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岫仙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民族研究所，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8)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在有关民族政策方面，明确指出，“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1)本文涉及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内容，主要来源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以下不一一注出。。这是立足于新中国民族工作的历史经验、巨大成就基础上的全面、深刻总结。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也是新中国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基于此，研究民族平等能够从根本上把握中国民族政策优势的“制度密码”。民族平等问题的研究也一直是相关学科，特别是民族理论学界所关注的重点领域，当前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族平等思想研究。王希恩(2)王希恩：《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主义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3期。、郑信哲(3)郑信哲：《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观》，《学术界》2017年第5期。等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观等进行了全面梳理总结；青觉(4)青觉：《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形成与发展》，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在梳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形成发展的著作中，也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观进行了阐释。二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理念以及政策研究。其中金炳镐为该领域研究的突出者。他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的民族纲领与政策进行持续跟踪式研究，在综合性、专题性等成果中深入研究了党的民族平等纲领、政策。(5)代表性著作有：金炳镐，青觉：《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民族理论与实践》，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金炳镐，王瑜卿，吕洋：《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90年》，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三是关于民族平等的历史研究。如徐兴祥(6)徐兴祥：《中国古代民族思想与羁縻政策研究》，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对中国古代民族思想、李国栋(7)李国栋：《民国时期的民族问题与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对民国政府民族政策研究中，均涉及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平等思想研究。四是西方民族政策研究。这些成果既有国别性研究，也包括种族主义、同化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具体理念、政策与实践研究，相关成果也较为丰富。本论文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通过纵横古今中外的民族工作、民族政策发展史，以民族平等为切入点和立足点，探索新中国民族政策的优势形成的原因所在。

二、中国古代民族治理的传统智慧优势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早在史前时期，中华民族先祖就繁衍生息于亚洲东部这块广袤富饶的神州大地上。中国进入国家时代之后，在数千年的漫长古代历史进程中，历经十多个全国性的大一统王朝，以及不胜枚举的区域性地方政权。中国的历史与文明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共同书写的。对于我国多民族属性，古代先哲早就有先知先觉——“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8)张明林：《四书五经大系》第四卷，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田继周在《先秦民族史》提出：“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已有了夷(尸)、狄、戎、蛮等字。……这些族称的产生要比这些字的产生要早得多”(9)田继周：《先秦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204页。。从上可知，无论是历史文献记载，还是学者研究均表明，从先秦开始，中国便形成了华夏居中，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五方之民”分布与交往的民族格局。中国历史经过数千年的承转开合，中华大地上不胜枚举的政权存亡兴衰，数不胜数的民族交融重组……，这一过程亘古绵延至今，使得统一多民族国家成为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多民族”持久维持“统一”——这一事关中华民族长治久安的历史大势的形成，是“天下观”“大一统”“因俗而治”“和而不同”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治理文化结出的硕果。

(一)“天下观”对于无限包容性的追求

“天下观”一词贯穿中华文明发展几千年的历史进程，据统计，仅《史记》《汉书》《后汉书》三种史书中所出现的“天下”一词总数为3375例。(10)[日]渡辺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徐冲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3页(序说)。古代中国，“天下”不仅是地理空间概念，也是一种政治概念，更是一种文化概念。“天下观”具有十分丰富复杂的内容，王明柯指出，天下思想是中国传统国家思想的集大成，中国的天下思想是“三重的天下”：一是理论上的“天下”与现实中的“天下”，体现为“四海之内”与“九州”；二是阶级制的天下，体现为“内服”与“外服”；三是统一“天下”的有机构成，体现为“中国”与“四夷”。这三种划分，主要论述了天下的空间观、政治观与民族观。(11)王明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30页。天下观是一种无限空间观，所有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都可以纳入天下。天下观更是一种等级秩序观，天下具有“中心”和“边缘”，中心相对稳定，而边缘则无限开放，由中心向边缘延伸。中心与边缘并不是彼此孤立的，中心与边缘共同组成同心圆的结构世界，彼此之间具有共容和互利的关系，这就是“天下一家”的“天下体系”。这一体系开创于周朝，维系“天下体系”原则是“分封制度”“礼乐制度”和“德治”，通过分封制，中国形成了以“宗主国”为核心，“诸侯国”为从属的“一体分治”的网络体系。诸侯国与宗主国相互依存，“每个诸侯国既独立自治而又从属于整体网络体系。”(12)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58页。通过礼乐制度建构了“一种具有精神性的存在秩序”，使得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成为礼仪之邦，使天下在精神上实现和谐；通过德治，使得民心成为政治之道，“得民心者得天下”。天下观的思想表现在民族观上，华夏处于中心地位，而四夷处在边缘位置，“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13)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5册，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320页。，地理空间越靠“中国”外缘，那里的民族文明的等级也就越低。同时，华夏与四夷之间不是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对于四夷，中国古代民族观不提倡以强凌弱，而是主张先进民族通过文化和道德去感化、影响落后的民族。总之，从观念意义上看，天下观主导下的民族观是一种开放、和平、包容的卓越理想；在实践中，主张通过文明层面的吸收、交融，各个民族实现精神文化层面上“至高至善”，将各民族纳入一体化的秩序格局中，达到孔子所主张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具有平等意蕴的天下一体境界。

