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林

(云南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所讨论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主要聚焦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这一伟大历程上。现代中国的建构始于晚清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中途历经曲折，直到中国共产党逐步掌握领导权和执政权，现代中国建构才步入正轨，迎来突破和腾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中国建构的轴心逻辑是什么，它同西欧现代国家建构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建构的逻辑有无区别？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关涉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合法性根基这个重大问题。

二、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已有研究及其局限性

随着西欧“回归国家”思潮的火热，这一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如查尔斯·梯利、巴林顿·摩尔、斯考切波等)的思想被大量译介到中国，在国内研究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热潮。国内的代表学人有徐勇、郭忠华、任剑涛等，海外学者也对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作了大量研究，如费正清、孔飞力等等，他们提供了解读现代中国建构的不同视角。

一是对现代中国建构的动力的研究。一些学者认为现代中国建构是外生力量推动的，如邓嗣禹、费正清提出“冲击—回应”理论，认为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起步是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冲击所引起的回应。[1]闾小波提出“防御性现代化”观点，认为中国早期的现代国家建构是为了在西方先进国家挑战下维护自身生存，被迫加强防御而产生的活动。[2]徐勇也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和现代国家的建构都是由于外国入侵的情况下发生的”。[3]另一些学者认为现代中国建构是由内生动力决定的，如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起源》中对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所持的“内部史观”，他认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具有历史潜在连续性，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这三项历朝历代都要面对的问题跨越朝代鼎革，一直延续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时的建制议程。在孔飞力看来，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基本问题本身以及人们对解决问题的回答，都可以从中国传统找到其根源和线索。[4]还有一些学者持折中的“内外均衡”观点，如郭忠华所言，“中国现代国家转型的动力是复杂的，不能单纯归结为‘内部’或‘外部’动力的推动”[5]，两方面作用都不可低估。这些争论对我们认识现代中国建构的早期历史过程有帮助，但具有两方面局限性：一是它们主要聚焦于对早期现代中国建构起步的讨论，而没有关注到后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中国建构的历程，即基本不涉及对新中国国家建构的动力的讨论；二是上述“内因说”和“外因说”的争论实际上是西方“内生型”现代化和“外生型”现代化理论的呼应，但不论是把现代中国建构与西欧现代国家建构一道归为“内生型”，还是把现代中国建构与多数发展中国家建构一道归为“外生型”，都实际上遮蔽了中国国家建构与其他国家建构的本质差别。

二是对现代中国建构的内容的研究。徐勇认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主要任务是建构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前者是以主权为核心的现代国家组织形式，后者是以主权在民为合法性基础的现代国家制度体系。[6]于春洋与徐勇观点如出一辙，认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包含国家建构和民族建构两方面内容。[7]肖滨认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包括对内的国族建设、国民建设、国家统治系统建设和对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8]这些研究都是把现代国家作为“共同体”(nation)和“统治系统”(state)的结合体，相应地，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容也是围绕这二者的建构而展开的。nation本质上是组成国家的人群，它依靠两种纽带所联结，一是依靠历史文化纽带，二是依靠政治法律纽带。因此，nation具备两个面向，一是由同胞身份组成的国族共同体，二是由公民身份组成的公民共同体，前者是国家对外主权的承载者，回答“谁之国家”的问题，后者是国家对内主权的承载者，践行主权在民的逻辑。另外，国家要对外保护民族的安全和利益，对内确认和维护公民的权利，就不得不授权给特定的组织机构，以使其垄断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利，这个机构就是利维坦——state。与传统国家不同的是，现代国家的利维坦既要“合法”，又要“有效”，还要“有限”，即成为民主国家、有效国家和法治国家。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徐勇提出的“民族—国家建设”、于春洋提出的“国族建设”、肖滨提出的“国族、国民建设”，都是针对nation这个共同体建设而言的，而他们提出的“民主—国家建设”“国家建构”“国家统治体系建设”都是针对state这个统治体建设而言的。毫无疑问，这些研究抓住了现代国家之现代性的核心和精髓，包括主权、国族、公民、民主、法治、高效等，但都是对标西方国家的现代性，遗漏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特色，很容易让人产生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完全以西方为蓝本的错觉。

