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刚

(广东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广东 湛江 524088)

鲁迅与诗歌的关系颇为微妙。对于新诗，印象中他是有赞有弹。他曾感慨：“旧的诗人沉默，失措，逃走了，新的诗人还未弹他的奇颖的琴。”[1]1934年，他又在信中写道：“新诗直到现在，还是在交倒楣运。”特别是他晚年的那篇重磅访谈——《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更是震动文坛，促发了诗人的集体反省。访谈中，鲁迅列举的最优秀的诗人为：冰心、胡适、郭沫若。然而，他也指出：“他们的诗作，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都属于创新实验之作。”鲁迅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现代诗歌并不成功。”[2]接着，在这篇访谈的第7条又写道：“鲁迅认为，研究中国现代诗人，纯系浪费时间。不管怎么说，他们实在是无关紧要，除了他们自己外，没有人把他们真当一回事，唯提笔不能成文者，便作了诗人。”这些零星的批评，让我们多少捕捉到鲁迅对于诗歌的复杂情感。可是，当我们走进鲁迅藏书，面对他曾经收藏的林林总总古今中外的诗篇与诗论，我们会为他在新诗发展上倾注的心血而震惊和感动，也会对作为诗人和批评家的鲁迅多一分理解。这些重要的文化遗产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未能引起足够的关注，而作为诗人的鲁迅(尤其是鲁迅与中国现代诗歌的关系及其影响)也往往被忽略和遮蔽了。通过重新梳理鲁迅的私人藏书，有望对鲁迅一生的写诗、译诗、论诗活动及其影响获得些许新的认识。

一、新诗拓荒人

关于鲁迅的诗人气质，较早的发现者是鲁迅挚友许寿裳先生和日本学者古川幸次郎(1904-1980)。许寿裳认为：“鲁迅是诗人，他的著作都充满着美的创造精神，散文诗《野草》不待说，就是其余也篇篇皆诗，尤其是短评，不但体裁风格，变化无穷，内容又无不精练而锋利，深刻而明快，匕首似的刺人深际，反映社会政治的日常事变，使它毫无遁形，这些都是绝好的诗。”[3]在《关于鲁迅》中，古川幸次郎写道：“在我看来，鲁迅的气质毋宁说是位诗人。散文诗《野草》比什么都能说明这一点;还有《朝花夕拾》《故事新编》等作品，也是有力的佐证。不仅如此，作为诗人的敏感，即使在小说中也随处可见。”(1)转引自[日]吉川幸次郎著，章培恒等译，《关于鲁迅》,见《中国诗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6-357页。

这些当然皆为知心之论，我们读他的作品(包括书信)，极易感受到那种诗人特有的敏感和天才式的诗意表达。对于诗歌，鲁迅只是偶有所作，“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郭沫若语)，但他却贡献了包括律诗、绝句、歌谣在内的63首旧体诗和白话诗。这些不同的诗体，几乎伴随了鲁迅的整个创作生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与诗歌的渊源，更由此体会先生的性情、爱憎与思想变化。民国文人的旧诗写作，主要为过渡时代的文人雅趣，一种私人化的写作。或由于此，鲁迅很少主动发表旧体诗。然而其之于鲁迅却有着特别的意义：它是“斗士”情感之抒发、“韧战”之哲学，也是鲁迅人格气质、思想情感、个性心境的流露与写照。

