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天婵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6)

“9·11”事件的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伊拉克战争使得新帝国主义理论成为国内外学界的研究热点。就国内而言，学者们的研究大致在两个层面展开。首先，对国外思想的评介在目前的研究中占据了很大比例。在这个方面，国内研究与国外新帝国主义理论的进展是同步的。我国对新帝国主义的引介始于21世纪初，这个时间节点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以及新帝国主义理论在国外的兴起是吻合的。随后，新帝国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B Foster)、埃伦·梅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等的思想陆续被介绍到国内。其次，学者们以新帝国主义理论为工具，解释了政治事件并提出了决策建议。例如，有学者认为，因为新帝国主义模式的特征是多边主义，所以我国的外交政策应该传递非帝国主义的信号，坚持程序正义(1)于海洋：《新帝国主义的影响与中国外交的公正追求》，《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年第4期。。由此，国内的新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既不缺乏对理论前沿的关注，也不缺乏对现实的关怀。尽管如此，迄今为止的研究仍有几点不足。首先，学者们对新帝国主义理论的模糊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这造成了其论述上的混乱。“新帝国主义理论”涵盖了不同的研究议题和理论。它既可指新的帝国主义理论，也可指研究帝国主义新特征的理论，甚或是指研究帝国主义新特征的新型帝国主义理论。其次，即便学者们认为这个概念是对新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形容，他们在该理论的特征上也没有达成一致：新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强调一种内容的创新，还是强调理论研究框架的创新，又或是二者兼具？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支，还是独立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国内学者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细致的思考，而他们的理论缺陷也反映了目前研究批判性的不足。学者们多停留于引介国外思想，没有对这些思想的内在逻辑进行梳理和反思。考虑到国内研究的不足，本文将把讨论的对象限定为马克思主义领域内的新帝国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新帝国主义理论对以列宁为代表的传统帝国主义理论进行了反思和重构。它以双重逻辑为框架，强调政策决定和经济运作各自的独立性，并探讨了二者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关系模式。

一、“双重逻辑”的定位：资本逻辑和领土逻辑在马克思主义新帝国主义理论中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新帝国主义理论的兴起和发展既有政治背景也有学术背景。首先，在资本全球扩张的过程中，国家的边界被逐个打破，资本主义成为超越国家的全球性的体系。这一趋势对以国家为核心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造成了一定冲击。其次，资本的全球化并没有消解国与国之间的冲突。2003年，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没有授权及其相关盟国(德国、法国)反对的情况下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以此为背景，“帝国”和“帝国主义”这些概念在媒体、政界和学界频繁出现，甚至得到了主流的认可，帝国主义由此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在21世纪初期的资本主义政治局势的影响下，左派学者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于2000年出版了《帝国》。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全球化重新塑造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它使得民族国家的边界日益模糊，国家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不断下降，帝国主义时代因此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一幅没有中心的世界图景。《帝国》一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马克思主义新帝国主义理论可以看作是对奈格里和哈特的回应(2)新帝国主义理论并非唯一的反应。按照卡利尼科斯的观点，在这场争论中呈现出来的立场有三种。第一种立场以哈特和奈格里为代表。学者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组织在政治和经济上是跨国上的。由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地缘政治上的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的障碍”。第二种立场认为“资本主义需要国家体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已经成功地成为‘非正式的帝国’，从而使得其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臣服在其霸权之下”。在这种力量杜比悬殊的情况之下，持第二种立场的得出的的观点和哈特、奈格里相同，即地缘政治竞争是一种障碍。第三种立场就是“新帝国主义理论”，也就是本文讨论的主题。参见Alex Callinicos, “How to Solve the Many-State Problem”,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9, 22(1), pp.89-105。。不管该理论的支持者之间分歧如何，一方面，他们都认为国家权力和地缘政治在资本全球化时期仍发挥巨大作用，帝国主义理论因此并未过时；另一方面，这些学者也意识到这个时期的帝国主义和以往的相比展现出了许多新特征，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因此需要注入新的内容。由此，马克思主义新帝国主义理论之“新”既包含对帝国主义新特征的指认，又包含对新理论的肯定。而其理论内部的争论也恰恰在这两个层面展开。

