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 晶

(南昌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2)

宣徽文人多源自汉唐旧家(1)按宣徽地区的行政建置区域在不同历史时期或大或小，或分或合，但其行政区域早在隋时便已基本稳定，包括当时的新安郡、宣城郡,即今江西省婺源县、安徽省黄山市、宣城市、芜湖市、马鞍山市。其自然地理的主体区域则相对更为清晰，即今赣东北丘陵小部、皖东南山区大部以及长江中下游的芜湖平原局部。，文化基质浸润于宣徽古朴儒学(2)按饶龙隼曾首倡宣徽文学群落，此文学群落成员思想植根于新安儒学，即宣徽古朴儒学。此种古朴儒学伴随北方移民南迁进入宣徽地区，在时间上远早于朱子理学，在内涵上也更丰富，并持续释放能量。详见饶龙隼《地域文学群落的层级构造——以元末明初东南各地文学群落为例》，《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3期，第132-140页。。就宣徽家族而言，其既区别于典型北方名族，又区别于新兴南方豪门，故在北方战乱迁徙与南方豪门双重倾轧之下，此地文人深植“致用”观念。这种观念，远绍先秦儒家荀派“隆礼重法”的思想，萌生了南朝程灵洗、隋唐汪华等辈自觉的归附意识，激发了两宋朱松、方岳等辈深沉的家国情怀，也孕育了元末明初朱升、陶安等辈雄健的文章体态。

一、宣徽文学的渊源

宣徽文学的创作传统源远流长，自北学南渐以来就开始蓄积文学资源，最晚在南朝时便出了以休宁程茂、程詧父子为代表的创作主体。其中，程詧颇负时名：

程詧，休宁篁墩人，郢州茂之子。幼能文，以诸生选为司徒左长史，累迁散骑侍郎。大同中，为秘书少监，与柳恽齐名。尝作《东天竺赋》以自况，为时文士所传，忠壮公灵洗其孙也。(3)本文所引刻本、景印本古籍篇目本无标点，均由作者点断，以下不再一一注出。[1]卷八《人物二》

其中“与柳恽齐名”尤为显眼，柳恽出于河东柳氏家族，他不仅官爵清要，而且诗文擅场。南朝文宗沈约在创定“永明体”的过程中，柳氏起过不小的作用，这也间接说明休宁程詧的文学水平，起码是可以比肩当时文坛主流的。

初唐时期，休宁吴少微曾是“北京三绝”之一，其与富嘉谟共同开创的“吴富体”影响深远。中晚唐之间的宣城梅远，邵拙、高元矩、刘处约、刘长卿，当涂张惟俭，泾县许棠、左难当、汪遵，歙县许宣平、吴巩、汪极、王希羽等都是名重一时的诗文能手。与此同时，此期还有大批域外文人或游历或寓居宣徽山水之间，诸如李白、韩愈、来济、柳宗元、白居易、姚合、罗隐、张籍、王建、刘禹锡、杜荀鹤、贾岛等都在此地留下不少鸿篇巨制。所以说，在域内文人与域外文人的共同努力与营造下，宣徽文学起码在唐代就已经迎来了首次规模不小的创作高潮。

此后，南唐休宁查文徽、查元方父子名动一时，歙县舒雅、舒雄兄弟冠绝当朝，足见乱世之中宣徽文脉不绝。延及两宋，宣徽文人大规模走出深山丛谷，或佐命朝堂，或托身文林。如歙县谢泌、俞献可、罗愿，方回等；休宁曹汝弼、凌唐佐、程大昌、程泌、汪萃等；祁门汪伯彦、方岳、程鸣凤等；婺源王汝舟、胡伸、朱熹、许月卿等；绩溪许元、汪襄、胡仔、汪梦斗等；黟县孙抗、汪勃、汪韶、汪义荣等；宣城梅尧臣、周紫芝、詹友端、王相如等。由此可见，两宋之际的宣徽文坛迎来了自唐代以后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创作高峰，此期宣徽文学已经突破了前代以域外文人为主，域内文人为辅的创作格局，本土文人开始领衔区内文学活动，也标志着宣徽文学从此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

元末明初之际，宣徽文坛承前启后，能手辈出，诸如陈栎、朱升、范准、詹同、汪克宽、郑玉、倪士毅、陶安、潘庭坚等都有文集问世，他们的文学实践活动包括文献整理、理论探讨、技巧研习等诸多环节和领域。总体而言，此期宣徽文坛的创作与总结活动异常繁荣，宣徽文人所开展的文学活动与产生的文学现象大致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种类型与方向：其一，文学总集编撰；其二，文学家族崛起；其三，文学聚会蔚兴。(4)按文学总集有婺源汪泽民，宁国张师愚编纂《宛陵群英集》，休宁朱升编纂《类选小诗》等；文学家族有歙县槐堂唐氏，歙县长龄郑氏，绩溪舒氏，宣城贡氏，当涂李氏等；文学聚会则有绩溪舒頔成立诗社，休宁吴渊组织文会等。当然，如上区分并不是绝对的，各类活动之间也有交叉与重合，但毕竟各有侧重，或者说文学实践的指向与目标不尽相同。

要之，元末明初的宣徽文人在前辈先贤的文学思想与实践基础之上继续开拓域内文学面貌。但是，此期文人与前辈文人相比，特别是两宋文人相比，他们要面临的问题似乎更加严峻，主要反映为元末异族文化与动荡时局干扰下文学思想的枯竭和明初君主猜忌与党争倾轧下文学环境的残酷。

