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善花，何 雯

(大连大学 历史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大致从16世纪开始至19世纪90年代，东北亚海洋秩序随着区域历史、国际秩序以及世界海洋格局的演进，经历了重大的变迁，即从以中国为主导的中心与周边完全成员国、非完全成员国之间的一元垂直等级制秩序，向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与欧美列强对峙的二元均势格局的转型。在东北亚海洋秩序发生变迁的动态过程中，日本对朝鲜的话语体系构建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海洋秩序变迁对陆海国家的冲击与影响，也蕴含着在东西方国际秩序既相互抵牾又彼此关联的动态发展过程中，日本对自身定位的变化及与国际秩序关系的认识与实践。近代日本构建对朝鲜的话语体系，是日本意欲在东亚传统宗藩体系与近代西欧国际体系碰撞之际，排斥中国对朝鲜的传统影响，建立自己在朝鲜的排他性优势地位，使得朝鲜的未来朝着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并最终使朝鲜沦为自己殖民地的一系列举措。以东北亚海洋秩序变迁为视角，研究日本构建对朝鲜的话语体系，涉及日本在东北亚海洋秩序变迁的历史背景下，对陆海地缘环境的认识及其战略,对朝鲜的定位、政策以及中日朝三国之间的双边、三边关系等诸多研究领域。国内外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本文拟就学术界的研究状况进行综述，探讨学界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以及有待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一、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

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不仅涉猎范围宏阔，而且在研究范式上也出现了新的突破，在研究方法上除运用传统实证史学、比较史学外，还多运用现代化理论、地缘政治理论等相关理论进行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关中日朝关系史的研究

国内学界对中日关系的研究较为系统，研究成果颇丰。汪向荣的《古代中日关系史话》利用当时国内外研究成果和最新发现的资料，探讨了古代中日两国交往中较为重要的一些问题，其中对白村江战役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在传统东北亚国际秩序中，中日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及东北亚国家间传统话语体系的特征。汪向荣、汪皓的《中世纪的中日关系》对忽必烈两次东征日本、倭寇以及抗倭援朝等问题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在东北亚传统海洋秩序时期中日两国对既存海洋秩序的认识及其互动。孙乃民主编的《中日关系史》以通史性眼光对中日几千年的交往史进行了全面梳理。王晓秋的《近代中日启示录》和《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对近代中日间的相互认识、相互影响的深入研究，对了解近代日本中国观的变迁，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对朝鲜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朝(韩)关系史方面的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既已展开，1951年出版的周一良《中朝人民的友谊关系与文化交流》和张政烺《五千年来中朝友好关系》，可谓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研究中朝关系史的开山之作。虽然书的篇幅有限，内容上更凸显与当时国际政治需要的契合，但仍不失为我们了解源远流长的中朝关系史的参考文献。20世纪90年代陆续出版的蒋非非《中韩关系史》(古代卷)、徐万民的《中韩关系史》(近代卷)、宋成有的《中韩关系史》(现代卷)，全面梳理了了中朝(韩)关系的历史发展脉络。白新良主编的《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以中朝宗藩关系的演变为研究主线，考察了明清时期两国关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发展变化。付百臣的《中朝历代朝贡制度》考察了中朝朝贡制度确立、发展、完善、瓦解的全过程，进而比较了中朝朝贡制度和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朝贡制度的异同，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这些研究厘清了前近代中朝相互认识及宗藩关系的演变轨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日本与清政府争夺在朝鲜的话语权，进而构建对朝鲜话语体系的国际关系背景。

随着研究的深入，将中日朝关系纳入东北亚国际关系史大背景中进行考察的论著不断问世。崔丕的《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对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发生、变化的进程进行了实证研究，其中对俄国南下造成日本北方危机，以及日本对北方危机的反应、对朝鲜定位的变化等，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在东北亚传统海洋秩序发生变化的历史节点，日本的陆海地缘认识及构建对朝鲜话语体系的国际环境背景。王明星的《韩国近代外交与中国》、王如绘的《近代中日关系和朝鲜问题》，分别以朝鲜近代外交中的中国因素和中日关系中的朝鲜问题为主线，阐明了这一时期三国关系的交错以及中日围绕朝鲜问题展开的话语权之争。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近代日本构建对朝鲜话语体系的过程与步骤。

