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伟华，兰军智

(昆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昆明650500)

马斯洛和马克思的需要理论具有一定共性，他们都认为生理需要是推动人们行动的基本动力。马斯洛认为只有物质需要满足到可以正常生存的水平，高层次需要才能成为新的激励因素，才会促使人获得更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也认为生理需要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基本需要。人不仅为生理需要劳动创造，而且在不断追求高级心理的享受。这是人与动物的主要区别之一。由此可见，坚持物质需要的第一性是他们的共性，物质需要决定精神享受，反过来精神享受的丰富促使人的全面发展。同时，马斯洛和马克思需要理论也存在巨大差异性，研究二者的差异性有利于更加科学、全面、现实地理解人的需要。

一、现实背景不同

马斯洛和马克思都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生活在科学技术不断推进产业革命深入发展的年代，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无产阶级开始由分散的领导组织向集体的领导组织转变。这一时期爆发了英国宪章运动、法国里昂工人运动和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运动，标志着无产阶级已经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而马斯洛生活在二战后的美国，科技快速发展、物质生活充裕，但人的精神境界却没有相应提升。在社会快节奏的竞争中造成人的内心冷漠、空虚与孤独。当时的行为主义忽略人的主体性和由此产生的需要，重点分析人的弱点和缺陷。马斯洛强烈反对心理学中贬低人性尊严的观点，他从健康的个体出发，提出理想人格模式，其核心是提升每个人的自我发展潜能。

马克思立足于未来社会主义，从剩余价值分析中谴责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剥削，看到工人阶级和资本家的对立，揭露出在资本家压迫下的工人过着非人的生活。他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出发，揭示出人类心理活动的本质动力是需要，认为人的需要具有全面性和丰富性。在资本家眼中工人只有维持肉体生命的粗陋需要，没有作为人的高层次享受需要。通过对历史的不断研究，马克思指出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相互斗争的阶级矛盾都是建立在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基础上，都是自己时代经济关系的产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中进一步把摆脱资本主义制度的桎梏和不平等权利作为首要任务。马克思号召无产阶级通过斗争去反对资产阶级压迫，废除富人和穷人、主人和奴隶、骄奢淫逸者和饥饿者之间的不平等。要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建立社会新秩序。即在社会主义前提下，每个人的需要是平等、全面的，不存在统治阶级或富人全面和丰富的需要与被统治阶级或者穷人低等或粗陋的需要。

通过对“人”的不断思考，马斯洛提出了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需要理论。希望克服病态人格，形成健康人格。马斯洛需要理论被资本家不断应用于企业管理，调和企业与员工的关系，促进企业的发展，体现出一种人本主义关怀。但马克思认为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只有消灭建立在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基础上的私有制，人类才能实现全面自由发展。资本家的利润来源于剩余价值，是对对剩余劳动时间的无偿占有，所以马斯洛的需要理论只能起到一定的调和作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二、研究主体的出发点不同

人在本质上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通过劳动创造各种价值，体现出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要在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统一中实现自己的价值。人生价值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方面是社会价值，即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另一方面是自我价值，即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两者是辩证统一的。社会价值是自我价值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个人为社会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个人价值就不能实现。相反，自我价值是社会价值的重要要素，没有个人对社会的索取，也就不会有个人生存与发展的条件，社会价值也就无法实现。两者不可偏废，也不可等量齐观。

马斯洛研究的人是“抽象的人”；马克思研究的人是“现实的人”。马斯洛反对用“动物”实验来解释人的行为，反对“病态人”的研究行为，主张以健康的“正常人”为研究中心，使人们对“人”有了重新认识，这是一大进步。但马斯洛的人是单个的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通过对个体的研究提出了“人”的需要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扩展出人的“类”需要。他研究的对象是健康优秀的人，是人类中的一部分。他以优秀人为研究对象，从而得出这类人共同的普遍特质，但这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普遍性，其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表述。马斯洛的需要理论体系，是单个人的需要体系，忽视他人和群体的存在，不具有社会性，所以不会对人需要的历史性有积极的推动意义。马克思从唯物史观角度理解需要理论，从个体的认识上升到“类”(所有人)的高度，从整个人类社会出发，把全人类作为研究对象。马斯洛研究的是“抽象的人”，而马克思研究的是“现实的人”，是实践中实际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它既包括自然属性也包括社会属性。所以马克思研究的人不是孤立的人，而是处在社会联系中的人。

