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主要研究“艺术介入后空间的转变”以及“艺术介入对于表征空间的效果影响”。从微观角度分析大学城校园路障球涂鸦艺术现象，将大学城作为“文本”研究对象，得出大学城空间普遍存在的“人文缺失”和“空间规训”现象以及大学生在校园空间中的“抵制”战术。研究表明，大学城作为表征空间，校园涂鸦艺术是一种“表征空间符码”，对大学生的空间实践带来社会意义效果。本文从德赛图的“日常生活”理论视角切入，将艺术实践与青年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勾连，通过涂鸦式的表征实践进行身份构建，带来校园情感和文化认同，增加校园交往，并总结出涂鸦亚文化与支配文化之间互为存在的动态博弈关系。

关键词：日常空间;规训;抵制;空间实践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0）22-00-02

10多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和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各地区大学城如巨型大都市，成为社会发展的缩影，同时反映出诸多时空交错的问题。从历史来看，大学本身被视为一种时空隐喻，很有必要从空间的生产视角进行研究。传播研究“空间转向”的挑战，将空间因素纳入传播研究的视野，促进传播学与主流学术圈对话的重要机遇，展现传播的空间性与物质性特征，借此推动传播研究的空间转向[1]。

新的大学城在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中建立，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和老校区文化传承的断裂。这样的断裂首先体现在距离上。动则一小时左右路程，新校区与老校区之间的互动不足。新老校区在周边环境、布局形式、建筑风格、功能分区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如不少大学老校区采用的是古色古香的飞檐翘角，亭台楼阁式的古建筑风格;而新校区更多是一种现代风格，花岗岩贴面、钢筋混凝土支架以及大面积的玻璃幕墙。这样的建筑风格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新老校区的文化无法传承，一定程度上带来大学城文化底蕴的缺失。

在大规模快节奏的建造过程中，只关心空洞的空间，亦即原初的空间，容纳分离内容的空间，不相关的事物、人和动植物所在的中立场所[2]，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大学校园过于严肃和浓郁的规训气氛。在福柯（Foucault）看来，人的身体都受到最严密的权力控制，“规训”（discipline）的目的是建立一种关系，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3]。

1 大学生涂鸦实践与日常生活

福柯重点关注微观权力，并认为在权力关系中，有权者享有主动权，而无权者则被动接受规训。与福柯不同的是，米歇尔·德赛图（Michel de Certeau）认为，无权者并非毫无抵抗能力，德赛图将分析重点放在“一般人”的抵制上，将研究视角聚焦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4]，并用乐观的态度考察日常生活中支配力量的反制。这些抵制场域存在于游戏、购物等日常生活中。在德赛图日常生活实践中，大众不再是分散的“原子”，也不是被动的“靶子”，而是“主动生产者”。大众能够对应具体环境、具体规训机制进行具体运作。德赛图的主动性生产可以是在不离开其势力范围的“抵制”，“避让但是不逃离”的艺术方式，既服从现有规则，又在规则空间里寻求个人生存空间。

欧文·戈夫曼之后，德赛图将微观社会学的“日常生活”发扬光大，是特定的时空关系建立起来的每日生活。“空间”不再是空洞无物的“地点”，而是由各种社会关系参与其中的社会性空间概念。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抵制”并非“反文化、反主流”，而是“既不离开其势力范围，却又得以逃避其规训”。中国大学生远离课堂空间的逃课现象、远离宿舍空间的外租房现象屡禁不止。当今校园的逃课热和外租房热已经造成一种管不住、刹不住的后果，花样百出的“隐性或者显性”逃课现象也成了高校正常校园管理的顽疾。校园涂鸦则是用“生动的态度”在校园空间这样一个有着物理上和意义上的双重空间中进行“诗意的抵抗”。