马克思主义新帝国主义理论预设了作为事实的新帝国主义。在这个层面，有学者认为“新帝国主义”是经济概念，它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阶段的形容。因为资本主义是以雇佣劳动、剩余价值、资本积累为标志的经济机制，所以新帝国主义可以是经济运作的政治副产品。例如，福斯特认为“新帝国主义”是全球化高级阶段的垄断资本主义(3)John Bellamy Foster, “The Rediscovery of Imperialism”, Monthly Review, 2002, 54(6).，也即普遍化的垄断资本主义(4)John Bellamy Foster, “The New Imperialism of Globalized Monopoly-Finance Capital”, Monthly Review An Independent Socialist Magazine, 2015, 67(3).。一方面，和过去的帝国主义一样，这一阶段出现了资本垄断。资本垄断导致了国家的对外扩张，触发了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之间的竞争及其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帝国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争夺霸权。另一方面，这个阶段的帝国主义具有自身的独特性：金融垄断资本的集中及其在全球范围的扩张③，“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日益增长的控制”，生产全球化为资本和跨国企业带来的帝国主义租金等都表明这一阶段的帝国主义具有不同于以往的特征(5)JB·福斯特，RW·麦克切尼斯，RJ·约恩纳：《全球劳动后备军与新帝国主义》，张慧鹏译，《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6期。。与这种观点相左，另一些学者认为“新帝国主义”是政治概念。一方面，“帝国主义”不是指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而是指一个政治单位，比如民族国家的领土扩张。例如，里奥·帕尼奇(Leo Panitch)和萨姆·金丁(Sam Gindin)认为从霍布森到列宁的古典帝国主义理论的错误之处在于它们完全通过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阶段和危机来解释国家的对外扩张，把政治现象还原为经济现象(6)Leo Panitch, Sam Gindin, “Global Capitalism and American Empire”, Socialist Register: The New Imperial Challenge, (2004(40))[2018-10-17], https://socialistregister.com/index.php/srv/article/view/5809/2705.。另一方面，新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一种类型。由于帝国主义是一种政治举措，新帝国主义也应该是一种政治举措，尽管它具有自身的特征。

上述两种对“新帝国主义”的理解并非不可调和。福斯特尽管是通过垄断资本来解释国家的对外扩张的，但是他并没有否认“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是对不同种类现象的描述：前者涉及的是经济，后者涉及的是政治。因此，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不是同一的。这解释了为什么在《全球性垄断金融资本的新帝国主义》一文中，福斯特采纳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表述(7)John Bellamy Foster, “The New Imperialism of Globalized Monopoly-Finance Capital”, Monthly Review An Independent Socialist Magazine, 2015, 67(3),pp.1-22.，这个概念预设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并存。相似的，帕尼奇和金丁也肯定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并列。并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否认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对政治层面的帝国主义行为是有影响的。“当帕尼奇和金丁批判新帝国主义时，他们同样不得不借助大量的经济分析，通过资本积累的演变方式来论证新帝国主义的权力，并用‘美帝国’这个综合性概念来作为新帝国主义的现实范本”(8)陈人江：《从帝国主义到新帝国主义：本质内涵与问题意识辨析》，《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7期。。不管是将“新帝国主义”视作经济概念还是将其视作政治概念，学者们的研究都着眼于资本和国家的关系，或者更宽泛地说是着眼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笔者认为围绕“新帝国主义”的概念之争源于“帝国主义”概念的多义性。在《美国权力的新官僚》中，卡利尼科斯区分了广义的“帝国主义”和狭义的“帝国主义”。在广义上，“帝国主义”指强大的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统治弱小的国家(9)Alex Callinicos, The New Mandarins of American Power, Polity Press, 2003, p.100.。在这个意义上，“帝国主义”的外延很广，它不仅适用于当今美国，而且适用于公元前的阿卡特王国(10)Alex Callinicos, The New Mandarins of American Power, Polity Press, 2003, p.100.。狭义的“帝国主义”概念则仅仅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理论立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来讨论现代帝国主义(11)Alex Callinicos, The New Mandarins of American Power, Polity Press, 2003, p.100.。以此为依据，我们可以认为福斯特是在狭义的层面探讨新帝国主义，而帕尼奇和金丁的理论预设了广义的帝国主义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所有的帝国主义理论，包括新帝国主义理论，都是对资本逻辑和领土逻辑关系的解析。由此，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经济层面的资本积累和政治层面的国家行为是作为前提出现的。国家的存在、疆域的划分早于资本主义的出现。因此，世界的领土格局是资本积累的环境，资本积累总是从某个国家开始。由于马克思主义以资本主义作为讨论对象，因此，它预设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所以当帕尼奇和金丁以过去为例证明帝国主义的独立性时，他们跃出了马克思主义语境。对马克思主义而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帝国主义过去如何，而在于资本积累会不会影响地缘政治。因此，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探讨的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它既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制度的肯定，也涉及了国家的对外政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由此，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帝国主义理论是对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关系的研究，新帝国主义理论关注的是该关系在资本全球化下的状况。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显示了他们理论框架的不同。