(二)从东亚国际秩序的近代转型入手对中日朝相互认识及关系的研究

传统东亚国际秩序是以中国为中心、中华文化为纽带的华夷秩序，东亚各国间的交往都受中国对外关系制度和文化的影响，在近代西方条约体系东来之前，固有的华夷观发生动摇，传统东亚国际秩序内部已出现松动的迹象。香港学者黄枝连的《天朝礼治体系研究》提出“天朝礼治体系”的理论框架，探讨了以“礼治”为运作形式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认为日本在与中国交往的过程中始终保持主动的姿态，其中还涉及到海洋在双方交往中的重要作用。[1]这些分析有助于我们以东北亚海洋秩序变迁为视角，考察域内国家间的政治经济话语体系及其变迁。陈尚胜的《朝鲜王朝对华观的演变》主要利用朝鲜使臣记录在中国朝贡时所见所闻的实录《朝天录》和《燕行录》，探析朝鲜对华观的变化，可见在传统东亚国际秩序中，朝鲜对中国的认识与态度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在西力东侵的大背景下经历着历史性巨变。[2]韩东育在《“华夷秩序”的东亚构架与自解体内情》一文中考察了近代日本对东亚秩序的思考、对本民族的认同以及与其他民族展开竞争，从而重构东亚秩序的内在动因，明确指出“华夷秩序”最后走向解体是内部结构问题与外来压力双重影响的结果。[3]史桂芳的《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观与中日关系》在大量使用中、日文资料的基础上，考察了近代以来日本人中国观变化的发展脉络和基本特征，以及对中日关系的影响。这些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日本构建对朝鲜话语体系的思想文化背景。杨光的《甲午战争前日本近代东亚国际体系观的演变》一文，对围绕“征韩论”等问题，日本以自我为中心规划东亚国际体系，制定侵略朝鲜的方略进行了分析。[4]安善花在《论近代日本的国际秩序观及其实践》一文中认为，在东亚秩序转型中，包括了三个几乎同时进行的结构性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得到了过去未曾有过的挑战“华夷秩序”的契机，充当了重要的角色。认为近代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日本借助欧洲条约体系对东亚既有秩序的破坏，向着有利于实现自己意愿的方向改组东亚原有的国际秩序，从而推动和实施其国际秩序思想的过程。[5]在另一篇论文《近代日本的国际秩序观与外交取向》中，分析了近代日本国际秩序观的双重构造对其确立对欧美屈从，对东亚邻国强硬的双重外交路线的影响，有助于我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此一时期日本将自己的国际秩序观强加于朝鲜，并构建对朝鲜话语霸权的路径与方法。徐东日的《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作为比较文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考察了朝鲜使臣看待中国的独特视角，阐明了朝鲜朝语境下明清两代中国形象的嬗变轨迹，[6]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东北亚传统国际秩序及其话语体系，以及日本试图跃迁这一既有秩序和话语体系，在朝鲜构建有利于自己的话语体系具有启发意义。葛兆光的《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从中日朝三国的观念意识入手，指出17世纪中叶中日朝三国的文化认同已经瓦解，这一结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在近代东北亚海洋秩序变迁的历史时期，日本构建对朝鲜话语体系时相关国家的对外意识背景。李云泉的《朝贡与条约之间：近代东西方国际秩序的并存与兼容》一文，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作为话语体系的朝贡与条约，进而通过分析近代东西方国际秩序的互动过程，强调日本的冲击作用[7]，为深入理解日本煞费苦心地构建对朝鲜的话语体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范式。

