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坤雪

摘要：关于可译性不可译性问题的讨论在翻译理论发展史上占据过重要的位置，但是关于此问题的讨论一直存在着名实不符的问题，也就是说有些翻译理论家虽然沿用了“可译性不可译性”的名称，实际上他们各自的理论焦点取不尽相同。本文通过对可译性不可译性问题发展史的考察，试图理清其发展脉络，界定其各发展时期的不同定义。

关键词：可译性;不可译性;发展史

1.介绍

关于可译性不可译性问题的讨论时翻译理论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仔细研究一下此问题的发展始末，我们可以发现，对于此问题的讨论首先存在着概念不清问题，也就是说，对于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概念界定存在着分歧。下面，我们将通过考察可译性不可译性的问题的发展史略来具体分析其不同的含义。

2.可译性不可译性问题发展史略

2.1 不可译性问题的提出

此问题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末期的民族语翻译。中世纪末期，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欧洲各国纷纷建立，随着各国民族意识的增强，与民族语代替拉丁语翻译的呼声也日渐高涨。在意大利，诗人但丁最早提出了文学翻译的不可译性问题。在其关于翻译和民族语的论述《飨宴》中，但丁对《圣经·诗篇》的拉丁语译文进行了认真地研究，发现原文中有许多诗的特征在译文中走失了，从而得出文学作品不可议论。他说：“要让大家都懂得，任何富于音乐和谐感的作品都不可能译成另一种语言而不破环其全部优美的和谐感。正因为如此，荷马的史诗遂未译成拉丁语;同理，《圣经·诗篇》的韵文之所以没有优美的音乐和谐感，就是因为这些韵文先从希伯来语译成希腊语，再从希腊语译成拉丁语，而在最初的翻译中其优美感便完全消失了。” （ Dante， 1304-1307： Chapter 7， Book 1 ）

可见，但丁提出不可译问题是针对文学作品而言，具体说来，翻译过程中，文学作品是与内容的对立是但丁文学作品不可译论的立论基础。

2.2 歌德及文学作品的可译论

歌德认识到翻译往往是不完全的，但是他同时又提出，无论如何，翻译是世界事务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活动之一。此外，歌德强调语言共性，认为人类语言之间，即便各自的形态不同也不会影响相互交流，因为所表达的意思是普遍存在的。语言形态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交織的关系，不同的语言在其意思和音韵的传译中有着彼此相通的共性，这就构成了文学作品包括诗的可译性。

这里，歌德已经把但丁所关心的形式与内容的对立转移到了人类语言情感的相同性上，强调人类语言的共性，从宏观的角度论述文学作品的可译性。

2.3 威廉·洪堡的不可译论

洪堡赖以提出自己语言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他把思想意识至于客观现实之上，否认超出单个语言范畴的概念体系和支配超语言现实的普遍法则的优先存在。洪堡提出，每一种语言都有一种与之相关的世界观，而由于各个民族的世界观千差万别，语言和语言之间便存在实质性的区别。这种区别支配着翻译中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问题。他在1796年7月23日给奥古斯特·施莱格尔德信中说：“在我看来，所有的翻译只不过是试图完成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任何译者都注定会被两块绊脚石的任何一块所绊倒：他不是贴原作贴得太紧而牺牲本民族的风格和语言，就是贴本民族特点贴得太紧而牺牲原作。介乎两者之间的中间路线不是难于找到而是根本不可能找到。”这就是说，支配人类语言的法则是，各语言之间没有共性，原作和译作之间不可能存在融合关系。因此，所以出的东西本质上都会与原作有所区别。

这是对语言个性的强调，但是洪堡关于不可译性的看法并不是绝对的，他认识到不可译性与可译性是一种辩证关系。他说：“在任何语言中，甚至不十分为我们所了解的原始民族的语言中，任何东西，包括最高的最低的最强的最弱的东西，都能加以表达，这么说并不过分。”在另一处他还说，人类“先天具有的语言使用能力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能力，因此所有语言中必定都具有理解‘所有语言的秘诀”（转引自kloepfer， 1967：55）。洪堡在这里所要说的观点是，各种语言之间虽然在结构上彼此有很大差别，但归根到底还是可以翻译的。

从表面上看，在语言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问题上洪堡表现出一种前后矛盾的观点，但实际上他的观点中包含着辩证的成分。他把语言是一个“系统”和语言是一个“操作过程”的两个概念统一起来，一方面分析了语言作为一个整体的心理特征，另一方面又注意到具体语言中精致的和动态的因素的相互作用。他实际上提出了一种两元论的语言观。

2.4 克罗奇对但丁“文学不可译论”的继承与发展

克罗奇是意大利的美学家文学批评家，他在其美学名著《美学原理》中对翻译问题提出一些精辟的见解。克罗奇是从美学的角度谈论翻译的。他强调言语行为之不可重复性，文学作品不能完全移植，文学翻译只能是艺术地在创作。

2.5 沃尔特·本雅明论可译与不可译性

本雅明认为，原文的可译与不可应取决于原文本身有无翻译的价值。对于某一事物，人们及时予以忘却，也仍可说他是“难忘的”。他指出，如果事物本身具有要求人们不要忘记的实质，那么，上述言论是正确的。问题只在于人们没有好的记性，但上帝是可以记住的。

可见，本雅明的可译与不可译论已经不再是能否翻译的问题，而是是否值得翻译的问题。这已完全脱离了以往人们对与可译与不可译问题的界定，转移到价值论上。

2.6 卡特福德的翻译限度论

卡特福德的翻译限度值得是不可译性的问题。他认为翻译中有两种类型的不可译：（1）语言方面的不可译现象有双关语，歧义语法结构，如英语的Time flies， 其中 flies 可以是动词fly（飞行）的现在时第三人称单数形式，也可以是名词 fly （苍蝇） 的复数形式，等等。（2）文化方面的不可译性是由于不同的社会风俗，不同的时代背景等非语言因素引起的。例如服装的名称，由于文化传统的不同而可能导致翻译的困难。

由此可见，卡特福德的翻译观已经脱离了传统译论的范围，革命性的將翻译理论与语言学结合起来，从而给英国乃至整个西方的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使翻译学研究呈现出强烈的语言学意识。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英国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内特在划定翻译研究范围时，也将可译与不可译问题划到了翻译的语言学研究范畴，可见，可译与不可译问题已经成为停留在语言学层面的翻译问题，通过不同语言的对比，在词，短语，句法，文化等层面讨论语言的可译与不可译问题。

3.总结

综上所述，可译性与不可译性问题的发展演变大致遵循两条道路，一条是关于文学作品是否可译的讨论，另一条是从语言学角度，从语言的共性与个性角度来进行。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对于可译与不可译问题的争论是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在翻译实践中，人们总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方法解决翻译中的难题，保证翻译实践的顺利进行。翻译实践发展到今天，已经不仅仅局限在文学翻译领域之中，而是渗透到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理论上的讨论始终不能阻碍翻译实践的广泛深入开展。

参考文献

Dante， Alighieri. The Convivio. English translation by Richard Lansing， 1998. .

安田朴. 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李思纯. 论文化[J] 学衡，1923，第22期。

李喜所主编，张静等著. 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M]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齐世荣主编，沈立新著. 精粹世界史[M]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王向远，《东方文学史通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

许苏民. 危机与探寻——“中学西渐”的分期特点及其规律[J]。学习与探索，1992，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