三是对当前中国国家形态的研究。历经了漫长曲折的现代国家建构历程，当前中国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国家形态呢？任剑涛认为当前中国属于“政党国家”形态，它从“帝制中国”途经“民族国家”转型而来，未来面向“宪制中国”。[9]周志刚从“财政国家”角度分析当前中国国家形态，他认为在财政收入制度和财政支出制度等方面，我国属于“所有权者国家”与“税收国家”的混合形态。[10]这些研究的确揭示了当前中国国家形态的不同面向，但未凸显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这个面向，而“社会主义国家”是当前中国国家形态的根本规定性，忽略这一点，就难以认清当前中国的本质。

其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中国国家建构有一以贯之的主轴，即“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建构，国家建构的目标、国家建构的内容、国家建构的价值以及当前所呈现的国家形态都是这条主轴上的逻辑延伸。只有把握住“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建构主轴，才能理解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中国共产党的特质和社会主义中国的本质。研究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必须注重三个方面内容：一是现代国家的普遍特性；二是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规律；三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我们不应该轻视或忽略第三项。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

“以人民为中心”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理念，这在党的历届领导人的治国理政主张中有深刻体现。毛泽东同志早在1934年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就提出：“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11]“我郑重地向大会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12]邓小平同志的人民思想被江泽民同志精准概括为“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13]。江泽民同志提出：“必须始终把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把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作为我们推进事业的根本工作路线。”[14]胡锦涛同志提出：“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能停留在口号和一般要求上，必须围绕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来落实，努力把经济社会发展长远战略目标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阶段性任务统一起来，把实现人民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结合起来。群众利益无小事。”[15]习近平同志更是多次阐发“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在2017年，他就提出：“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是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利益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16]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讲话中，他又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17]

党之所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是有着深刻的理论渊源和党性联系的。

第一，“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性的深刻阐发。“人民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一种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彰显着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取向。首先，“人民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所持的历史观，即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写到：“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18]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更为简明扼要地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的动力。”[19]其次，“人民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所持的价值观，即主张共产主义的终极价值是实现人的彻底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0]再次，“人民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所持的方法论，即认为要改变“人民主体性”片面发展的局面，需依靠人民自己实现。我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将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性”思想与自身实践相结合，从而形成“群众史观”和“群众路线”，它们构成“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重要理论基础。

第二，“以人民为中心”是对我国传统民本思想精髓的汲取。现代以来西方学人以“东方专制主义”定义传统中国，仿佛“传统中国几千年乃专制黑暗民不聊生”成为盖棺论定。其实不然，传统中国虽行皇权专制，但民本思想底色深厚。如金耀基所言：“中国虽为专制而民气不斩，虽属王权而民多生息。”[21]早在《尚书》中，便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之言，此可视为中国民本思想之源头。经孔孟等大儒阐发论述，民本思想渐成系统，纵贯千年。民本之语于我国传统经典中俯首可拾，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水以载舟，亦可覆舟”“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等。观其精义，我国传统民本思想可以归纳为三条：立君为民、民为国本、政在养民。[22]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民本思想踵事增华，发扬了传统民有、民享等精华，抛弃了民养、民服、民愚等糟粕，补充了民治、民主等现代价值，最终将其统合进“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之中。

第三，“以人民为中心”是我党作为公意型政党、使命型政党的党性所指。政党类型有多种划分方式，如按产生于议会内外可分为“内生型政党”和“外生型政党”，按政治地位可分为“执政党”和“在野党”。但若要理解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的本质差异，需从代表的民意类型和利益类型进行划分。若代表民意的最大公约数，则为“公意型政党”，若代表部分民意，则为“众意型政党”；若谋求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则为“使命型政党”，若唯利益集团马首是瞻，则为“掮客型政党”。一目了然，中国共产党属于“公意型政党”和“使命型政党”，西方资本主义政党属于“众意型政党”和“掮客型政党”，前者以实现人的全面解放为使命，关注人民利益的最大化，具有长远的蓝图规划，而后者以争揽权力为目标，关注选票最大化，进行短期政策投机。这就决定中国共产党所持的立场一定是“人民立场”，“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23]，因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乃是中国共产党党性之所指。

