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凯 汪 泓 刘婷婷

（1．上海大学 管理学院，上海 200444；2．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管理学院，上海 201600；3．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国际经贸学院，上海 200120）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借助于国家的力量，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国家应该进行不同的政策干预，这是李斯特在其《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中提出的主要观点。Rondrik et al．（1996）亦提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市场失灵现象，而根据市场失灵理论，若要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必须借助政府的干预。我国的历史发展实践表明政府的“无形之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产业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之一，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市场化体系建设的重要助推力量。我国经济学家林毅夫（2012）提出产业政策能够弥补市场失灵引起的效率损失，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陷阱、逐渐实现工业现代化。我国在实施产业政策过程中通常将市场机制与计划调节结合到一起（谭劲松等，2017），具体而言，产业政策的实施手段主要包括间接诱导、直接干预、信息指导以及法律手段等，其中前两种手段比较普遍（黎文靖、李耀淘，2014；余明桂等，2016）。间接诱导手段主要是指政府通过财政政策（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货币政策（银行信贷）对企业创新活动进行的杠杆管理，直接干预手段主要表现在行政权力的运用，如项目审批和核准以及政府管制等。产业政策的不同手段对企业发展均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一方面，产业政策在对鼓励行业进行扶持时，会使资源向鼓励行业内企业倾斜，从而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诱发企业进行生产率增进型的投资，有利于企业绩效提升。首先，对于我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银行信贷资金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在政府政策支持下，基于“锦标赛”理论，受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行业可以持续获得更多银行借款（张纯和潘亮，2012）。其次，受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会获得更多的政府优惠政策，以较低的市场价格获得稀缺的要素资源，从而提高企业的发展潜力及长期收益，如税收优惠政策、政府补贴等（Duchin and Sensoy，2010；钟凯，2017）。同时，基于信号传递理论，资本市场也会提高对受鼓励行业内企业的预期，企业的IPO融资、股权再融资表现均显著提高（陈冬华，2010），企业获得的社会资本也将增多（Kleer R，2010），企业市场价值提高。另外，受产业政策扶持的行业往往是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地方政府官员基于业绩考核及职位晋升的考虑，会有强烈的动机将资源向政策鼓励行业倾斜，以促进产业发展。如张莉（2017）等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倾向于将工业用地分配给地方产业政策重点发展的产业上。

另一方面，产业政策会通过市场准入、项目审批等手段，设置产业进入和退出门槛，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水平，优化产业内部企业的资源配置状况，从而促进优质企业快速成长，提高企业自身以及整个产业的生产率。为了促进鼓励产业的发展，政府会相应放宽鼓励行业的市场准入限制以及项目投资审批、降低行业进入门槛，使更多的企业能够进入，从而增强被鼓励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相对于垄断行业，处于竞争性行业的公司面临着与同行业其他企业的强烈竞争，为了保持市场份额、避免破产清算，企业需要更加努力提升其绩效（李小荣和张瑞君，2014）。另外，根据公司治理理论及委托代理理论，行业的垄断程度越高，企业高管利用权力谋取私利的可能性越大，高昂的代理成本越会严重损害企业绩效，而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能提高外部投资者对企业管理者的监督能力、合理降低高管的代理成本、提升企业绩效（贾生华和陈文强，2015）。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产业政策会促进企业绩效提升。

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对微观企业绩效产生重大影响。人力资本作为企业发展最核心的生产要素，其创新性、能动性、适应性以及难以模仿性，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源泉，也是决定企业绩效最坚实的根基（Jiang and Lepak，2012；朱焱和张孟昌，2013；王李，2017）。企业人力资本的高低关系着国家产业政策的微观经济效果，对于企业能否把握住产业政策带来的福利、做出价值增值型决策至关重要。

首先，人力资本较强的企业会在自身经营范围内积极主动适应产业政策的调控，调整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表现出一定的“顺政策行为”（Boubakri，2008）。基于国家产业调整优化升级的需要，国家及地方政府会对产业政策鼓励的行业进行各式各样的政策扶持，以信贷支持、税收优惠、政府补贴等手段将资源向受鼓励的行业内倾斜（Duchin and Sensoy，2010；张纯和潘亮，2012；钟凯，2017）。受鼓励的行业内嗅觉较灵敏的企业会在一定范围内尽可能做出有效调整，使企业能够达到政策扶持标准，从而以较低的市场价格获得更多的稀缺要素资源。