(二)“大一统”使得多民族统一成为“古今之通谊”

除了天下观之外，“大一统”是又一个在中华民族政治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思想资源。早在三代时期，中国已经出现大一统思想。从秦开始，秦始皇开创了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使得“天下收缩为中国，自此天下故事转变为中国故事”(14)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35页。。秦朝又通过郡县制、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书同文等政策改革，进一步强化了一体性，由此为开端，对统一的追求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成为中华民族普遍的历史追求。曹冬英通过对中国统一局面的分析指出，从公元前221年到2017年共计2237年的漫长时间内，中国历史包括11个统一阶段和11个分裂阶段，其中，统一阶段共计1004年，占比为44.88%，(15)曹冬英：《历史与现实视角下中国统一局面分析》，《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18年第1期。虽然统一时间比分裂时间短，但统一始终是中华民族的最高理想追求。“追求统一是区别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最明显的特点之一，中华民族的国家统一意识为世界诸民族之最。”(16)童立群：《中国共产党国家统一理论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大一统”作为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早已内化于中华民族精神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强大民族凝聚力基础。正是在大一统思想引领下，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成为中华民族天经地义的政治价值取向。历史上，中国虽有五次历史大分裂时期，但是在大一统思想的引领下，地方割据政权只要具有统一天下的实力，均会以统一中国为己任。大一统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所遵循的维护国家统一的最高原则，从而使得中国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绝无仅有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民族交融和谐的文明国家。汤因比称赞到，几千年来，中国人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比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都成功，“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17)[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94页。。

“大一统”是一个内涵丰富、系统性的思想体系。包括地理疆域、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大一统”。在民族观上，该思想表现为：一是认为“华夷有别”。春秋时期，政治家、思想家就认识到中国有“五方之民”，他们之间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18)张明林主编：《四书五经大系》第四卷，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同时，华夏与蛮戎狄夷之间的根本差别，民族之间的不平等，不是建立在血缘等种族因素上，而是体现在文化上，“中国乃文明之国之义，非方位、界域、种族所得限”(19)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14年版，第61页。。二是主张“华夷一统”，强调大一统下的“华夷之辨”，不排斥异族。华夷身份不是绝对的，是可变的，认为区分的标准是文化。蛮戎狄夷只要接受华夏文化，就会成为华夏的一部分，而华夏民族成员如果接受夷狄文化，则退为“夷狄”，就这是孔子在《春秋》所述的“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对此，梁漱溟指出，中国地域广阔，各地风俗习惯、语言各不相同，之所以能够建立统一性的文化，其根源在于“有为此一民族所共信共喻涵育生息之一精神中心所在”(20)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同时，对于非华夏族，这一过程并不是一种强制的，“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21)张明林主编：《四书五经大系》第二卷，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页。，通过宣教文德，用昌盛文化吸附少数民族，促进民族之间的自然同化。这一理念虽然具有“文化中心主义”的意蕴，但从实践来看，中国的“文化中心主义”是以“文化”为内容的，其目标在于教化周围世界的“蛮夷”，以符合主流文化的标准，因此，它是温和的，没有强制同化和暴力征服的趋向。(22)马珂：《后民族主义的认同建构及其启示：争论中的哈贝马斯国际政治理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1页。

(三)“因俗而治”实现了“统一”中尊重“多元”