(三)从近代日本外交政策入手探析其构建对朝鲜话语体系的研究

在传统东亚国际秩序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日本对中朝的外交政策反映出其意欲吞并朝鲜，进而挑战中国的目标诉求。而“中朝宗藩关系和清政府对朝鲜问题的态度成为日本对朝鲜施行外交政策时所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日本的国际秩序观中，清朝中国被定位于日本角逐朝鲜的对手和向朝鲜扩张的最大障碍。因此，对日本而言，朝鲜问题，不是对朝问题，而是对华问题。朝鲜问题的解决，最终要在中日角逐中得到实现”[8]。因此，探讨近代日本构建对朝鲜的话语体系离不开中日关系。王信忠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系统分析了甲午战争爆发前云波诡谲的东北亚国际关系，以及日本为占据对朝鲜的话语高地所做的外交努力。米庆余的《日本近代外交史》对不同时期日本的外交政策及特征进行了分析和阐述，从中可见日本对朝鲜外交政策的变化正是其意欲在朝鲜分阶段构建话语霸权的考量。台湾学者林子候的《甲午战争前之中日韩关系》论述了迄至甲午战争前中日朝围绕开国、通商、内政改革、驻军等问题展开的复杂交错的矛盾与冲突，可见日本为构建对朝鲜的话语体系而煞费苦心的折冲樽俎。张晓刚等的《论近代东亚国际秩序的重构——以19世纪70年代的日本对朝、对清交涉为主线》一文，以日本对朝鲜和清政府的交涉为主线，重点分析东亚国际秩序重构过程中日本的能动作用，进而指出日本吸纳西方条约体系，从多个层次完成了外交近代化，逐渐以欧美列强的方式展开对邻国的扩张。[9]侯中军的《甲午战前中日外交话语权之争》一文，将中日朝关系的变化，以及甲午战争前欧美各国的态度纳入考察范围，揭示中日围绕东北亚宗藩体系中的“宗主权”与国际法体系中的“自主权”之争。[10]这些研究将历史进程与国际法原则相结合，阐明了这一时期日本与中国争夺在朝鲜话语权的设计与实践，同时也为进一步研究日本构建对朝鲜的话语体系留有了一定的空间。

(四)以甲午战争为中心探析日本构建对朝鲜话语体系的研究

甲午战争对中日朝三国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也使东北亚国际格局发生巨大的变化。鉴于甲午战争对中日关系乃至东北亚国际关系具有分水岭意义，很多学者开始以甲午战争为中心展开多视角研究。陈伟芳的《朝鲜问题与甲午战争》立足于世界近代史和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的整体背景，分析了中日两国在甲午战争前围绕朝鲜问题形成的矛盾及外交冲突。戚其章的《中日甲午战争》不仅介绍了中日围绕朝鲜问题展开的一系列论争与交涉，而且将其置于世界近代史和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的大背景中进行分析。戴逸和杨东梁等主编的《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从整体史观出发，基于对19世纪后半期东西方发展态势的对比，以及东亚世界受世界性潮流冲击的国际政治学分析，对甲午战争前后的东亚国际关系进行了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围绕朝鲜问题的话语变迁。王铁军的《甲午战争与近代东亚国际关系体系》一文侧重分析甲午战争对东北亚国际关系的重塑作用。刘艳、安成日的《试论中日甲午战争与东亚宗藩朝贡体系的解体》一文，着眼于东亚宗藩朝贡体系被近代西方殖民条约体系取代的转型过程，考察甲午战争前后东北亚各国的国际关系，揭示了近代东亚宗藩朝贡体系在内外受到的双重冲击。张晓刚、国宇的《围绕朝鲜半岛的日清、日俄矛盾与甲午战争》，在探究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时，不仅将视野放在交战国双方，还将日俄矛盾作为甲午战争爆发的一个考察点，分析当时各利益攸关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日本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展开开战外交，进而挑起甲午战争，颠覆东北亚传统的话语体系，最终确立其在朝鲜话语霸权的过程。

