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逊

经过多年的热烈探讨，不少学人倾向于认为，晚明以来中国社会内部发生了剧烈变革，孕育出一股被称为“早期启蒙”的新思想。关于这一思想的系统表述，“滥觞于梁启超、胡适之的‘中国文艺复兴说’，奠定于侯外庐而光大于萧萐父。其历史跨度为晚明、清初、清中期三个时段”①。时至今日，早期启蒙思想作为理论指导统摄了晚明研究全局，文艺领域自不例外，晚明诗学②被视为早期启蒙思想大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常识与共识。晚明诗学研究中的早期启蒙范式，其核心在于以早期启蒙思想中的某些论断来梳理晚明诗学的发展轨迹、分析评价晚明诗学的具体现象。这一范式经过长期的“操练”已然相当成熟，但必要的警醒与反思却有所欠缺。在思想史领域，与该理论发展相伴随的是不绝于耳的质疑之声。譬如20世纪80年代有学人说，“我对所谓‘启蒙说’就一直表示怀疑”，“对明清之际思潮的特点、性质和历史作用，似乎还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探讨”③。到了90年代，分歧更多，既有阵营内的“式微论”“逝去论”“错误论”，也有阵营外的“启蒙外来说”、文化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它们都对“早期启蒙说”产生了巨大冲击④。进入21世纪以来，许苏民与邓晓芒还围绕这一话题进行了一场笔战，就相关争议话题做了充分总结与延伸⑤。往来辩驳，一己立场可越辩越明，彼此之对话似难有期待。双方既已深陷其中，自然难有反观自省，且争论越繁，己意越坚，想要消解分歧实属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