在资本逻辑和领土逻辑的关系问题上，学者们的争论主要围绕领土逻辑展开：是立足于资本积累的需要来解释国家政策，还是认为国家政策的运作有独立的规则？以伍德和哈维的争论为例，伍德认为哈维尽管肯定了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但他在解释新帝国主义事实的过程中仍然肯定了资本逻辑的优先性，并立足于资本扩张解释领土政策。在伍德看来，这种解释模式承袭自传统帝国主义理论，其理论前提是确立资本积累和领土扩张之间的必然性：哈维认为无限资本积累需要无限度的政治权力积累，由此，资本扩张必然导致国家“不断扩张的政治力量和对领土的控制”(12)艾伦·M·伍德：《资本主义扩张的双重逻辑》， 凭颖译，《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7期。。伍德认为这种必然性是不成立的。她区分了经济力量和超经济力量，前者对应于哈维的资本逻辑，后者对应的是领土逻辑。一方面，资本的地理扩张未必需要国家在政治层面的支持，更不一定要求国家通过殖民扩大自身的领土范围。另一方面，国家并不必然支持本国资本的地理扩张。二者关系的不确定性彰显了领土逻辑，或者超经济力量之于资本逻辑的独立性。以此为前提，伍德论述了资本逻辑和领土逻辑在新帝国主义时期是冲突的，“资本主义帝国……其经济力量要求消除殖民地野心的帝国霸权，并通过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来维护霸权……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创造了一种不同的帝国主义，它不依赖于直接的政治统治或领土控制”(13)艾伦·M·伍德：《资本主义扩张的双重逻辑》， 凭颖译，《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7期。。

笔者认为伍德对哈维的批评并没有完全把握哈维理论中“领土逻辑”的内涵。哈维在不同场合对这个概念的使用造就了这个概念的复杂性，而伍德对这一点缺乏认识。在某些场合，哈维将“领土逻辑”定义为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扩张领土以及由此生发的国与国之间的矛盾。领土的存在是资本扩张的环境。换言之，资本是在某个国家生发并由这个国家开始地理扩张的。如果“领土逻辑”仅仅是指国家的领土扩张，那么与资本的地理扩张相呼应的领土政策就是资本生发地所属的国家对外推行的扩张政策，它通过对别国的殖民或占领扩大自身的主权。例如，按照哈维的说法，“因为贸易无视国家边界，制造商坚持把世界当作市场，所以其国家的旗帜必然跟随着他，那些对他紧闭的国家大门必然会被推倒。金融家获得的特权必然会得到国家大臣的保护，即使这些国家的主权在这个过程中会遭到侵犯。为了使世界上有用的角落都不被忽视或者闲置，占领或者建立殖民地也是必然的”(14)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新”在何处？》， 覃诗雅译，《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7期。。就这个层面而言，伍德对哈维的批评是有效的：资本生发地所属的国家未必会支持本国资本向外扩张，不断扩张的资本积累未必伴随不断扩张的政治力量和对领土的控制。然而，在哈维的理论中还有另一种对“领土逻辑”的理解，这个概念泛指某个拥有领土的既定国家对资本地理扩张所做的政治反应以及由此引发的地缘政治变动。例如，在和伍德的争论中，哈维表明他致力于“将有关资本积累及其内在矛盾的空间理论与帝国主义的空间/地理理论结合起来所面临的重大困难，前者源自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解读，后者来自民族国家间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斗争”(15)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新”在何处？》， 覃诗雅译，《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7期。。此外，他更表示，“要辨认新帝国主义‘新’在何处，就需要坚持一个简单的黄金法则：追求剩余资本，寻求与它们的吸收或贬值相联系的地理和基本的领土实践”(16)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新”在何处？》， 覃诗雅译，《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7期。。以此为前提，哈维的理论适用于这样一种情况，即在从源发国家扩张至别国的过程中，尽管资本要求获得地理控制，但这一要求没有得到相关国家的支持：作为资本源发地的国家采取手段阻止本国资本外流，作为资本扩张对象的他国采取政治措施抵御外来资本。由此，哈维对资本逻辑和领土逻辑关系的分析并没有捍卫资本扩张和领土扩张之间的必然性，而是关注地理扩张的资本权力和占据版图的国家权力之间的博弈。