(五)有关东北亚域内国家的海陆认识及其实践的研究

东北亚海洋秩序的变迁，涉及到域内国家特别是大国的海陆认识，其任何一方的海陆认识都为从比较视野深入研究同一时期另一方的海陆认识提供了最直接的参考。随着研究的深入，中日两国的海陆认识、与海洋的互动及其地缘战略等渐被纳入研究视野。李永采的《海洋开拓争霸简史》梳理了世界历史上不同时期著名的海战，并对参战国的基本状况作了介绍。其中关于中国从战国到南北朝时期的海洋事业状况、郑和下西洋以及中日之间的海战等内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日两国的海洋观及在传统东北亚海洋秩序中的交集。[11]丁朝弼的《世界近代海战史》主要介绍了1588年到1918年世界上发生的重大海战，其中专设一章讨论日本海军的兴起，为了解东北亚海洋秩序的变迁及近代日本海军的海洋观、海权意识提供了丰富的背景知识。王生荣的《海权对大国兴衰的历史影响》、俞天任的《浩瀚大洋是赌场：细说日本海军史》等，对研究近代日本的海陆认识及海洋战略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姜鸣的《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左立平的《中国海军史(晚清民国卷)》等，主要是对中国近代海军的创建、发展、直至衰落的全过程进行深入剖析，便于从比较视角深入研究同一时期日本的海军近代化及对东北亚海洋秩序的影响。

一些学者以海洋观为视角展开研究，对于我们了解在东北亚海洋秩序变迁的过程中，域内大国对自身所处地缘环境的考量，以及这些国家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因应对策极具启发意义。黄顺力的《海洋迷思：中国海洋观的传统与变迁》，通过考察中国传统海洋观及其历史变迁，揭示了中国古代海洋观有限开放、边缘从属和守土防御的三大特性，并分析了近代中国海权意识觉醒过程中所做的尝试及失败原因。[12]戚其章在《晚清海权兴衰史》中揭示了晚清海军从无到有、由盛转衰的全过程，并对林则徐、魏源等人的海防思想和朴素的海权观进行了分析，这也为我们从比较视角深入研究同一时期日本的海权思想提供了一个参照系。

还有一些相关的研究论文，如张景全的《日本的海权观及海洋战略初探》分析了近代日本在西方势力到来和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双重因素作用下，开始对传统海权观的转变。李强华的《历史与现实：中日海权战略之比较》强调海权理论的重要性，认为中日两国近代海权理论发展存在“非对称性”，并导致两国在“海防战略、海军发展战略、制海权战略等方面的分野”。[13]丁云宝、辛方坤的《日本海权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考察了日本幕末维新时期的海权战略，并指出近代日本海权战略从防御逐渐向进攻和对外扩张型转变。陈秀武的《论胜海舟的国家思想》《幕末日本的海洋国家论》等论文，对日本海洋国家思想的发展、日本幕末政治精英在世界海洋秩序急剧变化的历史时期“对国际关系中力量变化的体得与认知”，以及“主张开国，提倡贸易立国，期待实现富国强兵”的政治诉求进行了深入的分析。[14]这些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对东北亚海洋秩序发生变化的因应与对策，对于探讨日本海洋观的近代转型，以及在东西方海洋秩序碰撞之际重构东北亚国际关系，并以其海上优势为依托，构建对朝鲜的话语体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六)有关东北亚海洋秩序变迁与域内各国地缘政治互动关系的研究

