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文贵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6)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构成，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核心范畴、顶层设计和鲜明旗帜。自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公开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来，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研究，也成为国外学术界审视与评价当代中国外交战略的核心概念。综观相关研究成果，国外学者在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过程中，主要遵循“动机·前景·理路”的逻辑路线和分析框架，对为何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否可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实现等重要现实问题进行了论述和阐释。研究国外学术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知与评价，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海外传播、国际舆论和世界格局，客观把握中国声音、中国话语和中国方案的出场力、传播力和影响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成动机

动机作为一种内在驱动力，既是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价值诉求的基本方法，也是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体实践的重要维度。通览国外相关文献，学者们主要从中国的历史文化、现实利益、责任担当以及习近平领导风格等视角探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成动机。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遗产

在国外学者眼里，人类命运共同体虽是一种现代性理念，但这种现代性理念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反映，尤其是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古丝绸之路、儒家文化的现代折射。法国国际问题专家高大伟(David Gosset)强调，天下大同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21世纪的中国对“大同”的重新诠释。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饱含中国智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必将对世界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1)《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同塑全球治理新局面——海外专家学者积极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6/24/c_1123028396.htm.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博士马蒂·普兰(Matti Puranen)指出，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悠久而显赫的思想传统，中国领导层在实现其大国身份现代化过程中可以从中汲取灵感。“天下一家”作为近乎完整的意识形态，是中国由来已久的政治世界观，是一个很好的政治修辞形式，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贡献了灵感，正在影响和激励着中国政府的外交思维和政策。(2)Matti Puranen, “ ‘All under Heaven as One Family’: Tianxiaist Ideology and the Emerging Chinese Great Power Identity”, Journal of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7, No. 1, 2019, pp.1-19.韩国汉阳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Gu Ho Eom表示，早在公元前1世纪，中国汉朝就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开辟了联通中国、波斯、阿拉伯、印度次大陆、北非、欧洲的“丝绸之路”，它已经成为东西方文化变迁的一个流行隐喻，并一直延续至今，这一历史传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3)Gu Ho Eom, “Silk Roads Again: Revisiting Roads Connecting Eurasia”,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Vol. 8, No. 1, 2017, pp. 1-2.2017年9月，在以“儒家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上，海内外学者一致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内核的基石，也是联结世界人民命运的文化纽带，它在改变社会力量、全球心态(教育和政治层面的伦理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思想家和决策者提供了经验，以此促进和谐国家关系的建构，改善世界秩序。“礼之用，和为贵”“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温良恭俭让”等儒家思想的内在价值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基础。(4)《儒家思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文化支撑——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综述》，《光明日报》2017年9月28日。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现实利益的彰显

