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文学史上将1949年到1966年，称为十七年。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政治意图是非常的明显的。无论是文学，还是电影，都是被作为政治输出的工具，向大众传输一定的政治意识。同样，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由此也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时期，形成了跨时代，跨地域，跨文化的发展态势。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探索作用，它以一种非常独特的形式，建立起了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感与归属感。

关键词：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民族认同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明确提出：文艺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是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是社会生活在艺术家头脑中的能动反映。《讲话》成为新中国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更成为了电影创作者必须遵循并且执行的纲领。于是在这一纲领的指导和引领之下，十七年电影被重新界定为一种新的、具有革命意识和思想的文化产物。十七年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一定程度上也承担了主流意识传播者的身份，与各民族之间进行传播和交流，引导和建立一种标准和规范。

在1949年到1966年这十七年的时间，我国拍摄了大约四五十部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大体上来看，但是这一时期的电影从整体上来看都没办法独善其身。从其中的电影内容来看，这一时期的电影中某些方面也有它自身独特的个性。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反特片等类型电影围绕少数民族这个群体开始展开，从而使得边疆这个较为陌生的地理空间成为电影文化的重要阵地，这类电影比较出名的有《草原上的人们》《冰山上的来客》等;其次，“解放”与“革命”的叙事在民族题材电影中占据主要地位，“解放”叙事多以主人公命运为主线，演示“解放”“翻身”前后的巨大差异以及历史性进程，其以《芦笙恋歌》、《农奴》等为代表，这种类型的电影蕴含的“历史进步”叙事创造出一系列革命与解放的典型形象图谱，召唤出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强大的历史能动性和创造性;另外，如何处理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也成为了当时民族电影的一个重要题材，这种类型的电影在这一时期主要在影片中展现社会主义社会崭新的民族关系，并在其共同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号召之下，为了共同的目标团结奋斗并且达成共识。这种类型的电影主要以《达吉和她的父亲》《两代人》为代表;除此以外，也有一部分非常典型的以女性形象为代表的“建设”主题的电影，这类电影中通常都充斥着爱情、歌舞等具有浪漫主义的理想元素，这类电影通常被归类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展示文化自信的重要手段。这类电影以《五朵金花》《天山的红花》等为代表。[1]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以其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动人的爱情故事来获得观众的青睐，同时积极的配合国家意识形态，巧妙的宣扬了当时国家下发的民族政策以及国家政策。这些影片用歌舞仪式、语言、服饰、以及民俗风情等形式，以阶级认同重构他者阵营，在强调各民族情谊的基础上，顺利的将各族人民团结到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大家庭中来，巩固了多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2]同时也在巧妙的以电影的形式，培养少数民族人民心中的民族认同感。

迈克.克朗说过， “群体特征与地理相结合，揭示了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说明了作为命名者还是被命名者，作为主体还是客体这种差异的重要性。”[3] 文化总是赋予空间以意义。如《草原上的人们》，它将空间移向了茫茫无边的内蒙古大草原，其中电影中反应出来的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自我与他者，文明与野蛮，借助于电影的视觉传达表现出来。地理空间与权力处于互相建构的过程中，这或许可以说明十七年时期电影选择边地少数民族题材的更深层次的内涵——不只是在行政版图意义上的地理空间位置的设置，更多地是寻找一块能够轻松转换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区域。这类展示少数民族，边疆地域的生活图景，在电影中被展现出来，实际上也是对十七年电影的空间上的补充和拓展。

“十七年”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从叙事题材上来看，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民间传说，包括《阿诗玛》《刘三姐》，他们分别取自少数民族中脍炙人口的民间传说，其本身的民族传奇性就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不止是在视觉传达上，在民族音乐，民族服饰，民族语言等方面，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也为观众提供了无数难忘的经典。这些都是具有少数民族特征的符号化内涵的表达，强化了少数民族的民族特性，同时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使得少数民族电影变得不那么“少数”，更加易于得到观众的认可。[4]

少数民族电影也不仅仅是某种政治正义，文化平权下的产物，它在其自身的发展中也的确反作用于主流文化与政治。作为能动的主体，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也是一种文化表演和社会表演，它的被动或自觉表演都与社会现实息息相关。[5]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最让人倍感意外的是他们能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以视觉传达的方式，大胆的表达男女之间的情爱。因此就有人认为这是在那个政治高压的年代的一种合乎时宜的补充，他满足了观众的情感空虚。在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中，苗寨美丽的姑娘蓝蒂与联防队长黛乌之间的爱情故事。《五朵金花》中阿鹏与金花的爱情故事，热烈而坚贞，阴差阳错经历了种种曲折和误会，最终拨开云日相会于蝴蝶泉边。还有《芦笙恋歌》中，年轻的猎手扎妥在向着他爱慕的姑娘娜娃之间凄惨悲美的爱情故事。这个时期的电影本身是为了构建主流意识形态，但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和真挚的情感还是充满了向往和追求，因此，影片中呈现出来的个人情感的表达以及少数民族风情的大胆描写，也为人性的合理需求求得了一席之地。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政治意图十分明显，通过对阶级的分析，明确少数民族的阶级身份，主流民族与少数民族一起，或共同参加革命战斗，或共同建设美丽家园，一起过上幸福的生活。由此唤起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但这种民族题材的电影也应该保持对时代精神的敏感，以更加积极的态度面向历史的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充分开掘少数民族文化的宝藏，进行符合电影艺术和社会的创造。

参考文献

[1]胡譜忠.新中国民族题材电影70载[J]，电影艺术，201905

[2]邹华芬.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身份认同表述[J].电影文学，2008

[3] [英]迈克.克朗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少舟.闪烁多民族生活光彩的新中国银幕[J].电影创作，1997

[5]刘大先.人类学视野中的少数民族电影[J].电影艺术，2013

作者简介：贺小凤，女，土家，重庆，学生，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