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梦琪

摘 要：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植根中国土壤的伟大政治创造，彰显着无可比拟的独特优势，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治理主体多元性、治理过程协商性和治理结果有效性的治理价值，使其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必须恪守根本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巩固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凝聚国家治理价值共识;优化政治协商，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健全互相监督机制，推进国家治理可持续发展;增强履职能力，建设高素质参政党。

关键词：新型政党制度;制度优势;治理效能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0.03.010

[中图分类号]D621;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0）03-0060-05

黨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建设” [1]。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特性蕴含着强大的治理效能。如何将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成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回避的问题。

一、新型政党制度是植根中国土壤的伟大政治创造

2018年3月，习近平提出“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政治论断，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2]

（一）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鲜明特点

1.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创造性结合。1949年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确立。这一制度不仅是土生土长、独具中国特色，而且具有开创性。中华民族5 000年的悠久历史孕育了内涵十分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中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中庸和合等优秀思想，为新型政党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充足的思想养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直接理论渊源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了协商民主新形式，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2.领导与合作、执政与参政的复合型模式。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一种合作型的政党制度，具有“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基本特征。在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下，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形成了团结合作的新型政党制度关系。各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或反对党，而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其参政权是以宪法、法律、制度形式赋予的，具有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的基本职能。这种复合型模式更具优越性，有效避免了政治分裂和对立，有利于政局稳定和社会和谐。

（二）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

习近平从三个层面用三个“新”和三个“有效避免”，深刻阐释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与世界上其他类型的政党制度相比较的独特优势，破除了西方以政党数量和政党竞争为政党制度划分标准的话语霸权，体现出坚定的制度自信、深邃的政治智慧和宽广的世界眼光。

1.利益代表维度：广泛一致。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2]。这表明，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不断寻求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大公约数”的制度设计，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利益一致性，体现了一个“公”字。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积极践行自身的宗旨，始终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各民主党派也代表和反映所联系社会群体的意愿和利益，从而实现全国人民根本利益与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具体利益的有机统一。与之对比，作为特定阶级或群体利益的代表，西方主流政党大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不可能最广泛代表民众利益，社会边缘群体无法被代表，出现了“代表性断裂”。

2.政党关系维度：同向包容。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2]。这表明，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以“大合唱”奏响合而多彩的民族复兴主旋律，具有目标同向性和制度包容性，体现了一个“合”字。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十六字方针”指导下，朝着共同的奋斗目标风雨同舟、同向同行。各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共议国事，实现了集中领导与发扬民主的有机统一、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有机结合，能够有效整合资源，形成强大的合力，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与之对比，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国家会导致为反对而反对的轮流坐庄，一党制国家会导致垄断权力资源的一党独大，“这两种政党制度要么因相互攻讦与掣肘陷入恶性竞争循环，要么因缺乏合理有效监督制衡陷入集权主义境地”[3]。

3.功能效果维度：科学高效。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2]。这表明，我国新型政党制度致力于画出反映人民意愿、推动社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具有决策科学性和运行高效性，体现了一个“统”字。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把协商民主贯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全过程，最终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保证国家政策的连续性和高效率，实现一张蓝图画到底。与之对比，旧式政党制度下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有辩论无对话、有争论无共识，以维护各自集团利益为核心，造成政府行政效率低下，并且以选举为政治重心造成频繁的政权更替、政策缺乏连贯性，引发了严重的“短视政治”。

二、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下治理价值的透视分析

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利益整合、力量凝聚、政治参与、决策优化、社会稳定的综合效应，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人类政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治理主体多元性

主体多元性是治理的重要特征。著名学者库伊曼和范·弗利埃特指出，“治理所要创造的结构或秩序不能由外部强加，其发挥作用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互相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4]。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中体现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多元共治，吸纳了多元治理主体，具有极大的制度优越性。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多元主体的广泛利益代表和民主参与为科学治理奠定基础。不同于旧式政党制度代表某一阶级利益的虚伪“多元”，我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人民政协这一组织形式，将各种社会力量纳入政治体系，以尽可能广泛的方式调动不同主体的积极性，从而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多元性不拘泥于参与数量的广泛性，而重视所代表利益的广泛性;不局限于党内协商的科学性，同时注重凝聚各方智慧的科学性”[5]。另一方面，从制度上保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以制度性吸纳实现不同政治力量的共生，为秩序和合力的有机统一提供基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可以为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提供领导力量的保证。多元主体具有相容性，各阶层不同利益的主体团结在一起，促进共同利益最大化，避免了西方式的阶层断裂和社会分裂。

（二）治理过程协商性

治理需要过程协调和持续交互。协商是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一大优势，简单来说，就是共同商量以达成协调一致。古语有云：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一方面，参政议政是治理过程协商的重要体现。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形式：一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各界代表通过担任人大代表、政府和司法机关领导职务等途径直接参与国家治理，推动决策的科学民主和治理的优化;二是各级党委通过人民政协的渠道同各党派、各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进行广泛协商，保证协商在决策前和决策实施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民主监督是治理过程协商的重要保障，体现了“兼顾两头”和“突出一头”的统一。治理过程中，有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监督，也有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监督，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和执政地位，更需要各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监督。正如习近平所强调，“‘虚心公听，言无逆逊，唯是之从。这是执政党应有的胸襟。‘凡议国事，惟论是非，不徇好恶。这是参政党应有的担当”[6]。

