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子华

(新疆财经大学 法学院，新疆乌鲁木齐 830012)

法治是推进“一带一路”的杠杆，“一带一路”的协议规则必须依赖国内适用机制，以法律方式保护不同合作方的权利。因此，健全的国内适用机制，既能保证“一带一路”各领域的合作与相关协定和协议协调一致，又能强化“一带一路”倡议在法律上的确定性。

一、“一带一路”协议规则的新合作范式

(一)背景梳理：以条约规则主导的国际合作范式的局限性

“合作”是双方或多方为了一致目标而彼此配合的联合行动。合作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同质合作与非同质合作、国内合作与国际合作、正式合作与非正式合作。随着国家的形成，“合作”发展为构建世界秩序的国际合作，国际经济体系、全球化、自由贸易加深了国家之间的依赖，同时也推进了国际合作的基础。(1)参见田野：《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制度设计：一种比较制度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6页。正式合作是具有契约合同的性质，约束和有效敦促各方履约以完成特定目标。因而，“合作”一词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相衔接，成为各国最通常意义的发展共识和思维模式。合作并不意味着没有冲突和对立，近代世界历史的发展表明，国际合作中的多边条约与全球化互动，稳固了以合作为基础的世界秩序。(2)参见刘玉龙：《国际条约与世界秩序》，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以条约规则构建的合作范式成为国际合作的主要范式，如《联合国宪章》第1条明示了“促成国际合作”的宗旨，以解决国家间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国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