随着东北亚海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海洋的政治意义不断提升，学界的研究开始向多元与纵深的方向发展。区域国际秩序间的互动包括海洋秩序间的互动，近代以来，世界海洋秩序的大变局极大地冲击了东北亚海洋秩序。相对而言，关于世界海洋秩序和区域海洋秩序的研究目前还比较薄弱，缺乏系统的专门研究，相关研究多散见于论文。胡启生的《海洋秩序与民族国家——海洋政治地理视角中的民族国家构建》，从世界海洋秩序变迁的视角阐述了构建民族国家的基本要素，通过对海洋秩序变迁的制度分析，考察海洋秩序的变迁对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对于我们了解近代西方海上强国主导世界海洋秩序，进而冲击东北亚海洋秩序，并对近代东北亚民族国家构建产生影响之际日本的因应与抉择具有启发意义。曹文振的《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海洋政治》，利用地缘政治理论重点探讨了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海洋政治，其中对世界海洋秩序的起源与发展的追溯，以及海洋对国际政治格局影响的分析，对深入理解世界海洋秩序的变迁及对东北亚海洋秩序的影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李家成、王帅的《东北亚海权格局的演变与重塑》一文，通过分析近代中、日、俄、美等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海权互动，从宏观角度梳理了东北亚海权格局的历史演变，并对不同时期主导东北亚海权格局的国家以及改变海权格局的历史事件作了个案分析。金新的《东亚海权格局演化历程探析》一文重点考察了东亚海权格局的三次重构，认为在东亚海权初始状态下是由中国主导的等级制格局，随着16世纪初西方海权势力的逐步渗透，使得原有的等级制海权格局朝着列强主导的均势模式转型。[15]这种对东亚海洋格局变迁的长时段分析方法具有鲜明的历史纵深感，对于我们把握东北亚海洋秩序的演变及其原因具有启发意义。

二、国外学术界的相关研究

国外学界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早，在现有研究中，日本和韩国学界关于中日朝双边关系和三边关系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研究多围绕亚洲内部的视角展开。欧美学界则多以西方的视角展开对传统东亚话语体系和东北亚国际关系的整体分析。相关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关中日朝关系的研究

日本学界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对中日朝关系进行了研究，由于研究视野宏阔，多从东亚史角度展开分析，故其诸多成果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田保桥洁的《近代日支鲜关系之研究》。作为日本在这一领域研究的开山之作，该著作大量使用日本外务省未公开的档案资料，对近代朝鲜的国内政治及剧烈变动的中日朝关系进行了深刻的阐述。藤村道生的《日清战争》注重历史的连续性特点，从通史的宏大视野出发突出甲午战争对中日关系史乃至东亚史及世界史的影响。佐藤三郎的《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立足于大量的日文文献，从日本角度对中日关系史进行了实证性研究。安冈昭男的《明治前期日中关系史研究》依据大量日方资料，对近代中日两国在琉球、台湾、朝鲜的一系列交涉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从中可见日本在处理与中国有争议的问题上极力排斥中国，构建有利于自己的话语体系的深度考量与狡黠手段。井上清的《日本军国主义》四卷本，用大量的史料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批判性研究，对日本军国主义自产生、发展、到达顶峰、最后破产的整体历史过程进行了分析，进而探讨了明治政府双重外交路线产生的根源。[16]冈本隆司的《属国与自主——近代中朝关系与东亚的命运》，从东亚史的视角深入考察了近代朝鲜外交的艰难跋涉和中朝关系的曲折变化。[17]这些研究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日本构建对朝鲜话语体系的历程。

韩国学界对日朝关系的研究多从被日本侵略的角度展开。朴殷植的《韩国痛史》要以历史事件为线索，系统梳理了1864年到1911年间日本将朝鲜一步步沦为殖民地的历史，重在表达对亡国的悲痛及对日本侵略的控诉。金容九的《世界观冲突的国际政治学：东洋之礼与西洋公法》，从全球史的视角阐述了东西方不同的国际秩序观及其内涵，深入考察了近代朝鲜外交的艰难跋涉，并考察了当时活跃于东亚地区的欧美列强在其中的作用，其关于清政府对外政策体制“两截体制”[18]的界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在东西方国际秩序碰撞之际，中国对外政策既固守传统又试图调适的过渡性特点，为研究日本构建对朝鲜的话语体系提供了更为直接的国际背景。金胜一的《清日战争前后韩中日三国外交关系——亚细亚传统秩序的解体过程与近代化之矛盾》一文，将甲午战争前后中日朝关系纳入东亚传统国际秩序解体及与世界性现代化进程的矛盾之中加以分析，对日本打破东亚原有国际秩序的原因进行考察，突出日本对现代化进程的顺应及在东亚传统秩序解体过程中的能动作用。金昌洙的《论清日战争前后清日两国的对韩政策》一文，围绕甲午战争前后中日两国对朝鲜问题的不同态度和政策，分析两国对朝鲜问题的话语权之争，为分析日本一步步构建对朝鲜的话语体系提供了参考。朴日根的《李鸿章的避战外交与陆奥宗光的开战外交》，运用多国史料，通过对当时中日两国外交代表的外交特点进行对比，清晰地勾勒出中日两国迥异的外交话语体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构建在朝鲜话语体系的制度性优势。

