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瑾

“存在”是列维纳斯处理的核心命题。这既是由于当代思想同海德格尔的密切关系，也是由于，藉存在与他者之关系，列维纳斯重新处理了西方哲学和神学传统与犹太教之间，希腊与希伯来、理性与启示之间的关系。自巴门尼德以来，“存在”便是西方哲学和神学的核心词，是认识论的第一要素。整个西方哲学便是关于存在论的传统。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存在便与善同一。列维纳斯却借助犹太思想传统对这种同一性进行了颠覆性批判，指出存在中包含的悲剧性及诸多潜在暴力，并宣告一种异质的、先于存在的善。

对存在的反思贯穿列维纳斯思想的始终。在他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的《论逃离》，40年代的《时间与他人》《从存在到存在者》，60年代的《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直到70年代的《异于存在或本质之外》中，我们看到，作为悲剧的存在和作为启示的绝对他者，是经由现象学方式感知到的事情的两面，是在存在的戏剧性情节中上演的救赎剧目。而这种戏剧性情节，便是存在与恶之间的暧昧转化：中性的存在被囚于自身的孤独牢笼，以致成为一种既令人疲惫、又无法摆脱的重负，一种天谴（la condamnation）①和责罚（la rançon）②。

列维纳斯的早期著作《论逃离》《时间与他人》和《从存在到存在者》中充满了对存在之悲剧性的戏剧化描述。我们不但能从中感受到某种具有浓厚时代气息的存在哲学色彩，更可以看到他如何在时代风潮中既关怀和对话当下，亦保持先知般的卓然、清醒、独立和敏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