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德永

(故宫博物院宫廷部，北京100009)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尤其是在中外联合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清军前线将领认识到外国军械的先进性，并由此走上购买外国军火的道路。随着清军近代化步伐的启动，所需新式军火数量激增，这使得当时的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军火市场之一。对此，西方列强加强了对中国军火市场的争夺。在中国兴建兵工厂是他们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对于列强在华建立兵工厂问题，学界鲜有研究。就笔者所见，仅在《清末新政期间列强对中国军火市场的争夺》[1]文中略有涉及。笔者结合相关档案文献，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一、清军对新式军械的需求日益扩大

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西方军械技术开始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与此同时，由于长期执行闭关锁国政策，清王朝的发展已经落后于世界。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王朝内部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西方列强军械的先进性，并努力对清军兵器进行了有限的改良。鸦片战争后的二十年是世界军械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也是清王朝摆脱落后局面的一个契机，可惜的是，清政府并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这导致东西方军械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太平天国运动的沉重打击，让清政府的一些当权者认识到中西方军械的差距，以及与列强之间潜在的战争危险。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不久，曾国藩提出：“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忘备？”“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2]李鸿章也认为，“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因为“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处辇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湖之间”，[3]3237而中国“弓箭刀矛鸟枪旧法，断不足以制洋人”[3]1064，在此情况下，“似当委屈周旋，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3]3039

清军军械落后，且又缺乏生产新式军械的技术，在面临严重的西方军事威胁和大规模革命运动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走上购买西方军械的道路。

初期，清军军械外购的规模较小，但李鸿章是其中的例外。1862年4月，李鸿章初到上海，亲眼看到“洋枪并发，所当辄靡”的情景，不禁无比羡慕，“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3]3034。外洋枪炮的威力给李鸿章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开始考虑用这些先进武器装备自己的军队。不久，李鸿章就以上海所提供的充足经费开始大量购买外洋军械，并开始装备淮军。据统计，初期李鸿章购买的外国军火数量较少。在1862年和1863年春间，“惟洋枪、洋炮好者不易得”[3]3089，每次所购买的洋枪，不过只有数百杆、二三千杆。随着时间的延续，其需求量不断增大。到1863年底，李鸿章委派人员购买洋枪，头批“仅到六千枝”[3]3201。对此，李鸿章非常不满，要求追责相关人员。到1863年9月，淮军“人数五万有奇”，“各营洋枪一万五六千枝”，平均每三人就有1杆洋枪，“月需洋药、铜帽不可计数”[3]3173。到1865年11月，淮军已“尽弃中国习用的抬枪、鸟枪，而变为洋枪队”[3]439，平均每三人就有2杆洋枪，全军月需铜帽10余万颗，粗细洋火药10余万斤。

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创建的近代军事工业，并取得较大成就。不过，就是他的兵工厂的生产能力也非常有限。在1867年到1873年间，江南制造总局仿造的各种前后膛枪，总共才13106枝。[4]与此同时，欧洲列强的新式军械层出不穷，日新月异。李鸿章迫切需要这些军械装备淮军，他在努力兴建兵工厂之时，也在努力购买西方新式军械。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开始对克虏伯炮产生兴趣，并通过洋行购买一些小型克虏伯炮装备淮军。随着海军的建立，清政府实行军械制式一体化，李鸿章开始大量购进克虏伯炮。这个时候，他不仅为淮军，还为整个清政府负责购买，清政府开始大量装备克虏伯炮。

清政府军械外购的规模不断扩大。据不完全统计，1884年7月至12月，清政府方面通过洋行及委派人员奔赴香港共购买洋枪64408支，各种大炮555尊，水雷、鱼雷等1268枚，鱼雷艇9艘。此外，驻德公使李凤苞也为清政府订购德国毛瑟枪20000支。在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方面购买各种大炮389尊，炮弹172130颗，各种枪支193290支，子弹8717万粒，规模宏大。当然这与战争需要有关，但是在和平时期，清政府购买外国军械的数量也非常可观。根据德国方面档案显示，从1885年至1892年，清政府输入克虏伯炮432尊。其中，1885年5月北洋从德国“购入一百零八门克虏伯后堂炮和六十四门克虏伯山炮”，“那种在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已经被采用过的普鲁士野战炮也订购了八十四门”[5]。而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使清政府认识到海军建设的迫切性与必要性，从而决心建立新式的中国海军。从此，清政府开始大量购买外国船炮。