以国家利益为主要追求的现实主义是西方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西方国家衡量别国外交理念和实践的重要指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的生成动机，一些西方学者习惯性地从中国现实利益的视角进行切入，提出了五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旨在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抉择。中国精英从中国“百年屈辱”的历史中学习到一个惨痛的经验教训，即中国需要充分发展自己，实现“中国梦”，以避免重蹈被列强侵略和奴役的覆辙。因此，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就是维持21世纪初期——“战略机遇期”的和平与发展，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概念正是这一“战略机遇期”的产物，有利于为中国经济发展和民族振兴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5)Denghua Zhang, “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in China’s Diplomacy: Meaning,Motives and Implications”, Asia & the Pacific Policy Studies, Vol. 5, no. 2, 2018, pp. 196-207.二是旨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利用贸易和投资对其他国家施加杠杆的潜在能力不断增强，中国成为“强国”的时机已经到来。面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威胁和压力，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就是塑造和重构新的国际秩序，即找到“发挥与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相称的国际影响力”的途径，增强自身对其他国家施加经济杠杆的能力。(6)Aaron L. Friedberg, “Globalisation and Chinese Grand Strategy”, Survival, Vol. 60, No. 1, 2018, pp.7-40.三是旨在发挥地区领导作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丝绸之路精神”为纽带，它们构成了中国对区域一体化的愿景。这是中国深化与邻国各级关系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建立地区秩序的第一步，是中国发挥欧亚地区领导作用的重要组成部分。(7)Nadège Rolland, “Eurasian Integration ‘a la Chinese ’: Deciphering Beijing’s Vision for the Region as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http://www.theasanforum.org/eurasian-integration-a-la-chinese-deciphering-beijings-vision-for-the-region-as-a-community-of-common-destiny/.四是旨在巩固和强化中国海洋权益。海权的强弱直接关系到未来中国南海和东海的安全与稳定，是中国能否在近期内塑造东亚秩序的重要指标。作为权力外部延伸的海军活动以及首艘航母的下水，暴露了中国领导层扩大中国在西太平洋影响力的决心，表现出中国重返海洋中心舞台的雄心，以此在新的制高点上获得与美国相当的全球地位。(8)Tung-Chieh TSAI and Tony Tai-Ting LIU, “From Great Power to Hegemon: China’s Strategic Planning in the New Century”, Thammasat Review, Vol. 22, No. 1, 2019, pp. 121-136.五是旨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元在贸易和金融领域的结构性主导地位的脆弱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签署双边互换协议(BSAs)，利用国家的金融和货币能力来降低中国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提高中国银行的竞争力以及促进中国的全球贸易，从而降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受美元结构性主导地位影响的脆弱性，实现金融治国的目的。(9)Daniel McDowell, “The (Ineffective) Financial Statecraft of China’s Bilateral Swap Agreement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50, No. 1, 2019, pp. 122-143.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责任担当的体现

推进全球治理、化解世界难题，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担当，也是中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近年来，中国对全球发展与治理的重大贡献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不少国外学者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履行国际责任和大国担当的体现。莫斯科国立大学公共政策系主任弗拉基米尔·雅库宁(Vladimir Yakunin)表示，当前的国际关系危机是苏联解体后美国对外战略的产物，华盛顿向全球单一权力中心的转变并没有带来安全或稳定，而是导致混乱以及社会、政治结构的瓦解。中国近年来提出的宏伟计划——“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可以建立和维持有利于地球上每一个国家的成功和可持续的多极化世界，这是中国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贡献，也是未来世界秩序的发展方向。(10)Vladimir Yakunin, “The Future of World Order: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China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Vol. 3, No. 2, 2017, pp. 159-173.意大利国际研究委员会国际法律研究所主任法比奥·马切利(Fabio Marcelli)强调，在这个决定性的时代，人类面临着重大挑战。正确应对这些挑战对于确保人类生存至关重要。“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找到和平、裁军、发展、环境恶化、气候变化等战略问题的适当解决办法，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和积极的迹象，所有独立国家都应该认真考虑进入新的国际合作阶段。(11)Fabio Marcelli, “A Shared Future of Mankind: a New Concept and its Paramount Pedagogical Importanc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edagogy, Communication and Sociology,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 315, 2019, pp. 9-15.巴基斯坦国立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泽米尔·阿万(Zamir Awan)认为，在国际社会面临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抬头时，中国挺身而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人类命运共同体给众多发展中国家以信心，也坚定了各国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信念。(12)《“为人类共同发展和繁荣提供中国方案”——国际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6月25日。凡此种种，充分表明中国既是全球发展的受益者，更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是一种理念和实践，更是一种责任和担当。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领导风格的展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治国理政实践受到海内外各界的高度关注，有关习近平施政风格、人格魅力、个人特质的著作也纷纷应运而生。2015年5月，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尤里·塔夫罗夫斯基(Yury Tavrovskiy)在其出版的《习近平: 正圆中国梦》一书中强调，习近平是一位有极高才智、坚定信念、担当创造的大国领袖，既是一位非凡的领导者，也是一位真正的君子、一位高尚的人。他的个性影响广泛，其同胞生活的许多方面、邻国的国民，甚至世界的命运都与此有关。为此，他高度评价了习近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新思想新理念新举措，认为它们实际上可以在他生平履历和生活经验中寻到答案。(13)[俄]尤里·塔夫罗夫斯基：《有极高才智有坚定信念的人——〈习近平：正圆中国梦〉导言》，《学习时报》2016年1月18日。2015年8月，美国纽约大学政治系终身教授熊玠(James C.Hsiung)在其主编的《习近平时代》一书中指出，与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相似，习近平文化视野开阔、历史眼光深邃，是一位有铁腕敢担当、取中道善平衡、重官德严自律、说真话真性情、爱读书精传播、亲百姓厚人情的大国掌舵人。(14)熊玠：《领导中国的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习近平时代〉选载》，《学习时报》2016年4月18日。同时，习近平还是一名具有长远战略思维的地缘政治大师，他时常强调“人类”“世界”，强调人类对于思想的力量、美的力量的共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他宏大变革计划的产物，他正以自己极具个性的执政风格剧烈地改变着中国。2016年9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在其主编的《习近平复兴中国: 历史使命与大国战略》一书中形象地比喻道，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复兴之路看作建造一座雄伟壮观的中国大厦，那么习近平既是这个中国大厦的总设计师，也是这个中国大厦的总建筑师。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纲领的全球治理体系既蕴含着深刻的中国智慧，也饱含着习近平等中国领导人的心血，将极大地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15)[美]罗斯·特里尔：《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要兼济天下——〈习近平复兴中国〉连载》，《学习时报》2016年11月10日。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前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愿景是否可行、发展前景如何？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生成动机的基础上，国外学者对其发展前景给予了广泛关注，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和看法。按照认可程度高低划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倡议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发展前景。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切实可行的现实方案

