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雅坤

[摘    要]中国歌剧自诞生起，迄今已有百年历史。近年来，随着中国歌剧创作水平的不断提高，围绕中国歌剧的研究成果也日益丰富。歌剧作品的现代性和当代性，归根结底是一个文艺作品中反映历史观念的问题。中国歌剧作品中既有不同时代的风貌展现，更有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观念折射。因此，从中国歌剧的历史观中探索文艺作品的现代性和当代性，应当成为未来中国歌剧研究的一个可能维度。

[关键词]中国歌剧;历史观;现代与当代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作为西方重要音乐艺术形式之一的歌剧传入中国，中国的歌剧艺术自诞生起，迄今已有百年历史（1920-2020）。中国歌剧的诞生虽受西方歌剧艺术形式的启发，但其发展又与西方歌剧有着完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土壤。从新文化运动时期到革命战争时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在波澜壮阔的中国现当代史发展进程中，始终有中国歌剧发展的身影。同西方歌剧长期局限于上流社会阶层不同的是，中国的歌剧艺术始终扎根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始终与时代同行。因此，对中国歌剧创作的研究也有必要走向“历史的深处”，只有深入探析文艺作品“代表时代”的一面，才能更好地完成“引领时代”的使命。

一、为什么要研究中国歌剧的历史观

歌剧是一门高度综合的艺术形式，一个国家的歌剧创作水平与普及欣赏水平往往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文化发展和大众艺术教育的层次，成熟的歌剧演出市场能够带动相关商业领域的发展和一定规模的就业人口，而歌剧产业的繁荣离不开歌剧创作和歌剧研究的持续兴盛。对中国歌剧作品历史观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激励创作者以更加宏观、深刻的理念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中国歌剧作品。此外，中国歌剧作品在我国当前文化发展和意识形态建设方面亦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歌剧作品兼具音乐性、文学性和戏剧性，特别是优秀的主旋律歌剧作品能够成为意识形态建设的有效载体，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

综观中国歌剧的当下研究，学科理论和创作史的研究虽已有相当成果，但总体上还是在传统音乐学框架之下的研究居多，而以百年中国歌剧的创作观念及不同时代的大众反响中所蕴含的历史观和意识形态演变为对象的研究，尚有相当可探究的理论空间。同时，将中国歌剧置于一个音乐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中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拓展音乐研究的方法论视野，并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有效接驳，同时也将有助于有关学术资源的进一步丰富。

二、国内相关研究述评

就中国歌剧（或称“民族歌剧”）的国内外研究現状而言，通过检索CNKI中国知网数据库可以发现，以“中国歌剧”和“民族歌剧”为题搜索，总共可以检索得到中文文献1029篇，其中CSSCI来源期刊文章105篇。改革开放以来，以中国歌剧研究会1981年成立为标志性时间节点，国内关于中国歌剧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逐渐兴起。进入新世纪后呈快速发展趋势，特别是随着2010年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的成立以及2016-2018连续三届中国歌剧论坛的召开，国内以歌剧创作为题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

（一）中国歌剧创作史的整体性研究

如荆蓝等集体编写的三卷本20世纪中国歌剧简史，非常翔实地整理记录了80年跨度下的中国歌剧创作历程（《中国歌剧史（1920-2000）》，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版）;又如居其宏将歌剧与音乐剧共同置于研究视野下的历史书写尝试（《中国歌剧音乐剧通史》，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金曼等则将文艺作品创作与学科建设领域内的优秀成果编辑成书，为研究者把握学术前沿动向提供了有益参考（《中国歌剧第一辑：歌剧学与歌剧史》，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年版）。

（二）关于中国歌剧中的民族性内涵

如丁毅呼吁振兴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歌剧;①郑德芳认为中国歌剧的民族化特色在于既受西洋歌剧的影响，又借鉴了中国传统戏曲和现代话剧的营养;②万山红等提出中国歌剧对中国民族文化的传承主要体现在民族语言、民族精神、民俗文化记忆和民族审美等方面。③

（三）关于中国歌剧的世界性图景

如蒋一民提出中国歌剧通向世界舞台存在一个要么太“土”要么太“洋”的两难处境;④许艳玲认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歌剧在走出去的进程中要大胆创新表现形式和题材内容，并始终坚持民族文化内涵和艺术风格。⑤

（四）关于民族表演风格

如郭建民指出了中国歌剧表演自20世纪60年代起呈现的多元风格以及雅俗分流趋向;⑥杨曙光、金永哲通过对中国歌剧与戏曲、中国歌剧与欧洲歌剧间的演唱关系进行较为整体而系统化的比较研究，梳理出中国歌剧演唱的规律、特点以及形成这一演唱特点的成因。⑦

（五）关于音乐作品反映的历史观念

学界普遍认为音乐是人类历史文化传统的一种， 因而在音乐作品中不可避免地会折射出创作者的历史观，这一点在主旋律歌曲这一音乐类别中更加显著。如贾国平认为音乐呈现中势必与某种文化传统建立联系，因此必须要通过探寻创作语境来实现历史观照;⑧而居其宏则提出脱离开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的宏观语境对音乐作品进行孤立的、纯然自律的、完满自足的记叙是不可能描绘出一幅真实可信的历史图景的。⑨

三、中国歌剧历史观研究的可能境遇

（一）中国歌剧创作中何以有历史观的问题

中国歌剧创作的历史观问题是中国现当代音乐历史观问题的一个子集，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也是一个关于中国现当代文艺作品历史观的问题，是以中国歌剧为对象进行的历史“切片”式研究。需要注意的是，自身特殊的艺术形式决定了歌剧作品中的历史观往往是隐性的，是需要结合剧中人物及其置身的历史环境，以及创作者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发掘的。即，歌剧文本通过剧中人物所传递的历史观，在一些时候直接表达了创作者的历史观，但很多时候则反映了某种历史局限性，而深层的历史观正是通过揭示这种历史局限性而完成表达的。

