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赟

在中国传统社会，衣冠作为一种象征性的物质符号，是官方推行礼制、维护秩序、整合社会的重要媒介之一。明太祖朱元璋在明初便对服饰制度有严格规定。然而世殊事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明朝中后期的风俗已经大有变化，服饰方面违礼逾制的现象时有发生，并渐成勃发之势。一些衣着服饰与传统审美观念大异其趣，被传统士大夫们称为“服妖”，并遭到抵制。对于服饰逾礼的风尚之变，学界虽有所论述，但极少注意到兴于成化终于弘治的京城马尾裙风尚。

成化年间，京城悄然兴起一股穿着从朝鲜流入的马尾裙的时尚风潮。弘治初年，马尾裙之风受到官员抨击，被朝廷正式禁止。从这一衣着时尚的短暂流变，可以看出明代中期服饰制度面临的冲击、社会不同阶层对于服饰时尚的态度以及服饰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因素。

明中叶马尾裙的流行

一些亲历者记录了马尾裙的兴起，并进行了分析。陆容在《菽园杂记》中描述道：

马尾裙始于朝鲜国，流入京师，京师人买服之，未有能织者。初服者，惟富商、贵公子、歌妓而已。以后武臣多服之，京师始有织卖者。于是无贵无贱，服者日盛，至成化末年，朝官多服之者矣。大抵服者下体虚，取观美耳。阁老万公安冬夏不脱，宗伯周公洪谟重服二腰。年幼侯伯、驸马至有以弓弦贯其齐者。大臣不服者，惟黎吏侍淳一人而已。此服妖也，弘治初，始有禁例。

王在《寓圃杂记》中也进行了记载：

发裙之制，以马尾织成，系于衬衣之内。体肥者一裙，瘦削者或二三，使外衣之张，俨若一伞，以相夸耀。然系此者，惟粗俗官员、暴富子弟而已，士夫甚鄙之，近服妖也。

从记载可知，马尾裙是从朝贡之国朝鲜流入中国的。在京城，一开始是富商、贵公子、歌姬这类群体喜欢穿着，接着影响到了朝廷武臣。京城渐有人开始加工生产马尾裙，穿着对象日趋增多，大为流行。

马尾裙的主要材质、制作工艺、穿着效果与明朝正统衣冠确实相差甚大，明正统的衣服大多呈“收敛”状态，而马尾裙使衣服处于“蓬松”状态，走上街头，的确有“夺目”之感。马尾裙的流行，一是服饰长期处于“收敛”状态下的一种反弹，是审美的改变;二是因为这种夸张夺目的穿着，似乎是一种炫富而夸耀的手段。

裙服是服飾的主要形式之一。马尾裙主要是让裙子张开，这种张开的裙服在民间也有流行。于慎行在《谷山笔麈》中记载：

尝闻里中长老传，数十年前，里俗以为裙，着长衣下，令其蓬蓬张起，以为美观。即无裙，至系竹圈衬之，殊为可笑。及读《王莽传》，莽好以毛装楮衣中，令其张起。乃知古亦有之。隆庆初年，见朝鲜入贡使者，自带以下，拥肿如瓮，蒲伏而行，想亦有衣在下。比数年来，直窄衣下短，如中国服，不张起矣。

《康熙字典》释“”：“又马尾亦曰。《淮南子·说山训》：‘马，截玉。《注》：‘，马尾也。”是马尾，裙就是马尾裙，也就是张开的裙子。

于慎行为山东平阴县人，隆庆、万历时期长期在京城为官，官至礼部尚书，诏加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如果其记载的是家乡服饰习俗，似乎说明“裙”习俗也影响到了其他地区。

来自异域的马尾裙，还引发了一些官场笑谈。何孟春在《余冬序录》中记有一事：

弘治初，一给事中建言处置军国事一条云：“京城士人多好着马尾衬裙，营操官马因此被人偷拔鬃尾。马拔尾落膘，不无有误军国大计，乞要禁革。”此事春少时亲所闻见……肉食者谋国，乃有此辈，可笑可笑。鸡鹅御史，何代无之？

