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华东，陈 萌，高玲玲

(合肥工业大学 经济学院，合肥 230601)

提要：“增长并失衡”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突出特征。对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而言，广泛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系统梳理了我国当前经济普遍存在的四类重要结构失衡：(1)总需求结构失衡，表现为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2)供需失衡，表现为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多，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3)产业结构失衡，表现为第二产业比重偏高，第三产业比重偏低；(4)区域结构失衡，表现为地区经济发展失衡及贫富悬殊拉大。并深入剖析其历史、现状及产生根源，着重分析了房地产市场在上述结构失衡背后扮演的角色，阐释房地产投资和房地产价格的迅猛增加给经济结构失衡造成的影响。最后，从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优化消费投资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完善房地产调控等四个方面给出了消除结构失衡、释放增长潜能的政策建议。

一、“增长并失衡”的中国经济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高速增长，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国内生产总值(GDP)由1978年的3 679亿元飞跃至2019年的99万亿元，经济总体规模扩大了约269倍。GDP年均增长9.5%，其中大部分年份GDP增长率都在8%以上，最高15.1%(1984年)，最低3.9%(1990年)(见图1)。1978年，我国人均GDP仅155美元(381元)，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①；到2019年，我国人均GDP为10 261美元(70 892元)，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人均GDP的12 700美元的标准相比已经较为接近②。

中国经济经过近40年全面高速发展，社会生产能力在许多方面位于世界前列，生产力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高。我国 GDP自2010年以来持续保持在全球第二的位置，货物进出口和各类服务贸易的总额居于全球第二，基础设施建设在部分领域领先世界，高铁运营总里程、高速公路总里程以及港口吞吐量均居全球第一，工农业生产能力大幅提高，200多种主要工农业产品生产能力位居世界第一。2019年，我国贫困发生率下降至0.6%，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1.6%；居民平均预期寿命77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图1 1978—2019年中国GDP总量及其增长率

然而，由于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过分注重经济总量增长，因此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带来了一系列的结构性危机：供需不匹配，产能过剩与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并存；投资率一定程度上过高，消费率相对过低；工业(尤其是重工业部门)发展迅速，服务业发展滞后；区域发展不平衡，区域间差距持续拉大。此外，还普遍存在人口结构失衡、外贸结构失衡、金融与实体经济失衡等重大不平衡问题。这些结构性问题的存在，不仅降低了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且危及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政治论断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取得上述巨大经济成就基础上的。发展不平衡讲的是结构问题，主要指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系列结构失衡；发展不充分讲的是总体质和量的问题，指我国在很多方面与世界前沿生产力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有待进一步发展。一般而言，充分发展有助于解决结构性问题，但充分发展并不必然能够解决结构性问题。尤其在现阶段，我国广泛存在的系列结构性问题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重大制约因素。通过结构性改革，消除结构性矛盾，从根本上提升经济运行效率和企业整体竞争力，释放经济潜在的增长能力是当务之急。

二、几类重要的结构性失衡及其原因

(一)总需求结构失衡

总需求结构指消费、投资、进出口等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我国总需求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投资率(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过低。在过去40年间，我国投资率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35%左右逐步攀升，2003年后一直保持在40%以上，居高不下(峰值出现在2011年，投资率高达47.7%)(见图2)。与此相对，投资率的世界平均水平为20%左右，OECD国家投资率峰值为26%，日本、韩国和新加坡这三个国家投资率峰值分别为38.8%、39.7%和46.9%，巴西、墨西哥和印度3个新兴经济体投资率峰值分别为26.9%、27.4%和38%[1]。在投资率一路攀升的过程中，我国居民消费率却持续下滑。居民消费率在80年代初达到最高峰(1983年为53.5%)，1990年后跌破50%，2006年后跌破40%且至今没有回升。与此相对，全球居民消费率的平均水平在60%以上，美国则一直保持在70%左右。从图2也可以看出，过去40余年居民消费与资本形成总额之比呈持续下降态势。毫无疑问，中国当前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总需求结构严失衡是非常明显的。

图2 1979—2018年中国总需求结构

导致高投资低消费这一总需求结构失衡的原因有以下5个方面：(1)当前社会保障体制仍不完善，住房、医疗、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公共支出投入不足，导致居民预防性储蓄增多[2-4]。(2)在财政分权和地方官员政治锦标赛体制下，地方政府演变为“生产型政府”，偏向于投资基础设施之类生产性的公共产品，挤压其他非生产性但和民生福利紧密相关的支出项目，最终导致低消费和高储蓄并存的经济结构[5]。(3)中国长期实施利率管制，基准贷款利率显著低于市场利率，一方面压低了资金成本，刺激社会投资，导致投资率偏高；另一方面提高了家庭“强制储蓄”的比重，降低了家庭可支配收入，导致居民消费率偏低[1，6]。(4)中国经济的爆炸式增长和人口结构变化的交互作用强化了中国的高储蓄[7]。(5)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使得中低收入者的支付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约[8-9]。

