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珺，张婷婷

（衡水学院，河北 衡水 053000）

2020年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突发性、不易预测、发展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等特点，容易造成公众恐慌或焦虑情绪的传播，影响正常的生活、工作秩序和社会稳定[1]。而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人员数量庞大，疫情暴发后，各种渠道信息纷至沓来，教育部门下发了各高校延迟开学、课程变更等通知，种种因素的叠加，是否会对大学生的认知、情绪与行为带来较大影响。本研究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心理状况进行调查，以期为政府与高校对学生进行心理干预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持。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2020年2月6—8日，采用方便取样法，对同意参加该项研究的739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共涉及31个省份的大学生，其中男生149名，女生590名；大一174名，大二199名，大三277名，大四89名；城镇生源学生360名，农村生源学生379名；生活区域（市、县）属于疫情严重地区的学生18名，属于疫情一般地区的525名，属于没有疫情地区的196名；参与调查学生均为未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的健康大学生。

1.2 方法

1.2.1 工具 本研究采用自编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心理状况调查问卷。该问卷的主要框架来自2003年非典时期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编制的“非典疫情风险认知及心理行为问卷”[2]，并根据研究目的，在此基础上进行修订。修订后的问卷包括3个子问卷。

（1）疫情认知问卷，共36道题，包括疫情信息认知、疫情风险认知及防疫信心3部分，问卷采用5级评分法。疫情信息认知部分由8道题组成，主要考查大学生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信息（如病因、传播途径等）的了解程度，得分越高表示对疫情越了解；疫情风险认知部分由19道题组成，主要了解大学生在对疫情风险进行评估时，各种因素对其的影响程度，得分越高，表示该因素影响越大；防疫信心部分由9道题组成，目的在于了解大学生对当前疫情所持态度，得分越高，表示态度越消极。

（2）疫情情绪问卷，共4道题，主要考查最近两周大学生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情绪状态。要求被试对可能出现的4种情绪（恐惧、焦虑、无助、烦躁）进行自评，采用0～10级评分，得分越高表示情绪越激烈。

（3）疫情行为问卷，共9道题，主要考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大学生的应对行为变化及变化程度。采用5级评分法，得分越高表示变化越大。

1.2.2 调查程序 采用问卷星软件进行问卷编辑，后通过学习通、QQ、微信等信息平台进行问卷发放，学生通过网络作答并提交。

1.3 统计学处理

使用SPSS 23.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配对样本t检验、单样本t检验。

2 结果

2.1 疫情认知

2.1.1 疫情信息认知 调查发现，对于新冠肺炎疫情了解途径，选择率最高的是电视新闻报道（90.26%），然后是其他互联网新闻信息（88.36%）、与家人及朋友的信息交流（71.18%），排在最后的是微信朋友圈（68.88%）。

对于新冠肺炎疫情信息的了解情况（见表1），了解程度最高的是传播途径和传染性（3.91分），其次是防治措施及效果（3.77分）、病因（3.76分），了解程度最低的3个方面分别是患者治愈后对身体的影响（2.91分）、患者治愈后有无传染问题（3.13分）和治愈率（3.58分）。

2.1.2 疫情风险认知 前期调查发现，大学生主要根据官方发布的疫情数据和周围环境信息判断疫情风险。

关于官方疫情数据对大学生疫情风险认知的影响（见表2），治愈人数（包括新增治愈人数与治愈出院总数）对大学生疫情风险认知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死亡人数（包括新增死亡人数和累计死亡人数）、发病人数（新增发病人数和累计发病人数），而疑似病人数（包括新增疑似病人数和累计疑似病人数）对大学生疫情风险认知的影响最小。通过与中值（3分，一般水平）进行单样本t检验，发现各因素的影响力均显著高于一般水平。

表1 大学生对新冠肺炎的了解程度

表2 官方疫情数据对大学生疫情风险认知的影响（分）

关于周围信息对大学生疫情风险认知的影响（见表3），戴口罩人数比例、病毒传播渠道的封堵措施以及日常物资供应信息3个因素对大学生疫情风险认知的影响最大，而所认识人中有无患者、同年龄组人中有无患者、所在市有无患者3个因素对大学生疫情风险认知的影响最小。通过与中值（3分，一般水平）进行单样本t检验，发现除同年龄组人中有无患者这一因素外，其他因素的影响力均显著高于一般水平。

表3 周围环境信息对大学生疫情风险认知的影响（分）

通过对官方疫情数据和周围环境信息两个因素总均分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发现周围环境信息对大学生疫情风险认知的影响显著大于官方疫情数据（t=-3.78，P<0.001）。