二、宣徽文学的观念

元末明初，宣徽文人广受程朱理学吹拂，此区文学观念也大体不出“文以载道”之轨辙。然宣徽古朴儒学自有“通经致用”的强劲质素，所以宣徽文人在吸纳宋儒“文以载道”文学观念基础上，又对“文以载道”相关内涵与外延作了更为细致的挖掘与灵活的阐释。具体而言，宣徽文人此期的文学观念大致可总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以道弘文

元末明初，休宁郑玉曾严厉批评唐宋八大家的作品炫人耳目，实是以文蔽道，终致道障途泥，斯民无闻，罪莫大焉：

孟子既没，学者各以己见为学，文章为道，故韩退之、柳子厚、欧阳永叔、苏子瞻辈咸以此名世。作者既曰：“足以尽斯道之传。”后之尊之者又曰：“是皆所谓传而得其宗者也。”涂天下之耳目，置斯民于无闻见之地。然则道之不明，文章障之也，道之不行，文章尼之也，文章之弊可胜言哉！[2]卷首

晚出的理学泰斗河南二程兄弟，虽有驱魅去邪之功，正本清源之效，然力道刚猛，良莠不辨，似不免又有以道废文之嫌：

宋初，河南程氏兄弟者出，天下号为两程夫子，始知斯道之传不在语言文字之间，而具于吾性分之内，不在虚无高远之际，而行乎日用常行之中，以此穷理，以此明道，以此淑身而传后，以此解惑而觉迷。文章之作遂一废而为无用之物，譬之霪雨初霁，复见天日，而无有魑魅魍魉也。[2]卷首

为此，郑氏认为只有新安朱子主张的文道相济才是接续先儒的正途。他清醒认识到当下文人最棘手的问题是以文蔽道，所以在总结自身的文学创作时，他刻意标举文辞为末，道义为本，这实质上就是主张以道弘文，进而恢复文道合一的传统：

至吾新安朱夫子集诸儒之大成，论道理则必著之文章，作文章则必本于道理，昔之尼者行，障者明矣。信乎有徳之必有言，文章为贯道之器而非虚言之谓也。[2]卷首

郑氏所倡导的这种文学观念得到宣徽文人的广泛呼应与认同，歙县唐桂芳将批评对象进一步上溯，他指摘了包括庄子、两汉、唐宋文学风貌的典型瑕疵，这无疑也是秉持“以道弘文”的有力见证：

《易》虽奇而贵于有法，所以为经。三代而降，庄骚非不奇也而昧于有法；荀扬非不谨也，而失于有严；唐推韩退之奇而且法，柳子厚谨而且严；宋欧阳永叔正则正矣，而近于奇，曾子固谨则谨矣，而近于严。陈腐则不奇，诡怪则不法，放恣则不谨，龌龊则不严，戛戛乎其难矣？所以诐辞、淫辞、邪辞、遁辞而知其所蔽、所陷、所离、所穷，岂特言哉！[3]卷首

包括当涂陶安，他在评述历代诗歌创作时虽比郑、唐二氏稍显宽容，然亦不满前人“文道分离”的情况，唯独标举初唐陈子昂的作品，尤其称赞《感遇》诸诗续接风雅，这其实也是恪守“以道弘文”的典型表现：

余尝评诗，自洙泗删后，汉魏以下，作者迭兴，间有调高意远终未足媲美三代。自感兴诸诗一出，融畅天人，权衡经史，以性命奥学寓于音节韵度中，较之古诗十九首。陈拾遗《感遇》，理致悠深，气格苍古，直可追逐风雅，是又诗之一助也。[4]卷十八《诗盟纪》

“以道弘文”的文学观念在宣徽域内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化表现，即在认识与对待东晋文人陶渊明的身份及作品问题时与众不同。如唐桂芳《渊明图赞》刻画陶渊明为抱道守志之仁者而非高蹈出尘之隐士：

先生傲羲皇而高卧，慕鲁叟以返淳，所谓狂澜之砥柱，衰世之获麟。虽当晋宋之间，水火鼎革，犹得栗里以全身，菊黄九日，柳翠三春，归来乎？归来乎？酒洒头上之巾，所以异世不可复者，尚有于画图之真。[3]卷七

无独有偶，宣徽文人汪克宽对陶渊明亦推崇备至，也认为他是不忘故国，耻事二主的节士真儒，故其在《和陶靖节归去来辞》前序中称：“余幼年读靖节先生此辞，叹其志节高洁，弃爵禄如土芥，盖其耻事刘氏，非止遗荣而已也。”[5]卷二而汪氏在《又和和陶靖节归去来辞》中倾慕与效仿陶渊明儒者风范的心迹则袒露无遗。

元末明初之际，陶渊明多以隐士形象立身士林，时人多以其行藏作为避世，特别是遁世的范本与榜样。故在讨论其诗文时，关注最多的还是山水田园属性。宣徽文人则不然，他们认为陶渊明不以朱紫为贵，出则尽其才，补缀天地，造福苍生；不以布衣为耻，处则养其性，藏锋敛锐，表率乡野。所以，靖节先生既不是懦弱的避世者，也不是狂妄遁世者，而是儒家在乱世中的托命人和代言人。

如果向上溯源，汉末以来，儒风渐微，玄风方炽，数代文人或越名教而任自然，或佞佛老而非孔孟，中原文坛特别是东南文坛的中心区域长期弥漫着浓郁的脱实向虚气息。宣徽地区素与东南中心区域的江浙山水相连，自南朝以来此地声势日隆，但是宣徽文坛却几乎没有受到佛老思潮的太大影响，依然葆有稳定强大的儒家基质，足见此区“以道弘文” 之观念也素来强大。

(二)辨体设文

四库馆臣在著录歙县唐文凤文集时，曾指出唐氏曾严格依照基本的时空标准将平生诗文作了区分与结集。虽然这种诗文分类原则并未涉及文学内在要素，尤其是体性要素，但起码透露出宣徽文人素有自觉的文类观念：