上述论证表明：其一，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新帝国主义理论的议题是资本逻辑和领土逻辑的关系，而不是国家的领土扩张。其二，马克思主义新帝国主义理论内部的争论彰显了澄清“领土逻辑”概念的重要性，即“领土逻辑”指的是某些国家的领土扩张还是泛指国家对资本扩张所做的政治反应？考虑到上述两点，本文将以马克思主义领域内的新帝国主义理论为对象，展示资本逻辑和领土逻辑在该理论中的构建和应用。资本逻辑是指资本积累的地理扩张，领土逻辑是指既定国家对资本扩张的政治反应以及由此引发的地缘政治变化。马克思主义新帝国主义理论以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为前提，强调国家权力、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在塑造垄断资本全球格局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并没有因为资本全球化而被削弱。

二、“双重逻辑”的架构：马克思主义新帝国主义理论对经济还原论的反对和对理论历史性的强调

“帝国主义”这个议题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左派学者的讨论专利(17)比如帝国主义理论的创始人熊彼特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试图整合两种不同的要素：其一是“国与国之间的等级、冲突和结盟”，其二是“生产系统在政治、军事与经济上的运作以及由此生发出的阶级等级”(18)Bob Sutcliffe, “Imperialism Old and New: A Comment on David Harvey’s The New Imperialism and Ellen Meiksins Wood’s Empire of Capit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006, 14(4), pp.59-78.。前者的核心是国家，它所导向的是地缘政治、国家关系；后者涉及的是以生产为基础的阶级分化，以此为切入点可以推进到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分析。具体到资本主义社会，前者将引导我们研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与非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后者涉及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积累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系。由此，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核心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即资本与领土的关系。而马克思主义新帝国主义理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成就了它和以列宁为代表的传统帝国主义理论在分析框架上的差异。由此，为了凸显马克思主义新帝国主义理论双重逻辑架构的特征，本文将首先论述列宁的传统帝国主义理论。

总体而言，列宁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看法秉持了经济还原论的立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阶级是由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决定的。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列宁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19)《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页。。国家的存在是为了实现本国统治阶级的利益，捍卫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剥削(20)《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4页。。以此为前提，在解释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时候，列宁试图从经济结构中找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根源。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有五个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21)《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51页。。一方面，列宁对资本主义的描述大都涉及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特征，比如生产的集中、资本的输出、金融寡头的生成等。另一方面，上面提到的特征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生产的集中导致了工业垄断，银行在竞争中形成了银行垄断。银行垄断和工业垄断加速了资本的积累，从而产生了大量过剩资本。资本家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将这些资本输出到落后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22)《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27页。。资本的跨国性输出促使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展开殖民活动，而这些殖民活动的实施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工具：对内，它帮助资本家维系阶级统治，剥削国内工人；对外，它用暴力推进殖民活动，为资本的国外输出创造条件。因此，资本的输出导致了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领土的瓜分，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所以，列宁得出“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23)《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0页。。

至此，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传统帝国主义理论的特征。首先，列宁预设了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这一原则是普遍有效的，因为它适用于历史上的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因为阶级的基础是生产方式，国家牵涉的是政治和外交，所以这个原则符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因此，资本主义是上述普遍原则的例证，对资本主义各种现象的解释依赖于对上述原则的应用。其次，在更具体的层面，当列宁解释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时候，他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扩张、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归结为国内资本的对外输出。由于列宁把资本输出归结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他最终通过经济层面的资本垄断解释了国与国之间的政治争端。考虑到垄断资本主义是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是“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向更高级的结构的过渡”，列宁用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解释了当时的国际格局(24)《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3页。。