伴随着中国发展壮大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国外学者对中国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和前景给予充分肯定。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崇尚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本质上是一种文明友好、向上向善的全球治理念。在巴西《今日中国》杂志执行主编、中国问题专家高文勇(Evandro Menezes de Carvalho)看来，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压倒了意识形态、价值观、文明模式和政治制度的差异，寻求以互利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关系，为世界注入了活力，将为建设一个更好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16)“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Has Global Impact: Brazilian Expert”,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8-02/04/c_136948537.htm.第7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彼得·汤姆森(Peter Thomson)更是明确表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未来”。(17)《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广泛共识》，《人民日报》2017 年 2 月14 日。其次，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纽带和尝试的“一带一路”倡议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契合沿线各国根本利益，具有广阔发展前景。因为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新动力，是拓展朋友圈、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的重要通道，是通向共同繁荣发展的机遇之路，必将成为更加广泛、全面、具体的国际性合作倡议，带来前景广阔的共赢发展。(18)《助力世界经济增长 携手发展繁荣之路——国际社会高度评价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http://www.chinanews.com/gn/2019/04-28/8823292.shtml.再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化解全球难题的必由之路。当前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不确定因素和严重威胁世界和平的环境中，危机正是这一时代的特性。这种转变影响着全球各国，我们必须为人类的共同命运找寻解决方案。中国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并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伟大构想，给世界带来了希望。(19)张斐晔：《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构想给世界带来希望——来自第27届万寿论坛的声音》，《光明日报》2019年3月2日。最后，中国是一个有国际担当的大国，坚定了各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信心。诚如有论者所强调的，中国是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大国，积极致力于维护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为全球政治、经济等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期待中国进一步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推动世界各国一起应对挑战，向共同发展繁荣的目标前进。(20)[墨] 豪尔赫·爱德华多·纳瓦雷特：《中国是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大国》，http://ex.cssn.cn/hqxx/gjgch/201910/t20191021_5017491.shtml?ivk_sa=1023197a.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