鲁迅不仅作旧诗，更有新诗和“拟古的打油诗”，他的诗歌与其他文体存在一种内在的同构关系。先生谦称，对于新诗他是“外行”，只是“打打边鼓，凑些热闹”。他在《新青年》时期写的《梦》《桃花》《爱之神》《人与时》《他》《他们的花园》等白话诗，艺术上的创造力显然有别于胡适、刘半农等同道的学者之诗。这种兼有艺术赏鉴和艺术创造力的才华，正是胡适特别敬重鲁迅的一个重要原因。胡适曾赞誉：“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兄弟之外，大都是从旧体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2)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见《星期评论》，1919年10月10日“双十节纪念号”。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 诗集导言》中也称赞：“只有周氏兄弟全然摆脱了旧镣铐。”后起的汪静之等新诗人也曾表示学生时代受到过鲁迅新诗《爱之神》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无疑是中国新诗的先驱和最早的探索者，其散文诗《野草》之于中国新诗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在一些当代著名诗人的作品中依然可以捕捉它的存在，鲁迅由此被推崇为“新诗之父”(诗人张枣语)。鲁迅曾云：“我惭愧我的少年之作，却并不后悔，甚而至于还有些爱，这真好像是‘乳犊不怕虎’，乱攻一通，虽然无谋，但自有天真存在。”[4]是的，比起无病呻吟，比起虚伪矫饰，“天真”在鲁迅的诗学世界里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正因为这样，“他的诗可以当他的生活看，当他的战斗的历史看，他的诗充满了生活的实感。充满了悲愤的呐喊，充满了战斗的力量，充满了悲壮苍凉的时代音响。”[5]

然而，晚年的鲁迅已然无心探寻诗美，他后来总结：“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是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6]在风沙扑面的时代，他操起了杂文的武器，不仅自己不作诗，也劝诫青年“现在不是作诗的时候”。他曾以诗化的语言暗示了自己的文化心态与艺术选择，因为在他看来“比沙漠更可怕的人世在这里”。(3)转引自[日]吉川幸次郎著，章培恒等译，《关于鲁迅》，见《中国诗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6-357页。

二、异域盗火者

鲁迅的新诗仅寥寥8首，而译介的诗作却有约20首，他积极引介拜伦、裴多菲、普希金、雪莱、海涅诗作，其藏书中有自己翻译的名家诗集，也存有友人赠送的诗歌翻译作品。在鲁迅的西文和日文藏书中，有《德国近代名诗集》《德国现代诗人选》、海涅的《诗集》和《海涅十三卷集》《海涅研究》，中文藏书有徐梵澄译尼采的《朝霞》(1935年版)，书面副页有译者墨笔题字：“豫才先生赐存，诗荃拜赠”，柳无忌编《少年歌德》(1929年版)，青主译《海涅最著名的爱诗》(该书为1929年上海X书店初版本)，冯至译海涅的《哈尔茨山旅行记》(1928年版)，等等。鲁迅藏书中的海涅著作数量颇为可观，他早年翻译海涅的爱情诗，晚年又重译《海纳与革命》，可谓贯穿了一生。

在鲁迅藏书中，存有石民译法国波德莱尔著《巴黎之烦恼》，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初版本。孙用译匈牙利裴多菲著《勇敢的约翰》(该书由鲁迅校订并作后记，为1931年上海湖风书局初版本)。这些都是鲁迅特别重视的书。此外还有周作人辑译的诗歌小品集《陀螺》(1925年新潮社初版本)。该书收集“外国诗二百七十八篇之语体散文译述，内计希腊三十四篇，日本百六十二篇，其他八十三篇，北京新潮社印行，新潮文艺丛书之一”(4)转引自陈子善：《签名本丛考》，海豚出版社，2017年版，第7页。，从这部译作，我们可以看到周氏兄弟在新文学的理解上的默契，以及对于在文学的翻译与引介上的先锋意识。

鲁迅藏书中还有一册胡成才翻译1926年8月北新书局出版的长诗集《十二个》(初版)，该书由亚历山大·勃洛克著，V.玛修丁作图，鲁迅作后记，是鲁迅早年编辑的一套专收翻译的刊物。书内有四幅V.玛修丁所绘木刻插图以及一幅勃洛克画像，书的美术设计和诗歌的内容相得益彰，有一种神异的韵味。勃洛克曾为高尔基称之为“极端真诚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也盛赞：“亚历山大·勃洛克的创造，是一整个诗歌的时代。”查鲁迅日记，1926年7月7日写的《马上日记之二(七月七日)》中写道：“然而他眼见，身历了革命了，知道这里面有破坏，有流血，有矛盾，但也并非无创造，所以他决没有绝望之心。这正是革命时代的活着的人的心。诗人勃洛克( Alexander block)也如此。”[7]鲁迅1926年7月21日为此译著所作的《后记》中，在赞叹勃洛克的诗作的艺术高度和精神力度的同时，对中国诗坛也发出了深沉的感叹：

