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标志性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以下方面取得了理论突破：作为感性世界之基础的实践、人的实践生成、作为全部人类历史之第一前提的有生命的个人存在、人类历史的四个前提、分工的历史作用、唯物史观的提出和论证、世界历史思想、作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作为实践之唯物主义者的共产主义者以及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实现的个体自由。这些理论突破构成了完整的实践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

关键词：《德意志意识形态》；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历史观

作者简介：张奎良，男，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A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6-0001-11

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作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迄今已170年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标志性著作，是马克思的世界观、历史观集中表述的思想摇篮《形态》的思想精华集中在第一章《费尔巴哈》中。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过程中，围绕十大理论亮点，全面地阐发了刚刚诞生的实践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仔细研读、品味这十大亮点，对于我们深刻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实质具有重要意义。

一、实践是感性世界的基础，对世界的实践理解

人生活在世界上，直接面对人与世界的关系，人时刻向自己提出世界是什么或是怎样的问题。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马克思对这个问题曾给出经典的答案。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P54）马克思这里虽然没有具体说明世界是什么，但是他给出了答案的核心，即不能离开人的感性活动和实践去理解对象、现实和感性，不能超越人的主体方面，把世界当作是外在于人的东西，世界就在人的活动中，是人的实践的过程和结果。但是这个经典答案毕竟过于精练，还缺乏直接性和具体性，有待于深入揭示。《形态》作为《提纲》的继续和详尽发挥，在两方面做了深入的补充，使实践问题继续成为本书的最大亮点。

首先，马克思指出，既然对对象、现实和感性要从人的感性活动和实践方面去理解，而一切感性活动和实践都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任何事物和对象也都有自己生成、发展和灭亡的过程，而不可能恒久不变。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说：“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1]（P76）这就把实践活动所铸就的对象和现实动态化，引向一个发展的过程。实践不仅生成对象和感性，而且发展对象和现实，存在和发展是事物的根本属性，实践正是在存在和发展层面，奠定了事物的基础，体现了事物的普遍特性。

其次，《形态》较之《提纲》更加明确地认定了实践对世界的基础和生成的意义。《提纲》告诉人们，对对象、现实和感性要从实践和主体形式去理解，至于把对象理解为什么还有每个人自己的消化过程。《形态》则以最明确的语言，指出：“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1]（P77）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创造和活动是世界存在的基础和根据，没有这种活动，世界也就不存在了。马克思还特别列举费尔巴哈所强调的自然科学的直观，提到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的一些秘密，但是，马克思说：“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1]（P77）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和存在方式，马克思在随后不久写出的《哲学的贫困》中进一步引申说：“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存在、生活。例如，历史的运动创造了社会关系，工业的运动给我们提供了工业产品，等等。”[1]（P139）此前的《提纲》第9条肯定，新唯物主义就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1]（P56）的唯物主义。凡此种种都说明，马克思是在世界的基础和自身等同的意义上来理解实践的，实践既是世界存在的根基，也是世界存在的过程和结果，世界就是实践本身的世界。

《形态》与作为读书笔记的《提纲》不同，原来是准备发表的，所以构思严密，不存在任何逻辑上的漏洞。既然承认世界的属人性，那么自然就会提出一个逻辑上的严肃追问，在人出现之前，世界存不存在？面对这个问题，马克思表现了一个科学家的求实精神和一个哲学家的严谨态度。必须承认，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先有自然，然后才产生人，这是哲学和科学的共识，不能违反。所以马克思认同“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1]（P77）。但是，马克思又指出：“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1]（P77）在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的今天，任何自然和社会的存在都是实践生成的，是人化的结果。马克思对世界的实践理解的坚定态度在《形态》中再次得到了证实。

