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帮献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医院，广西 南宁 530001）

原发性肝癌（primary hepatic carcinoma，PHC）好发人群集中于40-50岁男性，并常见于东南沿海地区。该病症发作后是十分致命的，同时也是严重威胁人们身心健康的其中一种[1]，但根据目前研究进展来说，对于诱发患者原发性肝癌的发病机制和影响因素尚且还未得到明确的肯定，但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和环境因素，黄曲霉素、病毒性肝炎、肝硬化等化学致癌物质有关[2]。在临床上主要呈现出肝区疼痛、肝癌转移症状、进行性肝大、消瘦、食欲不佳、乏力等表现。尤其是上述所提到的肝硬化，是造成PHC的主要威胁因素[3]，而肝硬化的形成与HCV（丙型肝炎病毒）和HBV（乙型肝炎病毒）等慢性感染有关，在国外因酒精不受限的缘故，酗酒便成为导致肝癌的重要影响因素。尽管有意识到肝硬化对于人体的害处，但在确诊时也为时已晚。而在治疗PHC患者时不管是采取介入还是手术治疗所得到的临床效果都不是特别好[4]。因此早期诊断与及时治疗所起到的作用就十分重大。通过联合多种肿瘤标志物检测可有效改善诊断有效性且抑制误诊和漏诊的情况。本次研究主要通过阐述在诊断原发性肝癌时联合检测肿瘤标志物所产生的影响。

1 联合AFP、AFP-L3、DCP检测

甲胎蛋白（AFP）属于单链血清糖蛋白，自1970年以来AFP凭借着其在血清中呈上升特征一直作为肝癌诊断检测工具[5]。在婴幼儿早期发育时，主要由肝脏与卵黄囊分泌，随着年龄的增长成年后的血清含量较低。但经几年发现，PHC患者出现阴性AFP的现象越来越频繁，同时发现仅AFP检测漏诊率较高[6]。导致人们对诊断和筛查病症时的特异度与灵敏度引起异议。AFP-L属于糖蛋白，在亲和电泳上根据其和LCA（小扁豆凝集素）形成的条带大致分为AFP-L1、AFP-L2及AFP-L3三种类型。其中甲胎蛋白异质体3（AFP-L3）的主要形成场所来源于肝癌细胞[7]。有研究[8]印证，患者预后和治疗前AFP-L3高水平有关。同时将作为肿瘤标志物广泛应用于实际临床检测中。研究[9]表示，患者经治疗后，依旧显示高水平AFP-L3患者预后较差，而对于浓度低的AFP肝细胞肝癌有明显预判价值。与正常凝血酶原一样，异常凝血酶原（DCP）主要是在肝细胞微粒体内，在γ-羧化酶、Vit K依赖性谷氨酰的催化下而羧化形成[10]；若当肝细胞癌变或Vit K缺乏时，无法羧化机体内肝细胞内质网中的肽链N端第十个谷氨酸残基，而正当这个时候，去羧基化的凝血酶原会入血释放，而其余正常凝血酶原相比，并不具备凝血活性，因此成为DCP。有研究[11]整合了38个有关于PHC患者接受DCP诊断研究所取得的结果显示，DCP的肝癌特异性与诊断有效率都较高。

2 联合GP73、DCP、AFP检测

高尔基体跨膜糖蛋白73内一共含有氨基酸残基400个[12]。在健康人群机体肝组织中，GP73在肝细胞中表达相对较少，但在胆管上皮细胞表达较多。研究[13]表示，GP73水平对肝癌具有诊断意义。也有学者[14]对35例PHC患者检测血清中GP73、DCP、AFP水平发现，联合诊断GP73、DCP、AFP可改善PHC的诊断价值。

3 联合DKK1、DCP、AFP检测

DKK1和Wnt信号通路间关系密切，同时也是分泌型抑制因子[15]。在肝细胞肝癌的发作、持续发展中DKK1可起到显著作用。有学者[16]表示，DKK1可作为肝癌治疗的潜在靶点和肝细胞肝癌进展过程中的关键调节因子。

4 联合CA199、CA125、CEA、AFP检测

癌抗原199（CA199）在健康人机体中含量较低，是一种肿瘤相关非特异性低聚糖类抗原[17]，患者血清CA199在多种由内胚层细胞分化而来的上皮类恶性肿瘤中明显升高，对于诊断肝癌、胰腺癌有一定价值。癌抗原125（CA125）源于胚胎发育期体腔上糖蛋白[18]，当患者癌变发作时，其水平会增高，在实际临床诊断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癌胚抗原（CEA）是从机体结肠癌中分离出[19]，但在幼儿的胰腺、肠、肝内均存在，属于酸性糖蛋白。自出生后其基因长期处于被压制的情况，低血清水平。相关研究[20]显示，CEA对于预测干细胞肝癌情况主要通过肿瘤血管与上皮间质转化，是独立因素。

5 总结

虽然从近几年开始，联合检测肿瘤标志物目前已经成为了临床诊断必不可少的一项检查，不过在各地域的各医院说选择结果不一致[21]，至于何种联合检测能在保证诊断结果的同时还能兼顾患者经济能力，还未做定夺。但笔者能够肯定的是，在当下没有研究出新型的治疗方法时，还是会选择介入与手术的方式进行，并争取通过联合检测肿瘤标志物及时诊断[22]，及时延长患者生命，改善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