中国军火市场的不断扩大，极大地刺激了列强垄断市场的欲望。他们除了积极推销各种军火外，还妄图在华修建兵工厂。

二、军火禁运对清王朝的负面影响

军火外购暂时性地解决了清军的装备问题，但也面临着潜在的危机。这即是列强的军火禁运。

自鸦片战争以后，列强曾经多次对清政府施行军火禁运。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国政府禁止本国商人向清政府方面出售武器。太平天国运动前期，各国列强宣布中立，对交战双方实行军火禁运。不过，这一时期清军仍以冷兵器为主，禁运对他们的影响较小。随着太平天国大量使用新式武器，这给清政府的平叛带来很大的困难，许多前方将领迫切需要使用西洋武器。辛酉政变后，中外反动势力联合起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西方列强的中立也变成了对太平军的单方面禁运，大量的西方军械开始输入到清政府的前线军队之中。

随着新式军械的使用，以及对西方列强了解的加深，清政府方面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军械禁运的潜在威胁。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之后，文祥认为应该尽快购买铁甲船，“缘西洋风俗，于凡与和约之国，遇有互相构兵，则异常利器不准出售”，所以，“正宜及此无事之时，认真办理，不容稍懈。”[6]341877年6月福建巡抚丁日昌上奏清廷，也力主尽快购买铁甲舰。他与文祥见解相同，认识到列强军火禁运对清王朝军事建设的影响，认为应当亡羊补牢，抓住机会，发展海军，“凡此国与彼国一构衅端，无论何国均不准接济兵器。目前俄土交讧于西，日本内乱于东，此真数十年来未易得之机会也。趁此彼族有事无暇觊觎中国之时，若不速筹巨款，选购得力铁甲船数号以备不虞”[7]。此时的清政府对列强军火禁运的影响感触并不深刻，所以，对于如何应对军火禁运，他们并未提上日程。

中法战争则让清王朝上下切身体会到列强军火禁运带来的巨大影响。由于战前准备不足，战时前线各军纷纷请领军械。张之洞、李鸿章他们为此也疲于应付。况且他们所购之军械多为列强淘汰之物，外国商人将其“运至中华，以为销路”，如此危害极其严重，“既糜国帑，更误军需，一有争战，败征且见。”[6]228并且外国军火商则利用这一机会，大肆提高军械价格，清政府为此苦不堪言。德国军火商妄想利用这一时机垄断清政府的军火市场。德国与法国的矛盾由来已久，它希望中法战争的爆发，能够牵制法国，所以在多数列强宣布“中立”，并对清政府施行军火禁运后，德国军火商仍然积极向清王朝出售军械。在此情况之下，德国成为清政府军械最重要的来源国。值此之时，德国军火商向清政府方面提出了要求，“现需炮位及造炮备料，需外买者均在伊厂购。”也就是说在一、二年内若需用炮位则向德国购买，以后就不再限制清政府。迫于形势，清政府方面给予应允。德国军火商将条款中的“现”字删去，使条款内容大变，以此实现其垄断目的。张之洞对此非常不满，“然则将来虽他厂新出精炮，远胜克、格两厂者，我亦永不能购耶？似断无此理。”[8]7213并以此为戒，在兴办汉阳枪炮厂时，张之洞竭力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

中法战争之后，军火禁运的影响很快为前线的胜利所掩盖。清王朝大幅缩减了军械的进口数量。这为第二次禁运危机的到来埋下了伏笔。甲午战争爆发后，随着海军的失利，清军的军械需求突然之间急速增加，外洋军械再次供不应求。列强中立政策下的军火禁运再次降临至清王朝。