从一九○四年发表了最初的象征诗集《美的女人之歌》起，勃洛克便被称为现代都会诗人的第一人了。他之为都会诗人的特色，是在用空想，即诗底幻想的眼照见都会中的日常生活，将那朦胧的印象，加以象征化。将精气吹入所描写的事象里，使它苏生；也就是在庸俗的生活，尘的市街中，发现诗歌的要素。所以勃洛克所擅长者，是在取卑俗，热闹，杂沓的材料，造成一篇神秘底写实的诗歌，中国没有这样的都会诗人，我们有馆阁诗人，山林诗人，花月诗人……

鲁迅还曾将初版《十二个》赠给热恋中的许广平，可见勃洛克诗作在鲁迅心目中之地位。晚年鲁迅试图从类似《十二个》的诗歌作品中理解革命的复杂与诗歌的力量，正如他的评论：“这诗的体式在中国很异样；但我以为很能表现着俄国那时的神情；细看起来，也许会感到那大震憾，大咆哮的气息。”[8]

三、新诗坛园丁

从产量来看，鲁迅诗作确实不丰，然而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却以现代诗人的气质和卓越的艺术赏鉴力对现代诗学作出了深刻的分析，更以文坛前辈的身份指引和扶携了中国新诗人的前行。这种独特的贡献与影响在其丰富的藏书中亦能觅得一些踪迹。一般认为，作为新文学构建者的《新青年》同人，其藏书(尤其是现代文艺期刊)很难代表其艺术选择的意向，因为这其中有相当部分不过是新文学的“幼苗”，且作为文艺青年赠阅的成分较多，以胡适与周氏兄弟的艺术高度，这些刊物会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呢？是一种文人之间礼节性交往的赠物，还是亦存在思想上的砥砺与互动？1925年4月19日的《歌谣周刊》第87期登载了鲁迅致北大歌谣研究会会员刘策奇的一封信：

策奇先生：

您在《砭群》上所见的《击筑遗音》，就是《万古愁曲》，叶德辉有刻本，题“昆山归庄玄恭”著，在《双梅景圈丛书》中，但删节太多，即如指斥孔老的一段，即完全没有。又《识小录》(在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秘籍》第一集内)卷四末尾，亦有这歌，云“不知何人作”，而文颇完具，但与叶刻本字句多异，且有彼详而此略的。《砭群》上的几段，与两本的字句又有不同，大约又出于别一抄本的了。知道先生留心此道聊举所见以备参考。

鲁迅 四月八日(1925)

作者刘策奇是一位远在广西山区，有志于搜集与整理地方民歌民谣并开展相关研究的青年学生。自1922年起，他收集发表了广西地方民族歌谣百首，同时在《歌谣》上发表了《传说：刘三姐》《故事中的歌谣》《儿歌选录：广西：小公鸡》《民歌选录：广西：晚姑姑》《獞人情歌》(用官话唱的)、《月歌集录：广西：月亮光光》《我采录歌谣的说明》以及广西象县故事歌等文章。正是这些文章引起了鲁迅的关注，查《鲁迅日记》，其中有1925年4月9日与刘策奇的通信。该年的6月20日和10月21日，刘策奇又寄来信件与文稿，1925年《莽原》第28期所载《一本通书看到老》当为鲁迅所荐。可惜这位受到鲁迅指导和关怀的青年研究者和那个时代的许多进步青年一样不久便在“大革命”中被杀害。今天，鲁迅藏书中的这个细节，让我们看到了鲁迅对于歌谣整理和研究工作的重视，以及对于青年的无私关怀与扶携。