二、人的实践生成，现实、具体和历史的人

《形态》在回答了怎样看世界这个第一问题之后，立即转向怎样看待人的问题。世界是人化的，人是现实世界的生成的前提，如何看人与如何看世界是须臾不可分的问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和《形态》中，马克思曾经表达了对人的经典看法，但都是和人的本质问题连带在一起的，主要是为了回应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最高问题的需要，才从人与动物根本区别的角度，阐发人的存在和本质。在《形态》中马克思继续沿着《手稿》的思路，把生产生活资料作为人的肉体组织的生命需求一下子提出来。马克思说：“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1]（P67）《手稿》中广泛地使用实践概念，而这里则直接使用最主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概念，实践是总概念，更是哲学意义的普遍感念，包括人类的一切感性的活动，但与人类生存直接关联的是生产实践，是满足肉体需求的物质资料的生产。马克思从生产视角来解说人，就把人直接锁定在物质资料生产视界中，更能有说服力地回答人是什么。马克思说：“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1]（P67）生活方式连接着人，把人圈定在具体的生活活动中，从生活方式可以看到具体的人。所以马克思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P67—68）

不同的物质生产条件和物质生活本身是人的现实表现，是人的分化并能加以区别的客观原因。人是环境的产物，生产条件和物质生活本身是人生存的最大、最重要的环境，它直接把人固定在不同的联系和环境中，使人呈现差别性和多样性，因而每个个人都是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人，总体的一般人只不过是对不同个人的共性的概括。马克思在《形态》中特别重视人的现实性和具体性，他说，正确地认识生活和历史的方法“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P73）。马克思同时还有类似的表述方法，我们“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1]（P73）。

这样，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和发展过程中的人，不仅是马克思对人的定位，而且是观察历史和现实的唯一正确的出发点。从人看历史和世界，在现实人中窥视世界和历史的奥秘。恩格斯后来在《费尔巴哈论》中就直接称唯物史观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2]（P241）。

三、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生命与实践的互动

人对世界的理解与人对自身的认识是同步的，人总是在认识世界的同时不断地反观自身，因为世界是人化的，不理解人也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世界。所以，自近代以来，尤其是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以来，人对自己的认识被提到空前重要的地位。旧唯物主义把人看作是纯粹自然的产物，完全用生物学的眼光来看人，人的主体性、灵性和智慧被彻底抹杀了。宗教神学把人看作是神创的，带着原罪而来，人生就是自我救赎。唯心主义倒是发展了人的能动方面，但是，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1]（P73），而意识本身源于感性活动，唯心主义恰恰“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1]（P54）。

马克思开辟了正确理解人及其本质的新篇章。在《手稿》中，为了揭示人的类本质，马克思首先指出，人是有生命的存在物，动物也有生命，但人的生命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以此作为类本质把人和动物根本区别开来。马克思首先推出以人的生命作为认识人的起点，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是把人当作有生命来源又可以继续进化的科学课题，与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在人的问题上的武断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手稿》提出人是有生命的存在物是为了引导出类本质，指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本身就是实践活动的特征，动物的生命活动恰恰是不自由无意识的，因而人的类本质、发展本质、共同体本质、社会联系本质和社会关系总和等一系列本质，都由实践衍生出来。《形态》在继承《手稿》思想的合理内核的同时，又对人的生命活动进一步地展开和发挥，把生命活动作为认识和理解人的科学起点。

马克思说，我们要面对的人“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1]（P67），因此，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人虽然是一个集合和整体，但是相应的具体的人却是单个个人，只有个人才是经验的，是理解全部人的基点。人类历史虽然纷繁复杂，但都建立在对个人正确的理解之上。所以马克思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P67）但是马克思不像《手稿》那样一下子就从有生命的存在转向人的生命活动的类本质，转向人的感性活动和实践活动，而是停下来，专门对生命进行详解。马克思认为既然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P67）。马克思特别重视人的生命的肉体组织，认为它与其他自然的关系是第一个需要确定的事实。肉体组织虽然属生物学范畴，但不容否认，它也是人的生命基础，人的实践活动虽然重要，但是离不开人的肉体组织，实践是这些肉体组织构成的人的实践。没有对人的肉体组织的深入认识，就不会明白人有手、腿能支撑身体直立、大脑发达，对人的实践多么重要。人与动物的区别天然就表现在肉体组织及其与自然的关系上。

马克思强调从实践来理解人和世界，但并不因此而鄙薄人的生物学构成，这是马克思为全面揭示实践哲学对世界和人的理解所做出的补充和新的努力。从此，马克思对实践的理解才是完整的、科学的。