（三）治理结果有效性

治理追求的目标就是推动合作，达成一致，实现治理效益最大化。合作性与高效性是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突出优势，具有强大的治理效能。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国新型政党制度能最大限度地凝聚各方意见，避免公共政策的价值偏差和社会撕裂，实现有效的社会整合。实践充分证明，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一届接着一届干的政策连续性，让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转化成为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治理奇迹，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制度绩效。反观西方，“以多党竞争代替多党合作，以轮流坐庄象征‘形式民主，党派之间不是合作而是竞争，执政目的不是治理而是争利”[7]，常常带来社会资源的无谓内耗，从而无法全力进行有效的国家治理。

三、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下的治理效能优化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1]。那么，坚持和完善我国新型政党制度，进一步彰显其独特优势和治理价值，推动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需要进一步加强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增强制度的执行力。

（一）恪守根本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8]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决定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本质属性的根本所在，坚持党的领导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历经曲折和反复比较后的自觉自愿选择。各民主党派必须恪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根本政治原则，牢记多党合作初心，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具体而言，一是要增强思想自觉，坚定制度自信，深入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树立正确的大局观;二是要增强政治自觉，站稳政治立场，在重要会议、重要活动和重点协商调研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三是要增强行动自觉，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为党和政府决策部署的顺利实施助力。

（二）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凝聚国家治理价值共识

共识是团结奋进的动力。多党合作以共识为基础，应以共识为推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多党合作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各民主党派不仅要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亲历者、实践者，更要成为维护者、捍卫者。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形势更加复杂多样，需要进一步巩固多党合作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凝聚起国家治理的价值共识。一方面，要加强思想引导、政治引领和共识教育，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的鲜明主题，健全完善理论学习制度，真正对照理论“学”进去、结合实践“悟”出来、联系工作“做”起来。另一方面，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思想引領、共识凝聚要在尊重多样性的前提下寻求一致性。习近平指出：“只要我们把政治底线这个圆心固守住，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9]这就需要及时了解各党派、各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的思想动态，注重在一些敏感点、风险点、关切点上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凝聚起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共识，发挥社会各界的智慧和力量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三）优化政治协商，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政治协商是多党合作的基本方式，也是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环节。为此，各级党委应一如既往营造宽松民主的协商环境，形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氛围。各民主党派要把协商民主贯彻履行职能全过程，在协商中建真言、谋良策、出实招。当前，进一步优化政治协商，一要聚焦中心任务，突出协商重点，集中力量开展调研协商，努力做到调研精心细心、建言有理有据、对策可行可用。二要搭建载体平台，完善协商格局。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努力“专”出特色、“专”出水平。通过建设“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创建“网上议政厅”“委员随手拍”等“互联网+”新载体，发挥协商民主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三要注重成果转化，增强协商成效。完善协商成果办理反馈工作机制，努力打造“全流程、闭环式”的协商成果转化模式;坚持循序渐进、正向激励、注重实效的原则，探索建立协商议政质量评价体系，提高调研成果转化率。

（四）健全互相监督机制，推进国家治理可持续发展

监督是治理的内在要素，在治国理政中居于保障性地位，有助于国家治理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互相监督，是多党合作的重要制度安排。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健全相互监督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自觉接受监督、对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实施专项监督等机制”[1]。因此，各民主党派要坚持把推动重大举措、重要政策贯彻执行情况作为民主监督的主攻方向，真正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有效监督。比如，从2016年起，各民主党派中央对口8个脱贫攻坚任务重的中西部省区，对脱贫攻坚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取得了积极成效。要进一步总结实践经验，真正使民主监督的过程成为推动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和工作落实的过程。一方面，参政党要进一步强化民主监督意识，积极开展党际监督，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诤友。另一方面，建立健全参政党民主监督的运行机制，建立专业化的监督机构，以组织化的形式开展民主监督，同时建立联系群众的制度化平台，使参政党民主监督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

（五）增强履职能力，建设高素质参政党

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效能优化和多党合作事业的健康发展同参政党的建设水平密切相关。2020年1月14日，习近平在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的讲话中强调，“希望各民主党派努力成为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10]。关于参政党履职能力建设，习近平曾明确提出“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履职能力建设”“着力增强政治把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联系群众能力、合作共事能力”[11]。在新时代，各民主党派要建设高素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一是增强政治把握能力。要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增强政治敏锐力和政治鉴别力，做到头脑清醒、旗帜鲜明，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是增强调查研究能力。要精选课题、深入基层进行考察调研，客观准确地进行现状判断和问题剖析，推动建言献策由“说得对”向“说得准”“说得好”转变。三是增强联系群众能力。要坚持“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原则，深入基层，充分运用政协提案、调研视察、反映社情民意等履职形式，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覆盖城乡的社情民意收集网络，助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四是增强合作共事能力。各民主党派间密切合作，构建多层面、常态化的联系机制，在谋划重点课题时主动联系党派团体集中意见、精准选题，在开展调查研究时组织专委会和党派团体集中智慧、联合调研，在落实成果转化时邀请党派团体集中力量、跟踪推进。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06（01）.

[2]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强调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18-03-05（01）.

[3]马云志.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政治优势[N].光明日报，2018-08-13（11）.

[4] [英]格里·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J].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1999（2）.

[5]翟桂，罗嗣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意蕴[J].理论与改革，2020（1）.

[6]習近平在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7-01-23（01）.

[7]翟桂萍，罗嗣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意蕴[J].理论与改革，2020（1）.

[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0.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562.

[10]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N].人民日报，2020-01-15（01）.

[11]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21（02）.

责任编辑：杨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