先生著述在乡校者曰《朝阳类稿》；在兴国者曰《政余类稿》，又曰《章贡文稿》；在藩府者曰《进忠类稿》；在洛阳者曰《洛阳文稿》；归田后曰《老学文稿》[6]卷一七零

元末明初之际，关于文学体性问题的思考与探讨，宣徽文人也有过不少发明与创见，他们有意识地厘清体裁、题材、言辞之类的文学内在范畴，他们普遍比较关心诗与文的性质与地位问题。其中，歙县唐氏三代于此都有论述，唐元《艾幼清汝东樵唱诗跋》中说道：“夫诗有别材，本於性情，触物而发，故曰：‘言之精者为文，文之精者诗。’”[7]卷十一唐桂芳《江村诗会跋》中说道：“《传》曰：‘君子以文会友。’未闻诗会之为说也。言之精者为文，文之精者为诗，诗文果可昈而二之乎？”[3]卷七特别是唐文凤在《文会堂记》中说道：

夫在天之文，日月星辰也；在地之文，山川草木也；在人之文，礼乐刑政也；贯三才而不息，亘万古而不穷，弥纶乎宇宙，炳耀乎古今。文之与道，三极并存远矣，故曰：“言之不文，何以行远。”是以人心之精微，动而宣於言，言之精者为文，文之精者为诗。夫六经载道之文，其理醇而正；诸子翊道之文，其理驳而杂。[8]卷七

唐氏三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认同“言之精者为文，文之精者诗”。由此可知，“文”的实质是精言，“诗”的实质就是精文，“文”与“诗”地位则是“文”在“诗”前，而它们共同的素材来源是“言”，共同的创作典范是“经”，共同的体性特征是“精”。至于“文”与“诗”的区别，婺源程文在《蚊雷小稿序》中有过交待：“意之所发，声亦随之，有韵语者强名曰诗，似章句者遂称为文。”[9]卷五由此可见，程氏仍是遵循六朝刘勰“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的标准。

概言之，宣徽文人虽认为诗文殊体，但也强调诗文同源。诗文殊体则要求辨体而设，诗文同源则要求惟道是宗，故他们所恪守的诗文体性准则大致可以总结为：依道不依人，依体不依语，依识不依学，依正不依偏。正是此种道义有所本，体性有所宗，言辞有所通的诗文体性指导之下，乱世之中身在山谷的歙县郑玉依然从容道出了宣徽文人普遍的文学自信：

余年十数岁时，昧未有知识，于前言往行无所择，独闻人诵朱子之言，则疑其出于吾口也，闻人言朱子之道，则疑其发于吾心也，好之既深，为之益力，不惟道理宗焉。而文章亦于是乎取正，久而浸熟，不知我之学古人，而疑古人之类我也。人有笑而问者曰：“文章宗韩柳，道理宗朱程，此万世一论也，子之为学不亦谬乎？”余曰：“道外无文，外圣贤之道而为文，非吾所谓文。文外无道，外六经之文而求道，非吾所谓道。吾于朱子折衷焉。”[2]卷首

细论之，以文体而言，文大诗小；以文意而言，文显诗隐；以文境而言，文远诗近。相较古文而言，诗歌已是变体，在未能谙熟古文风神的情况下，诗歌的体性并不容易窥测与把握，甚至容易走向困境，乃至歧途。故唐元曾说：“昔人有言：‘读书万卷而不用於诗’畏其义博而辞溢也。”[7]卷十一《艾幼清汝东樵唱诗跋》包括朱同也曾说：“诗之为教与政通，夫言之精者为文，文之精者为诗。甚矣！诗之未易言也。”[10]卷四《送副使丁士温赴召诗序》

鉴于此，宣徽文人特别审慎对待诗的价值与功用，此举则暗含有尽力弥合后世诗文隔阂的主张，包括推崇“以文为诗”的行动策略。故在吸收诗文同源殊体观念的基础上，特别是体察到文昧诗滥的文坛现状下，宣徽文人格外关注诗歌的体性问题。这种关注有诸多表现：其一，溯源诗统。如舒頔《夏守谦诗集序》中认为世人学诗、作诗实有取法偏差，宗旨暗昧之积弊：

诗始於三百十一篇，孔子删而正之，所以示政教，观民风，世降俗逾，去古益远，而诗之义不明。世之学诗者，以组织为工，以绮丽为美，相矜竒尚异，而诗之意益昧。[11]卷二

其二，指摘诗法。如舒頔《群英诗会序》中甚至认为宋诗尤不足称，唯有元诗尚可革新鼎故，他也鲜明指出诗义有六，诗格有四，诗病有六，诗法有二，俨然是大家器识：

诗之不兴也久矣！自三百篇以下，汉魏李唐诸大家各以诗鸣，时迨夫宋，其声寖微，及我元之兴也，其音大而跨乎汉而超乎魏，轶乎李唐之上，猗欤盛哉……然而诗之义有六：比、兴、赋、风、雅、颂是已；诗之格有四：清、奇、古、怪是已，此举其大略耳。予谓诗之病亦有六：涩、晦、俗、陋、浅、腐是已；而诗之要有二：圆活、工致是已。噫！诗岂易言哉？舍是数者而欲组织为工，雕琢为奇，吾未见其可也。[11]卷二

