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晋文 解静怡

新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的崛起，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信息革命影响深远，科技革命的智能化成果向经济、政治、文化、民生、生态等各个领域渗透，社会治理随之进入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新阶段，重大突发事件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破坏性特征更加凸显。与此同时，以互联网为平台的各路媒体纷纷拿出看家本领并联合发力，为应对重大突发事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其中，个性化自媒体无疑是最为活跃的一支生力军。众所周知，自媒体不同于主流媒体，是公众运用数字技术和网络途径，自主生产和传播信息的主要平台，具有私人性、自主性、平民性、普泛性、交互性等特征。在群体传播时代，具有信息生产自主性的自媒体船小好调头，在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可否认，自媒体也存在着难以回避的问题和短板。

一、自媒体是凝聚民间力量的新社群

在群体传播时代，只需网络信号和通讯设备，公众就可以随时随地制作和传播信息，这是自媒体所特有的自主性和流动性。倘若说，主流媒体推崇审美的政治化，崇尚信息的政治审美，习惯以国家、民族、集体名义引发舆论大众共鸣，那么自媒体则崇尚政治的生活化，偏好信息的世俗审美，通常在世俗民间和日常悲欢离合中隐蔽传达时代政治诉求和理想愿景。由此看来，自媒体和主流媒体之间存在差异性和互补性，二者从不同的角度看见、表达和阐发“真实”并记录社会历史。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期间，自媒体在凝聚社会力量方面功不可没，财新传媒和《环球时报》公众号等专业性自媒体彰显传播威力，个性化自媒体作家影响广泛，它们以良知和使命为战胜突发事件不遗余力，为疏解恐慌、稳定人心和澄清真相而奔走呼号。可爱可敬的人民解放军、消防战士、医护人员不仅是重大突发事件的主力军，也是自媒体传播的大军，是现场个性化自媒体传播的又一支核心力量。他们穿上工作服是出生入死的战士，而脱下工作服是个性化的自媒体人，他们用自媒体表达对救死扶伤的欣慰、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对攻克难关的信心，用感天动地的现场画面凝聚力量。受灾者将自己的感受心得通过自媒体与外界分享，一方面释放情绪缓解突发事件造成的心理创伤，从网民的鼓励和支持里获得精神抚慰;另一方面以积极乐观勇敢的心态现身说法，告诫大家如何避免恐慌，以便将突发事件风险降至最低。此外，警察、环卫工、快递员等平凡人物都是民间自媒体的一员，这些自媒体力量如涓滴细流汇成了大江大河，一道为危机期间社会民众的认知改变、态度改变和实践改变作出了巨大贡献，诠释了公共危机时期的人道精神和集体力量，表现出民间力量在突发事件中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主流媒体主动寻求同自媒体合作，“努力实现由消极的控制者向积极的沟通者的角色转变”[1]。由于重大突发事件往往是瞬间发生，破坏性比较强，对个体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或损害，记者常难以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官方新闻便会采用和征集自媒体亲历者所发布的资料，经过简单编排后及时公开公布。例如，央视新闻频道《共同关注》栏目中对甘肃文县持续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的报道插入了自媒体视频影像。事实上，非典十周年、汶川地震十周年等突发事件周年纪念，自媒体也會自发制作作品回顾感怀，让大众铭记苦难并砥砺前行。社会危难之时，“英雄”的概念在自媒体民间日记的书写中被重新定义，英雄不再是超人化身或肩负宏大使命的巍峨丰碑，而是站在我们身边拼命维持正常社会运转的你我他，是为战胜灾害和灾难贡献一份力量的无数个体生命。

