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 昀

在传统的哲学史与美学史讨论中，“幽默”通常是个备受忽视的主题，鲜有学者愿意对其做正面、系统的探讨，它常常只被当作修辞手法或文体风格一笔带过。比如有学者认为，幽默对于哲学家而言并不是一个合适的研究对象①。还有学者指出，“笑”的话题在学科分类上会遇到问题，因此对它的处理需要某种非专业化的方法与兴趣②。在最新出版的《幽默》一书中，特里·伊格尔顿指出，对幽默的研究常常存在着消解幽默的风险③。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幽默备受冷落的局面在近年来已得到改观，尤其是随着后现代戏谑文化的兴起与喜剧意识在理论界的复兴，幽默主题也借时代风潮获得难得的热度④。但在“戏仿”“喜剧”“反讽”“戏谑”等概念与“幽默”被交叉使用、甚至彼此替代的当代文化理论与美学话语中，“幽默”的独特内涵愈显晦暗不明，难以与其他概念形成区别与对照。

在笔者看来，对幽默做出准确的区分与定位是重要和必要的。首先，这种必要性体现在知识论层面。幽默与喜剧最初并不相关。“Humour”一词的内涵经历了历史流变，从最初生理学意义上的“体液”（血液、粘液、黄胆液以及黑胆液），经由17世纪前后的“性情”，最后与喜剧性和滑稽建立联系，用来形容有趣和诙谐的事物⑤。可见，该词的原初含义与喜剧无关，尽管后来发展出了喜剧性内涵，但依然有别于传统喜剧。其次，幽默的重要性体现在价值论层面，即在倡导幽默与倡导戏谑之间存在着一种对文明观念的理解差异，本文着重探讨的是这一层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