其三，评点诗体。如舒頔《时贤咏物诗序》中认为咏物诗是所有诗体中最难把握的题材，故其自然也是世人认诗、品诗、学诗、作诗的不二法门：

作诗固难，咏物为尤难，意贵乎含蓄，事贵乎隐括妥贴，迨乎不蹈袭、不尘俗、不堆积斯为善矣。而又欲句圆而意新，格高而语壮，如斯数者可与言诗矣，然非才兼识备，气局过人者，莫能造此。[11]卷二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诗文体性，特别是诗歌体性问题，宣徽文人普遍有所发明，但集大成者当推休宁朱升，他选编的《类选五言小诗》收录了汉魏晚唐以来诸家五言诗三百余首。虽然是书本为教习乡间小童而作，但朱氏细致地以风格为统摄，汇合题材、体裁、作者、年代之类要素将全编划分为三十八类，足见朱氏有着强烈的述体辨貌意识：

玄黟戈摄提格，夏暑异甚，仆居山阁，目益昏，不得读素习，乃取五言四句古诗，迄于晚唐得三百余首，类次之以授群童。为类凡三十有八：一曰直致。诗以此为忌，而亦以此为难，序情写景而无事乎排比、纽捻、盘折、组绘之工，所谓净洗脚面而斗好者也；二曰情义。伦纪者，民之彝也。三曰工致。诗老所独，继响寡闻焉。四曰清新。则亦不易得者也。自是而下，曰高远、曰富丽、曰艳冶、曰凄凉、曰衰暮、由所接不同。曰旷达、曰豪放、曰俊逸、曰清润、曰沉着，则又系乎其人矣。边塞也、宫闺也、客旅也，发乎其情有非常者，是以离别悲愁，思乡感旧之作出焉。至于怀想寄赠，则尽乎人；慨叹消遣，则尽乎已；讽谏而不讦，颂美而不谀，嘲戏而不谑，皆所谓民之性而先王之泽者。此外有怀古咏史之吟，景物风土之述，时事之纪，与夫乐府之旧章，风人之古体，或有设为问答者，或以一句两句之佳而传者，以至女流灵异之作，亦附见焉。[12]卷三《类选五言小诗序》

更为关键的是，休宁朱升深还深谙诗体演变之道，故相当推崇五言绝句的地位与作用。因为五言绝句介于古体、近体之间，句式上颇类古体，韵律上多从近格，当是因袭古意，熔铸今声的最佳媒介：

先儒谓：“人声之精者为言，言之精者为文。”而又有曰：“文之精者为诗。”夫自三百篇之后变而为词赋，又变而为歌行、长律，流衍极矣。则五言绝句者，诗之尤精者乎。才多者敛束于此，固汗血千里之折旋蚁封也。始学者之从事于此，非江源之滥觞乎！[12]卷三《类选五言小诗序》

与此同时，朱升还特意标举了乡先生曹公亲传的“字少语直”的创作要求。此种授诗之法，以少言为橹，以直致为舟，乘波入海，石激风荡，形感神悟，汪洋恣肆，实是初学者以小见大，登堂入室的不二法门：

乡先生曹公教人下笔之初，以字少语直为事，其言曰：“直说则意易见，字少则病不多。”仆编小诗，以直致之体先之，实本乎此。夫泉之始达，直流而巳，其出渐远，众流合焉。矶而激、风而波，盛大流行而千态万状，非泉之固欲如是也。[12]卷三《类选五言小诗序》

要之，元末明初的宣徽文人普遍留心诗文之辨，格外关注诗的体性问题。关于诗文的体裁、题材、言辞、意境等问题，他们或多或少，或浅或深都有自己的见解，此种集体有意识的频繁标举与深入探讨主要是为了回应文坛时弊，包括澄清文坛积弊。因为宣徽文人虽多身在万山丛谷之中，心处功名事业之间，但是他们对于文坛的关注与跟踪并没有丝毫减弱与停止。如明代中期休宁程敏政就曾生动地记录了本土文人对当代文坛的跟进与研习情况：

此卷自虞文靖公伯生，汪文节公叔志，达忠介公兼善，状元陈公祖仁而下，率皆知名之士。诗中称杨公志行乃翰林待制杨刚中，其子翮，字文举，以文名，尝主休宁簿，故吾郡之人多从之游。鲍伯原，歙人，名深，仕为紫阳书院山长；程文，婺源人，号黟南生，字以文，仕为礼部员外，虞揭亟称其文；汪克宽，祁门人，字仲裕，号环谷，有《春秋纂疏》传学者，皆吾郡一时宿儒；朱徳润，吴人，字泽民，有文集行世；徐舫，严州人，字方舟，以诗鸣，宋潜溪铭其墓；他如张公纯仁，端木公孝思，皆尝仕于吾郡，风流文雅，谈者尚之。[13]卷三十六《题宗老学可所藏元人卷后》

(三)力学实文

休宁赵汸十分推崇歙县先贤南宋罗愿的文章，他认为罗氏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在于他不仅能做到遍取古人，而且能做到反求诸己。实际上，赵氏所推崇标举的这种路径就是由“博学”走向“力学”：

公之为学，自三代制作、名物、帝王经世之迹，古今治忽之变；下逮草木虫鱼之隐赜，博考精思，靡不淹贯，起欧阳、王、曾氏上接汉秦，求其合作而斟酌剂量之。故其为文，质厚中正而节度谨严，本人伦，该物理，关世教，而未有无所为而为者，使天假之年，恢廓光大，见诸设施，议论风旨自本朝而达天下，则韩欧诸子所以弥纶昭代者，赫然复见于当时，夫岂至于散落，仅存如今所传而已。[14]卷五《书罗鄂州小集目录后》

赵氏所标举的“力学”侧重“习古”层面，宣徽文人所推崇的“力学”尚有“体今”层面。所谓“体今”就是要察世情陵谷，观风物仪态，这种“体今”多表现为推崇“游学”，所以陶安《送黄尚明序中》中说道：

