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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对公众气候变化认知的影响研究

2020-12-24陈梅

理论与创新 2020年21期
关键词:公众

陈梅

【摘  要】要从根本上改变气候变化,重要的是要提高人们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大众传媒是改善公众环境认知的重要途经。基于中国CGSS2010年的数据,本文对大众传媒对公众的环境认知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大众传播媒对公众气候变化认知的两个方面:气候变化成因认知和危害认知都有显著影响,且对气候变化成因认知影响较大;不同的传媒类型影响程度不同。大众传媒作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手段,应该更好的发挥大众舆论引导、社会联系的重要功能。而有关部门应该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对公众气候变化的影响,善于运用不同的传媒手段提高公众气候变化认知。

【关键词】大众传;公众;气候变化成因认知;气候变化危害认知

引言

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的一种,具有广泛性和全球性的特点,针对全球变化问题不同的学科或者学科内部都有不同的争论。20世纪中后期学术界对气候变化形成的原因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展开讨论,关于气候变化形成原因有不同的意见,但主要倾向是:气候变化是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共同导致的;对气候变化趋势的研究也有争议,气候变化会影响社会和经济以及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行,气候变化还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所以在成因和趋势已基本明了的条件下,更重要的是思考如何限制气候变化,气候变化的应对是需要全民参与的事情,而公民要参与气候变化的这个减缓过程,首先要对气候变化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认知就是要对气候变化的成因、影响等各个方面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然后会选择一个正确的方案①。要推动公众参与全球的气候变化的治理,首先要了解公众的整体的气候变化的认知情况。

1.文献回顾

1.1关于公众气候变化认知的研究

有关公众气候变化认知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公众气候变化认知这一主观建构的状况,二是公众气候变化认知与相关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西方国家较我国提前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环境污染问题出现较早,对于污染防治和环境感知的研究也遥遥领先。就公众气候变化的主观建构而言,最早关注这一议题的是一些大型的综合调查,如芝加哥大学的综合社会调查(GSS) 环境模块,盖洛普组织(Gallup)从1982年开始的持续性调研,皮尤研究中心的美国政治调查都将全球气候变化议题纳入范围。得益于此,国际研究开始较早,吴金甲(2019)对国际上气候变化认知进展行了梳理,20世纪70年代开始,全球变暖成为主要的环境气候问题,学术界也开始了一些小规模的气候变化认知的研究,但主要是物理现状和气候科学层面的认识;90年代到2000年虽然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有限,但是对于气候变化的担忧上升迅速;2000年-1010年学界对气候变化认知的研究集中于个体层面的认知,这一段时间公众总体对气候变化的担忧基本处于停滞状态;21世纪初期,公众和专家对气候变化的评估开始出现分歧,主要表现为将气候变化与阴谋论联系在一起;2010年以来全球范围内公众对气候变化的担忧处于下降趋势。对气候变化认知的研究从最初关注气候变化知识的差异到在国际和国家层面上、定性和定量结合的调研研究的内容从最初的气候变化知识到气候态度、价值观和信仰等方面,研究方法和深度广度都在增加。

国内有关气候变化认知的研究有明显的特点,即主要探究特定群体或地区的公众气候变化认知的状况及影响机制,这些特定人群或者地區具有鲜明的群体性特征,而气候变化的认知状况差异较大。

对农民群体的气候变化感知状况的研究。农业是受天气状况影响最大的产业,农民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具有重要意义。常跟应(2012)对黄土高原和鲁西南地区的乡村居民的问卷调查显示,居民普遍关注气候变化问题,但是对于气候变化的危害认知和成因认知理解比较肤浅,而且基本上都是基于当地的气候状况来理解全球的气候变化。职业和教育程度对于气候变化认知影响显著。

对青年群体的气候变化认知的研究,青年群体能较为迅速的接受新的知识和信息,对青年群体气候变化认知的研究对公众的宣传教育策略具有指导意义。刘莉(2015)基于问卷调查对于中国青年学生和加拿大大学生的气候变化认知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在气候变化的危害认知中差别不大,两国学生都认为气候变化危害较大,但在成因认知中,中国学生多归因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而加拿大学生则是处于全球层面的认知。由此发现,虽然在公众气候变化认知的比较中,我国公众的认知比较有限(洪大用,2013),但青年群体认知度还是比较高的。

