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 娆 刘 军

（1.大连财经学院 会计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3；2.辽宁省对外贸易学校 办公室，辽宁 大连 116023）

“中体西用”思想作为我国19世纪60年代中西文化调和的纲领和行动指南，虽然存在着历史局限性，但其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及教育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在教育领域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客观上促进了我国教育近代化转型。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体西用”教育思想的内涵得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在此基础上通过科学合理的继承与扬弃，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实现仍具有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

一、新时代“中体西用”教育思想内涵的丰富和发展

（一）“中体西用”的起源及发展

“中体西用”作为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战略指导思想和教育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简称。其本意是以传统的经史之学、典章制度和伦理道德等为根本，学习西方各类具体的制度、行政管理措施和各类科学技术[1]18，通过“自强”“求富”来实现救亡图存的目的。

一般认为，1861年(咸丰十一年)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2]57的观点最早揭示了这种思想。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沈毓桂以南溪赘叟之名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救时策》一文，指出“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3]297这被视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概念的首次提出。1898年，“中体西用”思想的集大成者张之洞的《劝学篇》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的基本纲领进行了概括和总结，认为“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史、西艺、西政为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