凡邃于学而丰于文，必以极致为归宿之地，所由得者有二焉，沉潜乎幽寂以畜其才也，经渉乎广远以充其气也。方其阖户深居，稽经绎传，隽嚼六艺，罗络百家，灯钞曙阅，手不辍披，口不绝诵，固能沉潜乎幽寂矣！然而天地之高广也，川岳之雄奇也，南北疆域之大也，远近文物之至美而繁也，非寡交罕出者，所能悉知而遍睹。于是行四方则视于目者非其所常见，听于耳者非其所常闻，贤可尊而师也，善可亲而友也，经渉既久，其气有不充矣乎！[4]卷十四

包括沈性在《玩斋集》序言中提到宣城贡师泰游学的经历，也正是这种游学背景下的力学储才活动助力贡氏接力前贤，称雄文林：

先生之父文靖侯，在皇庆延祐间以文学遭际，与虞、揭、袁、马诸公颉颃上下。先生夙承家学，而又尝亲炙诸公，且及游草庐先生之门，故其学渊源深而培植厚，涂辙正而条理明。其见之著述，气味肖诸贤，言语妙天下，黝黝乎其幽，悠悠乎其长，煜煜乎其光，有虞之宏而雄健不减于马，有揭之莹而清俊则类于袁，其于理趣尤俨然吴氏之尸祝也。故当时评，先生之文者列之于六大家之次，序其诗者亦谓可与《道园学古录》并观，皆非虚语矣。[15]卷首

概言之，宣徽文人在总结过往文坛习气和体察当世文坛时弊基础上，分别提出了三种重要的文学观念：“以道弘文”“辨体设文”“力学实文”。这三种文学观念并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其中“以道弘文”是主体，“辨体设文”和“力学实文”为两翼，三者共同构成了宣徽文学内在的规定性与外在的创造性。

此种文学规定性与创造性反映在文学实践领域有两个最简练朴实的表述：其一，观风。大致指的是文学应该体察一地古往今来的风土人情，吟诵之间见民众性情，即江逊《徽风序》序中提到的：“其为诗也，古无所考，隋唐而下或见编集，或传记诵，去天衢又在数千里之外，乌保其久而不遗乎？此《徽风》之所以辑也。辞赋为风雅之变，俚语出性情之真，故并搜之以其时，为先后之次，观风者庶有采焉。”[1]卷十一《词翰一》其二，达意。大致指的是文学应该汇通古往今来文体风神，吟咏之间见前贤手笔，即陶安《姚江类抄类引》中提到的：“但平昔之作不得已而应酬，为性疏慵，多不留稿。近岁诸生追求散漫之文，得序、记、铭、诗、杂著，帚次成卷，题曰《辞达类钞》，谓能达意而已。”[4]卷十六

三、宣徽文学的影响

元末时期，社会动荡，人心扰乱，文学消歇。清儒全祖望认为有元一代，学术可勉强续命，但也毕竟举步维艰：“有元立国，无可称者，惟学术尚未替，上虽贱之，下自趋之，是则濂、洛之沾溉者宏也。”[16]卷首《序录》所以论及雕虚镂空之文学，即便是蔚行的“铁崖体”也饱受绮靡诡谲之讥，根本无法领袖文林。

时至明初，百废待兴，太祖皇帝虽留心文治，然武事间起，君臣有隙，文学之事旋进旋退，故明人遂亦有“国初无诗”之叹。此后，明人唐子元曾力非此说，虽然其论颇为牵强，但唐氏文中提到的高季迪、袁景文、林子羽、刘子高、孙炎、孙蕡、黄玄之、杨孟载诸文人的情况，却间接指明了明初文学以地域划分的格局：

论本朝之诗，洪武初高季迪、袁景文一变元风，首开大雅，卓乎冠矣！二公而下，又有林子羽、刘子高、孙炎、孙蕡、黄玄之、杨孟载辈羽翼之。近日好高论者曰：“沿习元体”,其失也瞽。又曰：“国初无诗”,其失也聋。一代之文，曷可诬哉？[17]卷五十四《胡唐论诗》

当世学人在涉及元末明初文学问题时亦多发明唐氏深意，如饶龙隼先生早年在《明初诗文走向》文中曾精要地指出元末之际国家文化重心滞留东南，依次标举此区吴中、浙东、闽中、岭南、江西五地文学群落，此五地文学群落实已囊括当时文坛的中坚力量，他们之间的互动最终汇成了明初诗文开篇的前奏。(5)详参饶龙隼《明初诗文的走向》,《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2期，第44-45页。然此五地文人群落之结构、功用、地位并不完全相同，也并不能完全囊括东南文坛的所有成员，故饶龙隼先生在后期所撰《地域文学群落的层级构造——以元末明初东南各地文学群落为例》文中运用层级构造理论进一步梳理东南文坛，其中最显著的地方就是增选了“宣徽文学群落”，惜饶先生限于时间和精力未就宣徽文人群体的衍变情况作过多阐述，但发明之力甚大(6)详参饶龙隼《地域文学群落的层级构造——以元末明初东南各地文学群落为例》，《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3期，第132-140页。。

元末明初之际，宣徽文人对文坛直接或间接施加的影响，大致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其一，元末文风的拨乱。其二，明初文风的调适。具体而言，宣徽文人对于元末文风的拨乱是间接影响，因为他们大多寓居乡野，无意仕进，虽然是在研治儒学之余留心文学，也取得了较高的文学成就。如宣城贡师泰所作：“去年黄河决，高陆为平川。今年黄河决，长堤没深渊。油浪近翻雪，洪涛远舂天。语酒浑疆界，浩浩襄市廛……”[15]卷一《河决》如绩溪舒頔所作：“二月初七日，压天风雨急。仆夫问讯回，苗民水涡集。仓卒戒行李，二三竞奔入。天寒泥涂滑，出尸出不得。或牵牛数头，或缚鸡数只。长枪插檐高，短剑耀白日……”[11]卷五《为苗民所苦歌》它们都是体性高阔的宏篇巨制，洋洋洒洒地记述乱世之中常见的苦厄，他们也都有意识地在乱世之中，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相互观照，以文存史，但毕竟只是蕴含有私人写作走向公共写作的冲动，还远还不足以左右文风。