二、自媒体是疏导社会恐慌的镇静剂

突发事件之下，守护生命成为人们最大的心愿，活着成为最重要的愿景。网络世界里，民众依靠自媒体写下“致敬”“平安”等词语直观表达心意和愿望，释放焦躁与不安，自媒体通过突发事件剖析真相传递信心和希望，促进突发事件信息透明公开以缓解公众焦虑，传达赈灾工作进展情况以疏解恐慌情绪，对于陷入集体创伤漩涡的大众无疑是一剂速效镇痛的良药。这些自媒体内容没有简单停留在情绪层面兜圈子，而是注重提供思考和思想感召力，努力突破信息的“蚕茧效应”，以便及时给社会和公众带来启发和信心，在循序渐进中引领社会和公众以理性应对灾难，而不是在过度恐慌中加剧社会危机。事实上，等待和阅读自媒体内容的过程既是公众的一种安慰疏导方式，更是一种困境中的守望相助方式，一些来自名家的信源具有权威性和感染性，借助群体传播，能够将个体化的感悟和倾向，传播为全社会的认知和情绪，这就是自媒体信息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广泛传播的根本原因所在，“在公共危机发生的状态下，人们会本能地产生恐惧心理，希望在集体中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集体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2]。自媒体软件综合了图文音画等多种表现形式，又在各自独立的领域各显神通。例如，擅长图文媒介的借助QQ、微信、微博发布随感、日记、书信等各式短文，“北京暴雨有群人一夜无眠”“驰援南方洪灾”等话题均记录着一场又一场感动;擅长视觉媒介的通过优酷、抖音、哔哩哔哩发布短视频，例如，B站《飞碟说》发布了《今年的洪水比以往更凶猛吗》的短视频，以形象直观的方式说明了2020年中国南方洪涝灾害的真实情况;擅长听觉媒介的利用喜马拉雅、网易云、酷狗等发布歌曲和朗诵，诸如献给3·30木里县森林火灾牺牲的消防战士的音乐作品——《英雄的儿子》深受大众喜爱。这些极端环境下创作的作品创意新颖、制作周期短、审核通过快，有效服务于重大突发事件时期的社会心理和公众情绪，对于点燃希望、传递信心和凝聚共识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巨大作用。受突发事件的影响，各行各业的自媒体均发挥各自优势，合力共同应对灾害和灾难，在全社会织起了一张大爱之网。科普类自媒体首当其冲，自觉发挥其社会作用，理性担负起社会责任，譬如知识分子，及时发布与突发事件有关的专业认知，进行大众化普及，必要时还会附上学术论文;文娱类自媒体也不甘示弱，譬如《李老师说》《炮炮兵》《三尺童子》等幽默可爱的动画短视频同样出手不凡;生活类自媒体大显身手，绿色饮食、强身健体、防范逃生等内容同样起到了纾困解难的神奇效果。自媒体有极强的传播力，在浏览、点赞、评论、转发的过程中产生了全民互动效应，突发事件给我们带来的沉重打击在正能量的互动中得到疏导和宣泄，以客观理性、轻松豁达的态度感染公众，潜移默化地缓解了公众的心理焦虑和灾难恐慌。有时在虚拟空间中的互相安慰比物理空间中的效果更快更好，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无助和孤独时在自媒体环境中进行互动交流，这既是自媒体对公众的感召力，也是公众对自媒体的情感依赖，自媒体用户对网络的粘性在重大突发事件中体现得尤为充分和彻底。