南京仙林大学城某高校在学校图书馆、教学楼和南大门3个区域的70多个路障球上，分学校形象、青春、运动、安全等主题，涂上了龙猫、大白、机器猫等卡通形象。（见图1、图2）路障球原本光秃秃灰蒙蒙的，毫无人情味，而变身机器猫，憨态可掬，吐着舌头或向路人露齿大笑，还有皮卡丘、愤怒小鸟等。“感觉很可爱，很温馨啊！”“感觉整个人都萌萌哒！”“去教室的时候每次路过都会会心一笑，这样的校园真美好”“中国卡通路障球萌翻了”。兄弟院校纷纷呼吁“有没有人要组队去南邮看萌萌哒路障球啊”“各种文艺、萌系、古典路障球来袭”。而后引发的阴井盖涂鸦，创意出3D彩绘天梯，引来“大学城越来越生动了”的感慨。

中国大学由于封闭式的校园结构，在大门和围墙之间，校园规训气氛浓郁，其建筑多为权威性建筑风格，预示着威严的等级制度。“制作”属于一种生产，在仙林各个大学间盛行的涂鸦是一场喧闹的、引人注目的生产，将卡通动漫人物“拼贴”进规训校园环境，在常规性的学习实践中，大学生群体也以校园涂鸦的方式，在各种机制力量、具体欲望、特定环境之中小心翼翼地探求各方面的微妙平衡[5]。

传统教育话语体系中，大学生群体是“受教育者”，是听众，是被动的客体，造成大学校园里弥散着“空虚感”，缺乏行动力，在这一系列校园涂鸦的活动中，大学生群体被赋予了“创造者、行动者、传播者”等多元身份。对于校园规训环境的实践再创造，校园涂鸦过程中“制作”属于自己的时尚和风格，用艺术方式抵御认同感的消失。

战术虽然是一种“弱者的艺术”（the art of weak）[6]，但却可以对场所中語言作出不同的阐释，生成特定的意义，继而吸引受众的兴趣，实则为一种“机智实践”[7]。在仙林大学城的路障球涂鸦实践中，原本阻挡机动车辆进入、机械划分空间的冷冰冰的路障球，也被赋予了主观性的行动。在这场艺术行动中，大学生群体使用创造力（inventiveness），以空间界限的表征来标明势力范围、确定地盘，巩固自我认同。

2 艺术介入与校园表征空间构建

空间理论关注细微、真实的日常生活，从个体心理、社会行动、日常实践与人文行为等多个维度对日常生活开展细致的研究。消费者利用流动的、非正式化的实践来改造原有的“空间表征”内涵，形成了自身独有的“表征空间”。空间转向中的传播实践更需要深入日常生活，探讨日常生活与传播行为的内在机制[4]。中国大学城作为“文本”研究对象，在这一假设中，每一个人都是作者，每一个人又同时是读者。大学城中每个人通过身体的移动、物质的实践、观念的传导（往往自觉或不自觉贯穿在物质的实践中）来阅读、感知、书写这一社区。

2.1 促进艺术与人文主义的回归

在城市与其居住者对话的过程中，强势者在城市、学校、工厂等物质场所行使权力，而弱势方在权力范围之内，物质场所内部，也在进行机智性的创造。课本涂鸦形成的“杜甫很忙”事件，是近年来涂鸦文化中的典型事件。涂鸦中的内容有励志的语言、公共信息的传达、宣泄评论作弊抄词等。在保守眼光看来，校园涂鸦大多格调低下、内容粗俗、层次不高，然而随着动漫文化的普及，“90后”“00后”大学生群体在动漫环境中长大，校园涂鸦变得更专业，更有艺术性。如厦门大学内号称中国高校里“最牛”的一条涂鸦隧道——“芙蓉隧道”就以涂鸦艺术闻名，涂鸦内容涉及厦大校园生活、学校的建筑、校园景色和友情爱情等主题，成为厦门大学著名景点之一，甚至被誉为“看见厦大的自由思想集纳地”“开放校园文化的见证”[8]。

2.2 校园涂鸦空间构建交往与联结

上帝创造每个人都是有渴望交往的心，人的交往才是空间的亮点。空间超越地点是因为有社会交往与社会关系。大学生群体交往对校园空间有更为本质和深远的影响。由路障球引发的一系列群体聚集，如在设计绘制阶段集思广益，向全校征集好点子，绘制路障球，后期维护都牵动着全校师生的心，成为仙林大学城一景，引发一拨拨人参观欣赏。这种校园空间的聚集充分体现了群体价值。