虽然宣徽文人这种突破写作空间的冲动无法涤荡文风，但是其功用亦不可忽视，他们显著的成绩就是保留了儒家文脉所蕴蓄的温柔敦厚风貌。如歙县唐桂芳所作：“十年奔走厌羁栖，书剑无成恨转迷。独立晚风家万里，隔江烟树是淮西。”[3]卷四《遣怀》包括郑玉所作：“照人沙际晚霞明，独上师山杖屦轻。夜后朋从如雨至，坐中议论欲风生。比来从有登临兴，老去那堪力役征。为问嫦娥天上事，银河风浪几时清。”[2]卷首《庚寅中秋诸生载酒过师山邀余赏月皆有诗因次韵》这些作品无不是清贫之中见豁达之心，穷通之间有萧疏之貌，伤感之下立俊逸之风，徘徊之际显清丽之气。

相较而言，浙东文人的诗文水平不亚于甚至在细节处理上优于宣徽文人，但是他们的乱世文学当中所表现出来的感情往往是悲愤压抑，所表现出来的状态往往是进退维谷。他们或是感叹贤人失路，心灰意冷：“帝乡非不乐，他适岂所愿。平生抱区区，期结明主眷。低徊出都门，顾网情恋恋。出处有素期，离合足深叹。”[18]卷一《至正庚寅二月十六日同韩秀才发都门南归并怀陈检讨》或是自命清高，目空一切：“予岂若小丈夫乎?长往山林而不返乎?未有用我者尔，苟用我，我岂不能平治天下乎？”[19]卷五十一《龙门子凝道记上》或是离群索居，自怨自艾：“我发种种兮，飒如其稀。我心怅怅兮，忽若有遗。过吾不能改兮，德吾不能知。往者不可悔兮，来者不可期。进无益于世兮，退将安归？呜呼已矣兮，吾宁不悲。”[20]卷九《九叹九首》或是孤僻多疑，患得患失：“昨宵郡斋宿，今旦赴行舟。官程不敢违，可使须臾留……厚禄不虚授，高才将见牧。如何独多念，去去怀百忧。”[21]卷二《别宋潜溪》

要之，乱世之中，浙东文人深陷战战兢兢，若即若离之状态无法自拔，故他们的创作实际上已经严重偏离了儒家文论所提倡的“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甚至直接摒弃温柔敦厚的“美刺”之途，直接转向了狂桀难驯的“怨尤”之路。宣徽文人的情况则不同，他们的乱世诗文长期恪守儒家文论所提倡的“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基调，故其作品往往在悲伤之中生出节制，落魄之间长出精神，走的是中正平和之路，高明地处理“文”与“道”相通相融的问题。

至于宣徽文人对于明初文风的调适，四库馆臣在著录宣徽文人作品时，很早就注意到绩溪舒頔在文学实践当中有抱志旧朝与颂美新朝共生并存的情况。这实际上表明舒氏在入明之际就已经展开文风调适与更新，而舒氏文风的前后变化也得到了后世的许可与谅解：

卷首有頔自序及自作小传，均以陶潜自比，而其文乃多颂明功徳。盖元纲失驭，海水群飞，有徳者兴人归天，与原无所容，其怨尤特，遗老孤臣义存故主，自抱其臣区区之志耳。頔不忘旧国之恩，为出处之正，不掩新朝之美，亦是非之公，固未可与剧秦美新一例而论矣。[6]卷一六八

平心而论，绩溪舒頔在明初的政治地位并不高，所以他只是透露出宣徽文人文风调适与更新的消息。真正有力推动与建设朱明王朝太平文学景象与气势的还是从龙定鼎，翊运新朝的宣徽文人，包括陶安、朱升、詹同，以及他们的后一代文人诸如朱同、程通等。其中又以陶安、朱升的文学实践最为典型，也最为得力。以太平文人陶安为例，其很早就是翰林院的正印学士：

吴元年始置翰林院，开礼乐二局，首召安为学士，凡制度仪章悉安草创……洪武元年，修大明律令成，为总裁官，上亲制春帖褒之，帖曰：“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22]卷四《翰林学士封姑孰郡公陶安》

太平文人陶安作为未来新朝文坛的领军人物，也很早就开始了新兴王朝文学景象的示范与推动工作，因此陶氏的不少作品偏向势吞河山，气干云霄的风貌：

遭文眀之盛世兮，流声教以弥幅。员辟虎闱於璧水兮，示彝伦之所先。校庠布乎郡邑兮，咸在庙而清蠲。巍乎大成之礼殿兮，严报本於文宣……[4]卷十《大成殿赋》

此赋采用汉大赋体制，洋洋洒洒近千言精心绘制了大成殿雄伟峥嵘、高贵典雅之宏大气质，同时又深刻阐明了大成殿翊圣卫道，辅运昌邦之重要功用。全篇不仅充分展示了朱明王朝上下协力，万象更新的和谐景象，而且标举了开国君主兴利除弊，统驭四海的帝王气象。