陈洪谟的《治世余闻》也记有此事。何孟春为弘治六年（1493年）进士，陈洪谟为弘治九年（1496年）进士，进京入仕年代相近，二人均是以马尾裙为例批评一些官员尤其是言官的可笑之处。虽是笑谈，但依然有几点是很清楚的：1.到弘治初，马尾裙在京城确实比较流行;2.马尾裙虽然流行，但还没到普通人家常之服的程度，因此一些人对马尾裙尤其是在材料、形制等方面的认识并不清楚，所以容易望文生义地理解马尾裙;3.朝官里有批判马尾裙的声音存在，但还没有上升到辨华夷的高度，稍后者在转述相关事件时，也没有想到更多。

马尾裙被禁与“服妖”之论

马尾裙服饰确实与汉族传统服饰差异较大，弘治以后对其展开了批判。一些士大夫对马尾裙服进行抵制，对热衷于马尾裙服饰的官员展开了弹劾。

弘治初年，监察御史汤鼐的弹劾导致了马尾裙被正式禁止。

监察御史汤鼐言……左侍郎张悦前为佥都御史，身服马尾衬裙以表式，百僚之人为市井浮华之饰……请大明黜陟，以示劝惩。又劾太监萧敬、李荣，请明正其罪。……

上曰：“申明旧典事，其令所司举行。今后有用马尾服饰者，令锦衣卫缉捕。余皆泛言，不允。”（《明孝宗实录》卷九，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191页）

左侍郎张悦因其在佥都御史的任上身服马尾衬裙而被弹劾。汤鼐认为马尾裙为“市井浮华之饰”，不是朝臣穿戴之物，张悦穿着违礼，影响很坏。这次弹劾并没有得到皇帝的支持。皇帝唯一认可的是对马尾裙的禁止，明确下令：“今后有用马尾服饰者，令锦衣卫缉捕。”

流行于成化年间，终于弘治初年的异域服饰马尾裙，可称得上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不过短短几十年时间，上自内阁辅臣下到市井歌姬都喜欢穿的马尾裙，渐渐销声匿迹了。

当然，这次对马尾裙的禁止，不可能只是一次弹劾所导致。号称“礼仪之邦”的中国，在礼制方面有着长期的坚守，面对来自朝鲜的服饰所造成的对礼仪的冲击，一定有着大批的反对者发声。一开始反对者也没有上升到华夷之辨的程度，即使在弹劾礼部左侍郎张悦导致马尾裙被禁的行动中，马尾裙也只是被定性为“市井浮华之饰”。实际上，被禁止的也不是马尾裙，而是“马尾服饰”，这与前面所引的笑谈有着相似之处——重在“马尾”而非“马尾裙”，但却把它视作不祥之兆。

另外，如果没有士大夫们为主导的舆论支持和民意基础，汤鼐针对马尾裙的劾奏不可能一举而成功。

成化、弘治及其后的批判声音中，最严重的批评是“服妖”。王認为只有土豪暴发户和粗俗的官员才会穿，士大夫鄙视这些人，认为“近服妖也”。陆容则观察得更为仔细，认为马尾裙流行在朝廷文武官员群体，深以为忧，抨击“此服妖也”。从“近服妖也”到“此服妖也”，是对马尾裙排斥态度的进一步升级。马尾裙穿着群体越广，影响风俗越深，传统士大夫排斥越激烈。

“风俗狂慢，变节易度，则为剽轻奇怪之服，故有服妖。”在持保守观念的士大夫的思想中，“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好穿奇怪的衣服，是国家走向衰亡的特征。马尾裙从朝鲜流入北京城，从市井庶民到阁老名臣，从单纯的流入到成体系的生产、销售，从简单的穿着爱好到争相穿着，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穿着风尚，自然引起了士大夫们的高度警惕，并进行批判、弹劾。这样，马尾裙被禁只是时间问题，只是没有想到，时间来得如此之快。

