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林业大学 狄振宇

日本文部科学省（日本主管教育、学术、科学技术及文化振兴普及的中央行政机构）于1986 年初次对校园暴力进行了界定，经过1994 年和2006 年的两次修改并且完善，最终，在2013 年将校园暴力明确定义为：“所谓欺凌，即当事学生在学校就读期间，与其有些许人际关系的学生的不好的言行或者举止，带给当事学生心理上或是生理上的影响（包含通过网络施加的行为），使当事学生感到身心痛苦的行为。并且，该行为发生的场所并不仅仅局限于学校内。”

在陈晓霞的《日本校园暴力现象探析》等多篇国内文献中，都全面、深刻地分析了日本校园暴力出现并猖獗不息的原因。缺失与偏颇的家庭教育，学历社会造成的教育畸形，教师和学校的不成熟处理以及崇尚“武士”、纵容强者的社会文化传统和社会理念……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使得孩子的心理与性格逐渐扭曲，由此校园暴力问题在日本成为典型。国内对日本校园暴力研究广泛，大多集中在发展历程、原因分析、社会影响、应对措施以及对中国治理的一些借鉴，但除去法律相关的研究，我国现阶段对其的研究也并不深入，仍有研究空间。

一、日本校园欺凌的类型

（一）传统校园欺凌

此处的传统校园欺凌区别于后出现的校园网络欺凌、校园性别欺凌等新类型，囊括了战后以来常见的校园欺凌。日本校园欺凌总数大，涉事学校多，暴力形式从显性到隐性，类型丰富。

据日本对全国94 所中小学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回答了“有被欺凌经历、经验”的小学生占21.9%，初中生占13.2%，高中生占3.9%。由此可见，日本校园欺凌具有低龄化的特征。中小学校园欺凌手段以语言暴力和排斥同伴的无视行为居多。女生倾向于无视、排斥同伴，男生更多采取殴打等肢体暴力。在遭受过校园欺凌的学生中，男性中学生主要遭受殴打、抢夺财物以及言语恐吓等欺凌。在整体上，日本传统校园欺凌呈现出隐蔽化、集团化、长期化和阴暗化的特征。

久保田真功在《将欺凌正当化的孩子们——探讨欺凌行为正当化的成因》中，将孩子们实施欺凌的动机归为“中和的技术”“令人愉快的动机”和“动机不明”三类。“因为对方有错”这种否定被欺凌者，将自己的欺凌行为正当化的理由占比最大。否定欺凌本身所带来的危害，“只是想跟对方开玩笑”“并非使用暴力，没什么大不了”以及“不知为何想欺凌他人”的不明动机紧随其后。可见，欺凌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欺凌了他人，并造成了不良后果。

（二）校园网络欺凌

当今社会信息技术发达，网络全民化已为常态，校园欺凌通过网络有所扩展，突破了地域限制和以大欺小的传统观念，呈现扩散用时短、范围广、攻击密集、隐蔽性强等特点。校园网络欺凌的实施方向有二，一是针对个人的语言暴力，二是曝光隐私和公开性的谣言编造与散播。

学生间普遍通过网络交流，网络交流以文字为主，而学生的分析理解和表达能力尚未成熟，沟通不当导致摩擦增加，欺凌的发生率也随之攀升。在《青春猪头少年不会梦到兔女郎学姐》中，男主的妹妹枫因为一天没有回复朋友的消息，遭到孤立和网络欺凌，患上了“青春期综合征”——一靠近手机等通信设备就会全身流血，从此拒绝上学并主动忘记这段遭遇。该作此处虽表现夸张，却鲜明地反映了校园网络欺凌的危害之深、影响之恶。

（三）针对社会特定少数人群的校园欺凌

此处的特定少数人群是指诸如阪神大地震和福岛核电站泄露等巨大事故的幸存者、智力和感官方面的缺陷者、归国者、外国人子女、性少数群体等社会性少数、弱势群体。

由于社会对此类人缺乏了解或抱有偏见，这种歧视和不公进入学校，从而使得此类校园欺凌的出现显得不足为奇。例如，《声之形》的女主西宫是一名听力障碍者，转入新的小学后因无法正常和同学交流，无法参与合唱等集体活动，遭到同学欺凌。

