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瀚

(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6 )

一、引言

2018年3月20日正式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被调查人涉嫌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监察机关已经掌握其部分违法犯罪事实及证据，仍有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经监察机关依法审批，可以将其留置在特定场所……”目前学术界关于留置措施的完善多是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展开讨论，也提出了留置措施遵循比例原则、引入律师介入机制等富有建设性的建议(1)关于监察留置措施的适用，学术界已经提出过许多建议，如马岭提出：“如果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活动包含了侦查，并且在程序上与检察院的审查起诉阶段相衔接，那么公职人员接受调查时就应当允许辩护律师介入。”[1]卞建林指出：“留置是与逮捕强制性、严厉性相当的措施，应当像逮捕那样，由法律明确其适用条件、批准权限、审查程序、执行程序，同样应当贯彻比例原则，进行必要性审查，少用慎用。”[2]。但是从国家权力的设计角度来看，不论是“两规”措施，还是监察留置，诸如此类的国家强制力都面临着如何限制公权保护私权的问题，在人权保障水平仍需提高的现状下，监察留置的控制绝不仅是《监察法》的问题，同时也是宪法的问题，且围绕着监察留置措施有诸多合宪性怀疑，例如监察留置措施与刑事诉讼法中的拘留与逮捕在人身限制上有“异曲同工”之效，却规避了宪法与刑事诉讼法有关程序的规定，这种人身自由的限制不需要经过检察院也不需要通过法院，这样的规定能否符合宪法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