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至2020年底，厦门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黄鸣奋所著的“科幻电影创意研究系列”三部曲《危机叙事》《后人类伦理》《黑镜定位》先后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是为科幻电影研究领域的宝贵成果。该系列从危机叙事、伦理叙事、位置叙事这三个人文社科维度，试图打破线性的史学研究和横向的类型片研究的思维定势，重新规划科幻电影研究的新思路与新方法，某种程度上开辟了当代科幻电影研究的新路径。

该系列打破了传统科幻电影研究的西方话语模式，又延续了学者自身早期的文艺学理论和前期数码艺术学学术成果，以近年关于位置叙事学的思考维度，对科幻电影的创意内容进行自成体系的研究，并以此探究在叙事、伦理和技术创意上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能。更重要的是，该系列通过梳理影史上的上千部科幻电影的创意表达，寻找艺术形式背后关乎医疗、军事、劳动、资源、教育等人类现实生存问题的警示寓言。这在学界不失为一种创举。

一、路径与方法：打开科幻电影研究的新思路

此三部曲系列某种程度上摆脱了以美国为中心的科幻电影研究的西方话语，为我们打开了科幻电影研究的新思路。

1.突破科幻类型片的传统研究模式

首先需要从当前科幻电影研究的宏观层面对三部著作进行定位，才能整体把握该著作的学术意义与科研价值。

第一，在实践领域，科幻电影“诞生于法国，传播于西欧和日本，而在美国获得了高度繁荣”[1]，在已知的两千多部科幻电影中，由美国出品的占居三分之二。

科幻类型片在美国的高度繁荣，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冷战期间，在美国上映的《地球停转之日》《火星人入侵》《外星人大战地球》等饱含对于苏联入侵的恐惧、焦虑的科幻电影，在美国掀起了科幻片热潮。20世纪70年代“新好莱坞电影”四大名将之一乔治·卢卡斯拍摄了《星球大战》系列，美国科幻电影以其数字新媒体技术与科幻叙事的创意融合，奠定了世界科幻电影创作的主流位置。当代好莱坞所开创的太空歌剧、超级英雄等美漫式科幻类型片题材，一度成为世界流行文化的重要内容，曾培养了全球众多粉丝，确立了美国科幻电影的文化主导位置。

第二，在科幻片的学术科研领域，以美国科幻类型片为中心的研究，长期以来是主流学术界西方话语所建构的一种传统思路。

世界著名科幻电影研究学者、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影视系教授维维安·索布切克（Vivian Sobchack）对于科幻电影历史脉络的梳理、文化隐喻的象征分析等论据几乎成为科幻电影研究的共识思想，其在1987年出版的专著《空间映画：美国科幻电影研究》业已成为翻印多次的科幻电影经典著作[2]，近期发表的关于科幻电影后人类性别研究、科幻类型片的式微与奇幻片的新世纪崛起成因等系列论文，也多以美国科幻电影为基础，进而分析美国社会文化的内涵。世界著名科幻小说研究学者、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授雪莉·温特（Sherryl Vint），为科幻文学与包括电影在内的流行文化奠定了研究基础，其所编纂的《劳特利奇简明科幻史》一书中，同样从美国视角对科幻文学发展史以及科幻文学概念下定义。[3]而世界科幻小说专家罗兹·卡维尼（Roz Kaveney）撰写的科幻电影评论专著《从<异形>到<黑客帝国>：阅读科幻电影》，也是以好莱坞科幻片为中心分析后人类、科技性别、政治焦虑等科幻元素背后的美国大众文化心理特征。[4]还有英国东英吉利大学电影与电视研究专业的讲师凯斯·M.约翰斯顿（Keith M. Johnston）的《科幻电影研究导论》一书中，对于科幻电影发展脉络的开端源头、成熟发展、商业制作、主流发行的方式梳理，以及对于“未来探险剧”等未来发展的预设与评论，同样也是以美国科幻片研究发展为基准，并且译著本也引进国内成为科幻电影研究的重要海外论著。[5]由此可见，以美国科幻片发展为中心进行科幻电影研究，是当前学界的潜在前提。

在此意义上，作者的“科幻电影创意研究系列”三部曲，打破以美国为中心的传统科幻电影研究的西方话语，也不是从某一民族或国家的角度反视美国文化中心，而是试图从超越性的文化视角，打破史论研究和类型片研究的传统思维，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视角，梳理历史上的科幻电影内含的科幻创意元素的表现方式，从叙事、新媒体技术和伦理的角度进行研究分析。