综合而言，我们可以把“以人民为中心”的深刻内涵概括为“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为了人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现代中国建构的初心，“依靠人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现代中国建构的动力，“造福人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现代中国建构的目标。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中国建构的主要内容可分为主权建构、国族建构、民主建构、民生建构等内容，这些建构内容不是对西方现代国家建构方案和路线的“亦步亦趋”，而是紧紧围绕着“以人民为中心”这条主轴展开的，“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的线索在现代中国建构中清晰可见。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主权国家建构

主权是现代国家的必须要素之一，它是指一国对领土边界内的一切人和事务的排他性管辖权。国家拥有主权，就意味着“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和经济自主”[24]。自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叩开中国大门以降，他们利用坚船利炮和条约制度盘剥中国，使中国的主权遭到严重破坏。首先，中国的政治独立受到干扰。外国列强在与中国的多个不平等条约中攫取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租界以及“治外法权”，对中国的司法主权造成严重损害。其次，中国的领土完整受到侵犯。中国香港、澳门、台湾都曾在与列强的不平等条约中被割占，日本侵华战争曾占领中国大片领土。再次，中国的经济自主受到限制。列强强行开辟中国通商口岸、强迫实行协定关税并掠夺巨额赔款，严重破坏中国经济自主权。除了外部的帝国主义侵略之外，国内的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也对广大人民展开残酷的压迫。当时的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处于国家主权被侵犯，人民主权未实现的境地。

正是在中国主权被侵犯的过程中，中国人逐渐从天朝迷梦中清醒，天朝上国思想逐渐退位，主权国家思想取而代之。构建完整的主权中国，避免亡国灭种，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首要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国人民尝试过很多路径，实验过诸多方案。晚清时期，面对列强的侵略，内外交困的清王朝仅仅认识到西方的“坚船利炮”，企图“师夷长技以制夷”，借助西方的先进技术延续自身的封建统治。结果甲午海战将晚清大梦碾为齑粉。甲午战败让中国主权危机加深，也让统治集团认识到制度的落后。于是从维新运动到立宪运动，晚清政府试图扭转颓势，挽救其危亡。但由于封建制度积重难返，清朝在辛亥革命的打击下最终崩溃。国民党接过构建主权中国的艰巨任务，但由于其资产阶级统治的阶级立场，在民族危亡之际还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致使中国主权遭到日本大规模进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斗争使主权中国建构进路焕然一新。首先，中国共产党放下党派之争，为了全体中国人民着想而主动倡导国共合作，一致对外。其次，中国共产党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依靠人民力量进行人民战争，在敌人的后方开辟根据地。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为了人民”，才换来国共两党的精诚团结；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才换来全民抗战的雄心和决心。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之后，中国外部主权威胁得到解除。但内部主权在国民党发动的内战下依然处于分裂状态。最终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标志着中国对外主权的构建完成。经过百年屈辱，中国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成为主权独立的国家。

主权国家的建构不仅要使主权对外独立，还要使主权对内最高。后者即为国家内部的政权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一个百废待兴的基础上进行建构的，政权机构和制度的创设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智慧。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设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充分保障了人们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同时，中国共产党构建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政府体系，为全国各族人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普遍的实行法治，稳定并维护了整个社会秩序。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几十年的政权建构，中国实现了政权稳定、政治有序、人民群众的权利有保障。

(二)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族国家建构

现代国家是民族国家，是nation和state有机结合的政治形式。这里的nation就是国家民族，是取得state这个国家机器的人群组织。民族国家这种政治形式首先出现在西欧，是西欧国家形态演进的产物。[25]它历了西欧王权利用市民阶级力量反抗基督教权和地方势力建立王朝国家，而后资产阶级制造民族主义推翻王朝国家进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样一个历史形成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西欧各国国内的人民充分得到了政治、经济、文化整合，形成了同质性较高的国民共同体——国族。随后，民族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形式扩展至全球，成为现代国际体系的基本行动主体和基本法律单元，北美洲、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等国家纷纷开启民族国家建构历程。因为这些“模仿性民族国家”[26]都是在摆脱宗主国或殖民国钳制的紧迫形势下开展的国族建构，所以历史没有留下充足的时间允许这些国家对国民进行充分的政治、经济、文化整合。这就导致当今大部分国家都是多民族的民族国家，国民由多个文化性的民族组合而成，他们之间的同质性有待进一步建设。