三、自媒体是拓展公众政治参与的新平台

随着互联网普及程度的迅速提高，智能手机的操作使用遍及城乡，给信息的高效传播提供了无限可能，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催生了大量的自媒体生产者和消费者，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大众制造和接受信息的积极性，社会进入了一个人人可生产信息、信息传播无处不在的群体传播时代，大众从媒体的被动接受者变为了媒体生产者，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这使得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角色定位日渐模糊，每个人都能成为群体传播中的传播主体和信息中转站”。[3]大众的被动政治参与因为媒介技术的变化使得主动参与成为可能，自媒体拓展了公众政治参与的可能空间，简单实用的媒介工具为表达意见和传播意见提供了便利条件。可见，互联网作为信息来源和交互场所，既充分发挥了信息搜索和民间交流作用，又推动着社会政治建构的程度和深度，这种点对点的人际传播效应，比传统大众传播点对面的效应更为明显，实现了从普遍传播到精准传播的转变。自媒体在面对社会灾难和公共危机时，能够使公共危机的信息快速流向公众，可以将个性、多样的诉求及时反馈给权力机构，在公民社会中发挥着不容小觑的建构和粘合作用。突发重大事件中容易暴露出预警机制和应急机制的种种弊端，例如，天津塘沽爆炸事故、广西南丹县矿井事故、太原台骀山风景区火灾事故，网络用户通过自媒体平台批评事故负责人不报瞒报或形式主义的错误行为。公众一边发出强烈的质疑声音，一边表现出极高的政治参与热情，对地方政府效能低下、地方预警系统失灵，以及各种官僚主义作风进行潮水般的抨击和宣泄，这些源自自媒体的民意就是民心，而民心就是最大的政治。自媒体为新时代公众的政治参与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有效弥合了大众传播和主流宣传的弊端，个体距离政治参与从未如此之近，也从未如此便捷有效。在重大突发事件期间，政府快速回应个性化自媒体的舆情，听取合理的意见、建议和批评，迅速对事件展开调查，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主体，通过官方自媒体及时向社会公布处置结果，赢得了公众的赞誉和信服。在主流和民间的公共政治互动中，公众围绕自媒体建构了庞大的公共领域，彰显了自媒体和权力机构同频共振的良好效应，为新时代公共领域的建构和应急机制的革新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主流媒体也借力自媒体挖掘应对重大公共事件的积极力量，依托微信平台国家机构偏好开通客户端、小程序，除日常的民主监督外，针对特定突发事件开通服务专区，有序征集公众的情况信息，确保政府工作全面覆盖，为拓展公众知情权，推进公民社会和民主社会建设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自媒体的责任担当不容摇摆

重大突发事件期间自媒体的优点和弱点同样明显，“既为实现公民诉求提供了新的途径，也潜伏着各种社会风险”。[4]作为群体传播的典型自媒体，具有非制度化、随意性、急就章的特质，注重时效性、爆炸性和轰动性，带来了盲从性和误导性，大众围观着自媒体带来的多面真实，享受着打破现实话语秩序的随意性言论，公众依托自媒体对世界质疑、对规则挑衅之时，也意味着传统的权威信源受到挑战，去中心化的信息生产自由、言论自由导致了种种泥沙俱下的弊端。大量捏造的虚假谣言在自媒体中随处可见，信息过剩使大众的阅读鱼龙混杂，有效信息往往被虚假信息的汪洋大海淹没，严肃事实在戏谑调侃中灰飞烟灭，浅阅读取代了深度思考，一些读者放弃了对信息的梳理和判断，逻辑和监管缺失致使辨识真假的方式变得简单粗暴，“有图即有真相”成为了许多人潜意识里的“真理”，造梗和玩梗成为了互联网时代制造新典故的自由王国，各种断章取义和一目十行的泛阅读，带来了情绪化的判断和不负责任的言论，于是，各种谩骂、吐槽和低俗评点让互联网变得一地鸡毛。自媒体的个体性将信息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缺点暴露无遗，在公共危机爆发时任何主观片面的观点经过他人的夸大转述，便会使失真信息满大街裸奔，带来的社会撕裂和破坏代价异常沉重，给社会信任和官民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估量。例如，“四川乐山一化工厂气体泄漏发生爆炸”“洪水影响三峡大坝坝基安全”等信源比比皆是，为博取眼球吸引流量的谣言也是数不胜数，这些自媒体在公共危机时“见利忘义”的本性引发了公众的愤慨。更有境外力量趁机捣乱，与境内自媒体联动制造事端，荒唐的自媒体信息让公众晕头转向，不仅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而且产生了危害国家安全的恶劣影响。自媒体摇摆在言论自由和谣言传播之间，让大众与真相的距离从未如此之近，但稍有不慎正能量就會转为负能量，正面故事就会变成一场灾难性的事故。谣言一经散布后，危机公关处理若有半点迟疑怠慢，都难以弥补事件主体的名誉损失或经济损失。自媒体在重大突发事件结束后应该深刻反思再出发，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自媒体亦需提高自律性，合法合规遵守道德底线，肩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承担起应尽的社会义务，营造井然有序和风清气朗的自媒体空间。与此同时，主流媒体网上传播力度有待加强，迅速、准确、全面的信息报道可及时制止谣言散布，矫正自媒体先天性的盲点和不足。