中法战争与甲午战争让清政府充分认识到军火禁运的威胁。其实，这两次禁运实际上都是列强对清政府单方面的军火禁运。中法战争是东西两个半球上的两个国家进行的战争，遗憾的是清王朝所在区域成为战争的主战场。所以当战争来临，列强实行军火禁运之时，鉴于实力的差距，清政府方面只能在自己的区域搜查接济法国的舰船，而不可能远涉重洋去封锁法国本土，用自己的军舰“督促”各国商人遵守中立条约，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军火禁运。法国并不存在这些不利因素，它们占据了优势。各国军械很难到达中国，给清政府的抵抗侵略制造了巨大障碍。甲午战争时期，中日两国相邻，这些问题本来不复存在。不过，清王朝舰队的失利使他们过早的丧失了制海权，就这样被军火禁运的枷锁牢牢束缚。

积极发展本国军械工业，这是清政府打破列强军火禁运的基本手段，也是大多数国家面临禁运时候所采取主要措施。在中法战争之前，清政府也曾建立了一批军工厂。不过，这些军工厂生产能力低下，产品质量低劣，不能满足清政府需要，这是清政府军械外购的直接原因。问题在于购买外国军械也不可以恃。中法、中日战争之后，清政府方面都曾筹备建设兵工厂，但成效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若由西方提供资金、技术和生产设备，在中国国内生产军火，供应清朝全国军队应用，既可以避免战争期间各国的军火禁运，又可以缓解清朝方面人力、财力不足的困难，对清朝政府极具诱惑性和可行性。为此，他们主动联系清朝方面，进行建设兵工厂的尝试。

三、外国军火商与合作对象的选择

列强选择的接触对象是张之洞，这是他们综合考量的结果。

张之洞(1837—1909)，直隶南皮人，出身官宦世家。历官翰林院编修、湖北学政、四川学政、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署两江总督，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张之洞早期是清流派，后成为洋务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自清流派向洋务派转变之后，张之洞积极兴建近代工业。他较早的认识到西方军械的先进性，并积极仿制。光绪十年五月，张之洞升任两广总督，即着手整顿当地的军工企业。中法战争之后不久，张之洞上奏朝廷，他说：“窃维自强之本，以权操在我为先，以取用不穷为贵，夫欲善其事，先利其器，百工居肆，君子致道，经之明调也；器械不利，与空手同，不能及远，与短兵同，史之良规也。自法人启衅以来，历考各处战事，非将帅之不力，兵勇之不多，亦非中国之力不能制胜外洋，其不免受制于敌也，实因水师之无人，枪炮之不具。故臣抵粤以来，首以购备军械为务，分向欧美各洲，不惜重金，广求利器，远募洋将，以资教练。并访求粤省究心雷械之员弁工匠，凡稍有才艺心思者，皆令多方试造，以冀逐渐扩充，开兹风气。往时华军与洋人角逐，每苦不敌，近来滇桂出关之师，渐得各种后膛快枪，已能取胜，倘更有陆军车炮、地雷等具，加以主客之形，众寡之势，胜算实可自操。即台北诸役，人自为战，尚能遏其内犯，如有利械，何敌不摧。兹虽款局已定，而痛定思痛，宜作卧薪尝胆之思，及今不图，更将何时。”[8]307基于此种认识，张之洞积极筹建兵工厂。由于诸种原因，张之洞的兵工厂直至1892年方才开建，1893年方才告成。所以在长达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张之洞的兵工厂一直处于筹建阶段，并未给予清军提供必要的新式装备。清军所需要的大量军械仍需向本国其他兵工厂以及外国购买。

甲午之战令张之洞加快了汉阳兵工厂的建设步伐。甲午战争后不久，张之洞就上奏朝廷，指出战争之所以失败，“固由将士之不练，亦坐器械之不精。”他认为，在西方兵器愈出愈精之时，“中国不为远计，临时购买，式样既杂，价值亦贵，而且不可必得，若与外洋开战，相持日久，实属可危。”因此，他主张枪炮子弹，“均非多设局厂速行自造不可。”[8]995