国族不是文化民族自然演化的结果，而是国家建构的产物。我国历来是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在历史交互中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但在晚清时期，西方海洋文明的挑战让古老的中国陷入危机之中。在亡国灭种的紧迫形势下，我国开始了中华民族的建构历程。面对清王朝大厦将倾、国内多民族格局的现实情境，当时中国的知识界对国族建构方案展开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国族究竟指哪个民族。思想论战背后是对政治走向的巨大影响。国民党曾接受西方“一族一国”的思想，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这种主张无疑正中列强肢解中国的下怀。随着国民党对国情认识的深入，后期提出“五族共和”，但仍然以汉族为核心，带有汉族中心主义。直到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这一重大论断，中国的国族观念才步入正确的轨道，最终发展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即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27]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意味着中华民族的建设已经完成，中华民族对国民的凝聚力、整合力需要持续地进行建设。中国共产党以全国各族人民的福祉为出发点，对中华民族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建设。首先，中国共产党通过民族识别，确立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治法律地位，为各民族团结互助奠定前提。其次，中国共产党充分尊重少数民族自治的愿望，结合地域因素和民族因素，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的权利。第三，中国共产党实行帮助性的民族政策，缩小落后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促进共同繁荣。有学者认为我国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建构过多地强调了“多元”的建构，而轻视了“一体”的建构。其实这是中华民族建构的阶段性侧重而已，多元建构属于一体建构的一部分。毕竟，各民族平等、团结是有效构建“一体”的前提。我国的国族构建，革除了民族政治差异、民族等级、民族歧视与压迫。“人民”的政治身份兼容、规范和引领民族身份，使之得以有机聚合并使各族群走向平等、团结、交往交融的关系形态。[28]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民主国家建构

主权国家建构确立现代国家主权对外独立、对外最高；民族国家建构为主权建构了坚实的载体，整合了国民，凝聚了人民合力。但现代国家还需要构建一套符合主权在民的政治运行规则，这套规则就是民主制度。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的组织形式，所要解决的是统治权行使范围的问题，那么，民主—国家则是现代国家的制度体系，所要解决的是现代国家根据什么制度规则来治理国家的问题。[29]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建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逐渐构建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协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党内民主制度等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体系，形成协商民主、全过程民主的民主制度格局。对于中国的民主制度，西方社会竭力污蔑和诋毁。西方国家以自身资产阶级民主为普世价值，认为凡是不符合多党竞争、一人一票普选制、三权分立、宪政的制度安排都不属于民主政治。因此，中国政治形态被西方定义为“威权政治”。其实，西方资产阶级式的民主只是一套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民主程序，给予普通民众的只是选择被谁统治的权利，而一旦统治者上台，民主便黯然退出。在此次爆发的新冠肺炎中，美国选择“资本优先”而不是“人民优先”就暴露出其民主的资本属性，西式民主打上了资本的烙印。

民主的本质是平等公民之间的相互统治，是一套保障主权在民的政治运行规则。民主本身有许多需要克服的弊病。首先，民主有时空限制，纯粹的直接民主只能在小国寡民的条件下才能运行，而在地广人多的大国，直接民主效率太低；其次，民主可能导致情绪压倒理性，产生不理性的决策；再次，民主可能导致暴民政治，剥夺少数人的权利。为了克服民主的这些弊病，人类对民主进行了驯化，用“间接民主”解决民主的效率问题，用“代议制民主”筛除民主的非理性，用“宪政民主”和“自由民主”约束民主产生的权力。中国共产党在建构我国民主国家过程中创造性地吸收了这些人类有益经验，采用了直接民主加间接民主的形式、设置人大代表、推行法治。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还开拓了人类民主的新道路，发展出“协商民主”、“全过程民主”等成熟的制度安排。

我国的协商民主制度运行在不同的层次，从国家层次到基层治理，存在着丰富的协商民主实践。在国家层面，协商民主体现在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安排之中，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政治协商能够充分发挥自身联系各党派、人民团体、社会各界和少数民族群众的优势，有利于促进社会各阶层、团体和党派的有序政治参与；能够最大限度地包容和表达各种利益诉求；能够促进党和国家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能够加强对国家权力运作过程的民主监督。在基层治理当中，我国通过群众自治发展出了多种协商民主形式，如民主恳谈会、村民理事会、乡村论坛等。这些协商民主形式充分吸纳利益相关人进入协商程序，展开平等的对话，达成共识性决策。与西方选举民主的“赢者通吃”相比，我国协商民主更能回应人民的诉求。