为了维护“大一统”的历史格局，无论是汉族统治者，还是少数民族统治者，他们只要有统一的实力，就会逐鹿天下，问鼎中原。实现统一后的民族治理虽具有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双重属性，但其理念与政策也蕴含着大量的民族平等主张，如唐太宗提出的“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23)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第4卷，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1493页。以及“无问中国及四夷，皆养活之”(24)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第1部 第1册，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7页等一视同仁、保障安居乐业的民族平等思想；清朝时期，康熙皇帝也曾提出了打破“华夷之防”“视天下为一体，率土之人，靡不抚恤”(25)章梫：《康熙政要》，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420页。“满洲、蒙古、汉人视同一体，譬诸五味，调剂贵得其宜”(26)李思平编著：《大清十二帝》，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63页。。同时，对于多元民族，历朝统治者均从民族和地区统治需要出发，采取形式多样的理念以及手段多样的民族政策，以多民族“合和”维系为目标，主张“因俗而治”，即“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27)张明林主编：《四书五经大系》第四卷，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在具体治理实践中，该理念表现为：一是在央地关系上，中央政府“怀之以恩信，惊之以威武”，边疆、民族地区政治上隶属于中央王朝，各少数民族或部落首领服从中央王朝领导，经济上负有贡纳义务，自主决定地方事务，并且通过羁縻、怀柔、和亲等多种策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与地方加强联系，建立起大一统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二是在机构设置上，各朝代均设置管理民族事务的专门中央机构，周朝设置“大行人”“以亲诸侯”(28)崔高维校点：《周礼》，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1页。；秦朝设置典客署“掌诸归义蛮夷”(29)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汉书》第一册，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314页；汉代设置大鸿胪；隋唐宋设置鸿胪寺，置“卿”掌管“四夷朝贡、宴劳、给赐、送迎之事”(30)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宋史》第五册，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3228页。；元代设会同馆“掌接伴引见诸番蛮夷峒官之来朝贡者”(31)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元史》第三册，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687页。；明朝恢复鸿胪寺，任命九关通事使负责少数民族进贡事务；清朝设置理藩院，官制同六部，掌管全国民族事务。同时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历届中央政府也在民族区域建制，如秦代在边疆民族聚居地设置“道”(县级地方行政机构)；汉代设置西域都护府；隋唐宋时期，羁縻州府制度逐渐成型；元明清三朝继承羁縻制度并进一步形成土司制度，“以土官治土民”。三是在政策制度上，中央王朝颁布专门法律来管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如秦代《属邦律》、汉代《蛮夷律》、南宋《庆元条法事类·蛮夷门》，到清代，更是形成了以《理藩院则例》为基础的臻于完备的封建朝代民族法制体系。同时，在民族地区，以国家法律、少数民族习惯法构成的多元化司法制度及解决机制一直在历代民族地区长期广泛沿用。

在坚守“大一统”的“因俗而治”理念指导下，古代民族治理追求并实现着“和而不同”。“和”代表了统一的价值旨归，“不同”则是对多样性、差异性的尊重。和而不同辩证统一，“和”是目标，“不同”是形成、维系“和”的前提。正是上述中国古代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中不断探索、实践出来的宝贵经验、政策与制度，才使得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得以延续至今，这也是新中国推行民族平等、团结的优秀制度文化遗产，也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国情选择民族区域自治道路的原因”(32)郝时远：《类族辨物：“民族”与“族群概念之中西对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98页。，这也是新时代中国民族政策创新、发展和完善的传统文化资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为此，我们必须坚定文化自信，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民族事务治理方面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并且结合新时代的民族工作继承创新，使传统智慧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观的根本理念优势

当代世界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全球共有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分布着2000多个民族，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实现多民族的有效治理也是各国必须面对的重要议题，诸多类型的国家也逐渐探索出形式多样的治理模式、理念与政策，在与自由主义民族平等观的比较中，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观具有显著优势。