2.打造叙事、伦理、技术的科幻创意研究体系

从创意研究内容来看，作者的三部曲系列主要围绕叙事、伦理、技术三个议题展开，同时也以《危机叙事》《后人类伦理》《黑镜定位》三本书名为修辞象征，进而打造了关于科幻电影的创意研究体系。

第一，三部曲既是对科幻电影类型片的研究，同时又超越了传统类型片研究的范畴，介入科幻创意的内容研究范畴之中。

在作者看来，科幻电影首先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类型片”，然后是“依托于科学假说的观念艺术”，最后是“相对广泛的存在”，因而科幻电影“就是将黑镜科技置于中心、以理性态度作为导向、以友善品格作为规范的电影。”[6]这种对于科幻电影概念的开放性立场，也打开了创意研究的空间。据于此，三部曲的科幻创意议题，在于探索创作者以何种态度（伦理）与何种方式（技术）讲述了怎样的故事（叙事），以及还有何种尚待挖掘的空间。

第二，叙事、伦理、技术的创意研究既有融合又各具特色，打开了科幻电影研究的新路徑与新方法。

一是著作《危机叙事》以人口性危机、经济性危机、知识性危机、规范性危机、意向性危机、反思性危机这六大危机叙事的主要内容进行展开，体现了深邃人文视野与社会关怀，同时在每一章节的结尾，也对科幻电影危机叙事尚未触及的社会层面进行了详细罗列。

二是《后人类伦理》的前身作为国家社科基金最终成果，以社会层面的生命伦理创意（自然生命伦理、人造生命伦理、外星生命伦理）、产品层面的衍化创意（工具伦理、心态伦理、媒体伦理）、运营层面的场景创意（策略伦理、环境伦理、发展伦理）三个大部分为主要内容，在绪论和附录部分对于技术与伦理在科幻电影中呈现的社会学与哲学层面深入分析，并对中国科幻电影发展问题展开讨论。

三是《黑镜定位》作为三部曲的收尾之作，也是叙事、伦理、技术三个科幻创意研究内容最具融合性的一部，该著作延续了作者2017年的三卷本大作《位置叙事学》里对于位置叙事与艺术创意相结合的研究范式，立足新兴移动新媒体时代科技语境，从叙事学的“位置转向”角度切入科幻电影创意研究，既是“位置批评”的艺术理论研究的延伸，也将科幻电影研究推向了更深的维度。

简而言之，三部曲对于科幻电影创意的研究所打开的新路径与新思路，其本身不失为当前科幻电影学术研究方面的一种创意范式。

二、叙事学研究创意：科幻电影危机叙事的人文视角

在传统科幻电影研究思维模式中，灾难片、废土、赛博朋克等题材常常作为类型片研究的分支而成为全球流行文化的重要内容。作者的创意研究体系，则致力于打破题材与类型、美国科幻电影中心等传统研究思维，从不同角度围绕一个共性的叙事内核而展开，即危机叙事。科幻电影的叙事创意，体现在创作者将危机叙事这一共性内核置于何种社会人文视角下展开，这也是作者切入科幻叙事学创意研究的根本视角。

1.“位置批评”的思考维度

首先，在《危机叙事》中，作者主要从两个角度对科幻电影关于危机的叙述方式进行梳理与定位，一是三种位置，自然位置、社会位置、心理位置，进而阐述其所揭示的危机成因与对策，[7]二是“三维度理论”[8]：科幻电影作为现实危机的反映（再现维度）;科幻电影主创团队对于危机叙事的创作态度（表现维度）;危机叙事本身之于科幻类型电影所构成的内在创新（创新维度）。著作将这三种艺术创新的维度应用在科幻电影的叙事创意表现中，并进行了重新规划梳理，从而整体把握其创意叙事的特点与可挖掘空间。

其次，在《危机叙事》的研究中，作者既将“危机叙事”作为动词，以表现“关于危机的叙述”，又将其视为名词，即“关于危机的故事”。其所建立的危机叙事学体系，主要从6个社会需要层面及其所包含的18个社会危机展开：人口性（生育、医疗、军事）、经济性（生产、分配、流通），知识性（科学、教育、文化）、规范性（道德、礼仪、法律）、意向性（艺术、管理、政治）、反思性（哲学、历史、宗教），以此为体系进行科幻电影危机叙事在时间、空间、逻辑上的富有张力的创意表现方式研究，也体现了作者的位置叙事学理论在科幻电影叙事创意研究领域的应用与拓展。