我国目前实行了一系列深化改革方案：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政府在健康、教育方面的投入大幅增加，保障性住房建设稳步推进。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也逐步淡化总量增长，而是注重质量，覆盖面更广的考核体系。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实现了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当前和未来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是不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制定经济政策和国家宏观调控的本质要求；因此目前我们亟须加快制定经济高质量发展方案，完善政策、政绩、绩效、标准等一系列考核评价体系，完善经济制度环境，不断推动我国经济朝着高质量水平发展。2013年年底，中组部发布了《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强调要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指标。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层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职责要求，设置各有侧重、各有特色的考核指标，并强化约束性指标考核，加大资源消耗、环境保护、消化产能过剩、安全生产等指标的权重，以及更加重视对科技创新、教育文化、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的考核。此外，中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也在稳步推进。2015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最终宣布放开存款利率管制上限，可因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设立，各银行之间在利率方面达成一致，存款利率上浮到40%～50%后就不再变动。2018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明确表示，将逐渐统一中国仍存的局部利率“双轨制”，如果不出意外，现存的商业银行存款利率的自律上限将逐渐放开，这意味着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将正式完成。

(二)供需失衡

与高投资低消费的总需求结构失衡密切相关的是供需失衡。当前，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发生一系列快速变化：(1)消费结构以往由“住”“行”为主导，目前发生了阶段性变化。2013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住房拥有率达到1套/户，2014年我国汽车拥有量超过100辆/千人。根据国际经验，达到该阶段后，市场对“住”“行”的需求会出现显著变化。(2)消费结构加快转型升级，新消费热点涌现。当前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尤其是中等收入人群不断扩大，居民对产品多样化、高端化、个性化的要求显著提高，进行网络交易、私人订制等服务，网络零售业交易额一直维持在20%～30%的高增长水平。(3)服务需求在消费需求中的占比大幅提高，消费服务化趋势明显。2013—2016年，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在人均消费性支出中占比分别上升1个百分点、1.3个百分点和0.6个百分点。2016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数达1.22亿人次，继续蝉联全球首位，且境外购物消费支出屡创新高。

然而，我国供给侧明显不适应需求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多，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部分传统型产业产能出现严重过剩，产能利用率比较低。以粗钢、水泥、平板玻璃3个表现较为严重的行业为例，其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4.9%、75.7%、73.5%[10]，与产能严重过剩的衡量值75%较为接近。与此同时，当前我国针对消费结构升级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出现了严重的滞后，居民对高质量的消费品和各类体验服务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并出现了有专门去国外代购化妆品等日用品的现象，对国内产品的消费需求降低，大量消费需求流向国外。以医疗市场为例，1978—2011年间，我国人均实际GDP增长超过16倍，而同一时期我国执业医生数量增长2.8倍、床位总量增长2.5倍，并出现了全国性的就医难问题。(2)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和改革受到了传统机制的束缚。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我国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与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由于部分传统体制不适应当前经济的发展形势，供给侧的调整受其影响，表现出极大的滞后性和黏连性，主要体现在新产品和专业服务的提供不到位，生产要素的配置难以从低端需求领域转向高端需求领域，有效需求领域的配给严重不足。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供需失衡的症结在于供给难以满足需求的变化，而非需求不足、消费降级。从调查数据来看，事实上居民消费支出潜在增长强劲，总体比收入增长要快。从1978年以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实际增长率与同期的实际GDP年均增长率非常接近。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共计41.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约8%，2018年以前曾经连续15年维持在两位数的增长速度。

一般而言，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中，供给和需求会保持相对平衡。当需求侧发生变化后，供给侧必然也会随之调整，不能适应需求变化的供给自然会被市场淘汰，不大可能出现供需失衡尤其是供需长期失衡的情形。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出现了各类公司破产、许多银行倒闭等严重危机情况，但由于美国市场力量强大，进行了及时调整，仅用了大概两年时间就将工业产出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之后的3年时间，美国银行倒闭救援事件共发生397起，此后一直较为平稳。2008—2009年，美国工业总产值负增长，一年后即2010年就恢复到了2007年未发生危机时的增长率水平[11]。由此可以反映出，美国相关银行和公司发现需求端出现改变时，能及时通过破产清算和其他方式对供给侧进行结构性调整，以适应需求消费端的突变。然而，中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一方面，经济增长结构的转换会导致经济发展方式、增长速度、增长的动力来源发生重大改变，难以准确预期微观主体的活动行为，此时经济结构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衡；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相关制度体系亟须完善，政府对市场经济有较大的干预，国有垄断企业效率低下，成为调整供给侧结构的绊脚石，是造成供需失衡的关键因素。