四、历史的实践展开，人类历史的四个前提

马克思的逻辑是考察了人及其生命肉体组织与实践的互动后就立即进入历史。人的活动过程构成历史，历史记载着人的实践轨迹。马克思说过，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历史因人而丰富多彩，人因历史而彰显自己活动的规律性和发展趋势。所以考察历史必须从现实的人出发，如马克思所说，“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P78—79）。人们为了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而为了生活就必须生产满足生活需要的生活资料，因此，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理解人要从生产入手，理解历史也要从生产入手，没有人就没有生产，没有生产也就没有人，没有人的历史，任何历史都聚焦在生产上，这是常识能够理解的历史的第一个前提。

然而，历史的第二个前提竟然还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只不过不是简单重复的循环生产，而是扩大的再生产。马克思说：“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1]（P79）这里马克思所说的第一个需要很显然是维持生命需求的需要，这还是动物般的需要，只能维持生命底线。人之为人不仅是为了活着，还要活得更好，这就在第一个需要的基础上产生了新的需要，世人所独有的，是超越生命需求底线的真正的人的需要，所以马克思说，新的需要和为满足这种需要进行的扩大的再生产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没有这种扩大的再生产，人类就只能进行维持生命的简单的循环生产，停留在动物的消费水平上。

人类历史的第三个前提是人口生产和种群繁衍。很显然，无论是简单的物质资料生产还是扩大的再生产，都需要以人口的不断延续来保证。人口生产看起来很简单，是人的自然生理行为，但是，这种行为必须通过家庭的形式来进行。马克思说：“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这种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德国除外）。”[1]（P80）所以，人口生产不仅是添人进口，而且是同时生产了相应的社会关系，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重要方面。所以马克思说：“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1]（P80）人口生产正是为这种活动提供了必要的前提。马克思人口繁衍理论为后来的两种生产理论奠定了基础，是当今科学的人类自身再生产理论的奠基石。

人类历史的第四个前提是意识和精神的生产。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精神和意识是人与动物根本区别的重要特征。人由于有意识才成为人，动物由于没有意识，一切全凭本能，所以永远进化不到人的境界。人类的延续不仅包括物质资料生产和人口生产的延续，而且也包括意识和精神的传承。意识在整个人类历史的演进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马克思没有从意识与物质和存在的关系方面论述意识来源和属性，而是从意识与语言的关系方面阐明了意识满足交往需要的特点。马克思说：“意识并非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1]（P81）语言是意识的外壳，意识通过语言表现出来，但是语言并非完全处于从属地位。马克思说：“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1]（P81）马克思的意思是说，语言不仅是意识的外壳，它还是出于交往需要的现实的意识。人们单纯的交往需要即使没有什么深刻的意识内涵，语言也是绝对必需的。交往就是最大的需要，需要都是为我的，有了需要才彼此发生关系，至此马克思说了一段名言，极为深刻，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意识的理解。马克思说：“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1]（P81）马克思的意思很明显，意识和语言一样都是为了沟通，而一切关系对人来说都是为我的，为了自身的生存和交往才发生关系。动物没有意识，一切全凭本能，它们即使与别物发生关系，也不是为我的，不是作为关系而存在。因此马克思断言，一切意识从一开始就像语言一样，都是为我的，为了我与他人的交流，为了建立我与他人的关系，一句话，都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的意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不只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

这样，全部人类历史就在物质资料生产、扩大再生产、人口生产和意识生产四个前提下全面地展开了。其中，人口生产内在地包含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因此人类历史上的四个前提也可以看作物质资料生产、精神生产、人口生产和社会关系生产。人类历史就是在这四种生产的相互交织、紧密配合中展开的。

五、分工的历史作用

马克思的分工思想是《形态》的重要亮点之一。分工是哲学和经济学交互使用的范畴，包含着人类进化和发展起始阶段的重要密码。马克思在《手稿》中就已经传达了极为重要的信息，认为分工是生产力的发展形式，是扩大再生产和满足人的发展本质的物质前提。由于分工，出现剩余产品，私有财产成为现实可能。迄今人类社会的历史恰恰都是在私有财产中运行的，所以，分工蕴藏着历史发展的深层秘密。《形态》的使命是整合历史，把历史的多重要素调配开来，它们都与分工关系密切，是马克思摆脱《手稿》的局限，从人类历史发展视角对分工的第一次全面和系统的说明。