反观以“双重逻辑”为线索的马克思主义新帝国主义理论，其特征之一是对经济还原论的放弃，它认为经济结构与政治措施虽然相互作用但却不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由此，对国家政策的解释不能还原为对资本积累的分析。哈维在《新帝国主义理论》一书中表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起源于权力的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两种逻辑完全不同且绝不可能相互转换，但它们却紧紧地相互交织在一起”(25)[美]大卫·哈维：《 新帝国主义理论》，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48页。。什么是“辩证关系”？哈维对此的理解是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或者更笼统地说是政治和经济，经常会相互竞争，有时甚至会完全对立。他认为，“我们应该将这两种逻辑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存在疑问的，甚至经常是相互矛盾的关系(也就是辩证的关系)”(26)[美]大卫·哈维：《 新帝国主义理论》，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7页。。因此，哈维认为在实际的研究中，我们需要“确保双方同时发挥作用”，“避免落入单纯的政治或经济分析模式”(27)[美]大卫·哈维：《 新帝国主义理论》，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7页。。同样的，卡利尼科斯也表明新帝国主义理论不是还原论。他认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包括两个要素：经济竞争和地缘政治竞争(28)Alex Callinicos, “How to Solve the Many-State Problem”,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9, 22(1), pp.89-105.这两个要素对应于哈维提出的资本逻辑和领土逻辑。。一方面，经济和政治的运作规则是不同的，一方不能还原为另一方；另一方面，卡利尼科斯表明经济和政治，或者说资本逻辑和领土逻辑是相互作用的。由此，相较于传统帝国主义理论，新帝国主义理论反对经济还原论，反对把和地缘政治有关的国家决策完全视作是经济利益驱使下的产物。

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是相互作用的，那么二者的作用模式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哈维和卡利尼科斯都拒绝提供一个普遍适用的分析框架。换言之，他们认为不存在一种超越历史语境的、适用于任何社会形态的解释模式。这也是新帝国主义理论不同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第二个方面。上文对传统帝国主义理论的论述表明列宁的解释大致遵循从普遍到特殊的路径。他首先将“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一原则判定为普遍有效的，随后将该原则应用于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并得出“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以此为前提，列宁认为国家的政策制定，包括对外政策的制定，是以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为目的的。这种解释模式的可靠性依赖于列宁所预设的原则的普遍有效性。与此相反，新帝国主义理论的关键在于其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解释不依赖于某一个普遍有效的原则或者是解释框架。换言之，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作用的模式因时因地而异，理论必须对这些差异给予充分重视，并在必要的时候进行自我修正。哈维和卡利尼科斯都强调理论解释必须建立在对社会事实的具体性的肯定之上。哈维认为帝国主义的类型和形态是多样的，这种多样性是由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作用的不同方式导致的。“各国根据自身独特的规则和惯例来管理自己的事务，由此而产生了各种不尽相同的执政风格，这就为不均衡的地理发展、地缘政治斗争，以及各种不同形式的帝国主义政治创造了基础”(29)[美]大卫·哈维：《 新帝国主义理论》，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48页。。卡利尼科斯则明确反对设定“超越历史的”(trans-historical)的理论框架并把这种框架套用到实际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研究中。他认为，“具体概念承担了解释社会间(inter-societal)关系和趋势的任务。这些概念可以指涉特定生产方式的具体结构和内在趋势”(30)Alex Callinicos, Justin Rosenberg,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8, 21(1), pp77-112.。卡利尼科斯并不否认社会科学研究中会用到抽象的一般的概念(general abstraction)，这些概念适用于任何场合(31)Alex Callinicos, Justin Rosenberg,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8, 21(1), pp77-112.。但是，对这些概念的使用并不是构建一个超历史理论的充分条件。不仅如此，按照卡利尼科斯的观点，用来分析帝国主义的理论本身具有历史性。换言之，当研究的对象发生变化的时候，学者们必须反思理论内容和模式，作出相应的修改。在《如何处理多国问题》一文中，卡利尼科斯援引詹明逊的观点，认为“唯一超越历史的规则就是始终坚持辩证思想的历史性”(32)Alex Callinicos, “How to Solve the Many-State Problem”,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9, 22(1), pp.89-105.。由此，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新帝国主义理论包容了这样一种可能：在某些情况下，领土逻辑在双重逻辑的作用中占主导地位，但是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则未必如此。