(三)产业结构失衡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造成了刚性的二元经济结构和严重的要素配置扭曲[1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业结构呈稳定的变化趋势：1978年至2019年，中国第一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从30.7%一路下降至7.1%；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则从22.3%一路上升至53.9%；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在40%～50%间小幅波动，近几年略有下降，2019年为39%(见图3)。各产业的就业比重表现出与此相似的变化规律，1978年至2015年，第一产业就业占比从70.5%一路下降至28.3%，第三产业就业占比则从12.2%一路上升到42.4%，第二产业就业占比从17.3%上升到29.3%。“Kuznets事实”指出，随着经济发展，各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产业产值和就业所占比重会持续下降，第三产业产值和就业所占比重则会不断上升，第二产业产值和就业所占比重会呈先上升后缓慢下降的趋势，这是各国产业结构转型的普遍特征。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化与此基本吻合，但调整过于缓慢，与国际经验相比存在明显差异：首先，第二产业比重偏高，第三产业比重偏低。2014年，中国三次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分别为9.1%、43.1%、47.8%，而美国三次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分别为1.2%、20.3%和78.5%。这一差异不仅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如此，而且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欧美发达国家同一发展阶段相比也是如此。其次，三次产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差异较大。2015年，中国三次产业就业比重分别为28.3%、29.3%、42.4%，与同期增加值比重差异极大；美国三次产业就业比重分别为1.6%、20.6%和77.8%，与同期增加值比重几乎完全相同。

图3 1979—2019年中国三次产业结构

因而，中国长期存在的产业结构失衡不能由发展阶段差异解释，它更多地反映了全球价值链下的国际分工和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首先，国际分工深化发展日益成为中国产业结构演进偏离国际一般模式的重要驱动力量[13]。Matsuyama[14]指出，国际分工可能导致某些国家长期专业化与一些低增长潜力部门生产，这种“锁定”效应使其陷入比较优势陷阱。江小涓和李辉[15]指出，由于对外开放对我国工业的促进作用远大于对服务业的促进作用，因而提升了我国工业比重，同时降低服务业比重。郭同欣[16]认为，由于工业产品的可贸易性较高，服务业产品的可贸易性较低，我国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必然拉动工业快速发展，抑制服务业比重的提高。其次，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使我国经济在保持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产业结构失衡的现象。贺大兴和姚洋[17]认为，中国政府是一个相对中性的政府，这样的政府不会迁就某些特殊利益群体，其经济政策与群体间的非生产性特征无关，能放开手脚让最具生产力的群体掌握有限资源，从而促进经济平稳高效增长，但势必也会扩大群体或地区之间的差距。林毅夫[18]提出发展的新结构经济学倡导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的“两轨六步法”，强调政府对特定产业的扶持以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基于上述中性政府和新结构经济学的部门专用性观点，付才辉[19]指出，部门专用性政策在利用其结构效应制造更高的总量增长的同时诱发产业结构失衡，而中性政府是实施部门专用政策的前提和保证。

(四)区域结构失衡

现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整体趋势表现为“先扩大、后缩小”，但在改革开放之后便呈现了“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的趋势[20]。徐现祥和梁剑雄[21]指出，在改革开放前，东部地区10省市GDP占全国GDP比重大约稳定在42%，改革后呈上升趋势，直到上升至2005年的55%左右，然后又出现了下降趋势，到2012年则下降到51%。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最富裕的省份与最贫穷的省份人均GDP之比呈“倒U形”变化关系，在2003年达到最大值，随后呈下降趋势，2016年已降至4.3倍(见图4)，其后呈继续上涨趋势。GDP最高的4个省份占全国GDP的比重也同样呈现“倒U形”变化趋势。

这一变化趋势与我国的区域发展政策密不可分。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重要讲话中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通过设立经济特区等政策照顾部分特定地区，使得这些地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中央政府在投资、财税和金融等系列领域均向东部地区倾斜，采取政策大力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率先开放，从而使先行发展的沿海地区与内陆其他省份之间的经济差距不断拉大。从1999年到2004年，“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扶持落后地区的区域发展战略相继出台，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财政政策，这些政策主要偏向于大力发展内陆地区，协调内陆区域经济发展。尤其是近年来中央加大了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力度，把来自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部分财政收入转移支付到全国其他落后地区，而且转移支付的力度逐年加大。但是，从区域层面来看，由于各区域的发展独具特色，各个地区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各不相同，各地具有的资源环境也有较大差异，这使得大范围区域经济发展失衡，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市场经济；中央政策的制定(比如区域规划)可能并不适宜各省(市、区)和各区域的实际发展需要，地区经济发展失衡及贫富悬殊拉大这一现实问题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难以得到解决[22]。