马克思认为，分工起初是纯粹自然的分工，是由两性和身体条件等自发形成的原始形态的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1]（P82），在此之前的分工一般都是“以家庭中自然形成的分工和以社会分裂为单个的、互相对立的家庭这一点为基础的”[1]（P83）。与这个时期的分工相契合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1]（P83）。既然家庭中分工不同，产品的分配也相应地不同，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劳动和产品，这种形式稍加固定化，就如马克思所说，因而产生了所有制。马克思认为所有制的“萌芽和最初形式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儿女是丈夫的奴隶。家庭中这种诚然还非常原始和隐蔽的奴隶制，是最初的所有制”[1]（P83—84）。所以，从最初起源来看，分工是所有制的基础，没有分工就不可能产生出所有制来。马克思不仅从分工的渊源论述了分工与所有制的前后相继的关系，而且还从分工与所有制的平行视角，揭示了分工与所有制的等同。马克思说：“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1]（P84）分工是活动过程，所有制是活动的结果。

马克思在《形态》中的重大贡献之一是把分工和异化的扬弃对接起来，解决了异化的产生根源和消除了异化的必由之路。在《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异化产生的根源问题，但把它推向与私有财产的纠结中。一方面，马克思说：“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1]（P50）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说：“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就是说，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1]（P50）读者每读到这里，都感到不得要领。《形态》新打鼓，另开张，选择分工视角，对异化产生的原因做了全新的论述。马克思认为：“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1]（P85）原因就在于，各个人的分工并不是生产的终极阶段，分工完成的各道工序，还需要集合起来，进行整合加工，没有分工就没有扩大的生产力，没有整合就不能成为最终的产品。而这种整合及其最终产品对每一个分工的劳动者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关于这种力量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地，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1]（P86）。这就是异化，马克思说它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1]（P85）。马克思把异化与分工联系在一起，这就为异化的产生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根源，分工是人类社会生产的普遍和有效形式，按照马克思后来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说法，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消除强制性的社会分工，如果从必然和自由的角度来理解异化，那么，人的一切行动永远也不可能获得绝对的自由，受必然性的制约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意义上，只要人不能心想事成，异化必然存在，共产主义能不能彻底消除分工，能不能彻底洞悉必然，获得绝对的自由，人们至今仍画问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如果异化消除了，人的行动时时都会取得成功，人类就无事可干，历史到此也就终结了。恰恰人类永远努力求索，而又不能一下子达到目的，这才使人类在不断的探求中永不停歇、永不止步、永远前进，这才是真正的人类发展史。

六、唯物史观的提出和论证

《形态》是唯物史观的开山之作，此前的《手稿》和《提纲》虽然不乏唯物史观的若干表述，特别是对实践问题的高度重视，但都不像《形态》那样负有使命，全面系统地阐发马克思新发现的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最具特色的理论创新，是全部马克思学说中唯一不带旧哲学遗迹的真正的哲学革命。

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唯物史观一直被误读为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运用，由此引发一系列逻辑和史实上的混乱。《形态》以简明而坚定的语言和清新的思维，揭示了这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1]（P92）。马克思这段精湛的表述告诉人们，唯物史观就是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学说，市民社会作为经济和财产关系的总和构成整个历史的基础，上层建筑的各种实体的或非实体的社会意识形式建立在市民社会基础上。它们的交互作用演绎了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所谓唯物史观就是社会矛盾辩证运动的理论表现。

因此，唯物史观不是用思想观念来解释历史，而是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释历史的演绎过程。人是有生命的存在物，要生活就要有满足生命需求的物质资料，要获得物质资料只能自己生产，形成生产力，而生产力一定要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基础上生成，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一系列形式就是在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直接导致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唯物史观特别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原理直接和生产实践挂钩，成为唯物史观的现实起点。唯物史观根本不是从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出来的，而是实践唯物主义的自然结果，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完美统一，表明了实践对唯物史观的发生学的意义。