三、“双重逻辑”的应用：马克思主义新帝国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分析

在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新帝国主义理论分析方法上的特征后，接下来我们将考虑该理论对帝国主义的具体论述。大致而言，新帝国主义理论在分析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肯定了资本逻辑的主导性。换言之，资本积累是学者理论分析的立足点，他们着重考察的是政治国家对资本积累的回应。具体而言，新帝国主义理论首先讨论资本的积累和扩张过程，随后立足于资本积累的效应和需求考察国家在这个过程中的应对手段。例如，卡利尼科斯在探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问题时倾向于把“国家体系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维度……任何理论，如果它赞同资本主义生产占据主导地位，并以此为前提发展马克思主义，那么它必须在理论分析进行的适当时机引入另外一种竞争模式。这种竞争模式自身有自己的规则和目标，构成了国家体系的一个属性”(33)Alex Callinicos, Imperialism an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Polity Press, 2009, p.83.。需要强调的是，这样一种立场并不是经济还原论，因为它肯定了国家体系的运作有自身的模式，它不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也不能完全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释。但是，国家体系的运作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国家需要对资本积累进行应对。由此，在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进行具体解释时，首先，学者们需要肯定资本逻辑和领土逻辑、经济运作和地缘政治各自的独立性；其次，他们需要回答资本逻辑为什么会牵涉领土逻辑，也即国家为什么需要对资本进行回应；最后，他们需要对全球化背景之下的帝国主义进行分析，从而展现新帝国主义理论的解释力。

新帝国主义理论表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策略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是同步的。首先，资本家对经济利益的捍卫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立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在《新帝国主义理论》中，哈维指出，尽管国家对资本家在制度和法律上的支持会更好地促进资本积累，但历史表明资本家对利益的捍卫并不必然需要国家的支持。比如，“批发商和经销商可以通过建立自己的荣誉规则或行为准则而得以生存下来……他们在相互之间建立了信任网络……并在支持或反对国家权力的基础上，用他们自己的暴力工具(就像商业资本家经常所做的那样)来保护他们的财产和商业活动，使其免受敌对力量或国家权力的威胁”(34)[美]大卫·哈维：《 新帝国主义理论》，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74-76页。。因此，可以论述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立符合资本家的利益需求，但无法论证二者之间有某种必然性。其次，不同资本主义国家出台的政策具有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无法通过资本积累解释。资本的运作是复杂的，国家在应对资本运作时所做的反应是多样的，国家的政策受到资本之外的诸多因素的影响。哈维举例说明了英国和法国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不同作用，他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差别是因为在英国“商业资本主义要远远强大于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而在法国，则是农业资本占据着主导地位”①。最后，资本主义国家在地缘竞争中所采取的扩张策略也彰显了政治措施之于资本扩张的独立性。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中期，德国和美国在挑战英国霸主地位的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对外政策：“德国试图通过武力把其他地区纳入自己封闭的经济领域内，而美国则试图让世界向其贸易和投资开放”(35)Alex Callinicos, Imperialism an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Polity Press, 2009, p.70.。