图4 1993—2019年中国区域经济结构

三、房地产市场对结构失衡的影响

房地产市场在上述系列结构失衡背后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房地产投资和房地产价格的迅猛增加给经济结构失衡造成了重要影响。自1998年住房制度全面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房地产业经历了一轮汹涌扩张——从1999年至2016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额由4 103亿元增至102 581亿元，年均增长22%；商品房销售价格由每平方米2 053元涨至每平方米7 462元，年均增长8%。据许宪春等[23]测算，2013年中国房地产及其相关行业占GDP的比重为15%，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9%。房地产市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益突显，它不仅直接影响企业投融资和居民消费，还通过资源配置途径深刻地影响社会经济，给社会经济带来长期性和结构性的影响。

首先，我国当前直接面临着房地产和实体经济的失衡。大量的非银行资金，包括实业、企业的资金以及一些资本市场的资金大量进入房地产，形成了整个经济中资金的脱实向虚过程，使得一线城市和热点二线城市的房价上涨迅猛，实体经济发展成本也被进一步推高。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但现实与之刚好相反，房子被用来炒，却不是用来住的。住房出现大量空置现象，但房价却一直持续攀升，这种不良发展趋势极其严峻。有些热门地区炒一套房获取的利润相当于努力经营一个中等实体公司数十年，“上市公司卖房救公司”“为了房产进行婚前财产公证”“有房产相当于有家上市公司”等报道，在各大新闻媒体上时常出现。更准确地说，房子是用来“居住”的这一属性在中国已经远不适用，住房涉及家庭、个人、伦理道德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纵观世界历史，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住房像中国这样波及范围如此之广，影响整个社会的运行。

其次，中国这一轮房价上涨通过促进投资，抑制消费加剧了总需求结构失衡。大量文献研究了房价变化对中国家庭消费和企业投资的影响。况伟大[24]、陈英楠[25]、陈峰[26]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谢洁玉[27]、陈斌开和杨汝岱[4]、李雪松和黄彦彦[28]、范子英和刘甲炎[29]利用家庭微观数据都发现，中国房价上涨增加居民储蓄，抑制居民消费。曾海舰[30]、罗时空和周亚虹[31]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发现，中国企业的房地产价值增加会通过抵押担保渠道带来企业投资的增加。黄健柏等[32]进一步探讨了中国的工业用地价格扭曲对不同所有制属性和行业属性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发现中国工业用地价格扭曲对企业过度投资具有较大程度的推动作用，并且对不同所有制属性和行业属性企业的推动力度存在一定差异。现有研究认为，中国的房价上涨减少了家庭消费，增加了企业投资。把这两点放到一起，中国的房价上涨无疑通过促进投资、抑制消费加剧了总需求结构失衡。

再次，房价上涨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引起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变化。房价上涨和房地产业扩张一方面直接引发资源在房地产部门和其他部门间重新配置，另一方面通过担保和成本渠道间接影响资源在各产业部门间重新配置。同时，房价是企业生产成本和劳动力生活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房价上涨差异对企业和劳动力在不同地区的集聚和扩散带来重要影响，进而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化。近年来，大量企业从东部沿海迁向中西部城市，这是出于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增加的考虑。高波等[33]利用中国城市数据检验了区域房价上涨通过劳动力流动从而诱发产业结构转移的作用机制，发现地区城市房价相对上涨时会造成就业人数相对下降，并带动产业价值链向高端发展，产业实现升级。邵朝对等[34]指出，由于区域间劳动力流动和行业间工作转换成本的存在，房价上涨通过扩散机制对低端劳动者产生强有力的挤压，引发由低端行业向高端行业集聚的产业结构演变。此外，房价上涨还通过增加劳动力的迁移成本影响劳动力的迁移决策，从而抑制地区经济增长趋于收敛[35]。具体而言，高房价地区通常都是高劳动生产率地区，这些地区日益上涨的房价不仅迫使原有低技能劳动力流出还阻碍其他地区低技能劳动力流入，使区域间人力资本差距扩大，进而导致区域间劳动生产率拉大，影响区域经济的增长。