陶安所作《大明铙歌鼓吹曲》亦是图画帝王文治武功的上乘之作，其在序文中交待了详细的创作背景、意图和体制：

自古帝王之兴，必有著述以纪其盛。若唐臣刘宗元作《铙歌鼓吹曲》所以载祖宗之功，能是已肆。惟我圣皇兴自畎亩，务行王道，不十年遂有天下，丰功伟烈博侔天地。臣安忝侍从，亲睹大战於彭蠡湖，虽鬼神莫测其机，爰剿叛孽全师而归，其后命将出师往无不克。臣不文，然以笔砚是职，谨用宗元所名而弗遵其制，总为三阕：曰出师；曰奏捷；曰凯旋，俾兵旅，歌以为容，且伸其意，所以称颂功德之盛於无穷尔。[4]卷十《大明铙歌鼔吹曲》

其中《出师》篇采用乐府形式描绘了开国君臣，效命将士，披坚执锐，舍生忘死，止乱安民的大义举动与英雄气概，气势磅礴，风雨扑面：

皇天眷有德，圣君起临濠。定鼎向建业，夷夏胥来朝。蠢哉尔丑！犹负固蚁聚，鸱张敢侵侮。圣虑忧及民，雷霆赫斯怒，爰整师旅江之东，戎衣一著亲。元戎威势雄，爪牙奋勇武，铁贯千艨艟，结阵两战酣，海涛沸天风，六时不解，屠戮莫可算，鄱阳湘水皆凝红。俄飞一流矢，酋首先殪凶，千古奇遇成神功，天讨有罪繇，天衷左纛从此还。当廷命将帅，桓桓诸虎臣，分符出讨罪，平吴定浙及闽中，陕关鲁蜀，威无外肃。天兵尘不惊，长驱抵燕城，望风披靡如拉朽，一扫海宇腥膻清，王道荡荡邦家宁，从此天下，万年歌太平。[4]卷十《大明铙歌鼔吹曲》

所余《奏捷》《凯旋》二篇，一则述战无不胜之功绩，一则颂得胜还朝之景象，无不是立足于颂美与绘制新朝君臣戮力同心。《大明铙歌鼓吹曲》庄重热情地讴歌了吊民伐罪，定国安邦之帝王风神，继往开来，万象更新的帝国远景。

在陶集中，其志在革除元末纤细织造，气弱格卑之文风，倡举新朝雅健温厚，格高气远的作品还有不少。诸如《重登凤凰台献歌奉进时岁丙午剪除群凶殆尽喜而有作》《应制次韵石城秦淮二首》《大成乐赋》《姑孰阅武记》《驿户余粮应役记》《瑞麦记》《监郡沙卜珠岱公招安记》等，所写所记囊括了帝王将相，旧臣遗老，乡夫村妇等社会群体，辅运家国，同享太平之努力，海清河晏，颂美新君之期盼。

诚然，太平陶安的功绩远非文学成就可以限量，实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治国栋梁，经国之才。但是，陶氏作为朱明王朝第一批馆阁文臣，其在文学观念与行动上都有标举新朝盛大文学气象的前导与示范之功。遗憾的是，陶安英年早逝，尽管他有心缔造新兴帝国的宏伟文学景象，然人世难居，而他在文学上的未竟之功续命于另外一位重要宣徽文人休宁朱升。与陶安仕途经历相仿，朱升也是朱明王朝重要的馆阁文臣之一：

凡礼乐征伐，典章文物，多所赞画。吴元年丁未，拜侍读学士、中顺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上亲制诰词有曰：“眷我同宗之老，实为耆哲之英”无何乃陟为本院学士，特免其朝谒，以优礼之。[22]卷四《翰林学士朱升》

朱明立国之后，太祖朱元璋有意效仿汉唐故例，广施恩宠，大封群臣。皇家封爵拜官，素来庄重隆盛，朝廷封赠之际通常要选拔一员或数员资历与文才俱佳的重臣拟制诰书，以示从龙功勋与浩荡皇恩。明初，在为数不多的诰书拟定群当中，休宁朱升又是极为重要的成员。据目今可见的朱集收录情况来看，朱升直接或间接为新兴王朝功勋拟制的恩赏诰书为不在少数，而且这部分功勋的地位与权力基本都是群臣项背。试看朱升为文臣领袖李善长和武将楷模徐达所拟的文章：

中书左丞相李善长，柱石良材，国家宿望。曩于举义之始，即推佐命之诚，军幕奇谋，鼓舞风云。于淮甸省垣综理，收藏图籍。于京师出入戴星，精诚贯日。礼乐刑政，悉总其纲维，钱谷甲兵，必经于筹划。[12]卷一《中书左臣相李善长兼太子少师封宣国公诰》

中书右丞相徐达，刚资英杰，远量深雄。岩岩山岳之崇，矫矫虎貔之猛。从余起兵于濠上，先存捧日之心；逮兹定鼎于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气冠万人而无敌，拔帜摧城。威行四境以推恩，抚民安堵。牙旗指顾，淮海风清；雷皷铿鍧，湖湘率服；西连巴蜀，东际溟洋。有征则总水陆之军戎，所向则收郡邑之图籍。削平二强国，古之名将何以加？[12]卷一《中书右臣相徐达兼太子少傅封信国公诰》

从行文来看，朱升述文臣之功则偏重于反映其运筹帷幄、斡旋乾坤之韬略，以及披星戴月、鞠躬尽瘁诚意；其表武将之功则偏重于反映其披肝沥胆、攻城拔寨之奋勇，以及身先士卒、舍生忘死之忠心。原本文武殊途，功绩各表，然而李徐二人本是淮西故人、从龙旧部，朱氏特意标举他们早年与君主荣辱与共、肝胆相照之经历，这就为二者找到契合点与平衡处，这种做法无疑又是公允而高明的。

与李徐相校而言，朱升为浙东文人刘基撰写的诰词则有所不同，其记文臣刘氏之功时侧重于反映其学贯古今，誉满天下，以及审时度势、顺势而为的睿智。此种评价与从龙旧部中的文臣相比，其地位与功绩明显稍低：