(一)资本主义民族平等观的局限性

世界步入近代史开始，资产阶级逐渐成为西方国家历史进程的主导性力量，为了最大限度地号召民众反对封建专制、创建民族国家，率先提出了“民族平等”这一思想口号。但是，当资产阶级真正掌权后，民族平等也由进步的思想主张和实践沦为压迫、剥削各族劳动人民的工具。关于这一点，列宁指出，包括民族平等问题在内，资产阶级只是抽象地在形式上提出平等问题。在一般个人平等的名义下，资产阶级民主“宣布有产者和无产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形式上或法律上的平等，用这种弥天大谎来欺骗被压迫阶级”(33)《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0页。，资产阶级所追求的民族平等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虚伪性。一方面，以自由主义作为立国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建立根基是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具有自私自利的天然弊端，该主义所形成的协作观念是建立在“竞争、不信任、狭隘的自我主义基础上”，这种观念“不可避免地导致民族衰落、失败及蒙羞”(34)(以色列)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陶东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在这种理念作祟下，多民族国家中人数居多，或者经济社会处于优势地位的民族，会将国家的民族问题拖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深渊。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宣示“人人生而平等”，并且在建立“民族国家”为目标的民族建构实践中，赋予个体无差别的个体性权利，但是，从这些国家少数民族的历史与发展现状来看，这种“个体平等”的主张，本质上是淡化、甚至抹杀了少数民族的历史性、群体性权利，通过形式上平等来掩盖少数民族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尽管传统自由主义理论在20世纪进行重构，新自由主义学派兴起，罗尔斯提出了正义论，反对功利主义，公开承认自由的不平等性。通过“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机会公平平等”(35)[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02页。来调节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实现社会正义。但是，这种对自由主义的修补之道，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自由主义以效率为主的固有弊端，“在接触社会现实时便会轻易暴露出他的资本主义本质”(36)职冠楠，杜治平：《论罗尔斯“正义论”两原则》，《人民论坛》2011年第11期。。在对待民族问题上，西方国家虽然采取了种族主义、同化主义到多元文化主义的被动调整过程，相关国家实施了一些正确的政策，取得了成效，但是由于受到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观念影响，西方国家的少数族裔仍然处在不平等地位。以美国为例，由于长期存在的系统性种族歧视，美国“白人至上”观念根深蒂固，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现象。美国政府以及包括总统在内的政府高官都宣扬仇外的民族民粹主义言论，致使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系统中一直处于不利地位，非洲裔家庭财富位值是白人的十分之一，失业率长期维持在白人的2倍左右，贫困率是白人的2.5倍。(3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8年美国的人权纪录》，《人民日报》2019年3月15日。近些年来，苏格兰、加泰罗尼亚发生的独立公投事件表明，西方国家在解决民族问题上并不存在灵丹妙药，“要么在‘承认的政治’中补课，要么在‘承认的困境’中宣布多元文化主义失败，要么在‘独立公投’的威胁下分权”(38)郝时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学习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几点体会》，《民族研究》2014年第6期。。为此，资本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基因缺陷，决定了民族主义分离运动、民族(种族)冲突成为许多西方国家挥之不去的阴霾。

不仅对国内少数民族压迫歧视，西方国家在以坚船利炮、资本商品征服全世界后，还将该政策模式与手段应用、推广至其他不发达国家。从历史上看，在世界殖民主义体系瓦解前，在对待殖民地国家的民族上，他们采取了肉体消灭、文化同化、扶持压制、分而治之等多种手段，刻意制造和利用民族矛盾。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正义大潮冲击下，20世纪90年代，资本主义殖民体系最终土崩瓦解，但其结下的恶果仍然是影响民族团结、地区稳定的重要“历史遗产”。正如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指出，印度的王公、少数民族问题，农业荒芜、工业缺乏、社会服务极端落后等等，当今发展中的重要问题“都是英国人统治期间生成的，而且是英国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39)转引自赵稀方：《民族革命与文化身份——马克思主义与反殖民主义传统中的法侬》，《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20世纪以来，克什米尔问题、卢旺达大屠杀、土著运动、跨界民族问题等，无不与资本主义所推行的殖民主义密切相关。殖民主义体系瓦解后，将西式民主推广到全世界一直是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策略。伴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国家弹冠相庆，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甚嚣尘上，“大失败”“文明的冲突”“历史终结”等理论相继炮制出台。在这种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资金支持、武力打压、支持颜色革命等手段在全球范围内大肆输出西方民主，一大批后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以及遭受西方军事打击而政权垮台的国家，在“自由民主国家”的“民主援助”之下，实现了“民主转型”。但这些新兴民主国家中较为突出的族群冲突并未得以消解，同时这些冲突几乎都发生民主政府成立之后，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西式民主在族群冲突治理中难以奏效，(40)王伟：《西方式民主不是治理族群冲突的良方——新兴民主国家族群冲突不断滋生的机理分析》，《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其根源就在于西式民主对于这些国家的压迫本质，“它只是剩余价值的盘剥者，是殖民主义的强加者，是本地精英的收买者，是世界混乱的制造者”(41)转引自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修订版，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34页。。可以说，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模式并没有解决好民族问题，甚至在有的国家愈演愈烈，其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忽视本国国情而盲目引进西方的模式必然会导致水土不服；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将发展中国家的民族问题作为“木马病毒”，操控其发作的时间、方式，以便乱中取胜，浑水摸鱼。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观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不平等的世界