为了进一步说明唯物史观的实质，马克思把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相对比，指出：“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1]（P92）出发点对唯物和唯心史观具有关键意义，唯心史观从观念范畴出发解释生活和实践，唯物史观则从生活实践出发来理解历史观念和范畴。这两条截然相反的路线决定了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不同看法：

首先，观念和意识的一切形式不能单纯通过观念和意识本身的批判来解决，它们既然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关系，服务于特定的阶级需要，“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1]（P92）。

其次，历史绝不是在观念和意识中消解或告终的，“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1]（P92—93），观念的变革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只有从属意义。

最后，迄今一切历史观都忽视了历史的现实基础，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无关或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历史是逝去了的现实，现实的追溯就是历史，因此看待历史完全应该用现实的眼光，要有现实感。可是，以往的历史观“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1]（P93）。这种历史观的最大恶果是忽视了人所生活其中的自然界，只看到政治历史事件和宗教与一般理论的斗争，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1]（P93）。没有对自然界的正确认识，这种历史观自然是抽象的、不能成为“现实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七、世界历史思想的新篇章

《形态》中与唯物史观同时提出的世界历史思想是重大的理论亮点。欧洲历史界视野宽广，从古希腊起就有历史统一和人类大同的思想传统。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民族史和地域史逐渐转为世界史，世界历史思想在这个转化过程中逐步成为认识历史的有力工具。

近代意大利思想家维科首先提出历史的共同性问题，他把历史分为觉醒、繁荣和衰落直至灭亡三个时期，认为每个民族都经历这三个时期，从而将各民族的历史连接起来，成为世界历史。其他如赫尔德、康德等也都先后提出了有价值的世界历史思想。但是，比较起来，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内容深刻，影响巨大，是马克思之前世界历史思想的一个高峰。黑格尔认为，人类历史不是杂乱无章、无规律可循的，主宰历史的是自由，自由展现的各个阶段把人类历史串联起来，构成一个从东方不含诗意的帝国（中国）开始，向西方挺进的历史过程。黑格尔认为，一致性是历史的主流，它将民族和地域历史的溪流汇成浩瀚的历史大川，使历史成为世界历史。

黑格尔等对世界历史的看法和主张显然是正确和进步的。人类不能彼此隔绝，广泛的世界性的交往有利于各民族彼此借鉴，取长补短，汲取别人的成果为我所用。但是，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思想却被神秘化了。黑格尔不是回归生活和实践，把世界历史思想理解为人的正常交往，而是把它推向绝对精神，认为绝对精神具有世界历史本性，所以世界才是一致和融通的。绝对精神高扬自由，因此黑格尔才把自由展现的各阶段，看作是世界历史的各个环节。本来世界历史思想对全世界各民族的交往和统一是思想上的触媒剂，但一经黑格尔的神秘化就被大打折扣，失去了应有的思想光彩。

马克思十分重视世界历史思想，把它看作是先人留下的重要思想遗产，但是在现成形态上不可用，必须去掉神秘化，把它改造成无产阶级变革世界的锐利的思想武器。马克思在两点上对世界历史思想动了大手术，使其发生根本变革，焕然一新：

首先，马克思将世界历史思想植入唯物主义的根基，把生产力的发展及在此基础上的人们的普遍交往看作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原因和依据。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及由此带来的普遍交往，“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P88）。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根本就不是什么“‘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1]（P89）。

其次，马克思把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使其成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和条件。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事业本身就是世界历史性的，它绝不可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1]（P86），因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1]（P86）。在马克思的心目中，没有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交往的纯粹地域性的民族，不能借助世界历史的发展财富，其结果必然是“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P86），这就根本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

不仅如此，实现共产主义使命的承担者无产阶级也是世界历史性的阶级，无产阶级与社会化大生产和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是世界历史的真正体现者和承担者。马克思说：“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1]（P114—115）无产阶级的本色就是世界历史性，它“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P87）。

实际上，马克思发现的唯物史观与他同时科学地提出和论证的世界历史思想是里与表的关系。唯物史观是理解历史的内核，世界历史思想是把握历史的外壳和空间，表明任何事物都在一定的空间规模上展开自己的内蕴和发展。就像任何外在的量对事物的质不是无谓的一样，共产主义就要求世界历史性的规模与它相匹配，这也是马克思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重要内涵。