最后，在位置批评的基础上，作者对于科幻电影创意中的危机叙事模式的研究，也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唯物主义式的研究立场。即围绕每一社会危机的议题，从危机的成因与定位、危机所涉及的角色、应对危机的对策这三个层面展开论述，还以此提出许多当前科幻电影尚未涉及、有待开发的危机叙事层面，形成了一个逻辑严谨的科幻电影危机叙事创意表达的研究体系。

2.危机叙事的人文视野

这种位置批评的叙事学研究视角，势必将科幻电影的创意研究引向一条人文视野下的研究路径。正如英国科幻电影研究学者约翰斯顿在其经典著作《科幻电影导论》中的开宗明义，认为科幻电影作为一种类型片，本身就融含了多种文化思辨的主题，像是未来、人工创造、技术发明、外星接觸、时间旅行、身体或精神突变、自然灾害等等，因此科幻电影针对这些主题，“通常依靠最先进的特效技术来创造一种新的或具有扩展性的世界观”。[9]在此，仅以《危机叙事》中关于科幻电影生育危机层面的创意叙事学的研究为例进行分析。

第一，作者在自然定位、社会定位和心理定位三个层面展开。根据社会学的研究体系，自然定位中又分为生育力危机、生育关系危机、生育更替危机，其产生的原因包括自然原因、人类繁衍原因，涉及美国科幻片《黄蜂女来袭》、俄罗斯电影《神秘雨》、中国香港电影《美人鱼》等不同国家和地区影片中所讲述的危机叙事。在人文主义的研究视野下，这些表面上看起来由自然因素导致的危机叙事，往往也是人自身的原因所导致的，因而作者认为“科幻电影有助于认识造成生育危机的社会原因”，认为最常见的包括科技滥用和社会动乱这两大因素，或者是二者相融合。最后涉及的心理定位，又包含生育力观念、生育关系观念和生育更替观念，生育和危机的心理学关系，又分为心理原因和生育原因导致的心理危机。三个位置维度的成因分析，可谓包罗了由社会生育危机所引发的各个层面上的危机元素，也是危机叙事学体系科幻电影创意的重要标尺。

第二，关于生育危机所涉及的角色，作者从人类社会组成的角度提出了几十种可能的生育相关角色，并围绕生育叙事的物种、性别与辈分这三个在生物学、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有所交叉的核心概念，讨论科幻电影中的异种角色、异辈和异性三种角色的创意塑造方式。

例如，美国经典科幻片《异形》中的外星生命依托人体进行繁衍、中国香港电影《童梦奇缘》里一夜成人创意想象下的亲情表述，以及英美合拍片《人类之子》里女性不再生育后的世界生育观念表达等等，都在本书中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且最后还提出科幻电影应着眼于产品层面和运营层面，以进行生育危机叙事的深挖掘。

第三，关于生育危机的解决对策，作者同样以自然、社会和心理三个层面的位置批评维度进行划分。在自然层面上，作者认为应在生育危机技术、生育关系技术和生育更替技术三个层面进行展开，提到了诸如中国香港影片《蜜桃成熟时33D》、美国《五百年后》、英国《代码46》等科幻电影中的（反）乌托邦的解决方案。在社会层面上，作者认为科幻电影的生育危机叙事应从生育危机制度、生育关系制度、生育更替制度三个层面展开，并与现实进行呼应。在心理层面上，也是最重要的位置批评维度，作者认为应形成正确的生育力观念、生育关系观念和生育更替观念，实际上这既是科幻电影关涉生育危机的创意表达，电影创作者的艺术立场与价值取向，更是现实生活中，面对整个世界的生育危机、生育关系和生育更替危机现实的应对策略。

总之，《危机叙事》作为“科幻电影创意研究系列”三部曲的首部专著，较为成功地呈现出认识现实危机、认识危机管理、认识危机叙事的研究价值。这种基于人文视野下的科幻电影危机叙事的研究，体现了中国科幻电影研究学者的文化视野与世界胸怀。