西方国家的民族治理理念并不能给多民族的世界带来和平图景，只有马克思主义所宣扬的、在本质上有别于西方自由主义的平等理念才能够给人类带来和谐的“大同世界”。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竭力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利己的民族主义、民族沙文主义等各种反动民族主义思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始终坚守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也始终充溢着社会正义和人类道义”(42)王希恩：《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主义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3期。。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是超越民族主义的，超越的基础是平等、自由、团结等民族观的根本原则立场。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大小民族一律平等，同时，这种民族平等理念不仅是一种价值追求，更是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以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实现民族事实上的平等，“为消灭各民族在事实上的不平等而斗争，为提高各落后民族的经济水平而斗争”(43)《斯大林论民族问题》，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223～224页。。

从西方国家发展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对这些国家制度及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吸纳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观点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问题，其中，罗斯福新政、民主社会主义无不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称，“我们不能简单地放弃推动他们(马克思、恩格斯，笔者注)前进的那些价值和理想，因为这些价值和理想中有一些是为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所要创造的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44)[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霍布斯鲍姆也指出，“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无论是单独还是结合起来，都不可能为21世纪的种种问题提供解决的方案。现在又是该认真地对待马克思的时候了”(45)[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吕增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385页。。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的价值理念在推进西方国家的民族政策调整方面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的废奴运动、民权运动等大事件深受社会主义的影响。“在废奴运动的日子里，当时马克思的朋友们，那些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移居到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发起了反对奴隶制的运动，并以共和党的形式赋予这一运动以政治上的表述”，民权运动领导者马丁·路德·金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甘愿听从社会主义者的建议”(46)[美]尼古拉斯：《美国社会主义传统》，陈慧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页。。1960年，加拿大原总理皮埃尔·特鲁多来到中国，通过访问中央民族学院，深刻感触到：“共产党尊重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确实比在西方国家的境遇要好，而在西方国家，经济因素统治一切”，并且表露出向中国学习的愿望，“深入思考一下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问题的态度也许是很有益处的”(47)[加拿大]杰克·赫贝尔,[加拿大]皮埃尔·艾略特·特鲁多：《红色中国的两位天真汉》，袁筱一,夏灵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9～49页。。此后，“当他 10 年后真的在加拿大当家的时候，已经不再是呼吁别人‘向北京学习’，而是自己动手实践了”(48)明浩：《西方“60 年代”的转型与中国的“民族”自信》，《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加拿大实施了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其深受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政策影响。可以说，在尊重少数民族权益，促进民族平等的政策和体制建设方面，“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走在西方前面的”(49)王希恩：《多元文化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两点比较》，《科学社会主义》2010年第2期。。

四、民族平等的“中国之治”证明了政策优势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自创立之日起，就立足中国国情，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作为分析、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行动指南，根据革命、建设时期的不同需求，确立、发展与完善民族理论与政策，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在此进程中，“坚持民族平等”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原则和理论基石。

(一)民族平等引领中华民族独立解放

早在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指出：“只有打倒资本帝国主义以后，才能实现平等和自决”，明确了消除帝国主义压迫是实现民族平等的基本前提之一。对于如何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明确奋斗目标，包括“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解放”“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50)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选编》，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1924年，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推动帮助下，孙中山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会议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重新阐释了民族主义：“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个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51)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选编》，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2页。，这些论述表明了其民族平等主旨即实现国际上“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和国内上“铲除国内民族压迫，实现中国境内各民族平等”的两方面目标。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等人背叛其革命遗志，国共合作宣告失败。孙中山倡导的民族平等思想、政策主张付诸东流，国民党也由此成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政党。从民族理念上看，蒋介石否认中国多民族共存的事实，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他毫不讳言地指出：中华民族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52)蒋中正：《中国之命运》增订本，正中书局，1944年版，第2页。，这种否定多民族基本国情的理念，从根本上否定了各少数民族的存在事实。基于此，立足于“民族同化”的“国族主义”一直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族政策的主线。而中国共产党继续高扬民族平等旗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立足民族平等，团结少数民族和汉族联合起来共同斗争，反抗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与蚕食、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专制与民族压迫，谋求建立各民族平等、团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同时，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也在多个层面探索确定民族平等的基本理念，如在法律方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不分民族和宗教信仰，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民族区域自治理论与实践上，中国共产党虽然经历了从“民族自决”“联邦制”到“统一”“民族自治”最终到“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发展进程，民族平等这个价值取向、政策主线是恒久的追求。在民族平等理念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不断进行发展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政策探索与实践。