今天在鲁迅藏书中，依然可见三册《歌谣周刊》，该刊的封面为鲁迅亲自设计，而书名则由鲁迅出面请沈尹默题写。新文学同人的珠联璧合，曾让年轻的《歌谣周刊》大放异彩。鲁迅与《新青年》同人的携手合作和协同作战也体现在早期白话诗和歌谣整理方面。藏书中的《初期白话诗稿》为刘半农赠送，该书一共赠有5册，鲁迅转赠徐寿裳等人3册，自己保存了两册。此外，还有刘半农的签名本《瓦釜集》，书页题有：“豫才我兄赐正”，另有一册《扬鞭集》也题有“迅兄教正”。刘半农辑译的1927年版的《国外民歌译》第一集也在藏书之列。鲁迅藏书中还存有由胡适、沈兼士、俞平伯、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学同人作序的顾颉刚的签名本歌谣集《吴歌甲集》，这几部作品之于鲁迅，显然还具有纪念的意义，它是新文学运动同人同声求气开创新诗的历史见证。民歌方面，还有钟敬文编辑《客音情歌集》，该书为1927年北京北新书局初版。谢康的长诗集《露丝》(1928年北新书局初版)等。诸如此类的鲁迅藏书，无声地证明了鲁迅之于中国歌谣运动的支持与贡献。

作为新文学主将的鲁迅对于文艺社团和文学刊物的扶持可谓功莫大焉。这一点，我们从他收藏的为数可观的新文学期刊亦可看出。这些刊物中有部分与鲁迅有着内在的精神联系，可谓鲁迅人格气质、文学思想和艺术追求的表征。以鲁迅藏书中的1926-1927年的《莽原》(半月刊)为例，作为鲁迅真正意义上主编的一个刊物，《莽原》的生成及其诗歌理论与作品，集中反映了时代的精神面向和鲁迅的影响所在。以《莽原》1925年第9期登载的《杂忆》为例，文中以比较文学的视野表达了他的独特的诗学观。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西方诗人的“反抗精神”之于鲁迅的影响。1926年第1卷第2期的《莽原》杂志，再次登载了鲁迅翻译的日本厨川白村的诗论《东西之自然诗观》。从厨川白村的文化反省中，鲁迅看到了东西方诗人的差异，而他本人在西方摩罗诗人和东方“静穆”美学之间的取舍态度也是明确的。我们看《莽原》所载文章，多为时代的苦闷中之悲歌，这与鲁迅的精神气质是暗合的。从文章数量上看，《莽原》以散文和小说为主，但诗歌也为数不少，粗略统计有近二十首新诗。其中以署名“长虹”(高长虹)的诗歌就占了八首，分别为：《永久》《给》(5首)、《闪光》和《徘徊》。总的看来，这些诗歌还较稚嫩，部分处于校园诗歌的题材范围，写作上尚有明显的模仿痕迹。但多数诗歌，自有其思想的锋芒，这与作为编辑的鲁迅不无关系。事实上，我们从李遇安的《无名的希望》、钟吾(5)钟吾，原名宗武，也作尚钺(1902-1982)，河南罗山人，鲁迅在北京大学的学生，“狂飙社”成员，曾与高长虹一同拜访鲁迅，该诗为作者在《莽原》发表的第一首新诗。《昨晚独步》、于赓虞《夜游》等，都能看到鲁迅散文诗《野草》的影子所在。下面摘录一首以管中窥豹：

他自以为是诗人

黄 鹏 基

(读者注意：这不是诗，只是牛背上唱的山歌。)

他自以为是诗人，

在他的微笑里，

似乎是渺视我们!

他自以为是诗人，

同样的五官四肢，

他总觉得高出我们!

“灵感”已经有人否认过，

但他却拿着这个来卖弄聪明，

他自以为是诗人!

耳朵变成了神秘，

书桌幻作了精灵，

几个字戏法儿，

他自以为是诗人!