三、技术伦理研究创意：技术媒介与技术反思的世界关怀

科幻电影的最大魅力，在于它提供给人类某种想象未来科技的方式，以及该科技对于人类所造成的可能性影响，其结果大体上无疑走向悲剧和喜剧这两种审美范畴。在科幻电影研究中，较为常见的研究范式是借鉴英国科幻文学研究的反乌托邦叙事研究。

事实上，绝大多数科幻电影都是某种乌托邦式的表达，例如美漫科幻超级英雄电影往往以现实世界中明显存在的潜在危机为创意内容，如生物科技危机、变异人等危机叙事，进而炮制出乌托邦式的未来愿景，[10]而欧洲则普遍继承了反乌托邦文学传统，其科幻电影关于技术的态度具有较为明显的反乌托邦色彩。暗含不同的美学政治诉求，这也是在西方主流学界不断重复的关于科幻文化隐喻的研究功课。

作者“科幻电影创意研究系列”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后人类伦理》和最后一部《黑镜定位》，则为这种乌托邦或反乌托邦的辩证思考寻找到一个道德维度，即关于技术的伦理问题，并延展至科技革命对于科幻电影的创意影响的相关探究。换言之，三部曲以新媒体技术创意为基础，最终上升至伦理创意的技术观念与哲学层面的探讨。

1.新媒体的技术创意

作者在三部曲的写作框架中，有个非常明显的延续性工作，就是保持对于互联网、虚拟现实、流媒体等数字新媒体技术的关注，是作者研究科幻电影伦理问题的技术基础。

面对技术对人类社会带来的种种变革性的影响，三部曲涉猎的内容实际远远超过科幻电影文本，而是介入到科幻电影的制作技术、传播媒介和社会价值层面。

第一，新媒体与科幻电影艺术的发展密不可分，首先在于科幻电影作为表现手段，其本身就是一种创意新媒体。

正如作者在《后人类伦理》的序言部分所言，科幻电影艺术的发展，经历了“活动影像—多媒体—数码影像”的技术发展脉络，不同时期的科幻电影的表现方式也体现了该时代的技术特征。例如活动影像年代里法国著名导演梅里埃的《月球旅行记》，使用了停机再拍、胶片涂色等早期电影技术成为科幻电影的起点;多媒体时代则诉诸包括听觉在内的多感官通道;20世纪中期，“电影从模拟技术向数码技术转型”，[11]《西部世界》《异形》《星际旅行》等科幻片在当时大放异彩，为科幻电影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媒介创意表现的技术时代。

第二，从传播创意形式的角度来看，科幻电影也是一种传播平台的新媒体，基于这样的观察视角，三部曲所涉及的科幻文本除了电力网络的影院影片之外，还有电视网络中的各种科幻剧集，以及电子网络中的网络影视剧。美国网飞公司（Netflix）出品的反乌托邦科幻剧集《黑镜》（2016年以前版权为英国BBC所有）亦纳入研究范畴，甚至作为“科幻电影创意研究系列”第三部《黑镜定位》的书名，并以此文本打开了新媒体位置叙事的研究路径。此外，还有中国爱奇艺、优酷视频、腾讯视频、PPTV聚力等流媒体所播出的大量中国科幻网络剧，以及各视频网站上关于科幻电影的传播方式等等，极大地丰富了科幻电影的研究内容。

第三，在内容创意生产层面上，新媒体作为一种跨物种交往、跨物态交往、跨物域交往领域的事物，对科幻电影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极大地促进了后者的创意表现。

在日常生活中，新媒体技术的“跨物种/物态/物域”交往的特征已经非常明显，正如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是人身体之延伸”的判断一样，全球万物互联形态已在上个世纪末期基本形成了一个“地球村”。而这些对于科幻电影具有怎样的影响呢？作者特别注意到，新媒体的种种表征正是科幻电影内容创意生产的重要指向。例如表现普通人类与克隆人或外星人等跨物种形态交往的科幻片《最终幻想》《异形》就在新媒体技术特征的层面上构成了科幻电影的创意内容。

新媒体技术特征作为科幻电影创意内容生产的重要构成，科幻电影又是以何种伦理及其价值观立场，讲述了怎样的关于技术的故事呢？这便是作者所立足的后人类视域下的伦理创意研究成果。