其次，对于不同的人力资本承载者，其知识水平、心理状态、工作能力等都存在差异，这会导致企业资源利用能力的不同。Thomas and Ramaswamy（1996）指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如果拥有独特的能力，并且该能力与企业的战略导向相匹配，则会极大提升组织绩效。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专项调查报告（2016）显示，科技人力资本是企业进行研发创新的基础，其对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投资的关系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谭劲松等，2017）。与科技人力资本较低的企业相比，科技人力资本较高的企业会更有可能利用自身优势，取得创新成功。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与人力资本积累较低的企业相比，人力资本积累较高的企业中产业政策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强。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1—2017年上海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地方产业政策、人力资本积累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按照以下标准进行筛选：（1）剔除总资产和所有者权益为负值或0的样本以及主要研究变量缺失的样本；（2）考虑到政府可能出于保护上市资源目的为ST、PT公司提供补助或贷款，剔除ST、PT样本；（3）剔除重要数据缺失的样本；（4）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做3%的Winsorize处理。最终，得到224家样本企业2492个公司-年度观测值。本文所使用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大部分来自CSMAR数据库，人力资本数据通过手工搜集的上市公司年报得到，产业政策数据通过手工整理上海市政府“十五”～“十三五”规划文件得到。

2.2 变量定义与模型设计

1．变量定义

（1）产业政策

本文将参考陈冬华（2010）、陆正飞和韩非池（2013）、王克敏等（2017）的研究，根据上海市五年规划中相关行业发展规划，确定企业是否属于上海地方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若文件中出现“大力发展”“积极发展”“鼓励发展”“优先发展”“改造提升”“加强提高”等字眼的行业，则属于上海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行业，产业政策（IP）取值为1，否则为0。

（2）人力资本积累

人力资本积累（HumCap）用技术人员占比（TechStaff）和员工平均受教育年限（EduYear）两个指标来衡量。技术人员占比测度了人力资本在数量上的存量，是量的积累，陈芳和穆荣平（2011）、王莉娜和张国平（2018）等的研究中涉及该指标；员工受教育年限测度了人力资本在质量上的存量，是质的积累，许秀梅（2017）、阳立高（2018）等在研究中采用了该指标。

（3）企业绩效

目前，学术界关于企业绩效的衡量指标主要包括总资产报酬率（ROA）、净值产报酬率（ROE）和托宾Q（TQ）。其中，ROA和ROE衡量的是企业的财务绩效，TQ代表市场绩效。由于TQ指标考虑到了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因素，且该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人为操纵问题，能相对全面地反映一上市公司的实际绩效，因此本文借鉴余东华和邱璞（2017）的研究采用托宾Q（TQ）作为企业绩效的衡量指标。

（4）控制变量

此外，还控制了影响企业绩效的其他控制变量，如企业规模（Size）、资本结构（Lev）、净资产收益率（Roe）、现金流量比（CFO）、账面市值比（AM）、行业（Industry）与年度（Year）等变量。具体的变量定义及说明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

2．模型设计

首先，本文将检验产业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果，构建模型（1）：

其中：TQ为解释变量，表示企业绩效；IP为自变量，表示产业政策；其他变量为控制变量。若α1为正且显著，则表明产业政策对企业绩效有促进作用。

其次，本文将检验人力资本积累对产业政策微观经济效果的调节作用。在模型（1）的基础上添加产业政策与人力资本积累的交叉项IP*HumCap，模型2设定如下：

其中，HumCap代表人力资本积累变量，分别用技术人员占比（TechStaf f）和员工平均受教育年限（Edu Year）来测度，若α2为正且显著，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若β1系数为正且显著，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对产业政策的微观经济效果起正向调节作用。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列出主要变量的样本容量、均值、中位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与极差等基本统计指标。

由表2可知，企业绩效（TQ）的均值为2．557，极差为5．743，表明在“十五”到“十三五”期间上海上市公司绩效具有较大的差异；同时，产业政策（IP）的均值为0．563，表明在样本期内平均有56．3%的企业受上海产业政策鼓励，表明产业政策是上海地方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

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技术人员占比（Tech-Stuff）均值为0．223，中位数为0．157，极差为0．96，表明上海上市企业中，技术人员平均约占22．3%，并且不同企业之间具有较大差异；员工平均受教育年限（EduYear）均值为2．676，中位数为2．666，极差为0．459，表明在样本期内上海上市企业中，员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为e2.676）（约14．52），平均受教育年限仍较低。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3 产业政策与企业绩效的回归结果

3.2 实证分析

表3展示了产业政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回归结果，其中第2列和第3列是全样本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第4列和第5列是区分产权性质后，国企和非国企的回归结果。由第2列和第3列可知，产业政策（IP）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即相对于未受产业政策鼓励的企业相比，受产业政策鼓励的企业绩效更佳，假设H1得以验证。进一步分析产权性质的差异，国企子样本中，IP的系数为0．125，并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而在非国企子样本中IP的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与国企相比，产业政策对非国企的企业绩效促进作用较弱。

表4展示了产业政策、技术人员占比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其中，第2列是全样本下的回归结果，第3列和第4列是区分产权性质后国企和非国企子样本中的回归结果。由第2列可知，在全样本企业中，技术人员占比（TechStaff）的系数为0．486，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表明企业中技术人员占员工总人数的比例越高，企业绩效越好，即企业人力资本量的积累与企业绩效正相关；技术人员占比与产业政策的交乘项（TechStaff*IP）的系数为0．398，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表明与技术人员占比较低的企业相比，技术人员占比较高的企业中产业政策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强，假设H2得以部分验证。