五、自媒体的非理性传播需要警惕

自媒体时代的来临标志着个人就是传播主体，个体作用受到极度重视和拔高，自媒体人是无紧密关联的个人集合体，他们希望发布的内容既能够得到社会和受众的广泛认可，又能够在标新立异中鹤立鸡群，所以他们之间普遍追求极度的差异化和个性化，这种差异化的形成源于信息内容领域的无限多样性，以及个体兴趣的丰富性和多变性特质。自媒体软件抓住这些特征，运用大数据针对自媒体用户喜好精准推送内容，让信息传输投其所好，避免信息的过度浪费和大水漫灌，由此实现从人找信息到信息找人的转变。问题随之而来，习惯喂养式消费信息的大众，就会更加模糊现实和虚拟社会的边界，不论物理世界是什么样子，受众所看到的都是他想看到的虚拟空间。订制信息将大众塑造为一个机械的信息消费者，信息鸦片的惯性和惰性由此而来，信息获取的定势方式使得受众思维模式出现偏颇固执，久而久之会对人生和社会产生某种想象性的执念，极有可能出现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偏执，“信息定制化、选择性，使人越来越局限于自己的兴趣和圈子，这些都是新媒体带来的考验”。[5]在社会公共危机发生后，这种思维模式的缺陷就会暴露出来，公众容易作出非理性的行为选择，给他人和社会带来许多啼笑皆非的负面影响。譬如，因地震导致日本福岛核泄露事故引起的中国抢盐风波，这些在恐惧之下无视科学知识的低能信源，忽略了安全有效的基本方法和基本常识，会麻醉人基本的思维判断，使之沿着非理性的思维惯性一路狂奔。此外，类似于饭圈文化等二次元文化社区的不当内容同样引来不少诟病，一些缺乏基本民族审美的文化消费主义，引发了民众的强烈批判。不是什么内容都可以拿萌文化、嬉皮士文化为幌子进行解构，可见，网络传播伦理建构的任务任重而道远，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如果媒体在文化深层上与网络用户是隔离的，仅靠表层的语态变化，仍然难以持续赢得用户的共鸣”[6]。熟练操作使用自媒体软件的用户大多数是青年群体，诸如春季森林防火中会出现“怎么劝说老人不烧纸钱”话题，青年群体虽然充满活力，有着更科学、更进步的思想，却缺乏基本的国情认知和社会阅历，部分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文化观尚未完全形成，肤浅的观点和粗鲁的言论仍屡见不鲜，妄自尊大、唯我独尊的心态不利于互联网的健康发展，这些现象应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综上所述，在重大突发事件中自媒体以平等性、自主性和个性化赢得了自己的尊严，很好地完成了自身的使命和任务，在政治参与、凝聚人心和疏导情绪方面作出了应有贡献。然而，自媒体自身存在的问题也不可回避，由于群体传播中缺乏精准的监管，主体性的责任和法律自觉意识时有缺席，信源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给社会传播带来的影响和伤害同样值得高度警惕。

〔本文系山西省高校中青年拔尖创新人才资助项目“影视讲好中国故事的逻辑、实践和路径研究”（晋教科【2020】8号）、山西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资助项目（晋宣人字【2018】1号）、“跨文化背景下中国故事创造转化和创新发展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薛晋文：太原师范学院影视艺术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影视文化。

解静怡：山西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影视文化、新闻媒介。

注释：

[1]魏乔波：《网络时代政府应对公共安全危机的对策研究——以“山东疫苗案”为例》，《新闻研究导刊》2020年第2期。

[2]段鹏、项钰璇：《社会化媒体在公共危机传播中的作用》，《现代出版》2019年第6期。

[3]隋岩：《群体传播时代：信息生产方式的变革与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

[4]李钟隽：《全媒体时代社会舆论“微传播”的动因与控制》，《学术交流》2012年第12期。

[5]谢新洲：《新媒体给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变革》，《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1日。

[6]彭兰：《移动化、社交化、智能化：传统媒体转型的三大路径》，《新华文摘》2018年第7期。

（责任编辑 苏妮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