（二）对重要代表作品进行分析研究

纵观中国歌剧的百年创作史，不同歌剧作品之间的具体差异很大，因而对于不同时期的主要代表作品的重点分析也成为一种必要。就历史观表达而言，中国歌剧史上有若干重要“绕不过去”的作品需要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和历史分析，如：抗战时期由延安“鲁艺”集体创作的里程碑式“新歌剧”《白毛女》（194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作的、人物形象塑造成功、音乐选段广泛流传的《洪湖赤卫队》（1959）;改编自小说《红岩》的革命历史题材歌剧《江姐》（1964）;改革开放后改编自曹禺同名话剧的“具有世界性”艺术水准的歌剧《原野》（1987）;20世纪90年代由总政歌剧团创作的、改编自同名电影的主旋律歌剧《党的女儿》（199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由中央歌剧院原创的当代歌剧《命运》（2019）等。与主要代表作品的文本分析相对应的，还需要考察不同作品在当时对于大众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建设的作用和影响，其中还需要分别考察作品创作的历史时期和作品本身所反映的历史时期之间的联系，从中还原一个关于历史观的真实语境。

（三）中国歌剧创作的历史分期问题

中国歌剧史是中国现当代史的同行者，因而探讨中国歌剧创作的历史分期，应不同于西方歌剧基于音乐风格流变的分期方法，而应主要参照中国现当代史的不同时期。因而，如何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合理划分中国歌剧创作的不同时期，并严谨判断过渡时期代表作品的内在复杂性，将影响中国歌剧历史观研究的基本走向。

（四）创作者观念与大众文化的历史互动问题

在公开出版的历史文献中，不同时期优秀中国歌剧创作者的创作观念、过程等已有不少资料，多见诸报刊文章、座谈会纪要等，但对于具体作品身处于具体时代中的社会性影响及其之于大众文化的作用与反作用等“历史图景”，成文资料相对匮乏。研究者需要在案头历史文献的研究以外，进一步开展如访谈时代亲历者等形式的调查研究工作。

四、中国歌剧历史观研究的当代价值

（一）有助于认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纵观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波澜壮阔历史，音乐作品一直都扮演着引导民众、教育民众和鼓舞民众的角色。例如创作于抗日战争时期的《义勇军进行曲》（1935）不仅激励了中国人民夺取反抗日本侵略战争的胜利，还在日后成为代表中华儿女英勇不屈精神的象征，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国歌和正式国歌，在八十余年的时间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世界不是无缘无故走到了今天的样子，在中国正“强起来”的当下，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更加有必要了解并理解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民是先从危亡境地中“站起來”，而后才具备了“富起来”和“强起来”的条件基础的。因此，在作品中把握历史的连续性，并将这种历史连续性的观念传递给大众，也应该成为中国歌剧作品和歌剧研究者的当代责任。

（二）有助于认识历史进程的阶段性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历史过程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连续性由阶段性组成，阶段性与连续性一致。经典音乐作品之所以能够经久传唱，归根结底是因其创作本身是属于这些音乐作品所诞生的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阶段的。相对于历史学意义上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时期划分，以“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来概括不同时期的历史阶段，更加有助于大众的直观接受和记忆。如《白毛女》对旧社会封建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压迫的表现，就生动刻画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以前的苦难生存状态。中国歌剧作品中的故事展开普遍具有明确的时代背景，其台词、造型、美术设计等直观地反映特定时代的场景，因而，中国歌剧对于特定时代的呈现和历史观呈现，能够成为受众理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风貌、社会矛盾等的绝佳介质。

（三）有助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从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发展和伟大实践中，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不断树立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的信念和信心。”{1}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理解，必须且只能从中国革命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建设的历史中去寻找答案。“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次“伟大飞跃”的提出体现了历史发展连续性和阶段性辩证统一的关系，以这一视角把握中国近现代史则是认识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绝佳钥匙。例如歌剧《命运》聚焦于浙商群体，书写了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老百姓一个致富之路的局部缩影，中间蕴含了一个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相互依存彼此成就的历史逻辑，反映的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人民选择并由人民建设的深刻道理。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2}一部中国歌剧创作史，也是中国现当代史的一个侧面缩影。因此，对中国歌剧创作的研究应有一个围绕历史观展开的维度，才能实现歌剧作品和歌剧研究走向“历史的深处”，进而“引领时代”的使命。

①丁毅：《为振兴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歌剧而呐喊》，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2期。

②郑德芳：《中国歌剧的民族化特色》，载《中国戏剧》2010年第8期。

③万山红、尹爱青：《中国歌剧艺术中的民族文化传承——以〈白毛女〉、〈江姐〉、〈原野〉等歌剧为例》，载《中国音乐》2012年第2期。

④蒋一民：《中国歌剧通向世界舞台的两难处境》，载《艺术评论》2011年第12期。

⑤许艳玲：《“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民族歌剧国际化研究》，载《艺术百家》2018年第5期。

⑥郭建民：《20世纪20-60年代的中国歌剧表演艺术》，载《音乐研究》2002年第1期。

⑦杨曙光、金永哲：《中国歌剧演唱研究》，载《中国音乐》2010年第2期。

⑧贾国平：《音乐分析中的历史观照与认知创新》，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⑨居其宏：《当代音乐思潮研究的历史观及其他——〈改革开放与新时期音乐思潮〉引言》，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