成化、弘治年间统治阶层和文化精英们对马尾裙的态度，从明代后期沈德符对这种风尚的流行所进行的剖析可以看出来：

马尾裙者，不知所起，独盛行于成化年间，云来自朝鲜国。其始阁臣万安服之，既而六卿张悦辈俱效之，独礼部尚书周洪谟至重服二腰，尤为怪事。万眉州亦何足责，如洪谟素以理学自命，哆口谈天下大事，服之不衷，下僚且不可，况司风化重寄，何以示四方？虽遭弹射，直至弘治初元始去位，亦腼颜甚矣。似此服妖，与雉头裘、集翠裘何异？今中国已绝无之。向在都见高丽陪臣出馆，袍带之下摺四张，蓬然可笑，意其尚服此裙耶？（《万历野获编补遗》卷四）

沈德符对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的这场马尾裙风波进行了回顾与反思，重点抨击的对象是朝臣，尤其是阁臣和理学名臣。首当其冲的是阁臣万安。陆容所谓“阁老万公安冬夏不脱，宗伯周公洪谟重服二腰”，应为有据之说。万安冬夏不脱，其对马尾裙的喜欢程度已经无以复加。阁老为朝廷重臣，其一言一行有着重要的示范效果，影响自然不可小视。上行下效，万安影响到了六部里面的一批大臣。沈德符尤其指出了礼部尚书周洪谟，服饰本身就属于礼制范围，是礼部职责所在，服饰违礼逾制，当然要对礼官问责。更为奇怪的是，这个礼部尚书不仅穿着马尾裙，还“重服二腰”。沈德符认为，周洪谟作为最高的礼官，且以理学自命，被朝廷乃至全国寄予了风化重责，而他却在服装上如此不慎、不堪，何以示范四方？因此，周洪谟的行为比万安有过之而无不及，性质更为严重，影响更为恶劣。

沈德符在指责相关人员的同时，也对马尾裙进行了贬斥，贬为“服妖”。在其所处的时代，马尾裙已经被扫地出门了，但他曾经看过高丽来京城的使臣，见他们的穿着典型特征就是“袍带之下摺四张”，看起来很可笑。沈德符所谓“今中国已绝无之”“蓬然可笑”之语，背后折射出的是服饰方面的华夷之辨。

总而言之，明代中叶，马尾裙风尚从兴起到被禁，还没有上升到礼教大防和华夷之辨的高度。到了明代后期，才出现了从礼教大防到华夷之辨方面进行反省的声音。

明时的衣冠制度实际沿袭宋元而稍有不同，文武官员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相较于官服而言，明朝初年对庶人冠服不断从颜色、材质、饰品、尺寸等方面进行规范。朱元璋恢复唐制衣冠不仅可以区分与元朝的朝代界限，树立汉家正统理念，而且通过衣冠制度践行礼仪，有助于维护和巩固帝国的统治，保持社会阶层等级有序。

明中后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社会上的奢靡之风愈加浓厚。其重要体现之一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服饰制度的逾越。对于穿着服饰“越礼”的现象，当时的一些士大夫建言献策，痛砭时弊。《明宪宗实录》对此有记载：

庚午户科都给事中丘弘等言，近来京城内外风俗尚侈，不拘贵贱概用织金宝石服饰，僭无度，一切酒席皆用簇盘糖缠等物，上下仿效，习以成风。

礼部尚书张等言五事：一禁侈靡，谓服舍婚丧国有定制，近年织异色花样，造违式房屋，而京师尤甚。今后请悉遵《诸司职掌》及《洪武礼制》制度，违者依律重治。一重名器，谓金蟒等衣非人臣常用之服，今后内外官不许一概奏请，违者许科道官指名纠劾，治以重罪。

当时京城流行奢靡之风，不论贵贱在服饰穿着上都用宝石装点，明显僭越了明初服饰等级制度，情况非常严重。官员奏请穿着金蟒衣的现象很普遍，且把本不适合普通场合的金蟒衣当作常服来穿，也是一种变相的“越礼”行为。禁止奢靡之风已经成为首要之务。如何禁止？礼部官员认为，重点是要治理服饰穿着上的逾礼行为，请求按照国初的法令及礼仪制度给予违反的人重处;不许臣子奏请穿着金蟒衣，违者可以被弹劾处以重罪。