此外还有对其他群体的相关研究,如对政策制定相关者的研究、相关行业从业人员(贾中钰,2015;汪庆庆,2012)城市居民的气候变化感知研究(崔维军,2014)等等。而对于中国公众总体气候变化认知的研究(洪大用,2013;崔维军,2015;常跟应,2012等)显示中国公众的气候变化认知总体有限,呈现出明显的职业差异、年龄差异、教育背景差异,且我国公民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存在程度浅、不够准确的特点(黄乐乐,2016),对气候变化的知识更多的是话题性的,而不是一种科学的认知,且对于气候变化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众环保行为的选择。

1.2关于大众传媒与公众气候变化认知的研究

公众关于气候变化的认知不能自发形成,国家的政策是通过大众传媒传播给受众,全球范围内的气候变化也是通过电视、网络等对公众产生影响。大众传媒的正逐渐侵蚀个人的全部空间,影响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公众环保意愿与行为中大众传媒逐渐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有关大众传媒对公众气候变化认知的有重要意义。

有关大众传媒对公众环保行为的直接影响,卢少云(2018)利用2010年CGSS数据做了研究,研究证明大众传媒对公众的环保行为有影响,且大众传媒对公众环保行为的影响需要区分大众传媒的形式和环保行为的领域。大众传媒也可能作为一种中介因素发挥作用。李晓光(2016)对青年群体气候变化的认知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假定大众传媒是作为一种中介因素来起作用的,构建起在中国进行实证研究的巴特尔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大众传媒、环境知识和教育都会影响公众的气候变化危害的认知,这个模型解释了青年群体和老年群体之间环境认知的差异。在我国大众传媒已经成为公众接受环保信息的主要渠道,大众传媒在气候变化的应对上具有三种功能:弘扬科学精神,传播气候变化的规律、成因;传播国家有关气候变化的政策、方针,体现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同时发挥媒体主动性,显示媒体在传播上的影响力(杨承虎,2009)。从不同传播渠道的效果来看,互联网这一主动接受的方式效果最佳(贾峰,2012),但大众传媒在向受众传递信息时,由于信息脱离专家指导及传播本身存在的“议程设置”等原因存在传递知识的不足、深度不够等问题(黄乐乐,2016),因此需进一步明确大众传媒对公众气候变化认知的影响方式,对大众传媒未来提高公众气候变化意识的途径提供建议。

大众传媒包括但不限于广播、电视、电影、报刊、书籍、互联网、手机短信、车载电视和平面广告等。②随着技术和信息的发展,大众传媒逐渐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改变人们的价值取观和知识层面以及人们获得信息的方式等等,推动人类社会继续向前发展。李晓光的研究已证明大众传媒会影响公众的环境认知,基于此在本研究中想达到两个目的,大众传媒的使用会对人们的气候变化的感知产生影响,一是验证大众传媒是否影响公众的环境认知;二是不同的传媒形式是否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由此提出两个假设:

假设1:大众传媒影响公众的环境认知,大众传媒接触越多的人对气候变化的认知越高。

假设2:传媒形式的不同对公众环境认知的影响有不同。

2.数据、变量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2.1数据说明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是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的环境模块。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主持,样本覆盖中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单位,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最终样本量为11783。环境模块是 CGSS2010 的子模块之一,其有效样本量为3716。在排除部分核心变量上有缺失的个案后,最终进入本文研究模型的样本为 2005 个。

2.2操作变量

本文涉及的变量主要包括因变量、控制变量。

(1)因变量。对因变量气候变化认知的测量分为两个维度:气候变化成因认知和气候变化危害认知。

气候变化成因认知。CGSS2010问卷设计了两个题目来测量公众对于气候变化成因的认知:“气候变化是由地球大气中的臭氧层引起的”和“我们每次使用煤、油或天然气的时候都在影响着气候变化”,选项是“完全属实”“可能属实”“可能不属实”“完全不属实”和“无法选择”。两道题目的设置方向是不一样的,气候变化由“臭氧层空洞引起”回答为“不属实”是正确答案,而“煤、石油的使用影响气候变化”回答“属实”为正确答案。