二、中国校园欺凌的类型

（一）普通校园欺凌

此种类型的校园欺凌与日本的传统校园欺凌类似，具有发生率高、涉及年龄范围广的特点。

从地域分布上来看，在2017 年由南京大学与中南大学联合发布的《中国校园欺凌调查报告》中可以发现，我国的中部、东部和西部普遍存在校园欺凌问题，并且，中部地区发生率最高，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次之，东北地区发生率最低。此外，根据性别不同，校园欺凌方式也不同。

从性别上来看，发生在男生之间的校园欺凌的比例远高于女生之间发生的校园欺凌，且在男生之间的校园欺凌现象更为普遍、严重。在我国古代，男性主要负责狩猎、保卫家园、征兵打仗等需要武力解决的工作，这样的惯性绵延整个历史，即便是现代，也仍有男性喜欢用武力来征服别人，以此来证明自己。因此，在心智尚未成熟的中小学时期，企图占强势地位或贪图零花钱的男生便会对弱小者施加肢体暴力，通过物理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此种类型并没有特定的受害者，因为施暴的男生通常是利己主义者，他们的目的是利己，所以其寻找的目标具有普遍性。

在调查数据中，虽然男生之间欺凌发生率总体高于女生，但从近几年媒体曝光的校园欺凌事件中可以看出，我国校园欺凌事件明显存在着女性化的特点。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女生较多采取偏向于人格羞辱的欺凌方式，导致受害者受到的心灵伤害比遭受肢体暴力的受害者要大许多。《新闻周刊》报道中明确指出，2015 年3 月到6 月，通过媒体曝光或者网络传播的校园欺凌事件大约有20 起，并且其中70%以上的参与者为女生。像这样由不同性别产生的欺凌方式，我们需要在未来对其投入更多的关注。

（二）因社会变迁发生的校园欺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日新月异，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城务工。随之而来的，是随迁子女、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日益严峻。在新的特殊国情之下，我国的校园欺凌问题也呈现出特殊的时代特征，即留守儿童等弱势群体日益成为新国情下校园欺凌的易发人群。这样的时代特征在多项调查与研究中得到了证实。

2016 年12 月，《株洲晚报》刊登了这样一则骇人听闻的校园欺凌事件：留守儿童小红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一直遭到同校高年级男生小军实施的校园欺凌。两位学生都是留守儿童，父母常年不在他们的身边。而实施校园欺凌的男生，由于从小就缺乏父母的管教，而成为一名问题少年。小军对小红的欺凌不只在校园之内，其施加欺凌的方式从辱骂到殴打，各种方式都有。这样的校园欺凌事件小红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后来，小红经过老师和医生的多次心理疏导，心理才逐渐恢复健康。

其实，小红遭受的校园欺凌事件并不是个例，像这样的校园欺凌事件还有很多。通过分析各个案例，我们不难看出留守儿童等弱势群体易卷入校园欺凌事件的原因。首先，他们的父母常年不在身边，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极度缺乏家庭教育和父母监管；其次，留守儿童等弱势群体所在的学校，通常教学管理松散，即使学生之间发生校园欺凌事件教师也不能及时发现和制止。

本文以中日两国的校园欺凌为研究对象，将二者进行了对比，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在对校园欺凌的定义上，日本将受害者的受害体验放在首位，并且站在受害者的立场去定义校园欺凌；与此不同，中国将单次的施暴行为也纳入校园欺凌的范畴，所以采用了大的校园欺凌概念。其次，在表现形式上，除了具有校园欺凌的普遍性特征外，日本校园欺凌还表现出阴暗性、集团性等多元化的特征，而中国的校园欺凌常与留守儿童、随迁人口等社会变迁产生的问题交互，并且女性化特征日益显著。最后，在成因上，中日两国校园欺凌现象的形成受共性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存在差异性原因。例如，中国过分重视应试教育，并且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二者导致欺凌现象增多；日本则多受序列意识、集团心理和畸形的“忍”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