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静 张蒙

摘 要：臂搁是伴随我国古代家具的发展而产生的文房用品。竹臂搁在明代后期发展起来，并在清代发扬光大。文章拟从臂搁产生的时代原因和竹刻在明清两朝的发展等方面，对新乡市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竹臂搁做研究。

关键词：臂搁;竹刻;明清

在古代书斋中，文房用品除了笔、墨、纸、砚“文房四宝”外，还有很多其他器具，比如臂搁、笔筒、笔架、镇纸、墨床、水注等。臂搁这种小巧的文房用具，现在已没有多少人知道，但在古时却是书房中必不可少的用品。臂搁又称秘搁、搁臂、腕枕，材质有竹质、各种木质、象牙、玉质、瓷质等，其中以竹臂搁最为常见。

新乡市博物馆藏有一件竹刻臂搁（图1），长26.8厘米，宽7.3厘米，厚1.1厘米。臂搁呈淡黄色，覆瓦式，画面中平雕博古纹，左上题记“仿菊如山人笔意时在己未仲春益民刻”两行楷书，画面简洁、古朴、雅趣。

目前众人所知的臂擱实物，是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宋代官窑天青釉臂搁。大多数学者认为古人书写用毛笔，由右至左、自上而下书写，又以右手提笔，稍有不慎，未干的墨迹就会沾上衣袖，所以发明了臂搁枕在臂腕之下，可防止衣袖沾墨，又可避免蹭脏纸张。如果仅是这个原因，臂搁应在笔墨纸张发明之初或不久之后就出现，汉代毛笔和造纸术都已有非常大的发展，却没有臂搁的相关记载，关于臂搁的记载大多出现在宋代。结合我国传统的执笔方式—悬腕执笔，笔者认为臂搁的出现与我国古代的起居方式和家具样式有直接关系。

我国史前至商周时期，人们的坐卧起居主要在席子上，人们的起居主要是席地而坐和席地而卧。春秋至秦汉时期，虽然出现了低矮的床，人们的起居仍然以席地而坐为主。为增加书写的灵活性，古人执笔无不悬腕，汉时因桌几低矮，悬腕很容易做到。

三国两晋时期，随着民族文化的大融合，高型家具开始流行，对席地而坐的习俗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中国人的起居方式也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席地而坐变成了垂足而坐。隋唐时期，高型家具已经普遍流行，特别是宋代以后，人们的生活完全进入垂足而坐的时代。此时人们的书写方式变成伏于几案上，悬腕执笔变得不那么容易，而将左手枕于右腕之下可作为依托，但同时左手就不大便利了，慢慢地就发明了臂搁这种可代替左手的工具。

上文提到的宋代天青釉臂搁底部有乾隆四十二年（1777）题诗“瘦金笔法搁臂肘，羲之悬腕或弗取”，意为宋徽宗时用笔需要臂搁，而王羲之生活的时代臂搁派不上用场，也是侧面的证明。

最早臂搁在北宋时称为“笔几”，外形似琴而没有弦，当时“尚未被纳入文房用品著述”。林洪在《文房图赞》中将十八种文房用品冠以官衔和姓名，并绘图附上赞语。臂搁被封为“秘阁”，姓竺，名冯，字可冯，号无弦居士。“竺”音同“竹”，可知当时竹臂搁已为大宗;“冯”和“凭”同音，有可凭借之意，是将臂搁用以依垫的作用说明;“无弦居士”暗指臂搁最初的外形似琴而无弦;而被封为“秘阁”是因为和其他文房用具相比，“臂搁因枕于臂下而有所‘秘”，“阁”有动词“搁”之意。虽看似戏言，却将臂搁的形态作用都讲述得很清楚，实为难得。

竹制臂搁是臂搁中最常见的，除了竹子取材方便、性凉去燥外，其象征意义也是满足了古代文人的精神追求。竹子本身挺拔俊秀、清新出尘，它淡雅的形象符合传统文人的审美情趣。最重要的原因是竹子正直有节，终年青翠，是高贵品格的象征，因此，自古文人对竹子就有所偏爱，他们咏竹、画竹、赞竹，把竹子比作君子和知己。在秦汉时期，竹子已经因其不同于其他植物的特殊属性，被文人从各种植物中挑选出来，此时的咏喻只停留在竹子的枝叶上，但已为竹文化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两晋南北朝时战乱频繁、政治动荡不安。士人所追求的个人生命价值和意义在当时的政治压迫下无机会实现。于是士人们远离尘世，隐居山林，终日与大自然为伴。但他们不可能完全抛弃自己的抱负和宏愿，在现实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只有用文学来表达。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竹林七贤”，他们在竹林中饮酒读书，清谈玄学，将竹子的高节、四季常青比喻成君子的“高洁”和“坚贞不屈”，表达自己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的坚贞品性。