在回答资本逻辑为什么与领土逻辑纠缠在一起时，新帝国主义理论的代表哈维提供了有力的说明。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资本的积累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了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只有在这个过程完成时，资本才可实现积累，实现剩余价值。这个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在哈维看来，都产出了空间。哈维认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我们可以找到三种关于空间的看法。首先是一种绝对空间观：“固定的不变的坐标”(36)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Verso, 2006, pxix.。例如，厂房和生产的占地，国家的疆域，商品的物质形式对应是绝对空间。其次，我们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还会发现相对的空间观，这种观点用运动定义时空结构(37)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Verso, 2006, pxix.。相应的，当马克思谈及商品、货币、资本的流通，其涉及的就是相对的时空。参照这个概念，我们可以说交通工具的发展、电子金融工具的衍生塑造了新的时空结构，缩短了国家之间的距离。最后，马克思的理论包含了关系性的时空观。关系性的时空观认为“时空不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它借由事件和过程产出，并且内在于事件和过程”(38)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Verso, 2006, pxix.。哈维指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贯彻的是关系性的时空观。价值是非物质的社会关系，它内在于商品。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资本生产了空间。资本是一个过程，第一，这个过程涉及了绝对空间的生产，比如投入固定资本建造厂房和生产线，生产商品等。第二，资本过程包含了商品的流通，资本主义生产促生了廉价迅捷的交通方式和传播方式，缩短了时间和距离。第三，资本过程囊括了价值的创造和剩余价值的实现，是对社会关系的生产。以对资本的分析为前提，我们进而可以得出资本的积累不断地生产出了空间。至此，我们可以引入资本逻辑的一个重要特点：资本对区域的生产。“区域”，又被称为“区域经济体”，它是指在时空中运行的资本积累过程在一定时期内所获得的相对稳定的地理学结构(39)[美]大卫·哈维：《 新帝国主义理论》，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3-94页。。在一个区域经济体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呈现了某种程度的结构性一致”(40)[美]大卫·哈维：《 新帝国主义理论》，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3-94页。。区域内部会生出权力逻辑：统治阶级和霸权阶级在区域内形成，对该区域的政治经济产生重大影响(41)[美]大卫·哈维：《 新帝国主义理论》，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3-94页。。这种权力逻辑和权力的领土逻辑相互作用，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例如，当一个区域处在领土之内并且在国内的经济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时，国家的政策就会受到该区域的影响(42)[美]大卫·哈维：《 新帝国主义理论》，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3-94页。。

帝国主义所牵涉的是既定区域的破坏:新兴区域的生成。哈维将帝国主义所涉及的地缘政治问题转化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本在某个时期会破坏原来的区域？对于这个问题哈维的回答是区域的破坏是为了应对资本过度积累危机。为了应对危机，资本必须采取时间-空间修复：“通过时间延迟和地理扩张解决资本主义危机”(43)[美]大卫·哈维：《 新帝国主义理论》，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99-147页。。如果剩余资本在一个区域内无法被吸收并且实现增殖，那么资本必须被转移出该区域，开始新的区域建构。尽管这种做法可以使得资本主义体系避免整体性的危机，但是它对于国家却可能是致命的。对于国家而言，坐落于其领土内的区域的破坏可能导致国家的经济崩溃，并进而引发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为了避免这种状况，一方面，国家不得不参与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由此引发了更为激烈的国与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另一方面，国家需要更好地控制资本流动，并在必要的时候采取帝国主义行为，从而获得资本垄断的地位。至此，哈维得到了理解当今帝国主义的重要工具：日益激烈的地缘竞争，控制资本达到垄断。他的观点在其他新帝国主义理论的支持者中得到了共鸣。

在分析资本全球化背景下的帝国主义时，新帝国主义理论认为，首先，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帝国主义都是作为事实存在的。“帝国主义”是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某些特征的形容。例如，约翰·里斯(John Rees)认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民族国家、个体企业、劳动力冲突的表现(44)John Rees, Imperialism and Resistance, Routledge, 2006, pp.4- 6.。其次，学者们认为当今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以往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连续性。例如，哈维在《新帝国主义理论》一书有这样的论述：“‘新帝国主义’似乎只是在重复已经逝去的帝国主义，尽管事件和地点均已完全不同”(45)[美]大卫·哈维：《 新帝国主义理论》，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99-147页。。瑞·凯利(Ray Kiely)指出新帝国主义理论的支持者都认为现下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格局和一战之前的格局是一样的：二者都属于资本主义扩张的帝国主义阶段，各个帝国主义势力的竞争会以冲突告终(46)Ray Kiely, “Capitalist Expansion and the Imperialism-globalization Debate: Contemporary Marxist Explana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2005, 8(1), pp.27-57.。最后，尽管学者们认同这种连续性，但他们更强调帝国主义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被赋予了新的特征。里斯指出，和冷战时期相比，当下的帝国主义呈现出多极化的样态，变得更加复杂、更加不稳定(47)John Rees,“Imperialism: Globalisation, the State and War”,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2001,93(2).。大致而言，这个时期的帝国主义有以下几个特征：“1.全球资本主义萌生于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其时正值资本主义经济危机；2.这个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上分化为三股势力——西欧、北美和东亚，这三股势力之间存在竞争；3.因此，尽管美国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力量上的不平衡，但它和这些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重大的利益冲突……在长期经济衰退的背景下，这些利益冲突会导致地缘政治斗争”(48)Alex Callinicos, “Does Capitalism Need the State System?”,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7, 20(4), pp.533-549.。