2.后人类的伦理创意

提到“后人类”，20世纪80年代美国后现代人类学家唐娜·哈拉維的《赛博格宣言》是绕不开的话题，但随着数字时代的全面到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亦感知到《赛博格宣言》作为21世纪后人类寓言，未免带有过于乐观的乌托邦想象色彩。那么，究竟什么是后人类？人文学者应基于怎样的后人类视野研究科幻电影？

作者在创意研究系列三部曲中，将依靠技术想象未来人类形态、生活方式和观念、认知的科幻电影创意背景，阐释为“后人类语境”，认为科幻电影创意内容中的后人类语境，不仅指后工业、后现代社会的“后+人类”生活状况，也不局限于研究末日之后的“后人+类”智能生物形态，而是“用分类的观点看待人类的发展愿景”的语境，[12]这就涉及关于科幻电影语境下的伦理定位、伦理关系和伦理观念的问题。作者找到关于生命形态的社会层面、聚焦衍化形式的技术产品层面、涉及场景概念的技术运营层面，进而支撑起后人类伦理研究的三大模块。

在第一大模块中，作者以生命形态为标准，从三个层面展开，以变种人、电子人、类智人为代表的自然生命伦理考察;以生化人、克隆人、机器人为代表的人造生命伦理考察;以外星土著、外星来客、外星移民为代表的外星生命伦理考察。

例如在讨论电子人叙事所涉及的伦理关系研究中，作者清晰地从电子人与原身人、控制者和其他人这三个维度逻辑上提出三个伦理问题：“还是同一个人吗？”“还有独立意志吗？”“是朋友还是敌人？”最后引向电子人生育叙事、法律叙事、政治叙事的伦理观念，对科幻电影后人类伦理创意表达，从形而上的伦理观念的角度进行了更清晰的定位与辨析。

在第二大模块里，作者在技术产品层面从三个方面展开：包括机器伦理、武器伦理、网络伦理在内的工具伦理探究;包括认知论理、情感伦理、意志伦理在内的心态伦理探究;包括语言伦理、电视伦理、新媒体伦理在内的媒体伦理探究。作者从技术产品层面将这些科幻影视剧予以细化，进而提供多种思考技术伦理问题的观察视角。

例如在讨论科幻电影创意与语言伦理时，作者对语言描写所依据的伦理定位，从智能动物如何习得语言的自然定位、种际之间如何使用语言功能进行沟通的社会定位、心灵感应与语言消亡的心理定位这三个维度进行阐释。事实上在2011年翻拍版《猩球崛起》中，数字电影时代的工作者确实专门找来人类学家参与剧本创作，2016年美国科幻片《降临》的主创团队，也专门请教语言学家和剧情相关的符号学认知问题，都力求更符合语言伦理的细节。在科幻电影语言创意与其所涉及的伦理关系中，作者进一步找到谎言、谣言和预言的语言伦理关系，分别对应于语言与能言者、所言者、受言者关系，并通过大量的科幻片目为例证，展示了未来科技所造就的可能的语言生态伦理。最后关于语言叙事所蕴含的伦理观念问题，作者寻找“言为心声”“字如其人”“知书达礼”这三个独具中国修辞风格的隐喻，来表达科幻电影中有关口语、笔迹和典籍方面的伦理观念，例如“猩球”系列电影（1971—1973）中对于是否开口说话或隐瞒真相的语言伦理、《史前一万年》中设想通过壁画遗迹穿越时空的笔记伦理、《华氏911》所展现的未来反乌托邦社会禁书烧书的典籍伦理观念，等等，将语言作为一种技术媒介的创意衍生品，上升至心理、社会与哲学层面的伦理问题，也拓展了科幻电影创意伦理叙事的人文价值。

在第三大模块的科幻电影创意运营层面研究中，作者聚焦场景概念所划分的研究：包括人工智能伦理、游戏伦理、记忆伦理在内的策略伦理议题;包括探险伦理、时间旅行伦理、世界伦理在内的环境伦理议题;包括末日伦理、生态伦理、世界伦理在内的发展伦理议题。在这一模块中，作者将后人类伦理创意从生命身体、衍化产品的形而下的具象事物，上升至形而上的高度，并从哲学高度反观科幻电影的多重伦理议题，最终完成了一个层层递进又首尾相连的科幻电影创意逻辑链条，不同程度上揭示了后人类伦理的终极关怀与相关命题。作者将后人类伦理问题引向了世界伦理的讨论，以角色、场景和态势为循序渐进的切入，最终引向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注。