作为一个美好的世界愿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牵一发而动全身，绝非轻而易举就能实现。从“一带一路”实践来看，“一带一路”建设辐射范围广、建设规模大、牵涉问题多，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耗资巨大而易于滋生腐败现象的政治风险，中东国家动荡不安、政府频繁更迭而导致的主权风险，各商业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缺乏专门法律监督保障而产生的法律和监管风险，高素质劳动力匮乏、人才引进成本巨大而导致的劳动力市场风险等多种风险。(21)经济学人智库：《愿景与挑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评估》，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ink/2015-04/24/content_35407838.htm.从周边国家关系来看，中国的周边国家是一个有机整体，但近年来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存在着明显的权力不对称。尤其是中国的年度军费开支逐年增长，2019年已经超过了亚洲所有其他国家年度军费的总和，成为了亚洲地区名副其实的主导国家，这对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无疑是一个潜在的挑战。(22)Stephen N.Smith, “Harmonizing the Periphery: China’s Neighborhood Strategy under Xi Jinping”,https://doi.org/10.1080/09512748.2019.1651383.日本早稻田大学国际问题专家天儿慧教授也认为，以欧盟为参照建立东亚命运共同体固然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活动，但我们首先不能回避中日主导权的争夺战问题，其次要明确东亚共同体的边界。令人遗憾的是，日本现在没有一个愿意同中国合作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动机。(23)《许纪霖：未来会诞生东亚共同体吗？》，http://m.dunjiaodu.com/waijiao/2017-01-04/252.html.从中国外交总体情况来看，中国精英对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角色存在相对固定的心态，中国仍然是一个“矛盾的大国”，在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方面缺乏能力和经验。同时，在亚太地区，中国崛起带来的地区不安全以及重叠的领土主张，都对中国的政治野心构成了重大障碍。(24)Angela Poh and Mingjiang Li, “ A China in Transition: The Rhetoric and Substance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under Xi Jinping”, Asian Security, Vol. 13, No. 2, 2017, pp. 84-97.由此可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风险和挑战可以说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极大束缚了其发展进程，如果不有效解决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就很难达到预期目标。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蓝图

由于政治立场、意识形态、思维方式、认知水平等因素的差异，部分国外学者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存在的风险和挑战拓展到了极致，不但不承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现实可行性，而且把其为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蓝图。这主要基于以下原因：首先，认为中国不具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文化土壤。有论者指出，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天下”观念和“帝国”秩序根深蒂固，是一种具有浓厚民族主义色彩的“有序理性”。当代中国官方叙述呼应并理想化了“帝国”的过去，国家权力的威权化受到了“天下”等国家观念复兴的启发。这种民族文化叙述不仅使干预作为一种领土安全问题合法化，而且使干预作为一种文明的必要措施合法化，以至于中国正在出现“域外种族主权”，而这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相违背和矛盾的。(25)Ruben Gonzalez-Vicente,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China’s New Racial Sovereignty”,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59, 2017, pp. 139-141.其次，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缺乏严格制度框架的松散体系。以罗兰(Nadège Rolland)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与欧盟那样的政治实体不同，“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打算建立一个新的区域性、超国家的机构，也不需要移交主权、接受任何军事存在，只能称得上“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型联盟”。而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没有建立任何中央机构机制，也没有设立秘书处来对其加以规范和管制。它除了“通过协商共同构建，以满足所有成员的利益”之外，没有明确说明框架成员之间互动的原则和规范，没有严格的制度框架，仅仅算得上一个非正式的网络机制。(26)Nadège Rolland, “Eurasian Integration ‘a la Chinese ’: Deciphering Beijing’s Vision for the Region as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http://www.theasanforum.org/eurasian-integration-a-la-chinese-deciphering-beijings-vision-for-the-region-as-a-community-of-common-destiny/.所以，不同于联合国及其相关组织，也不同于美国的印太战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根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规范机制对其加以引导和保障，各相关行为体也就不可能共同遵循这一愿景。再次，认为中国核心利益会使自身的外交实践陷入严重困境。有论者表示，中国核心利益归根到底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利益，它不符合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与美国价值观和国际自由经济政治准则存在根本冲突，与美国建立大国关系的目标存在根本矛盾。这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表现，对中国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可能给中国带来混乱，破坏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27)Jinghao Zhou. “China’s Core Interests and Dilemma in Foreign Policy Practice”, Pacific Focus, Vol. 34, No. 1, 2019, pp. 31-54.这种荒谬极端的观点实质上是一种“西方至上”“美国优先”的形而上学思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理路