马斯洛认为个人会积极寻求发展，从而达到全面性。以健康人格的内在动力为始点，说明个人实现自我价值是从满足底层物质需要、追求精神需要开始，通过认知和审美丰富自己的内在素质，使自我不断强化。从自我价值实现中，我们看到了需要理论完整的层次性，从低级到高级，逐渐上升。同时看到了其整体性，因为高级需要建立在低级需要之上，物质和精神需要到达一定程度，人才能真正的实现自我价值。其中环环相扣，表现了内在的整体性。马斯洛自我实现从个体出发，从利己带动利他，个体的发展对社会的发展有积极意义，从而说明实现人的内在潜能离不开适宜的外部环境，从而表现出一种“抽象”个人的整体性。

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提出“人的需要体系”概念，指出“一种内在的联系把各种不同的需要连接成为一个自然的体系。”[1]其以历史唯物主义和人的实践为出发点，提出了较高系统和较低系统思想，揭示了人的需要有层次性和整体性。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多种欲望造成了人心理的层次性需要。马克思论述层次性需要时指出：第一，生理需要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第二，人不仅为了生存，还有更高一级的享受需要。第三，人类具有客观交往和人的尊严的需要。没有交往就不会组成人类社会，没有人类交往就不会诞生组织。马克思更注重需要的整体性。他认为，人的需要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存在于人的本性中。在《资本论》中指出：工人生活极度贫困潦倒，但是工人仍然有生存、享受、尊严、交往和全面的需要，只是难以满足或者畸形的满足。所以作为人类的一员，不管是贫穷还是富有，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有对这五种需要获得的欲望。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两者研究的出发点不同。马斯洛从个体出发研究人的需要内在的联系性和整体性，认为层次越高，需要满足的人就越少，从而真正能够达到充分满足，实现自我价值的只是部分人，不是所有人。但是马克思从总体人的需要理论出发，突出需要内在联系性，个人不管是贫穷还是富有都有低级和高级需要的心理，这是一个整体需要，不能割裂，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的需要心理。

三、对生理需要的理解不同

马斯洛和马克思都把人的生理需要(物质需要)看作人的基础需要，把人的需要看作一个内在联系的有机体系。心理动力是由个体的需要、兴趣、动机和信念、理想、人的三观等个性心理需要所产生的内部驱动力。

但是，马斯洛和马克思的需要理论内容上具有明显区别。首先，体现在生理性需要。虽然两人都承认生理需要的重要性，但马斯洛的生理需要是低级需要，是维持生存的需要。马克思认为生理需要不仅是维持生命的物质基础，还是人类组织社会生产活动的基础，是满足其他需要的前提条件。认为生理需要不是独立的，他与尊严、享受、交往、全面发展是共存的。其次，马斯洛需要理论中爱和归属的理论和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也有不同之处。马斯洛的爱和归属的理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交往理论，其主要是指人内心具有被人接纳、爱护、关注、鼓励的心态。马克思交往理论指人归属一定的群体，在群体中被关心与理解并获得支持，人的尊严、全面发展是通过人与人的交往，在社会关系中实现的。所以社会关系决定着一个人发展的最终程度。马克思所说的全面发展指人追求各种能力的全面发展，个性的全面发展、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发展。而马斯洛需要是自我的实现，包括理想、抱负、人的各方面能力发挥到最大程度，完成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事情。可见马克思的需要理论更丰富、全面、具体，更符合人发展的一般现实规律，同时马克思提出人发展的最高境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全面发展适合社会中的每个个体，但是马斯洛的发展需要只适合社会中的部分人。再次，马斯洛的需要理论讲述了人的需要内容、状态、作用和联系的问题，但没有非常具体地回答怎样去满足这些需要，特别是关于人的高级需要。相比之下，马克思的需要理论更丰富、客观、现实。马克思认为人在满足自己需要的同时要满足社会大多数人需要，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才是幸福的，为大多数人谋幸福与自己价值的实现是具有统一性。只有把兴趣和能力不断结合，工作才会取得成绩，内心才会快乐。同时保持良好的身体健康也很重要，因为身体是物质承担体，也是满足需要的物质基础，所以在自我价值的实现中要处理好身体与工作的辩证关系。