八、共产主义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

共产主义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马克思历来重视对共产主义学说的发挥和完善。在《手稿》中，马克思从哲学的视野对共产主义做了精彩的说明，指出共产主义是异化的扬弃和人的本质向人自身的回归，同时还提出了共产主义将要消灭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对抗，也引发了人们对这种哲学上的共产主义的不同理解和争议。《形态》作为共产主义理论第一次正式的表述，抛开了单纯的哲学视角，从科学的角度对共产主义做了全面的、能够在实践上予以实施的说明。马克思以前的共产主义的最大弊病是空想性和平均主义，因平均而粗陋，因缺乏实践的可行性而空想。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是对粗陋和平均的共产主义的彻底扬弃。

马克思在《形态》中多方面地涉猎共产主义问题，从不同的视域揭示了共产主义的重要规定，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共产主义必须消灭强制性的社会分工。社会分工是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但分工也把人肢解，使人成为机器的工具，分工还是异化的根源，是私有财产和私有制得以兴风作浪的物质前提。共产主义是与私有制的彻底决裂，必须在分工问题上表明自己的严正态度。马克思认为：“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P85）由于分工联系着私有制、异化和人的全面发展，所以马克思把消除强制性的分工看得很重，认为是共产主义的重要标志之一。后来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也把消除强制性分工当作是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前提之一。

其次，共产主义是理想的未来，也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但马克思在《形态》中更强调的是共产主义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1]（P87）。理想目标十分重要，但是共产主义的第一步是消灭资本主义，然后才可能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建立共产主义，没有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共产主义就不会到来。所以，在人们醉心于妄谈共产主义美好未来时，马克思给人们提供一服清醒剂。首先要解决当下的消灭资本主义问题，这个任务实现之后，还要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才能把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恩格斯说，对共产主义不要想得太多，构思得太细，越多越细越会陷入空想。

在马克思看来，消灭资本主义与建设共产主义是同一过程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建设共产主义必须消灭资本主义，消灭资本主义也就是建设共产主义，它们互为前提，互为结果，一定要把消灭现存状况的革命斗争纳入到共产主义的洪流中。不能对共产主义只是耽于目标和理想，共产主义在途中，在路上，一切为消灭现存状况的革命斗争都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有机构成部分。

最后，马克思在《形态》中还格外地观照了共产主义的所有制问题，这是马克思思想宝藏中较为稀缺的资源。《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就是消灭私有制。由于所有制问题关系重大，既不可过于更多更细地纠缠，也不可置之不理，适当地表明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所有制的态度还是必要的。《形态》就是在这个限度内规定了共产主义所有制的基本立场。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1]（P122）而“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1]（P130）。马克思没有具体说明共产主义的所有制的形式和性质，但是强调，联合起来的个人占有生产力就是消灭私有制。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并未排除共产主义的个人所有制，只不过是必须联合起来的个人，而不是小生产者个人。后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提出“重建共产主义个人所有制”和“社会所有制”，现在虽然大家理解还不一致，但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心目中始终萦绕着个人的权利和责任，共产主义与个人的全面发展是并行不悖的。

九、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

这是马克思在《形态》中提出的一个著名的命题，此前手稿缺五页，人们不知道这个命题是怎么得出来的，但是从接续的后文可以看出，马克思还是强调共产主义的使命是“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P75）。但是，为什么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就是共产主义者？这个命题是需要论证的，其中包含许多需要阐发的深刻道理。马克思在此前的《神圣家族》中专门开辟一节“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战斗”，对这个命题做了充分的论证和发挥，《形态》的这个命题是这一节思想的延续。