尽管某些国外学者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但并不妨碍另一些国外学者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好蓝图的向往和追求，也并不影响国际社会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遍认同和支持。迄今为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已经被相继载入联合国多项重要决议。这就表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种空想，而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理想。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风险和挑战，国外学者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探讨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理路。

(一)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建设的示范引领作用

近年来，由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成功吸引世界上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和参与，涵盖全球诸多政治、经济实体，发展红利惠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瞩目，正日益成为衔接“中国梦”和“世界梦”的桥梁和纽带。为此，很多国外学者倾向于将“一带一路”建设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支撑和重要示范。巴基斯坦信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Imran Ali Sandano等学者指出，“一带一路”倡议(BRI)旨在改善亚洲、欧洲、非洲大陆及其邻近海域的连通性，建立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各国的多元化、自主化、可持续发展，深刻反映了中国人追求共享全球化、共享发展、共享未来的思想，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28)Sandano, I. A., Shah, S. F. H., and Shaikh, I. A.,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 Step toward Shared Globalization”, Otoritas: Jurnal Ilmu Pemerintahan, Vol. 9, No. 2, 2019, pp. 139-151.英国学者马丁·阿尔布劳(Martin Albrow)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向世界展示一条非常切实可行的前进道路，在当前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最有可能取得重大进展。(29)Martin Albrow, “China’s Role in a Shared Human Future”, Beijing: New World Press, 2018, pp.36.而德国席勒研究所非洲问题专家塞巴斯蒂安·佩里莫尼(Sébastien Périmony)则强调，“一带一路”建设撼动了民粹主义等极端保守思想的根基，缓和了地区和民族冲突，为世界经济发展、人类进步及地区和平造就了坚实基础，堪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30)吴刚，葛文博：《应势而为，共担时代责任——习近平主席达沃斯演讲继续展现巨大感召力和影响力》，《人民日报》2018 年1月26日。尤其值得瞩目的是，2019年4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功举办之后，各国学者纷纷表示，“一带一路”倡议虽由中国提出，但其产生的效益将由世界共享。“一带一路”倡议共识广泛、前景广阔，是非洲国家发展的机遇，也是阿拉伯国家发展的契机，搭上这一快车将为这些地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一带一路”倡议必将成为更加广泛、全面、具体的国际性合作倡议，将会结出丰硕成果。(31)《助力世界经济增长 携手发展繁荣之路——国际社会高度评价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http://www.chinanews.com/gn/2019/04-28/8823292.shtml.

(二)妥善处理好世界范围内各领域的安全问题

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的绝对安全。努力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美好世界作贡献，是新时代中国国防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外学者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要求。一要妥善处理好中国与美国的安全关系。合作的安全观、共同发展、包容性政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管控分歧、避免对抗、找到更广泛的共同利益，事关美中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双方应该寻求更广泛的合作基础，扩展合作空间，既要考虑自身利益，也要考虑邻国和整个世界的利益。(32)《美专家指中美关系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http://www.chinanews.com/gj/2017/12-29/8412245.shtml.二要妥善解决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南中国海(SCS)蕴藏着丰富的海洋资源，是亚太安全稳定的关键因素，所有索赔国都声称拥有勘探、开放和利用南中国海资源的专属权利。长期以来，国家主导的合作在南中国海争端中往往占据主导地位，但效果并不明显。为此，可以尝试从非传统安全视域(NTS Insight)寻求非国家利益攸关方(石油公司、渔民、沿海社区等)的合作与参与，建立一个更加灵活而透明的合作框架，共同开发和分享南中国海资源，改善索赔国之间的外交关系。(33)Julius Cesar Trajano, “Resource Sharing and Joint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Exploring Avenues of Cooperation”,https://think-asia.org/bitstream/handle/11540/9847/NTS-Insight-March2019-The-South-China-Sea-as-a-Shared-Asset.pdf?sequence=1.三要加强世界军备控制，防止核战争爆发。当今世界是一个充满猜疑的、不可预测的世界，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冷战的超级大国对手转化为世界末日的危险。今天，建立一个负责任的核行为、军备控制和裁军全球框架的必要性至少与60年前一样强烈，必须作为一个优先事项加以考虑和安排。要加强制度化的政治对话，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敦促各方转向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寻求通过体制上的共识而不是通过物质或肉体上的胁迫来实现其目的战略原则，减少常规冲突爆发和升级为核战争的风险。(34)Sverre Lodgaard, “Arms Control and World Order”, Journal for Peace and Nuclear Disarmament, Vol. 2, No. 1, 2019, pp. 1-18.四要妥善处理好全球生态安全问题。当今世界早已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在生态环境挑战面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应对。要善于学习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功经验，将山水林田湖草看成生命共同体，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开辟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道路。(35)《共建美丽地球家园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在2019 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引发国际社会热烈反响》，《人民日报》2019年5月2日。