刘基学贯天人，资兼文武，少壮之年，策名科甲，扰攘之际，控驭一方。逮从朕游，首陈远略，为邦之本末，用武之后先，尔能言之，朕能审而用之。[12]卷一《太史令刘基诰》

此种措辞实质上是君主授意之下，朱氏审慎考量过后所体现出的文章面貌，其不仅维护与肯定了浙东文人群体的尊严与功绩，似也暗含有调停浙东、淮西之争的努力。

休宁朱升还写过《中书平章常遇春兼太子少保封鄂国公诰》《浙江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朱文忠诰》《御史大夫兼太子谕德邓愈诰》《翰林院学士陶安诰》《下邳守御千户杨春诰》等一系列重量级诰书。概言之，朱氏诰文风格典雅朴实，其既力求遵循古法成规，立意高远，遣词考究；又善于熔铸圣心时事，条理清晰、体式简练。所以，朱氏写从龙元勋，则功显；写皇亲国戚，则身贵；写前朝旧臣，则心诚；写地方干吏，则能胜。而群臣种种功劳又统归为实心效命之因，群臣种种荣耀又统归为皇恩浩荡之果，这无疑从容有力地营造了君臣相宜，共沐太平的效果。

此外，明太祖朱元璋虽然文化水平不高，文学水平有限，但是为了亲近文臣，偶也有君臣唱和活动。客观来说，此类唱和诗文普遍成就较低，但是宣徽文人的唱和诗文却常常能做到应命与艺术的统一。如休宁朱同之作：

岳阳楼前秋风起，碧波夜凉秋在水，纤云卷尽四望遥，一色澄清几千里。烂烂银盘海上来，金光荡漾镜中开。洞箫依微碧烟外，应有羽客凌风回。[10]卷二《应制作潇湘八景》

要之，以明初宣徽文认而言，无论他们身为朝廷官员所作庙堂之文，还是乡野俊秀所作山林之文都先后进行了文风调适与更新。这种调适与更新以颂美新朝，表彰时政为前导，进而为元末纤弱文风注入雅健雄浑的质素，涂抹太平安乐的色调。

更为可贵的是，宣徽文人应是意识到了歌功颂德，特别是君臣唱和诗文的流布和泛滥，其危害与弊端在于因因相习，直至逢迎邀宠。所以，他们文集当中此类文章的数量不多。而在处理这种时政时人主题时，宣徽文人一般选择古体散文作为载体，如赋、乐府、诰、记、引、赞之类，而极少选择今体诗歌进行书写，因为他们素有强烈的文比诗远，甚至文比诗优的文学意识：

作文固难，古文尤难，不效古，虽工无益于道。文所以载道，志于斯道，斯其所以为难。汉之时司马迁、扬雄、班固、刘向皆擅古文，体制高，辞气益充然者也。至唐韩柳文体三变，以去古未远，故其气浑然。迨夫宋，理学而明，文不逮古多矣，此又关乎气数然也。[11]卷三《跋白云文集后》

关于明初文学面貌的形成，学界一般认为彻底摆脱元末卑弱习气，再造帝国雍容气象的始于永乐一朝，其标志性事件就是主要由江西文人群体成员创作与定型的“台阁体”风行。关于此点，当世学者饶龙隼曾有精要发明，其指出元末明初之际，几代江西文人包括刘崧、杨士奇、杨荣、杨溥等深受地方儒学，特别是西昌儒学雅正观念影响，他们在位列公卿，执掌文坛之后将地方文学中的雅正观念注入明初文业，进而突破馆阁文学与山林文学界限，突破庙堂文学与地方文学界限，包括突破公共写作与私人写作界限，这种认识无疑是深刻而有力的(7)详见饶龙隼《接引地方文学的生机活力——西昌雅正文学的生长历程》，《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第60-80页。。

只是，笔者认为明初之际江西文人群体能够入主文坛，包括成功领衔盛大的帝国文业，其内因固然是其浸染的地方儒学生发出的雅正文学观念源源不断在注入资源与能量，而其外因则是得益于明初高压政治态势强行挤压出的文坛“空隙”：

当是时，诗名家者，无过刘诚意伯温、高太史季迪、袁侍御可师。刘虽以筹策佐命，然为谗邪所间，主恩几不终，又中胡惟庸之毒以死。高太史辞迁命归，教授诸生，以草魏守观《上梁文》腰斩。袁可师为御史，以解懿文太子忤旨，伪为疯癫，备极艰苦，数年而后得老死。文名家者，无过宋学士景濂、王待制子充。景濂致仕后，以孙慎诖误，一子一孙大辟，流窜蜀道而死。子充出使云南，为元孽所杀，归骨无地。呜呼！士生于斯，亦不幸哉！[23]卷六

明初政难之中，文坛主力浙东文人群体与吴中文人群体的领军人物几乎无人幸免，全军覆没，故而当时文坛本就萧条枯寂，只剩下宣徽文人群体中的少数当朝官员仍深得君主倚重与信任。但是，宣徽文人素来又并不以文学事业自期，且本有止乱安民，功成身退之念，所以他们只是针对元末明初文风稍加拨乱与调适，而这种拨乱与调适举动亦根源于宣徽古朴儒学深植的“致用”观念。

在这种儒学观念的指导下，元末明初的宣徽文坛呈现出质朴温和的整体风貌。尤为可称的是，宣徽文人为救治文坛时弊与积习，多以古文作为载体，植入了雄健一路，而后续的江西文人群体为融洽文坛布局与气象，多以诗歌为载体，再植入雅正一途。应该说，正是这种前后相继的救治与改造，才终成大明帝国平和雍容，雄健雅正的盛大文业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