我国的民主制度安排还是一种全过程民主，它体现在我国民主的主体、范围和环节三个方面。从民主的主体上说，中国的民主是一切权力来自人民，而且人人都有享有依法行使权力和民主监督的权利。中国的民主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展开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合法权益，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也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有效运行、充满活力的根本所在。从民主的范围上说，中国的民主不仅仅表现在政治选举上，还体现在经济、文化、社会方方面面。中国的民主不仅是政治选举时的民主，还有微观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的民主。从民主的环节上讲，中国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在中国出台任何政策，都要经过反复论证，而且往往还在局部做试验，看看还存在什么问题，群众反应如何，这样才能逐步推开。[30]

(四)以人民为中心的民生国家建构

所谓民生国家，是指以民生利益需要为本原基础、以民生利益满足为动力原因、以民生幸福公平为目的价值、以保障改善民生为重点职能、以民生制度体系为表现形式的民生政治现象和社会国家形态。[31]如果说主权国家建构是为了争得独立和统一，民族国家建构是为了整合国民，民主国家建构是为了保障主权在民，那民生国家建构就是为了保障社会公平。

中国共产党从建国起就着力于解决民生问题。新中国首先面对的是“生存型民生问题”，广大人民在千疮百孔的基础上如何解决生存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第一个巨大考验。通过土地改革，中国共产党解放了农业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总产值迅速上升。通过一化三改，中国共产党建立起基本的工业体系。这两项举措为建国初期解决生存型民生问题提供了根本保障。但由于我国长期积弱积贫，生产水平较低，而且人口众多，所以贫困问题成为中国民生领域的重大问题。从改革开放到2020年，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大规模的、连续性的扶贫行动，走过四个扶贫阶段。1978-1985年的救济式扶贫为第一阶段，该阶段瞄准农村集中的贫困地区，采取“输血式”的资金转移进行扶贫。1986-2000年的开发式扶贫和扶贫攻坚为第二阶段，该阶段瞄准贫困县，扶贫政策、扶贫资金、扶贫项目全部交由县级行政单位来承接和进一步安排。2001-2013年形成的“大扶贫”格局为第三阶段，该阶段瞄准贫困村，以整村推进、劳动力转移培训和产业扶贫三项作为扶贫抓手。2013-2020年的精准扶贫为第四阶段，该阶段针对真正的贫困家庭和人口，通过“对贫困人口有针对性的帮扶，从根本上消除导致贫困的各种因素和障碍，达到可持续脱贫的目标”[32]。经过近几十年的持续减贫行动，到2020年，我国取得“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的伟大胜利。另外，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长期占据我国人口的大部分。因此，对于三农问题的关注和施策是中国共产党构建民生国家的重要举措。从改革开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2006年取消农业税，再到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无不体现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的执政底色。

解决温饱问题后，我国又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型民生问题”。发展不平衡主要指城乡发展不平衡、沿海内地边疆发展不平衡、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不平衡等，发展不充分是指产业结构发展不充分、科学技术水平发展不充分、社会保障体系发展不充分等。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广大人民的普遍诉求，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判断，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围绕这对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多措并举，实施乡村振兴、兴边富民、对口支援、东北振兴等区域性平衡发展战略，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战略，构建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创新发展格局。

2019年，中国人均GDP已经突破一万美元。这意味着中国步入发达国家的关键期和危险期，这段期间非常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发达型民生问题”在我国日渐凸显出来。除了国内经济层面的中等收入陷阱外，我国“发达型民生问题”还受到国外因素的影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维护其霸权利益格局，对中国的和平崛起频频封堵。美国挑起与中国的贸易争端，煽动并联合其他国家插手中国内政，对中国企业和科技进行打压和制裁，这些行动对中国的发展道路设下了重重障碍。面对不平稳的外部环境，中国共产党提出实施一带一路倡议，避免与美国海权对冲；实施国内国外双循环，化解美国的经济打压；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消解美国零和博弈、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话语霸权。可以预见的是，“发达型民生问题”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我党着力的重点，也将成为我国民生国家建设中的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