(三)建立健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律机制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法研究中的一个新概念，也是当今世界国际法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机遇。基于当前国际社会缺乏专门规范和保障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国际法的事实，国外学者普遍认为有必要推进和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相关国际法律机制。2018年9月，在北京举办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法”专题研讨会上，海内外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期待，超越了现有的以国家利益为本位的秩序观，符合国际法的正确发展方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亚非国家共同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共同推动国际法的发展；亚非国家应更加关注习惯国际法问题，使习惯国际法更多反映亚非国家国际法实践；要努力探索建立相关条约和机制，更好维护国际社会公共利益；要积极维护以法治为特色的现有多边贸易体系，不断强化国际法的包容性，推动国际法由“合作”向“共进”的方向发展。(36)《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法”专题研讨会在北京举行》，https://www.fmprc.gov.cn/web/wjb_673085/zzjg_673183/tyfls_674667/xwlb_674669/t1593074.shtml.而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教授凯瑟琳·莫顿(Katherine Morton)则指出，南中国海是当今世界上争议最大的海洋空间，面对日益严峻的地缘政治冲突和海事安全挑战，加强国际规则和制度的要求从未如此之高。现有的海洋规则和机构在缓和冲突和积极维护海洋公域完整方面可以发挥作用，但要取得成功，需要在重新承诺集体责任的基础上，更深入地融入不断演变的海洋秩序。总之，向合法海洋秩序的转变需要进行三个方面的政治调整：在社会共识的基础上适应不断变化的海事权力动态；通过改变海事安全议程的机构进行调解；巩固冲突预防规范。(37)Katherine Morton, “China’ s Ambi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 a Legitimate Maritime Order Possibl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2, No. 4, 2016, pp. 909-940.

(四)提倡树立多彩、平等、包容、互鉴的文明观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2019年5月，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倡导各国要坚持和树立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文明观，共同创造亚洲文明和世界文明的美好未来。此次演讲，受到与会人员的充分肯定，引起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强烈共鸣：德国全球和区域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玛格特·舒勒明确表示，不同的文明具有不同的文化意蕴，我们不能把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种族当作敌人，而应该通过对话与沟通的形式促进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类的和平与繁荣。黎巴嫩—中国友好联合会主席马斯欧德·达希尔教授强调，我们应该欣赏不同文明的美好之处，加强对话、增进合作，这对于推动亚洲文明融合、促进世界文明交流具有重要作用。韩国东亚和平研究院理事长金相淳教授指出，坚持开放包容、共同发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人类共识，是解决亚洲面临的诸如贫困等问题的最根本基础。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表示，亚洲文明的特质就是对话，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就要坚持多样、交流、互鉴、发展。文明冲突论是错误的、愚蠢的，包容是一个大趋势，也是一个正确的趋势，未来哪种文明发展得更快更好，就看哪种文明更开放更包容。尼泊尔学院院长耿伽·乌普莱蒂也认为，只有相互尊重才能以平等的姿态交流和实现共赢，我们需要通过交流来传承和创新亚洲文化，而坚持对话对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至关重要。(38)《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国际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四点主张》，《人民日报》2019年5月18日。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外研究总体述评

通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动机、发展前景和逻辑理路，我们不仅可以系统深入地了解国外学者为什么要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一般立场、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法论贡献等具体内容，而且可以从整体上、全局上洞察国外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研究的基本特点、发展趋势、薄弱环节等认识层面的问题。分析和梳理当前国外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可以得出如下基本认识。