因而这一部分的表述方式与前几章节略有不同。从科幻电影中的“中国人形象”的角度进行了研究，“中国人形象出现于国外科幻电影，这一现象本身就寓有身份转变的意味……它们的编导有关中国人的想象通过演员和剧情的呈现。”[13]作者认为从早期科幻电影里“惡贯满盈”的傅满洲华人形象塑造，到中美文化交流增多期间的美国科幻片《第27天生死劫》里为保护世界和平而自我牺牲的中国农妇，再到《太阳浩劫》《冷聚变》等影片所描写的世界公民形象，反映了从具有刻板种族印象到超越国籍的世界公民形象之变迁，这在从中国元素到世界奇观的场景创意中也多有体现。

作者将其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继承19世纪以来中国形象妖魔化的世界伦理认知，重在表现中国危害世界的立场冲突，如科幻电影《X计划》里设想的未来2018年中国成为美国之外的唯一超级大国对手、《末日机器》里描写中国军方研制毁灭世界的末日机器的剧情等等，事实上某种程度与当前现实情境下的中美贸易战、“中国威胁论”等世界伦理观念相似。

二是某种立场调和式的方式，如《电子争霸赛》里的中文翻译程序元素设置、《日本沉没》里参与日本国民避难事宜的中国身影、《火星救援》里中国航天技术的支持等，都体现了中国寓有世界希望的世界伦理价值观念。

三是中国加入世界性斗争的立场趋同表述，如《环太平洋》中人类与外星人作战基地设置为中国香港、《降临》里中国军方破解外星人所使用的神秘符号等等，世界伦理在科幻电影文化意识形态的表述中发挥着无穷的社会价值，这也是创意叙事的终究追求所在。

这些科幻电影的世界伦理创意发展，反映的正是从中国立场到世界政治的态势伦理观念表述的变化。世界伦理在科幻电影文化意识形态的表述中发挥着无穷的社会价值，这也是创意叙事的终究追求所在。

这种观察无疑体现了研究者的文化自觉意识，并从新历史主义的观察视角对科幻电影的世界伦理创意叙事进行考察。

结 语

“科幻电影创意研究系列”三卷巨著是中国学者从自身文化立场出发，又超越国家与民族文化界限，试图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进行科幻电影研究，打开了科幻电影创意研究的新路径。

从世界科幻电影产业情况来看，美国科幻电影在史论研究和科幻话语中占长期统治地位，中国科幻电影产量和质量仍处于边缘位置，尤其是中国科幻电影创作尚未形成独立的科幻观的情况下，该系列著作能够摆脱美国科幻电影中心话语的传统思维，也为世界科幻电影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在学理的意义上，该系列以位置叙事学的三个维度为逻辑之经、科幻电影创意叙事、伦理和定位为研究之纬，构建了自身科幻电影创意研究的理论体系，无论在中国学界还是世界范围，都是科幻电影研究的科研创举，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经验。

【作者简介】陈亦水：戏剧与影视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科幻电影研究、数字媒体艺术研究等。

注释：

[1][11][12][13]黄鸣奋：《后人类伦理》，中国电影出版社，2019年版，第43页，第3页，第46页，第621页。

[2]Vivian Sobchack，Screening Space： The American Science Fiction Film.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7.

[3]Mark Bould， Sherryl Vint，The Routledge Concise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 Routledge Press， 2011.

[4]Roz Kaveney，From Alien to The Matrix： Reading Science Fiction Film. London： I.B.Tauris & Co Ltd. Press，2005.

[5]Keith M. Johnston，Science Fiction Film：A Critical Introduction.New York：Berg Press，2011.

[6]黄鸣奋：《科幻视野下中国电影的定位》，《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7]黄鸣奋：《危机叙事》，中国电影出版社，2019年版，第10页。

[8]张经武：《叙事学的“位置转向”及其艺术创意价值——黄鸣奋教授三卷本〈位置叙事学〉评介》，《厦大中文学报》2018年。

[9]Keith M. Johnston， Science Fiction Film：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Berg Press， 2011，p.1.

[10]Aidan Power， Contemporary European Science Fiction Cinemas. University College Cork Press， 2018，pp. 12-13.

（责任编辑 任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