马克思主义新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全球化发端于19世纪中后叶。二战之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经过20年左右的经济增长之后陷入了经济危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应对危机，采取了一系列手段。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经济政策被采纳，并在美欧的推动下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关键词是“私有财产”、“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相应的，它认为国家不应该干预经济，国家的作用仅仅限于保护自由财产、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阻止其他因素对它们进行干扰。在新自由主义的引导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打击工会力量，推动私有化。在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新自由主义在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同时，注重货币的杠杆作用。一些理论如芝加哥学派认为中央银行应该成为独立于政府的金融机构，制定并实施货币政策，调控利率，应对通货膨胀。这一理念的践行提高了金融机构的独立性，加速了金融工具的衍生。跨国性的金融组织，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立，促生了全球化景观中重要一环：金融资本主义在全球的蔓延。因此，正如里斯所断言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教义已然极大的助长了全球化，并使其获得了合法性”(49)John Rees, Imperialism and Resistance, Routledge, 2006, p.93.。

尽管在新自由主义的宣传中国家的作用不断减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地位下降。新帝国主义理论表明资本主义全球化使得国与国之间的地缘竞争更加激烈。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在《分析帝国主义》一文中指出当资本越出某个国家的边界，在国际范围内运作和积累的时候，国家和国家之间在利益上的分歧会越来越严重，由此它们之间的冲突也会越来越严重。因此，“宣称自由贸易和新自由主义会消除矛盾，大谈特谈单数名词‘帝国’而放弃使用‘帝国主义们’(imperialisms)的学者会面临失败”(50)Chris Harman,“Analysing Imperialism”,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2003, 99(2),pp.46-71.。所以，地缘政治竞争，或者领土逻辑，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新帝国主义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在这一轮的竞争中，尽管美国仍占据优势，但是这种优势不再是压倒性的，它面临着来自日本、欧盟、俄罗斯等地区的挑战。这一判断为解释伊拉克战争提供了视角。新帝国主义理论认为美国之所以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为了捍卫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在哈维眼中，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不仅是为了借此控制中东地区，从而控制全球石油管道，并因此控制全球经济，它还希望借此在欧亚大陆建立一个强大的军事桥头堡，当这一桥头堡与从波兰到巴尔干的一系列盟友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它将会成为欧亚大陆一个强大的地缘战略支点，并有可能破坏欧亚权力集团任何形式的联合”(51)[美]大卫·哈维：《 新帝国主义理论》，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70页。。相似的，彼得·高恩(Peter Gowan)在苏东巨变所引发的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背景下定位伊拉克战争(52)Peter Gowa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within the Capitalist Core and the Debate on the New Imperialism”, Journal of Global Faultlines, 2013, 1(1),pp.5-33.。冷战之后，西欧和东亚对美国的依赖下降，因为它们不再面临来自苏联的战争威胁。由此，美国的军事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计划在欧亚打造新的政治格局，重新确立自身军事力量的地位。伊拉克战争可以看作该计划的一个步骤，它不仅构建了一个依赖于美国力量的新的区域，而且造成了西欧的分裂。

以双重逻辑为架构的马克思主义新帝国主义理论借鉴并批判了以列宁为代表的传统帝国主义理论，在理论框架和内容上重塑了对帝国主义的看法。在框架上，它一方面反对经济还原论，强调经济和政治，或者说是资本逻辑和领土逻辑的二元性；另一方面，它突出了理论的历史性——由于资本逻辑和领土逻辑的作用方式会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化，学者们不可能提出一套普遍有效的解释模版。在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具体分析中，马克思主义新帝国主义理论一方面强调地缘政治的重要性，认为资本主义全球化加剧了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帝国主义因此不是完成时而是进行时，但是，另一方面，它也表明资本全球化下的帝国主义并不是以往帝国主义的简单重复，金融化、多极化、跨国化成就了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作用的新特征。反观近几年的国际局势，不管是美国的重返亚洲计划，特朗普挑起的贸易争端，还是苏联和乌克兰的纠纷，叙利亚战争的爆发，林林总总的政治事件告诉我们地缘竞争并没有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而偃旗息鼓，而这些也印证了新帝国主义理论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