气候变化危害认知。2010年问卷设计了一个题目考察公众的气候变化危害认知:“您认为由气候变化引起的全球气温升高对环境的危害程度是”,选项是“对环境极其有害”“非常有害”“有些危害”“不是很有害”“完全没有危害”和“无法选择”中进行回答。

(2)自变量。大众传媒。该变量源于问卷中对被访者“媒体使用情况”的测量,具体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和“手机定制消息”,被访者在“从不”“很少”“有时”“经常”和“总是”中进行选择,本文对选项依次赋值为 1 到 5,将个案对这六类媒体使用情况进行加总,代表媒体的使用程度,越高表示接触媒体频率越高。其次在问卷中还有一个问题“经常使用的传媒类型”,答案分为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和手机定制消息,分别赋值1到5。以往研究证明大众传媒中非电视传媒和电视传媒对环保行为有影响,在此将6类传媒形式分为电视传媒(包括电视、互联网、手机定制消息)和非电视传媒(报纸、杂志、广播)。

2.3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从表1对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看出,样本中有15.8%的人回答正确,该题正确率是15.8%,对于“我们每天使用的煤、石油影响气候变化”一题,正确率是65%。对于气候变化危害认知变量,回答非常严重的人、严重、有些严重的人分别占16.4、44.1和34%,可见公众的气候危害的人认知的总体水平还是很高的。大众传媒的接触程度是问卷中六个分变量“对下列媒体的使用情况”的计算变量,取值从6到30,取值越高,表明与大众传媒接触越多。最经常使用的大众传媒中,非电视传媒(报纸、杂志、广播)占85.6%,电视传媒(电视、互联网、手机定制)占了14.4%。

3.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变量与大众传媒使用变量的关系分析

通过对大众传媒接触程度与公众气候变化成因认知和气候变化危害认知进行的线性回归分析得出结果如表2-表4。表2表3是气候变化成因认知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回归结果,回归系数皆为负数,说明大众传媒对公众气候变化的成因认知是负向的,即大众传媒接触程度越高,越会对气候变化成因有正确的认知。标准回归系数.237和.127,且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说明大众传媒接触程度对气候变化成因认知的影响是显著的。表4是大众传媒接触程度与气候变化的危害认知之间的回归结果,系数为负数说明大众传媒接触程度与气候变化危害认知之间呈现负相关,大众传媒接触程度越大,越能认识到气候变化的危害;标准化系数为.223,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表明大众传媒接触程度对气候变化危害认影响显著。总的来说,大众传媒与公众气候变化的认知之间有显著的相关性,这证明假设1的正确性,即大众传媒接触程度越高,公众气候变化认知度越高。

从表2、3、4的回归系数来看,大致上能看出大众传媒对公众气候变化危害认知的影响大于对气候变化认知的影响,这与大众传媒本身的特性是相关的。在信息碎片化时代,大众传媒总希望夺人眼球,通过引人注目的标题来吸引流量,增加阅读量。大众传媒在传播环境信息时,有较大的选择性,决定什么内容可以讨论,决定什么是热点话题,虽然不能决定人们怎样思考,但可以决定人们思考些什么。气候变化成因认知类的环境信息类似于“科普”信息,不能在短短的几秒之内很快抓住人们的眼球,但是气候变化危害类的环境信息,总能通过言简意赅的几个词传达出“很严重”的环境状况,最终引起人们对环境和自身的关注。所以在对环境信息进行筛选的时候,出于流量的考量,对气候变化危害的认知的报道总会多于气候变化成因类,这直接决定了大众传媒的受众对气候变化危害的感知,所以这可能是大众传媒接触程度对气候变化危害认知有较大影响的原因。