唐宋时期，竹文化得到了更加全面的发展，代表了中国文人特有的传统品质。竹子“高节”和“坚韧不拔”的象征意义更加深入人心。比如王维经历官场沉浮后将精神理想寄予辋川，并造“辋川二十景”，其一就有“竹里馆”。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更是“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可见其爱竹之甚。此后，历代文人咏竹、画竹之风绵绵不绝。比如清代画竹大家郑板桥，他一生创作的作品除少数的梅、兰、菊外，绝大多数是竹子。他所画的竹子俊秀挺拔，顽强而执着，就像著名的《竹石》诗中表达的一样，写出了自己正直倔强的性格和不向恶势力低头的高风傲骨。中国文人将自己的追求和向往倾注在竹臂搁的制作过程中，一块竹子，或刻取座右铭以警示鞭策，或刻画诗画以欣赏，或刻赠言以留念，经过巧妙的构思和精细的雕刻后，成为一件富有生命的艺术品。竹臂搁常置于案头，日夕摩挲。

竹刻又称竹雕，是在竹制器物上雕刻各种图案和文字的一种工艺品。目前所知的较早的竹刻品是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雕龙彩漆竹勺。竹刻的发展十分缓慢，直至明朝后期，越来越多的文人参与到竹刻创作中，竹刻艺术才得以迅速地发展起来。有的文人自己设计画稿，有的亲自参加创作，将竹臂搁从工艺品变为了艺术品。

明正德、嘉靖后，当时的江苏一带为竹刻之乡，竹刻艺术尤以嘉定和金陵两地最为繁荣。而两地竹刻风格各异，根据雕刻技法和风格特征，可分为嘉定派和金陵派。嘉定派创始人朱鹤以南宗画法为基础，将北宗画派技法融入其中，创造了深刻法，他与其子朱缨、其孙朱雅征都是明末著名的雕刻家。清代嘉定派中比较著名的雕刻家有以“薄地阳文浮雕”为主的吴之璠，以竹根人物立体雕刻为主的封锡爵、封锡禄、封锡璋三兄弟，以“平刻花纹”为主的周颢和“精与刻字”的邓渭。金陵派的创始人濮仲谦为明末万历时期人，他刻竹的特点是以浅浮雕为主，同时喜爱依据原材料的自然形状和特征，只略施刀凿就将其雕刻成艺术品，颇具自然之趣。清代金陵派中比较著名的雕刻家有精通多种技法的潘西凤和擅长“写石和刻竹”的方絜。

清后期，文人雕刻家与知名书法家合作，在竹刻上力求以刀代笔表现书画的笔墨意趣，所以多采用阴文雕刻技法来临摹雕刻书画，从而导致高浮雕、透雕、浅浮雕、镂雕和陷地深刻等技法越来越少地出现，几乎无人再用。最终，竹刻由最初的明中期的质朴，发展到清前期的繁丽多姿，进而又发展为“清后期的平浅单一”。嘉道以后，竹刻逐渐衰落，以后就慢慢地以贴黄取而代之了，地区也不仅限于嘉定和金陵两地，而是扩大到东南诸省。

新乡市博物馆藏有三件带有“益民刻”题记的竹臂搁，除了博古纹臂搁，还有一件兰草纹臂搁、一件梅雀纹臂搁。从臂搁的雕刻风格来看均是在竹子表面雕刻图案，兰草纹臂搁属平刻，其余两件为线刻，从臂搁的发展历史来看，应属于清晚期作品。题刻中所提及的“菊如山人”，应为清代画家张士保。张士保（1805—1878），字鞠如，号菊如，山东掖县（今莱州市）掖城人，清末著名的书画家，嗜好金石文字，其行、楷、篆、隶无所不精，尤以钟鼎文见长。他悉宗古法，所画的山水花鸟，匠心独具。其人物画笔意古雅，形态静穆。

臂搁上所刻纹饰及文字，颇有清末金石气韵。所刻博古纹古拙粗放，用刀肆意而自然;所刻楷书行笔圆润婉转，用刀厚重，可以看出作者亦有不错的绘画、书法造诣。明清时期雕刻界名工辈出，巧手如云，但大多数制作者因为社会的局限，已埋没了姓名，无从查找，我们从这件竹臂搁的雕刻风格看出，作者虽非大家，但亦非普通竹刻工匠。“己未年”或为1859年，作者对张士保的书画心有向往，所以“仿其笔意”做此臂搁，置于书斋之中赏玩，聊表自己的崇敬之情。

和其他材质的臂搁相比，竹臂搁可能是因为竹片肚稍鼓而内里虚起，故最为合用。随着中国文人对竹子的青睐和明清竹刻艺术的兴起，竹臂搁逐渐成为备受钟爱的一款文房艺术品。遥想当年文人或妙品诗文或指点画卷，那是何等的风雅潇洒，令人心向往之。

参考文献

[1]韩天衡.雅室清玩·臂搁选[J].中国书法，2018（5）：103-109.

[2]刘静.刻竹艺术在明清两代的发展[J].故宫博物院院刊，1991（4）：20-26+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