他自以为是诗人，

他隔离了我们

“为艺术”的旗帜下，

他容忍了旁人的批评。

他自以为是诗人，

古僻生硬的字句，

骇着了我们。

“谁有功夫查字典?”

他骂我们蠢!

劳力者都是笨伯，

田野只供写他的心情，

一样穿衣吃饭，

他自以为是诗人!

诗人也是我们的国民，

亡国引起了他的同情，

睡梦里他翻了身，

立刻在爱国二字下，

就紧接着奇怪的两个字：“诗人”

雷茄把他刺醒，

他躺在摇椅里，

诅咒我们不为国牺性。

我们问他：“你呢?”

他傲岸地回答，“我是诗人!”

巴比塞也曾从征，

助希腊独立的有拜仑，

俄国诗人几多入过狱，

唐南遮统率过大军，

他们都不及我们的诗人聪明：

桂冠是那样的荣耀，

加在谁的头上，

立刻就变作严厉的主人：

他安居在象牙之宫里，

我们就是他的长城。

诗人究竟有多大聪明?

“自然”玩弄他，

不一定就不如猴子之被弄于人。

他自为是诗人，

他为了“诗人”而生存!

一九二五，九，二十六，夜

(原载1925年10月2日《莽原周刊》第24期)

我们读这首诗，对比斯诺的那篇鲁迅晚年的访谈，不难发现这其中的内在联系——鲁迅对于那些自我标榜“为艺术而艺术”的诗人是不以为然的。《莽原》也刊登了不少爱情诗歌。如刘梦苇《倚门的女郎》、赤坪《赠礼》、署名“石民”的小诗二首《湖畔》和《无题》有新月派的影子，而《湖畔》则从语言和风格上皆有明显模仿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这些诗歌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但颇为清新真挚，从中亦能看出鲁迅事实上不反对写爱情诗，先生或只是无法接受无病呻吟和故作超然的虚伪写作。

鲁迅的诗歌理念在之后的《新诗歌》刊物上得到了更具体的体现。1933年2月诞生于上海的《新诗歌》是“左联”领导下的“中国诗歌会”编辑的新诗刊。该刊的《发刊诗》宣告：“我们要用俗言俚语/把这种矛盾写成民谣小调鼓词儿歌/我们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我们自己也成为大众中的一个/我们唱新的诗歌罢/唱颂这伟大的世纪。”诗人白曙在《回忆导师鲁迅二三事》一文中，回顾鲁迅“对青年人像对老朋友似的”。对于《新诗歌》的“幼稚”问题，鲁迅勉励作者：“幼稚不要紧，谁见过刚出壳的雏鹰就会飞呀！只要健康发展，肯下苦工，多读多写就会进步了。”在谈到新诗创作的问题时，鲁迅指出了新诗的晦涩的弊病，认为“能吸收民间形式，学些民歌，也是个办法，勿写得令人莫名其妙，或苦涩难读，要大致押押韵，做到通俗，可唱，就有阵地，至少比什么‘国事管他娘’那种歪诗强得多。”《新诗歌》青年诗人杜谈曾致信鲁迅请教新诗写作问题，鲁迅很快回信，这就是后来刊登在1934年《新诗歌》第二卷第四期的《来信摘录：对于诗歌的一点意见》，鲁迅的观点对于《新诗歌》的发展方向无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刊物不仅推出中外诗论，还有新诗歌、译诗和民歌等，更以新诗创作和研究的实绩有力推动了诗歌大众化运动。