对于明中后期服饰制度“逾越”现象，不仅见于官员的奏疏中，而且散见于明人的笔记和地方志中。明朝万历年间的顾起元就曾说：

南都服饰，在庆、历前犹为朴谨，官戴忠静冠，士戴方巾而已。近年以来，殊形诡制，日异月新。于是士大夫所戴其名甚伙，有汉巾、晋巾、唐巾、诸葛巾、纯阳巾、东坡巾、阳明巾、九华巾、玉台巾、逍遥巾、纱帽巾、华阳巾、四开巾、勇巾。巾之上或缀以玉结子、玉花瓶，侧缀以二大玉环。而纯阳、九华、逍遥、华阳等巾，前后益两版，风至则飞扬。齐缝皆缘以皮金，其质或以帽罗、纬罗、漆纱，纱之外又有马尾纱、龙鳞纱，其色间有用天青、天蓝者。至以马尾织为巾，又有瓦楞、单丝、双丝之异。于是首服之侈汰，至今日极矣。足之所履，昔惟云履、素履，无它异式。今则又有方头、短脸、球鞋、罗汉靸、僧鞋，其跟益务为浅薄，至拖曳而后成步，其色则红、紫、黄、绿，亡所不有。即妇女之饰，不加丽焉。嗟乎！（《客座赘语》卷一）

这段话重点描述了万历以后社会穿着服饰从形制、材质、颜色、装饰等全方位的越礼行为。

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得更快，社会风尚也就转变得更早。江苏吴江县，到弘治时期经济发展已经导致了风尚的改变，“习俗奢靡，愈趋愈下。庶民之家，偕用命妇服饰，加以银花银带，恬不知愧，愚俗无知可笑也”。当时社会上奢靡之风愈浓而世风愈坏，本是规定性的命妇服饰竟然加以装饰。庶民在服饰上攀比仕宦的做法民间比较常见，但这是经济发展起来的结果，一些庶民在经济上已经有能力进行攀比。

明中后期服饰的僭越行为已经成为当地人民日常生活的一种常态。

余  论

若以成化年间的马尾裙短暂流行作为明朝服饰变迁观照的连接点，可以观察明代服饰制度变迁的一些特点。

首先，明前期对于服饰制度规范日趋严格，不仅是为了巩固统治的需要，还有践行礼制方面的原因，这与明初推行的一系列政策相辅相成。成化年间马尾裙的短暂流行，曾松动了明前期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但统治阶层和文化精英对服饰制度持保守态度，尤其是对来自异域的服饰，可能对礼仪所造成的冲击，有着深深的戒慎戒惧心理。对马尾裙的果断禁绝表明，明中叶的服饰僭越还处于可控的范围，统治者仍有余力将这种越礼行为抹杀。明中后期，从地方志和明人的笔记来看，只要不涉及华夷之辨，其他的服饰穿着的僭越行为似乎成为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新常态，全然不顾及明初对于服饰的种种禁令。统治者似乎也无心或无力于对服饰等级制度的维护。

其次，如若细细分析马尾裙流行的特点，我们不难看出，这种服饰仅仅流行于小群体和小区域。穿着马尾裙的人群主要集中在官员和富商群体，并未普遍流行于平民百姓之中。而且，马尾裙风尚只流行于京师或京城附近。相较而言，明中后期的服饰制度的僭越范围宽广，遍布大江南北，穿着不合服饰制度的人群亦是遍布各个阶层。

最后，明初洪武皇帝在确立衣冠制度时的一个核心出发点就是“辨华夷”。然而，属于朝鲜的服饰马尾裙得以在明中叶的中国京城流行，是否说明当时人们心中的“华夷之防”不是那么重要？是否明中叶社会发展增强了人们的自信？这是有待探讨的问题。

总之，随着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已经不再严格遵守明初对于服饰制度的那套规定，“辨贵贱，明等威”这一原则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明初，朱元璋认为是元朝破坏了中华的衣冠制度;相较而言，明中后期对于衣冠制度的僭越是从内部发生的，马尾裙的流行也是对衣冠制度中“辨华夷”一次不小的冲击。作为工具性和象征性的衣冠制度，已经逐渐偏离了最初的设想。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