与此同时，清政府对新式军火的需求不断增加。1894年秋，张之洞调任两江总督。为了防止日本侵犯长江流域，他进行了军事改革，加强海防。1895年下半年，他组织了十三营自强军。这支军队与旧式军队完全不同。它以德国建制为模本，全部使用欧洲陆军装备，聘用德国军人进行训练。自强军包括步队八营，每营250人；马队二营，每营200人；炮队二营，每营180人；工程队一营，每营100人；十三营共2860人。张之洞准备在六个月后将人数增加一倍，以后不断增长，直到全军达到1万人为止。

张之洞将这一计划上报清政府，朝廷也给予了支持。但不久张之洞就遇到困难。训练这样的军队，一个旅团一年费用银44万两，如果训练1万人，一年的维持费用就需一两百万，需饷过巨，此项计划被迫搁浅。张之洞退而求其次，准备将其扩大到5000人，但随着张之洞离任，他的继承者没有继续这一事业，只是将自强军维持在原有水平。

在张之洞编练自强军的时候，北方也在进行新的尝试。胡燏棻建立了一支10营的武装力量，定名为定武军。它包括3000步兵，1000炮兵，250个骑兵和500工兵。它也聘请外国教习，但只是部分地采用西式训练。几个月后，胡燏棻迁调为芦汉铁路督办，于是由醇亲王奕譞、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翁同龢、李鸿章、荣禄联名专折保荐袁世凯，留在小站接统定武军，改名为“新建陆军”。这一切都需要大量的新式军械支持。

问题在于，张之洞雄心勃勃修建的兵工厂却遭遇了挫折。光绪二十四年夏，他筹建多年，并初具规模的汉阳枪炮长遭遇火灾，机器受损颇重。这使得兵工厂的生产计划不得不予以延迟。恰在此时，西方军火商向其抛出橄榄枝。这种计划引起他的兴趣与重视，积极与之商讨相关事宜。

其实，选择张之洞也是列强别无选择的结果。在张之洞之前，李鸿章是清军军械外购的主要执行者，也是晚清军事工业的主要践行人。在他的努力下，他所领导的淮军成为当时装备最为现代的军队之一。李鸿章倡行海防，积极向英法德等国购买军舰，建立了一支号称亚洲最强大的海军。此外，他还大量购置克虏伯炮，装备到各军中，并在沿海口岸构筑新式炮台。但由于甲午战争的失利，李鸿章失宠。与此同时，张之洞则声望日隆。军火商人选择张之洞即是水到渠成之事。

四、外国军火商的建厂方案

外国军火商将兴建兵工厂的建议通过洋行传达给张之洞。1895年8月5日，地亚士、瑞生洋行致电张之洞，提出在华设厂，制造军械的初步设想。在电文中，他们提出所建工厂是仿照意大利办法：洋商自己将生产机器运输来华，在清政府指定的地方，“自造厂屋，自备工料，制造新式快抢，以若干年限为期，限内逐日造出之枪，应由中国受买”。不过，他们也提出了额外的要求，“若遇军务添购枪械，亦应由商厂承办”，这暴露了他们要求垄断中国军械市场的目的。这些条件若能为清政府接受，由他们主导建设兵工厂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继而，他们开始考虑更为现实的问题——兵工厂的建设规模。他们提出：“先须约计若干年内共可造成新枪总数，酌定枪价，订立合同”，满足这些条件，兵工厂“即可举办”。最后，对于兵工厂最后的归属问题，也给出方案，“惟满限之后，此厂仍应中国价买收归。”[9]416

可以明确的是，张之洞很快做出回应。遗憾的是，由于资料的欠缺，我们尚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回复的。不过，其内容从洋行的复电中我们可见端倪。1895年8月28日，瑞生、地亚士洋行复电张之洞。电报中，洋行方面详细谈到兵工厂所制造的军械种类：制造一、二磅快炮；设厂的期限：七年为期；炮、弹数量：每年定交炮300尊、弹6万颗。炮、弹价值：每尊181镑，弹每100颗27镑半。除此，他们还将建厂对清政府的好处倍加渲染：如此将为清政府节省巨额运输费用，对清政府大有裨益，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提出一旦限满，“即将全厂机屋奉赠”，“七年内共约出银340万两，可得快炮2100尊，弹42万颗，并得全厂机屋，且可派工习成造炮诸艺，自强之基，莫妙乎此”，条件诱人之极。当然，他们还充分考虑了可能的变故，“如全厂建齐后，中国即欲收归自造，应出机屋价十万镑。每迟一年减去二万镑，逐年递算”。这些费用远远低于清政府购买外国军械的支出，他们以为在如此巨大利益的吸引下，清政府应当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所以“敢请俯采立案，即可订阅遵办”。[9]417

