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步青教授与我父亲姚律白在20世纪20年代是留学日本的同学，后来一直保持书信往来，是情深意厚的挚友！

在抗日战争的动荡岁月里，苏教授在昆明的西南联大，父亲在川、陕的工厂里，书信不断！日本投降后，父亲在上海中纺公司工作，苏教授为浙江大学校长，往来更多！

苏教授到上海任职复旦大学校长时，父亲已经支援东北，在辽宁省纺织工业厅工作，五六十年代，书信少了许多，但过年、过节时仍互致问候。1958年，我从东北师范大学毕业，支援宁夏，分配到银川第一中学当英文老师。苏教授在全国政协开会，电话里对我父亲说：“大哥，你的孩子不怕吃苦，去了边疆，好样的！”1979年后，父亲迁居北京，两人不仅通书信，也见过几面。我是目睹父亲与苏老几十年情谊的晚辈，能够坚持在边疆一干几十年，是与父亲、苏老的鼓励分不开的。

我和苏老的首次见面，是在1948年的上海。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动摇了国民党在上海的统治。当年秋天，苏教授、我父亲，还有中纺公司总经理束云章等许多专家、学者，大都接到了国民党“尽快准备，迁往台湾”的通知，但是大多数人并不愿意随国民党到台湾。于是，苏老、我父亲以庆祝东京工业大学校庆为由，束云章总经理买单，邀请该校校友在上海老城隍庙一品仙酒楼聚餐。在二楼餐厅摆了七八桌，大家边吃边聊，气氛低迷。那时，我还是个小学生，父亲拉着我在楼梯口迎接苏步青教授，我向他鞠了躬，并叫了一声“叔叔好！”父亲把《同学录》的小册子发给每个与会者。

在宴会上，我记得有人说：“刚才上了一道‘蚂蚁上树的菜，树倒了，猴子都跑了，蚂蚁上去不是自取灭亡吗？！”我当时还不能完全领会这句话的意思，后来才明白这是暗示如果跟国民党去台湾是“自取灭亡”。但是还是有人因为种种原因去了台湾。一个外号叫“老好人”的说：“总经理是大人物，他不去是不行的！”后来束云章去了台湾，大兴金融实业。他于1963年去世，《参考消息》还报道了这一消息。

楼上、楼下一些不明身份的人串来串去引起大家的注意。父亲说：“教授迟到，本应罚酒三大杯，现在改罚让教授谈谈怎样追到松本小姐的。”

苏的夫人是日本数学教授松本的女儿，苏教授说：“第一次是她来找我的，陪她来的是茅诚司，现在是东京大学教授会议的主持人，是松本小姐看上了我，证人就是茅诚司。（后来茅是东京大学校长）我们逛了几次公园，看了几次电影，关系有了进展。”

1983年暑假，我去北京探望父亲，一天，苏老打来电话，在电话的最后，父亲对苏老说：“诗儿打算学日语。”苏老放下电话就寄了八九本书给我。并附有一首鼓励我的诗：“一衣带水古东瀛，经济年来自跃腾。若使神州现代化，学习日语应先行！”1984年5月，他又将《科技日语》创刊号寄给我，首页就是这首诗（他的墨宝仅仅改了几个字）。1990年4月初，父亲手抖得厉害，写信不方便了，我替父亲写了信，提到以前他曾寄来的悼念夫人松本米子的诗，我打算向《银川晚报》投稿，我在信的末了写了我将回银川去。4月底，我收到了他的回信：

姚诗世兄并恳转呈律白学长先辈：

接诵4.10惠函和照片，心情十分激动，离别了几十年的旧友，还能如此不忘在远，寄书下问，令人铭感五内矣，特表示由衷的感谢！

令尊大人94岁高龄，从照片看来，他老人家精神还是很好的，百岁在望，敬祝万分珍摄，健康长寿。

我今年88岁，从令尊看来还是个小弟弟呢，幸亏身体尚称健康，尚堪告慰耳。

来函提到我1986年写的三首悼亡诗并序将在《银川晚报》刊登，对此我表示同意，刊出时，只要把晚报寄来就可以，无需报酬，知往顺告。

附上照片一枚，便时请转呈令尊大人为荷。

专复，顺颂教安，苏步青手上

1990年4月22日

在苏老对我的鞭策下，我更加紧学习，并研究百年前曾翻越过六盘山的日本学僧能海宽，1998年年初投了稿给日本岛根报刊，年底应能海研究会的邀请到日本做了专题演讲。

总之，他的信和诗都充满了热情，温暖着朋友和晚辈。他是一个大学者，却非常平易近人，他的悼亡诗更是真情的流露。在军国主义横行日本的时代，松本米子排除种种干扰，随苏教授回到中国，几年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跑到她家中说：“必须留在杭州，夫妻二人为皇军工作！”她怒斥那个日本鬼子为法西斯。在浙江大学迁校内地和定居昆明的日子里，她历尽磨难，1948年支持苏老拒去台湾。1953年，她加入了中国国籍，苏老的成就也有她的一半。

苏老離我们去了，但却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题图：苏步青信札所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