2.1.3 防疫信心 总体来看，大学生对防护、战胜疫情的态度较为乐观（见表4），只有“不管如何预防，仍有可能被感染”这一因子得分超过中值（3分），将该因子均分与中值（3分）进行单样本t检验，该因子均分与中值（3分）不存在显著性差异（t=0.70，P=0.490）。

2.2 疫情情绪

表4 大学生防疫信心

总体来看，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情绪状态较为稳定，自评各种消极情绪得分均未超过中值（5分），其中焦虑均分最高（4.02分），其次是恐惧（3.94分）、烦躁（3.64分），得分最低的是无助（3.07分）。进行单样本t检验发现，各情绪均分显著低于中值（5分），t值分别为 -9.50、-10.62、-12.37、-18.90，P＜0.001。

2.3 疫情行为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改变了很多大学生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见表5）。总体来说，大学生应对方式较为积极，多采用“尽量待在家里，少与他人接触”“重视消毒和洗手的习惯”“陪伴家人、家庭娱乐”等方式进行防护与应对。进行单样本t检验发现，积极应对方式均分显著高于中值（3分），消极应对方式均分显著低于3分，单样本t检验得分分别为-30.32和-22.93。

表5 大学生应对方式

3 讨论

3.1 大学生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认知理性与非理性并存

通过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发现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大学生的认知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不理性的一面。首先，大学生在获取疫情信息时，更加信任由政府主导的组织间信息传播方式，如电视新闻报道、互联网新闻信息，而对口耳相传或口口相传的人际间信息传播方式的选择率低，如与家人及朋友的信息交流、微信朋友圈。人际间信息传播虽然具有传播速度快、容易被信任等特点，但经过个人层层加工，极易失真，从而误导民众产生非理性的恐慌情绪，而组织间信息传播方式具有极高的社会威望，具有澄清、震慑和稳定情绪的作用[3]。疫情发生后，在各种谣言的影响下，大学生仍能保持理智，对防护、战胜疫情持较为积极乐观的态度，反映出大学生认知过程中理性的一面，这也为该群体形成乐观的心态奠定了基础。

其次，研究表明，大学生对疫情信息的关注侧重于传播途径和传染性、防治措施及效果与病因方面，而对患者愈后情况关注较少，如治愈后对身体的影响、患者治愈后有无传染问题和治愈率方面，这与2003年SARS疫情研究结果一致[2，4]。这或许与疫情的发展阶段有关，本研究调查阶段正处于疫情暴发期，传染迅速，日增长确诊病例超过3 000例，同时，参与调查者为未被感染的健康大学生，因此，他们会更多地关注疫情当下的紧急状态，如新冠肺炎如何传播、如何防护等方面信息。可是，治愈方面的信息虽然不如当下疫情状态紧急，但同样很重要，因此，关注近期紧急的事件，而忽视远期的重要事件，表现出了大学生认知过程中非理性的一面。

最后，在疫情风险认知方面，官方发布的疫情数据与大学生周围的环境信息对大学生疫情风险认知均有重要影响，而二者相比，周围环境信息的影响力显著大于官方发布的疫情数据。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大学生在进行风险判断时，更倾向于准确性较低的生活信息，而不是精确度较高的官方疫情数据呢。著名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提出人的大脑具有两套系统（系统1和系统2），系统1是一种依赖直觉自主发生的快思考，而系统2则是专注且理性的慢思考，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更倾向于采用简单且迅速的系统1来进行思考[5]。因此，大学生在对疫情风险进行判断时，虽然客观的数据会更为准确，但需要启动系统2，耗时耗力，而息息相关的生活信息更容易引发人的直觉思维，促使个体迅速做出判断，这也表现出了大学生决策过程中非理性的一面。

3.2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情绪状态与应对方式较为积极

研究结果表明，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情绪状态较为稳定，各消极情绪平均分均未超过中值（5分），表现出了适度的焦虑与紧张情绪。同时，大学生的应对方式较为积极，多采用“尽量待在家里，少与他人接触”“重视消毒和洗手的习惯”“陪伴家人、家庭娱乐”等积极应对方式，而较少采用暴饮暴食、吸烟、酗酒等回避性的消极应对方式。情绪的认知理论认为，认知是情绪和行为的重要前提，故合理的认知能使个体产生积极的情绪和行为，而不合理的认知则促使个体产生消极的情绪与行为[6]。本研究就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大学生的积极心态与行为反应多与他们合理的认知有关。时勘等认为，越是不熟悉或感觉难以控制的事件，越容易引起民众的恐慌[7]。而在本次疫情期间，政府及时发布疫情信息及防护知识，并及时辟谣，这些有力举措让大学生第一时间获得关于疫情的准确资讯，减少了不必要的想象与猜疑，对战胜疫情充满信心，从而较少产生恐慌、焦虑、无助等消极情绪，并自觉以合理的行为来应对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