新中国成立前夕，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该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这“标志着我们中国的历史从此完全进入到人民民主和民族平等的时期”(53)周竞红：《当代中国民族关系建构70年》，《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1954 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通过，其中“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法律规定，标志着新中国以根本法的形式明确将民族平等上升为国家的根本原则，使民族平等有了根本的法律保障。此后，民族识别、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消除历史遗留的民族歧视等一系列民族工作大手笔的贯彻落实，彻底终结了中国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政治社会根源，各族人民共同成为国家的主人，从根本上解决了千百年来少数民族政治地位不平等的问题。

(二)“真正的民族平等”引领中华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政治、法律上的平等只是新中国追求民族平等的第一步，是解决其他民族平等问题的前提和条件，新中国追求的民族平等是全面、真正的民族平等。1953年，毛泽东在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时指出：“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和进步都是有希望的”(54)金炳镐主编：《民族纲领政策文献选编》第二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12页。；1957年，周恩来在《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中指出：“我们对各民族既要平等，又要使大家繁荣。各民族繁荣是我们社会主义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场”(55)金炳镐主编：《民族纲领政策文献选编》第二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86页。；1950年，邓小平在《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中也讲到：“我们的政策只要确定了，是真正要实行的”(56)金炳镐主编：《民族纲领政策文献选编》第二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28页。。为了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国家整体上“一穷二白”的历史条件下，优先在民族地区实施了一系列发展战略，布局了一大批重要项目，实施了一系列发展政策，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事业。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立足于真正的民族平等，1982 年《宪法》、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等通过实施为真正实现民族平等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同时，国家无论是在边境建设、“三沿”开放等宏观的战略布局，还是在重点工程项目安排、扶贫开发、文化、卫生、科教事业等方面，以及基本建设投资、财政补贴等具体操作性政策上，均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采取了倾斜政策，给予了各种优惠。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我们十分注意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57)金炳镐主编：《民族纲领政策文献选编》第二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46页。，通过加快发展重点解决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事实上的不平等问题。20世纪90年代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基础上，提出各民族“三个离不开”的依存关系，明确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核心是加快发展。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将“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作为民族工作主题，制定实施并形成了覆盖面广、含金量高的民族优惠政策体系，加速推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科学、跨越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高度重视民族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观点新阐释，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民族平等的重要性，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将“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上升为“立国的根本原则”；在民族关系上，提出“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最根本的是要坚持民族平等”(5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47页。。对于如何实现民族平等，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出发把握民族工作，并将其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突出位置。“民族工作涉及方方面面，方方面面都有民族工作”(5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61页。，进一步将民族工作与统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扶贫开发、治疆、治藏、宗教等诸多工作密切结合，提出了一系列观点、论断，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不能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同时，采取了多项促进发展的政策措施，所有政策均指向“更好加快民族地区发展，更好凝聚各民族智慧和力量，各民族一起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6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66页。的发展目标，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于“真正民族平等”的恒久价值取向与目标追求。

总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带领中华民族经过近一百年的不断探索，形成了完善的民族平等思想体系，体现在：一是各民族一律平等，不论人口多少；二是各民族在一切权利上完全平等，不仅体现在国家政治、法律上，而且也体现在经济、文化、教育、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一切社会生活领域；三是为了各民族真正平等的实现，加速推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各方面发展进步，国家制定切实有效的发展政策，缩小发展差距；四是国家保障各民族充分行使平等权利，各民族也必须承担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基本义务。可以说，新中国的民族平等政策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民族平等的彻底性、整体性、真实性。

在追求“真正民族平等”价值取向的民族政策指引下，新中国民族工作也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2019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70年》白皮书，全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少数民族合法权益保障取得的方方面面的具体成就，包括少数民族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得到有效保障；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文物古迹得到有效保护；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保障等五大方面。(6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70年》，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9/22/c_1125025006.htm，2019年9月22日。对于成就，2019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充分肯定到：70年来“少数民族的面貌、民族地区的面貌、民族关系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

五、结语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工作实践的成就证明，在民族平等方面，无论是古今对比，还是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新中国的民族平等都是做得最成功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将其科学、客观地总结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多方面显著优势之一，这一优势是民族工作“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也是我们在民族工作中坚定“四个自信”的基本依据。制度是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在民族工作中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在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背景下，坚持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政策，民族工作也必将不断开创“中国之治”的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政策也必将成为解决民族问题制度体系中的文明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