虽然条件如此诱人，但是张之洞仍然小心万分，他没有急于允诺，反而提出一个新的提案：为了满足巨大的军械需求，希望在建设大厂的同时，在各省兴建枪厂两三处。对于这一要求，洋行并不认同。他们最关心的还是建设炮厂问题，希望清政府方面能够尽快做出取舍。所以他们对清政府方面所提出的各省建设枪厂问题给予回避，以“惟枪厂事容电商外洋另复”为由，进行拖延。进而强调各省分设小厂两、三处的困难，他们认为，枪厂虽小，所需“机器不能省也”，会大大增加建设经费，将“价两、三倍”。因此，他们主张“须现事议定建造后，将来于此厂中设法分出，则事半功倍。”[9]417

不过，相对于洋行所开“优惠”条件的诱惑，中国这个广阔的军械市场对洋行更具诱惑。1895年8月6日，也就是对上述问题回应的第二天，瑞生地亚士洋行致电梁委员，就这一问题再次做出回应。他们将设厂有关事宜进行汇总，将设厂章程具体化。他们满足了清政府方面提出的建设小厂提案。不过针对小型炮厂与枪厂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小型炮厂的设厂期限改为10年，在大厂基础之上延长了3年。至于枪厂问题则充分暴露了洋行拖延的本意，“枪厂每年造一万杆，照九十三年新式造弹五百万颗，实已最小之厂，外洋本不愿意。”枪厂本小利薄才是根本原因，不过“因小行格外迁就”，同意建设枪厂，同时规定了枪弹的价值，“每杆定厂价六十先令九便士，弹每千一百二十二先令”[9]418。枪厂也是7年为期，相关章程亦照仿照炮厂。

至此，洋行方面的条件已经基本为清政府方面所认同。1895年9月20日，张之洞致电驻俄公使许景澄，将洋行要求在中国建设兵工厂事由详细告知。他认为“办法似尚省事”。不过，在清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之时，“且不须筹设厂巨款”或许更具吸引力。在这里，张之洞已经有所决定，他告知许景澄的目的并不是咨询意见，而是为了获取更多信息，为了与洋行方面进一步磋商提供依据。所以，他提出了自己的希望，“祈送代查明九十三年西班牙式毛瑟枪及一二磅快炮外洋厂价各若干，弹每千价各若干，以便比较与议为祷。”[8]6623

由于未知的原因，这件事情仅仅被限定在张之洞与洋行之间。张之洞并未将这一情况奏闻清政府，而张本人亦在最初表示极大的热情之后，突然之间又中断了双方的联系。目前尚不清楚，张本人态度发生变化的原因，以及清政府最终是否知晓，并进行了干预；或者其他列强对此事的态度。最终，列强初次在华筹建兵工厂的活动夭折。