四、如何实现结构再平衡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经济发展也到达了一个崭新的阶段。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标志着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内在要求就是通过结构调整释放经济增长潜能，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调整经济结构、消除结构性失衡，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出发。

(一)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消除结构失衡首先需要从源头上理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对解决总需求结构失衡、供需失衡乃至产业结构失衡等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理想情况下，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制定法制规章，使企业和市场形成相对稳定的预期，提高其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我们应该看到，非完全竞争、外部性及信息不对称等导致的市场失灵现象，不论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诸如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存在。尤其在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系列历史原因带来严重的市场扭曲，政府管制与干预有其必要性和积极意义。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多地发挥好企业和个人等市场主体作用，这涉及在不同领域不同方面适度强化或弱化政府调控和管制功能——在那些存在较为严重的国有企业垄断的领域，如金融、能源行业，可以加快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放宽市场准入；在那些涉及国计民生尤其是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市场失灵领域，如食品、医疗领域，需要加强政府干预，建立安全高效的交易市场。

(二)大力优化消费与投资结构

消费、投资和对外贸易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三者间的关系直接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消费和投资的比例关系可以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原则下，结合政府宏观调控形成平衡协调的关系。消费方面，着力破除制约消费的体制机制障碍，构建更加成熟的消费细分市场让消费者“愿消费”，营造安全放心的环境让消费者“敢消费”，改善居民消费能力和预期让消费者更加“能消费”。这要求我们加快制定有关消费领域的相关制度，强化对生产消费品企业及个人的信用评价体系的建设，建立高层次、广覆盖、强约束的质量检测标准及售后评价标准，同时加大对消费群体的宣传力度，提高消费者的判断能力和维权意识，创建一个良好安全的消费环境。此外，考虑经济增长情况，提高居民基本医疗和养老保险保障水平，同时应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以提高居民的整体消费能力。投资方面，从改进各级政府领导干部考核体系入手，改变单纯以经济总量增长为激励目标的官员考核体系，建立完善的数量与质量相结合、长期与短期相结合、经济与社会相结合的多元化考核体系，达到规范政府行为，抑制投资“饥渴症”的效果，从而优化地区总需求结构，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淘汰过剩产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淘汰过剩产能对缓解产业结构失衡和总需求结构失衡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产能过剩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的一大包袱。在宏观层面，产能过剩扭曲了资源配置，使得人力成本、资金成本、土地成等本居高不下，制约了经济发展；在微观层面，产能过剩拖累企业盈利增长，负债和应收账款增加，进而导致银行不良资产增加。如果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不仅企业经营日益困难，而且国家财政、金融风险也会进一步加大。破解这一局面的关键，就是要在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坚决削减产能。值得注意的是，产能过剩背后有着深层次的体制性原因，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导致“为增长而竞争”的地方间不良投资竞争，同时围绕以大量人员就业问题，产能低水平重复扩张一直难以有效遏止。当下化解产能过剩，除了加快淘汰过剩产能并严控新产能外，还要积极扩大国内外需求，推进兼并重组，通过优势企业发挥主导作用，用市场化的办法重新整合生产力，提升企业生产效率。

(四)完善房地产调控，保持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对总需求结构失衡、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失衡有积极的正面影响。房地产市场能向着稳健方向发展，须从长期和短期两个视角综合考虑。从长期来看，要加快长效机制的建设：(1)完善土地供应机制。将土地供应实行与人口挂钩，并在土地供应比例中，适度降低工业用地占比，同时提高工业用地效率，适当提高居民住宅用地。(2)尽快出台房产税。房产税既有助于增加住房持有成本，对当下不良炒房行为起到了直接遏制作用，也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3)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要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尤其是注重长期租赁市场的发展；维护租赁双方的合法权利，大力支持租赁企业的发展，积极倡导租赁的专业化、机构化。短期来看，要坚持因城施策：(1)遏制热点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北上广等大城市房价日益攀升，导致发展实体经济的成本大幅度提高，经济易脱实向虚，潜在较严重的泡沫风险隐患。因而，过热城市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在短期内应该持续发力，且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2)使新型城镇化在三四线城市去库存中发挥积极作用。首先，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支持进城人员在工作地定居，鼓励其自住需求购房行为。其次，三四线城市库存问题的关键症结还在于不同地区的经济、资源、教育、医疗发展不均衡。因此，提高三四线城市的教育、医疗、卫生、交通等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是三四线城市去库存的根本抓手。

注 释：

①林毅夫教授在2017年第二届国家发展论坛上的演讲指出，当时最贫穷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人均GDP平均数是490美元，我们连其1/3都没达到。

②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站，经作者整理计算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