欧美学界的相关研究主要有马士的《远东国际关系史》和《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这些研究以西方的眼光审视近代中外关系，为研究提供他者的视角。此外还有泰勒·丹涅特的《美国人在东亚》，该著作为“十九世纪美国对中国、日本和朝鲜政策的批判的研究”[19]，以美国的视角看待东亚政策，可见美国东亚政策之肇始及与欧洲列强殖民扩张之间的关系，为研究近代东北亚复杂的国际关系提供了外部视角，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构建在朝鲜话语体系的国际背景。

(二)有关东亚国际秩序及其话语体系的宏观研究

欧美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以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为最著名，他所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一直是欧美学术界研究东亚国际秩序的主流观点。他指出朝贡制度不仅是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基础，同时也是近代中国与欧美国家交往的依据。[20]其与约翰·威尔斯合著的《中国的世界秩序》一书中还分析了朝贡制度与东亚各国的关系。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批判了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采用中国中心观的视角探讨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问题。[21]日本学者滨下武志也持不同观点，他在《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一书中，从亚洲内部的视角出发，强调亚洲内部各国之间政治、经济等关系的变化及对亚洲自身近代历史的影响。[22]西岛定生在《中国古代国家与东亚世界》一书中提出“册封体制论”，认为东亚是在近代以前就拥有自律性历史的世界，各国间交往遵循一定的规则。[23]崛敏一在《隋唐帝国与东亚》中提出“羁縻体制论”，认为传统东亚世界各国的关系处于一个宽松的状态。[24]信夫清三郎的《日本外交史》强调西力东侵后亚洲地区有三种国际秩序并存的主张，这一结论对其后东亚各国学界的影响极大。[25]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日本对朝鲜构建的话语体系与前近代东北亚传统国际秩序话语体系的巨大差异。

(三)对世界海洋格局变迁与东北亚海陆环境变化的研究

伴随着16世纪以来世界海洋格局的重构以及西欧国家建立海外殖民地的需要，欧美各国对于海洋的认识逐渐深入，与海上权力相关的研究与学说也应运而生。早在1890年，美国著名海洋战略家马汉在其《海权论》中专设“亚洲的问题”一章，对19世纪末围绕中国的海陆环境，以及日本、中国的不同变化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26]其另一部著作《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则重申英美应为共同利益进行联合，对亚洲实施经济和政治影响，并预言美英德日将形成联盟，共同对俄国和中国实施制约。[27]这些研究对于深入分析在近代世界海洋秩序大变迁的时代，日本对海洋战略的选择，进而重构与朝鲜的关系，构建对朝鲜的话语体系都具有启发意义。豪斯霍弗的《太平洋地地缘政治学》，以世界历史发展的宏阔视野以及世界权力中心转移的视角，对太平洋何以形成统一的空间意识，并成为近400年来各大国权力斗争的场域进行了分析。[28]对于了解不同历史时期各大国对东北亚海洋秩序的影响，以及日本在海洋崛起的过程中构建对朝鲜的话语体系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外山三郎的《日本海军史》对日本海防思想、海军振兴论有所论及。日本海军历史保存会的《日本海军史》全十一册，分为通史、部门小史、主要文书、将官履历等不同类别，对自佩里来航要求日本开港促使幕府进行海军近代化建设，到日本海军的发展、演变、崛起和兴衰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记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世界海洋格局变迁及东北亚海陆环境变化的战略因应。