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历史观上是唯心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作为唯物主义者如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并对某些社会现象做出正确的判断。以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为代表的经验论者，重视理性，强调感觉经验，主张用健全的理智思维直面社会生活，形成了人性本善、人是环境产物等一整套较为完整的社会政治观点和伦理思想。这些观点作为反封建的思想武器算是比较精良的，但它的意义远不止如此，马克思发现这些思想还可以进一步做逻辑上的延伸，可以从中引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结论。马克思自己就做了这种推论，他说：“并不需要多么敏锐的洞察力就可以看出，唯物主义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天资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获得一切知识、感觉等等的，那就必须这样安排经验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体验到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常常体验到自己是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全部道德的原则，那就必须使人们的私人利益符合于人类的利益。既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说，人不是由于具有避免某种事物发生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具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是自由的，那就不应当惩罚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产生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温床，使每个人都有社会空间来展示他的重要的生命表现。既然是环境造就人，那就必须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去造就环境。……诸如此类的说法，甚至在最老的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著作中也可以几乎一字不差地找到。”[3]（P334—335）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包含的这些逻辑结论显然在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达到，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根源，真正形成合乎人性的生存环境。所以马克思又说法国唯物主义直接导向社会主义，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财产。[3]（P334）

但是传统哲学，包括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轻视实践、脱离现实，在他们看来，哲学的使命就是解释世界，要永远保持哲学的超然和高贵性质，不要陷入现实和实践的纷争，那是“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1]（P54）。因此，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空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内蕴，这些极为宝贵的思想财产都被封闭在书本中，根本无法在实践中得到兑现，对于实践，他们既轻视，又外行，可谓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为了不辜负法国唯物主义的思想贡献，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趋势和导向落在实处、兑现在现实中，必须从根本上变革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把哲学从解释世界的形态变为改变世界的形态，这就必须依靠实践，通过变革世界的实际行动，发挥法国唯物主义的思想威力。只要行动起来，把思想付诸实践，那么实践的唯物主义也就把共产主义的内蕴化为共产主义的现实，于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也就成为共产主义者。

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的命题，不仅反映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内在关联，第一次把哲学唯物主义与科学共产主义连接在一起，而且还揭示了实践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极端重要性，既然共产主义在实践中发生，那么，共产主义也必须在实践中检验和校正。社会主义不在书本的规定中，而是要通过实践来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真谛。邓小平就是通改革开放的实践，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十、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

这是一个由于翻译的变故才引起大家关注的著名命题。在此前的所有的《形态》译本中，都是把共同体译为集体。仔细揣摩，集体与共同体的意义确实不同。集体是人的各种不同的集合，比如学习集体是班级，运动集体是球队和各种运动队，生产集体是车间，生活集体是敬老院、幼儿园，如此等等。这些集体对人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与共同体不可同日而语。共同体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人类要生存和延续必须采取共同体的形式，共同体层次不一样，但都牵涉人类的利益和命运，如民族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地域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等等。人类将自己的全面的生存和生活托付给这些共同体的形式，在这些形式及其交汇中掌控着人类的命运。

共同体也是个人的集合，但是共同体对个人的成长和命运具有终极意义。马克思曾把人的社会本质首先概括为人的共同体本质，而共同体本质又首先表现为共同体内部的社会联系，指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人的社会联系和交往犹如多条经纬线，它们的交织构成人的社会关系和生活环境，每一个个人都是在这些关系和环境中成长和培养出来的。所以共同体作为外部的客观条件和环境是人的成长和发展的基础。

个人的自由是人的进化和发展的终极追求，是人与生俱来的呼唤和呐喊。但是个人的自由不是放任和无法无天，个人自由追求的是摆脱自然和社会强加给人类的束缚和限制，力求在自然和社会面前挺起腰杆，取得平等甚至是掌控权。但这一刻也离不开共同体的环境和条件。健全的、和谐的、强大的共同体会造就强有力的个人，他们不仅能够自强、自重，而且能够彼此间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既尊重自己的自由，也尊重别人的自由，像《共产党宣言》所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P294）这样的联合体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的共同体，只有在这种共同体中，才会有个人的真正的自由。

参 考 文 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付洪泉]

Abstract： As the symbolic works of the birth of Marxist Philosophy， German Ideology has some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practice as the basis of perceptual world， practical generation of man， living existence of man as the first premise in all human history， four premises of human history， historical function of division of labor， the presentation and demonstration of materialistic historical concept， world historical idea， communism as a realistic movement to annihilate existing state， communist as practical materialist and individual freedom only realized in a community. These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s construct a complete practical materialistic thinking system， marking the birth of Marxist philosophy.

Key words： German Ideology， practical materialism， world view， historical 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