外国洋行在华筹建兵工厂的尝试最终归于失败。不过，清政府的军械需求潜力巨大，为各国军火商所垂涎，所以他们时刻不忘实现这一垄断。陆军部设立后，德国军火商再次提出在中国建设兵工厂的愿望。[10]当时，主持陆军部的是尚书铁良，德国克虏伯厂总办德雷克于宣统元年来华赴京之际，即与铁良商谈此事。不过，清政府认为，“本国自制军械尤当加意考究，以为中国兵工自立根基”，[11]对此并没给予太多关注。德国方面并不甘心失败。鉴于对军械需求的急剧增加，清政府曾经考虑建造一个大型的兵工厂，“可造中国全国各省所需之军械。”[10]这些消息为德国驻华公使和礼和洋行经理柏士所得悉，并转达至克虏伯厂方。于是，克虏伯厂在华建厂的提议再起。克虏伯方面表达了在中国建厂的“诚意”，“如能合作办厂，则愿意遵守一切规则”。他们还涉及到设厂的一些具体问题：“该军械制造厂由中国自办抑或由克虏伯厂承办；其规模如何；创办及管理之期若干年分；每年所造系何项军火；款银每年贵国可筹付若干；厂中所出之货贵国政府如何提取；此厂应设何处；此厂建立后其他军工厂是否裁撤合并，工厂所需材料的来源”[12]。克虏伯方面还表示，若可合作，将派人来华考察详情。但是，由于清王朝内部起义迭发，清政府方面无心应对。这种声音也就很快就随清王朝的灭亡而暂时沉寂了。

五、列强在华筹建兵工厂事件评析

列强在华修建兵工厂是其资本输出的内在要求。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已不再满足于在国内兴建工厂，对外销售商品，而是进行资本扩张，在国外修建工厂，利用当地的物力、人力，生产商品，就地销售。晚清时期，中国拥有庞大的军火市场，有极大的潜力，列强不再满足于既有的销售模式，亦企图在华修建兵工厂，以垄断中国的军火市场。

西方国家在华修建兵工厂对其他国家则是极大的威胁。晚清时期，面对中国庞大的军火市场，德国、俄国、英国、法国、美国等西方列强及刚刚崛起的日本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各国军火商手段层出不穷，甚至各国政府都参与其中。在清政府购买外国军火的初期，英国和法国较为成功，但德国后来居上，尤其是德国的克虏伯炮成为当时清军最为重要的火炮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国家的垄断都会受到其他国家的阻挠和破坏。因此，张之洞和洋行的接触是秘密的。然而，这种秘密只能是暂时的，最终必将为时人所共晓。档案并未揭示列强建厂计划最终夭折的因由，但列强激烈的争夺必定会对建厂的发起国家产生影响。问题在于，这种影响发挥了多大的作用？这需要继续发掘史料，寻找答案。

西方在华建设兵工厂对张之洞和清政府方面具有较大的吸引力。这主要得益于他们的优势。其一，他们具有得天独厚的技术优势。其二，他们具有建设兵工厂所需要的各种人才。其三，他们资金雄厚，可以应对建厂的各种需要。更为重要的是，在建厂过程中清政府方面只需要提供场地即可，并且在合同期满还可以收归国有。如此，清政府方面即可以解决新式军械的供应问题，又可以避免列强的禁运的影响，还可以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一举三得。

清政府方面亦有其顾虑。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在抵抗侵略时节节失利，以致在面对列强时，常常进退失据。其中，面对战争赔款问题，清政府财力支绌，不得不举借外债。西方列强都妄图充当清政府的债权人，并对清政府施加压力。清政府方面委曲求全，进行平衡，向各国举债。在购买外国军火时，清政府方面亦实行平衡策略，购买各国军火。所以当列强在华修建兵工厂时，清政府亦必有所顾忌。重要的是，列强在华修建兵工厂之后，清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正的为己所用，并能够真正的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也是他们必须重视的问题。

种种未知的原因使得列强在华建设兵工厂的设想未能成功，但这次事件使得张之洞更加重视发展中国自己的兵工厂。早在列强表达其在华修建兵工厂之前，张之洞即积极筹措兴建兵工厂，并将之身体力行。因为当时的中国缺乏相应的技术支持与人才，以及强有力的经济援助，以致各项工作举步维艰。也正是因为如此，张之洞对西方修建兵工厂的提议表达了足够的兴趣，但最终未能成行，这更令张之洞意识到自行建厂的紧迫性与必要性。所以面对大火后的汉阳兵工厂，张之洞并不灰心，积极扩建厂房，更换被火机器，并决定增制无烟火药。1895年冬季兵工厂重建完成，开始生产，仿造德国出品的1888式步枪。通过不懈的努力，汉阳枪炮厂成为晚清中国最为重要的军工企业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