此外，一些研究中国海洋经济的论著有助于我们从侧面了解在东北亚海洋秩序变迁的过程中，中日朝三国关系的微妙变化，以及日本重构对朝鲜话语体系的复杂背景。滨下武志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从海洋经济视角评价中国经济以及中日、中朝间的经贸往来，并对中日两国面对西方资本入侵时所采取的不同政策进行了比较分析。松浦章的《清代海外贸易史的研究》涉及与日本、朝鲜的经济贸易往来。这些研究从经济层面反映了朝鲜在日本对外战略中的定位，以及在近代国际秩序转型时期日本构建对朝鲜话语体系时的多重考量。

三、结 语

综上所述，近代日本构建对朝鲜的话语体系这一问题已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共同关注，学者们通过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对中日、中朝、日朝双边关系和中日朝三边关系进行了较为完整的分析。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从学科领域上看，相关研究主要分布在历史学、国际政治学和经济学等领域。史学研究主要以重大事件为线索展开对中日朝关系演变的分析，但多集中在区域国际关系史中；国际政治学研究偏重于对东亚国际秩序变迁以及海洋秩序变迁的解读，尚需一定的历史纵深；经济学研究则侧重于考察国家贸易往来的状况，重点分析各国间的经济联系。二是从研究内容和时间上看，已有近代日本对朝鲜话语体系构建的研究多是从外交政策出发对三国关系进行考察，缺乏对近代日本对朝鲜政治、经济、军事领域话语权构建的综合分析，且相关研究多限定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聚焦于甲午战争开战前夕。三是从研究角度上看，多从区域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转型角度进行考察，尚有拓展研究新视角的空间。在近代东北亚国际秩序变迁过程中，各国关系复杂多变，而中日朝关系的发展变化尤为突出。由于朝鲜半岛特殊的地缘位置，在此发生的每一次冲突都与海陆力量对抗密切相关，反映了东北亚大陆秩序与海洋秩序的交错与相互影响。从东北亚海洋秩序变迁的角度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厘清日本对朝鲜话语体系的构建，或可进一步全面了解日本在东北亚海洋秩序变迁的历史进程中，以其海陆两分的地缘政治观，在欧美列强形成均势的东北亚海洋秩序中寻求霸权的设计与进路，进而更深刻地理解近代日本对东北亚国际关系的重构及其实质。而一些学者对作为话语体系的朝贡与条约的深入分析，以及关于世界海洋秩序与东北亚海洋秩序变迁及互动的探究，则为多视角的综合性研究提供了可能。

近代日本对朝鲜的话语体系构建与东北亚地区海洋秩序的变迁息息相关。在东北亚海洋秩序变迁的不同阶段，中日朝之间的话语体系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特别是在世界海洋格局变化引发对东北亚海洋秩序的冲击之后，日本利用世界主要海陆战略力量在此展开博弈之机，适时调整对东北亚海洋秩序变迁的认知，对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进行重新定位，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对朝鲜的政治话语体系、经济话语体系、外交话语体系和军事话语体系，最终为将朝鲜据为自己的殖民地提供便利。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呈多元与纵深的特点，但对影响这一区域国际关系变化的海洋秩序变迁因素则鲜有涉猎，本研究将近代日本构建对朝鲜话语体系这一问题纳入东北亚海洋秩序变迁的大背景中，考察中日朝之间原有话语体系的历史性变化，日本对东北亚海洋秩序变迁的认识，日本对自身定位的变化，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对朝鲜话语体系的历史脉络，或可进一步探讨东北亚海洋秩序历史性变迁与世界海洋格局变迁之间的互动以及中日朝关系的深度交集，汲取历史经验与教训，为当今国际社会提倡的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