鲁迅在组织文学社团和文学期刊的编辑上，确有启蒙和斗争的考量，然在扶持文学新人方面，鲁迅却并无传统文人的“门户之见”。这一点，我们看他对于湖畔诗社、浅草社、沉钟社的关怀上即可见一斑。鲁迅藏书中有一册初版的《湖畔》诗集，作为中国新诗坛的第五本新诗集，《湖畔》于1922年4月由湖畔诗社自行刊印，书的扉页上有赠者的钢笔题字：“鲁迅先生请批评 漠华、雪峰、修人、静之敬赠。”湖畔诗社尽管是稚嫩的，甚至是盲目的，也无明显的政治倾向，但其率真的艺术风格和事实上的反封建的社会效果赢得鲁迅的支持。紧接着，新诗坛于该年8月推出了湖畔诗社骨干成员汪静之的《蕙的风》，该诗集的出版与鲁迅有着重要的关系：鲁迅阅读了诗稿并提出了修改建议，同时，在回信中赞曰：“情感自然流露，天真而清新，是天籁，不是硬做出来的。然而颇幼稚，宜读拜伦、雪莱、海涅之诗，以助成长。”[9]鲁迅还对前来拜访的汪静之说：“《蕙的风》出版之后，你一直不再寄诗给我看，我当作‘汪郎才尽’了，前年冬天收到你寄赠的一本《寂寞的国》，我很高兴。我看过《寂寞的国》的意见和过去看过《蕙的风》的意见，大体差不多，技巧有些进步，但还要用功学习。”[10]今天在鲁迅藏书中，还存有一册1927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列为文学周报社丛书的新诗集《寂寞的国》，书面副页有诗人的钢笔题字：“鲁迅先生教正，静之敬赠”。它是鲁迅关怀青年诗人的明证。

在鲁迅的诗歌藏书中，还有李金发的《微雨》以及《食客与凶年》，前者为1925年北京新潮社初版；后者为1927年北京北新书局初版，二者同为新潮社文艺丛书。此外，还存有冰心的《春水》，该诗集为1925年北京北新书局再版，为沉钟社文艺丛书。而作为狂飙诗社骨干的高长虹的《精神与爱的女神》也在鲁迅藏书中，该诗集为1925年北京平民艺术团初版，为狂飙小丛书第一种。至于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的冯至的早期诗集也在鲁迅的收藏之列，如《昨日之歌》1927年北新书局初版，沉钟丛刊；《北游及其他》，1929北京沉钟社初版，沉钟丛书之六，书面副页有赠者的钢笔题字：“鲁迅先生教正 冯至 一九二九、八、二八于北平”。

鲁迅藏书中还有一些并不知名的刊物和诗，这些刊物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鲁迅对于新文学的支持和对于新诗歌的不遗余力的扶携。鲁迅收藏的两册《青年诗话》，不仅因为其为新文学欠发达区的南国广东的一部难得的诗刊，还在于其与广州木刻运动的关系。鲁迅藏书中还有一册名为《苜蓿花》的诗集，该诗集作者旦如(谢旦如)为上海人，1924年经好友应修人介绍加入湖畔诗社。同年，他将编定的诗集《苜蓿花》，以湖畔诗社的名义，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自费出版，作为《湖畔诗集》第四集。只是因印数不多流传不广，现在凡谈及湖畔诗社的文章，极少有提及《苜蓿花》和它的作者的，而《苜蓿花》也是该社刊物。这是一本约三十余首无题悼亡诗，诗人以此追悼他的亡妻。鲁迅收藏这册并不知名的诗集，显然不仅在诗集本身，而可能与该刊作者的进步倾向以及他曾为瞿秋白等烈士保存狱中文稿有关。

结 语

回到鲁迅逝世前的那篇访谈，由于先生的文学地位，其所产生的反响和争议自然非同一般。然回首新诗诞生以来的百年旅程，鲁迅这看似“严苛”的批评在今天看来恰恰是一种难得的真诚与洞见。他一生反对“瞒”与“骗”，也反对“捧杀”与“棒杀”的艺术批评，认为“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所以感情已经冰结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11]。同时，他也犀利地指出：“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12]鲁迅看似苛刻的背后隐含了他的艺术理想与深意，这意味恰如他在《诗歌之敌》结尾所引用的裴多菲的诗句：“因为他是苦恼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了。苛待他罢，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来。”[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