四、对层次性的理解不同

生理需要是满足人内在平衡的基础，基本的生存需要得到满足是人从事其他高级活动的前提和基础。生理需要得不到满足，人类的生命活动就会受到威胁，人们的思考能力和道德观念会明显变得脆弱。低级需要是所有生物所共有的需要，其直接影响个体生存。低级需要的满足，充其量只能产生慰藉，使人身心放松，很难产生深刻的幸福、宁静和内心的丰富。低级需要只要通过外部条件就可以满足，而高级需要满足受个体内部多种因素的制约。人的需要是无止境的，具体内容因人而异。高级需要与低级需要相比，剥夺高级需要不会像剥夺低级需要那样在社会中引起强烈的抵抗。越是高级需要，对维持原始的生存越不迫切，在高层次生活的个体，其自身生活状况就越佳，焦虑、恐惧、冷漠等心理问题就越少。高级需要比低级需要能产生更大的价值。一定的程度上，需要越高，自私的成分就越少，其会促使个人公民意识的提升，有利于公众和社会的发展。

马斯洛认为人类价值体系存在低级和高级两类不同的需要。他把需要细分为七个层次。需要按照层次逐级递升，低层次需要相对地满足后，人的心理动力就会向高一层的需要发展，满足后的需要依旧存在，但不再起激励作用。在同一个时期人可能产生几种需要，但只有一种需要占主导地位，对其他行为起决定作用，各个层次的需要发展是相互联系和重叠的。

马克思的需要理论认为人的需要具有原始动力，是社会生产发展和个体的原动力。首先，需要是个体心理活动的动力。人的活动是有意识和目的的，人在需要牵引下产生欲望，在欲望指引下确立目标。人通过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满足自身内心的需要，这是一个实践的过程。正如马克思说：“你的需要只有通过你的活动来满足”。[2]其次，需要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是为满足人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质等需要把人与人、人与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了最低的生存，人不得不形成一定的群体。当群体的一种利益满足后，新的利益需要又会出现，因此人的需要对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最后，需要是生产的直接动力。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3]人们所从事的一切生产活动无不源于人的需要。所以马克思认为需要是个体心理活动、人类生产活动、社会发展这三方面活动的动力。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马斯洛的动力需要说是从个体出发研究人的需要动机，然后对个体的需要动机进行细化分析，指出个人需要有阶梯性、层次性、高低性、主导性、联系性、重叠性、无止境性，是一个不断满足和实现的过程。[4]马克思认为，个体是社会中的个体，人不可能脱离社会关系而存在，其把人、社会、实践结合起来研究需要的动力。[5]

马斯洛把需要划分为七个层次，注重层次性，但忽略了人的整体性，忽略了对人性的全面理解和尊重。马克思认为，需要是一个整体，在人类身上存在着低层次需要，但也存在着高层次需要和人的自尊、全面发展性需要以及人类所具有的全部需要。这是人类本性决定的，不是经济地位高低和人的贫富生活所决定的。只有从整体性需要出发才能理解现实中的每个人。其消除了阶级社会对下等人需要低的看法。所以马斯洛所认为的低级需要未满足时，高级需要不存在的观点是不科学的。人总有一颗追求尊严和高级需要的心。马克思认为，不管低级需要在人的生活中发展到什么程度，高级心理需要都存在于人们心里。[6]相比于马斯洛，马克思对需要理论的理解更加全面。

五、对社会性的理解不同

人的需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人在社会生活中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单独存在，应该把人、社会、实践三者结合起来认识需要动力。人在本质上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通过劳动创造各种价值，体现出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马斯洛对于社会对人的决定作用重视不够。他认为社会环境会对人有一定影响，他发现一个人能够比生长和生活于其中的文化更加健康，是因为这个健康人有超过周围环境的力量。他靠内在的法则而不是外界的压力生活。他过度夸大了主观能动性，认为人利用其能动性，可以克服环境的影响。但他忽视了人的社会性、需要的客观性和社会环境对人的制约性等因素。马斯洛在一定程度上抛开了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来谈需要。事实上，人是社会性的生命存在，人的社会属性孕育在自然属性里，人并不是单纯生物性的自然存在，而是区别于自然属性的社会性存在。