涂鸦之后，校园路障球成为师生见面的地标，以蓝胖子还是皮卡丘为“约会暗号”，充满了乐趣，此时场域变成一个社会关系的总体，在不同的社会实践条件下发挥不同的作用，信息传播与空间关系得以升华。涂鸦式的路障球着重打造的是校园物理空间，大学生的空间生产实践将校园物理空间转变成认知和精神空间，以促进空间交往。

地方（place）与空间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文化与地方存在辩证的差异。空间是在时空脉络中，在社会关系的所有向度下形成的;地方则是这些关系的某个特定关系的结点[9]。校园认知应该超越物理的建筑物，将重点放在校园与大学生之间的关系构建上。大学城有来自全国及全世界各地的青年学生，在大学4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的累积中，这样固定的地方或区域是形成地方感的前提条件。在这段时间内，异地大学生不断与周围人、周围环境互动和交换能量，大学生与大学城各个要素间进行不同程度的互动，在互动、满足、反馈过程中逐渐形成新的地方印象，培养出新的地方认同感[10]。

2.3 达成各主体间空间需求的协商

在校园规划中，路障球是空间规划中的“微小工具”[11]，通过大学校门、道路建设、建筑设计、教室编号排序、学生守则、规章制度等现代化的手法组织起庞大的校园结构，便于学校管理。规训气氛下，大学生群体也出现逃离校园和上课游离的“假发”战术。然而在德赛图理论中，战略与战术并非二元对立。其理论在大学校园这一特殊空间的本土化操纵中，抵制也呈现多元的方式。

路障球原本在校园空间中属于被忽略的部分。它既不是大学代表性的地标，也不是与大学生关系密切的场所。大学生面对校园空间内规划的路障球，采用大学生喜爱的卡通涂鸦方式，属于诗意抵抗。而从管理者的角度，涂鸦文化为校园设置新的地标，顺应校园空间生产规划，并且刺激校园活力，促进学生社会交往。这样的抵抗方式属于再生性行动策略，属于双方对空间需求一致协商的结果。

3 结语

路障球涂鸦艺术在校园空间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地点，是校园空间中由大学生自主发挥和构建的空间，一定程度上给予大学生“我的地盘我做主”的自豪感。青年处在“政治的激流中”和“市场的暖风里”，处在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体系的规训下，通过对既有规训空间“诗意的抵抗”，将原本冰冷冷的路障球变成如“约会的新地标”“校园活泼一景”，建构主体认同。这样的联结经过校园亚文化的改造，形成一种特殊的人地关系。人类真正解放的动力和源泉来自既充满异化又满载希望的日常生活，大学生与校园的特殊人地关系，在持续的人与空间互动过程中不断被修正和调适，形成与支配文化的动态博弈，互为对象，互为存在。

参考文献：

[1] 肖荣春.新媒体语境下传播活动的“空间转向”[J].国际新闻界，2014，36（02）：77-89.

[2] 郑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社会学意义：迈向一种日常生活的社会学[J].社会学研究，2011（3）：191-246.

[3]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35-42.

[4] 米歇尔·德赛图.权宜之计：使用和战术[M]//罗钢，王中忱.消费文化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5-82.

[5] 李金铨.在地经验，全球视野：国际传播研究的文化性[J].开放时代，2014（02）：133-150+8.

[6] 练玉春.开启可能性——米歇尔·德塞都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06）：146-148.

[7] 吴飞.“空间实践”与诗意的抵抗——解读米歇尔·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J].社会学研究，2009，24（02）：177-199+245-246.

[8] 厦门蜀人.“中国最文艺”的厦门大学千米涂鸦隧道[EB/OL].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162857542_234572？qq-pf-to=pcqq.group，2017-08-07.

[9] 庄友刚.何谓空间生产？——關于空间生产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J].南京社会科学，2012（05）：36-42.

[10] 桑志坚.超越与规训——学校教育时间的社会学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2.

[11] 米歇尔·德塞都.日常生活实践[M].方琳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32-50.

作者简介：何志荣（1979—），女，江苏南通人，博士在读，讲师，研究方向：传播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