邦彦的，他能做到音律与内容的高度配合而达到声文并茂的境界。

此后，刘缉熙在《词的演变和派别》一文中论道：“他对音律的功夫过于美成……他脱尽了倡优之气，有绵密之巧，清雅之妙。故南宋词家之大领袖非姜莫属。自兹以降以迄清季，未有不属其范围者。所以词到了姜夔已登峰造极，以后只有一些小路可走，和死路差不多。”[7]1279刘缉熙在此对姜夔之词给予极高的评价。他不仅认为姜词对音律的运用水平要高于周邦彦，更认为姜词的内容与音律的配合能够达到浑然天成的境界。在他看来，姜夔之词是集音律谐美与内容精妙为一体的典范。又如，蔡桢在《柯亭词论》中所云：“南宋如白石、梅溪、梦窗、草窗、玉田诸家，大都妙解音律，所为词，声文并茂。”[1]4899“声文并茂”也即强调声音与文采兼备，相得益彰，感情丰富。姜夔之词正是以情感真挚、音节谐美、韵味悠远，而显示出高度的艺术性，在南宋词坛中独树一帜。

民国时期，词论家们往往还从“清空”与“质实”的词风、善协音律等方面将姜夔与吴文英相较而论，因学界中此类文章所著较多，故本文从略，不再赘述。

三、民国词人对姜夔词学接受与批评在词学史上的意义

作为民国批评与接受中的“重镇”，民国词论家对姜夔的评论有着重要的价值。他们对姜夔自我的主体意识与人生价值的重视，是这一时期文人性情的外在体现。面对民国社会的动荡与黑暗，他们不随波逐流。特别是晚清遗老们，因经历过朝代的更迭，所以对能够追求人格独立、坚守品操高逸之人更加欣赏。宋代文学以舒张性情为目的[14]，姜夔孤高卓洁的性情自然受到他们的重视。他们将自我的主体意识与人生价值，寄于对姜夔的批评论说之中，对姜夔性情推崇的背后，是这些词论家们自身性情的表达。同样，面对姜夔词中的黍离之悲与身世之感，他们感同身受、体会入微。正因如此，他们批评以周济为代表的常州词派对姜夔词“使深者反浅”的观点，认识到姜夔是以清疏之笔抒写性情。这比周济“一家之言”的认识更为客观、深入。民国时期词论家们认可姜夔词“清空”“骚雅”的表现，也多体现于对以周济为代表的常州词派对姜夔“全面批评”的否定。虽然常州词派打破了此前浙西词派主导清代词坛时“家白石而户玉田”的局面，但对姜夔词的批评却过于激进。至民国，这一遗留问题受到了民国词论家特别是晚清遗老的关注，他们在对周济的批评上，对姜夔的“清空”“骚雅”之风予以了推阐。但与此同时，部分民国词论家对姜夔词中的意境问题却表现出不同的观点。特别是以王国维、闻野鹤为代表的词论家，从“境界”说出发，结合姜夔的咏物词，指出其词“意向未备”或终“隔”一层的看法。他们受西方思想影响较大，推崇自然“不隔”、真情实感之作。因而五代北宋之词，受到他们的喜爱，而南宋雅词备受批评。以“清空”“骚雅”著称的姜夔之词故而成为批评的对象。

西方哲学与文艺思潮的引入对民国词学批评的影响还体现于对词律的认识。新文化与旧文化的碰撞摩擦，使中国传统诗词中的音律问题被突出关注。姜夔对词律的运用与贡献在词坛中首屈一指，故而引起民国词论家们的热议。以胡适为代表的词论家，强调新诗的革命，主张情感的自由奔放。他们认为，词调曲谱的格律、平仄等外在形式严重束缚了创作者内在情感的自由抒发，姜夔词虽然音节谐美，内容却因此缺乏深意。而顾宪融、蔡桢等人则对姜夔词之音律予以推扬，认为其词声文并茂、情感丰富。词论家们的不同的词学批评是词学观念不同的外显，也是时代的使然。民国时期，西方与传统交融的历史背景，为词学批评的发展带来了新的观念和方法，提供了更加多元的空间。词论家们不同的理论观点，预示着词风走向的同时，也折射出此期词学批评的繁盛景况。姜夔词虽然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历史流变，但相关的评论与研究，一同为现代姜夔词学的批评与传承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对象。民国批评家们更是在融贯中西的基础上，走向了集大成，为姜夔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奠定了基础，为民国时期词学研究走向多元化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思路，其意义对我们今天的词学研究仍有借鉴意义，值得我们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