对不同传媒的使用与气候变化危害的认知之间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得出表5。从表5不同传媒的使用在气候变化危害认知中的差异比较摘要表中可以发现,接触不同传媒类型在气候变化危害认知检验的t统计量达到了显著性水平,显著性概率值P<0.05,表示不同传媒类型在气候变化危害认知中有显著的不同,非电视传媒平均值高于电视传媒,由于气候变化危害认知为反向计分,所以接触电视传媒的受众气候变化危害认知高于非电视传媒。表6是对不同传媒类型与气候变化成因的两个维度的交叉表分析,结果表明,接触大众传媒的类型在气候变化成因认知的两个维度上均有显著差异。卡方值为15.230和43.384,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因此应该认为接触的大众传媒的类型会影响公众气候变化成因的认知。此处的均值差异分析和卡方检验证明了假设2,接触不同的传媒类型对气候变化的认知有不同的影响。对而接触电视传媒的受众气候变化危害认知高于非电视传媒的的原因可能在于非电视传媒主要包括报纸、杂志、广播这些只有声音文字的媒介,而电视传媒则包括电视、互联网、手机定制等具有画面的媒介。通过有色彩的图片、视频等画面感强的传播媒介传递出来的信息比“严重”“非常严重”等纯语言描述对受众的冲击更大,更能使受眾直观地感受到气候现状,对气候变化的危害有更深刻的感知。

4.结论与讨论

以上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包括两个方面:大众传媒会影响公众的气候变化认知,且总体而言对气候变化危害的认知影响较大;接触不同类型的传媒对气候变化认知有不同的影响。大众传媒成为人们接受环保知识的主要渠道,人们通过电视、广播渠道接受的较多,但是通过不同渠道看,由于获取信息的主动性和自由,互联网这一传播渠道更有效。大众传媒在环境信息传播上具有重要的作用,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如环境信息的传播者和舆论的引导者,大众传媒最主要的角色就是承担着联系的社会功能,大众传媒将信息传递给受众,在这个过程中引导舆论;公共平台的提供者,大众传媒提供了能供人们平等交流的公共空间,人们在这里获得、传递讨论环境信息;环境的监测和监管者,除了对自然环境的监测,并将这一信息传递给受众外,通过对环境破坏行为的曝光,有效的阻止了破坏环境的行为。在这些角色之下,大众传媒有时还会发挥一些负向功能。如能自主的选择要传递的信息,大众媒体不能决定人们怎样思考,但能决定人们思考些什么。大众传媒和各方力量通过30多年的努力,公众的环境意识已经有较大提升,但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公民的环境认知水平仍然较低。在日常生活中,公众获取气候变化信息最普遍和接触最多的渠道便是大众媒介,大众传媒在公众气候变化认知方面的作用已然被证实,大众传媒需要更好的利用自己对公众气候变化认知的影响来引导公众的气候变化认知。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利益博弈大众媒介会对信息进行筛选,对气候变化危害的认识的报道可能会大于对气候变化气候成因认知,所以在未来的媒介信息传播中,大众传媒不应该忽视对气候变化成因认知的宣传报道。此外,不同传播媒介对公众气候变化认知的影响是不同的,电视传媒的作用影响大于非电视传媒,但是由于年龄、教育程度等各方面的原因,对电视传媒的接触程度也是不同的,所以需要政府、社会组织联合社会媒体综合运用各种手段传递气候变化信息,提升公众的气候变化认知。

注释

①王璟珉,魏东.对目前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认知程度的思考[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03):58-63.

②贾峰.提高环境意识转变公众行为应对气候变化[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2(1):10-15.

参考文献

[1]洪大用,范叶超.公众对气候变化认知和行为表现的国际比较[J].社会学评论,2013(4).

[2]卢少云.公民自愿主义、大众传媒与公共环保行为———基于中国 CGSS2013 数据的实证分析[J].公共行政评论,2017(5).

[3]洪大用,卢春天.公众环境关心的多层分析——基于中国CGSS2003的数据应用[J].社会学研究,2011(6).

[4]王璟珉,魏东.对目前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认知程度的思考[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8(03).

[5]崔维军,向焱.公众气候变化认知对振政府应对行动支持度的影响——基于中国天气网网民的调查[J].中国人口科学,2014(1).

[6]李晓光,杨江华.青年群體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青年研究,2016(08).

[7]洪大用,范叶超,邓霞秋等.中国公众环境关心的年龄差异分析[J].青年研究,2015(01).

[8]黄乐乐,任磊,何薇.中国公民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认知及态度[J].科普研究,2016(03).

[9]王钟秀,董文杰.中国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6(6).

[10]王金娜,王永杰,张颖等.高等院校大学生气候变化认知状况的调查[J].环境与健康杂志,20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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