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性指人是社会的人，人需要的质量和数量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个体的需要满足要通过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联系实现。从而突出马克思需要理论社会性的内涵。对于人来说，最简单的生理需要也是通过人与社会的交往来实现的，社会发展的水平反过来也制约着人的发展，但是一个人的需要除受客观条件制约外，还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

相比之下，马克思更加全面地看到人是社会的存在物，看到了社会的客观性和历史性对人的影响。而马斯洛更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能克服环境影响，实现自己的价值，这种只看到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忽略社会的客观和历史性的观点是片面的。

六、对“健康”人格的理解不同

“健康”人格是一种对真、善、美人生境界的追求。真、善、美是人在不同的实践活动中所追求的目标，同时又都体现着人类的终极关怀。真、善、美不可分割，人类之所以认识世界求真、改造世界求善、鉴赏世界求美，究其实质是要克服人类生活所面临的必然和自由的矛盾，让人获得自由，实现人生的价值。所以我们要坚持真、善、美的统一。[7]

马斯洛认为人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时，会出现破坏性、侵犯性的反社会行为，人们的行为会受周围环境、文化等影响，人如果不与环境和他人发生关系，人类的行为动机就不会实现，每个人都有自己内在的本性，本质上属于生物性，是以一种自然、内在、固有的行为，表现为中性的先于道德的善。破坏、恶毒等不是它内在固有的，而是人们为了满足内在需要、情绪从而产生强烈的反映，把人导向恶的行为。所以世界上存在的邪恶、破坏等现象不是人天生就具有的。人性本善，而且向善，善在自我实现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一点马斯洛批评了弗洛伊德的性恶论。

异化是马克思的重要概念，异化是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分化出自己的对立面客体，并形成一种异己的力量来支配主体的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需要和满足方式是扭曲的、病态的，而这种病态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由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资本家在生产商品中获得绝大部分劳动产品价值，工人沦为生产的工具，而工人的需要只停留在生存层面。劳动是人最基本的需要，在资本主义社会成了维持生存的手段，导致了劳动的异化，也演化为需要的异化，使人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所以只有消灭私有制，扬弃异化的需要，人才能实现健康的发展，社会才能不断前进。人只有通过对异化现象的扬弃，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这个过程的实现就是要努力追求真、善、美，扬弃假、丑、恶。善、美包含着真；真、美包含善；真、善包含着美，三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马斯洛和马克思都对病态人格现象进行了批评，都对人类发展的前景健康人格充满积极态度。虽然病态的人格、人的异化现象很严重，但经过社会不断发展，人总会走向健康人格的一面。马斯洛从需要理论出发验证健康人格；马克思预言在共产主义社会，在生产力极度发展的水平下，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强制分工和异化将会消失，人将会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可以看出，两者都表达了对真、善、美的追求，但马克思对需要理论的理解更加深刻与全面。

虽然马斯洛和马克思需要理论属于不同的科学领域，但是他们对需要理论的理解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他们共同坚持物质需要是基础，精神需要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精神需要的丰富促使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人的公民意识，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但马斯洛的需要理论是一个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实用主义方案；而马克思的需要理论是在扬弃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抗弊端的基础上，给所有人指出如何真正实现全面需要与价值的合理方案。马斯洛从个体出发，看重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人的社会性和需要的客观性。马克思从社会交往出发，更加看重社会的客观性。人是社会中的人，不是孤立的人，从而更加具有科学性。马斯洛需要理论被资本家不断应用于企业管理中，调和企业和员工之间的矛盾，促进企业的发展，体现出一种人本主义关怀。但人类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只有消灭私有制，人类才能实现最终的自由。资本家的利润来源于对无产阶级剩余劳动时间的无偿占有，所以马斯洛的需要理论无论如何构造，只要立足于资本主义，就无法从根基上解决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我们对需要理论研究要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要坚持阶级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既要看到其积极可取的一面，也要看到其理论缺陷的一面。这样才能更好地把理论运用于实践，服务于当下不断变化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