(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研究视域和范围不断拓展

随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实践的丰富和深化，国外学者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注和重视也日益提升，研究视域和范围不断拓展。一是研究国家日益增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被相继载入联合国重要决议，极大地引发了各国学术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兴趣。迄今，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家可谓遍及世界各地，既有长期以来把中国视为潜在对手的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等世界大国，也有多年来与中国保持亦敌亦友关系的西欧诸国，还有长期以来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东南亚各国，更有一直以来与中国保持友好往来的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研究主体涵盖政府决策机构、高校、民间智库以及其他相关研究机构，其参与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数量和规模呈现不断递增的趋势。二是研究议题不断增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诞生之初，国外学者的研究议题主要围绕国际秩序变革和全球生态危机，论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动机、内涵、影响等问题。而“一带一路”建设的开展、亚投行的成立、丝路基金的设立等极大地夯实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基础，国外学者的研究议题纷纷拓展至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生态、网络等多个领域，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挑战、实践载体、基本原则、方向路径、未来前景等问题。三是跨学科研究倾向日益突出。在日益增加的研究议题的基础上，国外学者涉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研究的学科从相对单一的历史学、政治学、生态学、社会学逐渐延伸至经济学、传播学、民族学、文化学、国际法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研究的学科边界趋于淡化。况且，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一带一路”实践成效的凸显，这种学科渗透和交融的倾向将会愈发明显。

(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

虽然近年来国外学者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研究视域和范围上不断拓展，相关成果日益增多，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专门、系统研究的学术成果并不多见。查阅相关国外文献发现，国外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研究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相对缺乏，很多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论述要么散见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方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改革开放等宏观性研究成果中，要么散见于中国梦、中国道路、“一带一路”倡议、南海争端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军事建设等中观性研究成果中，要么散见于国外学者、政要、智库、媒体的发言、评论、报道中。这类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研究成果虽然种类繁杂、数量众多，但往往显得比较分散、琐碎、凌乱，既缺乏逻辑性和严谨性，又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有些甚至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成果。尤其是与当前国内学术界诞生的一大批专门性、学术性、系统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研究成果相比，国外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还存在较大差距。这在某种程度上凸显出国外学者对中国外交的关注具有重实践而轻理论的价值倾向，不利于中国外交话语传播和国际话语权构建。这是当前国外学术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研究的显著特征，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研究过程中的短板。

(三)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研究立场呈现二元对立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国外学者在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过程中大致呈现出两种鲜明立场和态度：一方赞赏和支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另一方批判和抵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赞赏和支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者大多来自中亚、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欧洲等地区，因为这些地区的学者普遍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推动本国经济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时代契机，也是应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新干涉主义、国际经济危机、全球生态危机、全球恐怖主义等国际难题的有效手段，由此他们对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载体的“一带一路”倡议及其相关合作机制持乐观态度、抱较高期待。而批判和抵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者大多来自美国及其盟友。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之所以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消极和否定态度，一方面源于其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观念，促使他们总是倾向于用恃强凌弱的霸权主义观念、零和博弈思维去考虑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价值、传统等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导致他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知和评价有失偏颇。这就启示我们，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要善于澄清各种误解和谣言，回击各种诋毁和污蔑，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好中国形象，努力勾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大同心圆”，实现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五、余论

上述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世界对于中国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是否可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实现等重要现实问题的认知和态度。不难发现，对于这些认知和评价，绝大部分是比较客观、公正、理性的，但也存在有失公允甚至蓄意歪曲的情况。对此，一方面反映出部分国外学者对日益强大的中国的担忧，折射出他们对不断扩大的中国国际影响力的焦虑；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当代中国的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尚未完全转化为国际话语优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而漫长的。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征程中，我们必须因时而变、随事而制，努力做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对外阐释和宣传工作，妥善消除国外民众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各种曲解和抨击，不断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舆论引导力、政治感召力和国际影响力，使其充分占领国际话语制高点，进而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朝着促进民族复兴、推动人类进步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