进一步区分产权性质的差异，在国企中，Tech-Staff*IP的系数为0．209，在10%的水平下显著，在非国企中TechStaff*IP的系数为0．257，在10%的水平下显著，国企中TechStaff*IP的系数低于非国企（0．209＜0．257），表明与国企相比，非国企中技术人员占比对产业政策的微观经济效果的调节作用更强，即人力资本积累在非国企中会表现出更高的要素价值。

表4 产业政策、技术人员占比与企业绩效的回归结果

表5展示了产业政策、员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其中，第2列是全样本下的回归结果，第3列和第4列是在国企和非国企子样本中的回归结果。由第2列可知，在全样本企业中，员工平均受教育年限（EduYear）的系数为0．077，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明企业中员工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长、员工平均学历越高，企业绩效越好，即企业人力资本质的积累与企业绩效正相关；员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与产业政策的交乘项（Edu-Year*IP）的系数为0．056，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表明与员工平均受教育年限较低的企业相比，员工平均受教育年限较高的企业中产业政策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强，假设H2得以部分验证。

进一步区分产权性质的差异，在国企中，Edu-Year*IP的系数为0．024，在10%的水平下显著，在非国企中Edu Year*IP的系数为0．220，在10%的水平下显著，非国企中Edu Year*IP的系数远远高于国企中其系数（0．220＞0．024），表明与国企相比，非国企中员工平均受教育年限对产业政策的微观经济效果的调节作用更强，即人力资本积累在非国企中会表现出更高的要素价值。

表5 产业政策、员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与企业绩效的回归结果

综合表4和表5的回归结果，无论是以技术人员占比测度的人力资本量的积累，还是以员工平均受教育年限测度的人力资本质的积累，均对产业政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与人力资本积累较低的企业相比，人力资本积累较高的企业中产业政策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强，假设2得以验证。另外区分产权性质的差异分析发现，人力资本积累在非国企中对产业政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更强，即人力资本积累在非国企中会表现出更高的要素价值。

3.3 稳健性检验

产业政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还可能受到其他政策因素或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为了解决产业政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得到产业政策效果的无偏估计，本文将利用上海市“十二五”规划对鼓励行业的调整，设置实验组和控制组，构建双重差分模型（DID）进行稳健性检验（Eissa N，1996；余明桂等，2016）。模型设置如下：

其中：TQ为被解释变量，代表企业绩效；Treat和Inyear为两个虚拟变量，Treat＝1为实验组，表示“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中都被产业政策鼓励的行业；Treat＝0为控制组，表示“十一五”规划中被产业政策鼓励、“十二五”规划中未被鼓励的行业；事件冲击时间为“十二五”规划实施的年度即2011年，Inyear＝1表示2011年之后（“十二五”期间），Inyear＝0表示2011年之前（“十一五”期间）；Control为控制变量；ε为随机干扰项。其中，我们将重点关注β1，若β1显著为正，则表明产业政策对企业绩效提升有明显促进作用。

表6展示了产业政策与企业绩效双重差分模型中主要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中，第2列全样本分析结果显示，Treat*Inyear的系数为0．128，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明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绩效提升确实起到了促进作用；区分产权性质差异后，第3列国企子样本中，Treat*Inyear的系数为0．261，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第4列非国企子样本中，Treat*Inyear的系数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与非国企相比，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绩效的效果在国企中更明显。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结果与前述结论基本一致，表明本文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表6 产业政策与企业绩效双重差分结果

4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上海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十五”到“十三五”（2001—2017年）为时间窗口，探讨了地方产业政策、人力资本积累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激励作用，并且在国企中尤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无论是以技术人员占比测度的人力资本量的积累，还是以员工平均受教育年限测度的人力资本质的积累，均对产业政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与人力资本积累较低的企业相比，人力资本积累较高的企业中产业政策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强。另外区分产权性质差异后发现，人力资本积累在非国企中对产业政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更强，即人力资本积累在非国企中会表现出更高的要素价值。

本研究对于地方产业政策如何作用于微观经济主体，进而发挥地方政府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同时，对于地方政府加快完善人才引进战略具有指导价值。首先，政府应继续创新调控思路及方式，以确保宏观产业政策实施更加及时、精准和有效。其次，相对于国企，非国企具备较少政治资源，并且面临严重的“金融歧视”，因此地方产业政策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要进一步消除非国企在信贷、项目审批、市场准入等方面的歧视，提高非国企的经营活力，提高企业价值。最后，由于人力资本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且对宏观产业政策的微观经济效果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企业应重视人力资本积累，引导并激励员工参加继续教育，提高员工工作能力，尤其是国企，在国企改革过程中要注重激发员工活力，最大限度实现要素价值；同时，地方政府应制定并不断完善人才引进政策，吸引高素质人才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