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定远 欧阳能太

甲状腺癌是内分泌系统发病率最多的恶性肿瘤[1]，我国城市地区女性甲状腺癌发病率位居女性所有恶性肿瘤的第4位，60岁以上人群甲状腺结节发病率为50%～70%[2]，但恶性肿瘤仅占甲状腺结节中的5%～10%。尽管传统诊断方式，如超声、细针穿刺(FNA)等手段能够筛选出大多数甲状腺癌，但是准确性有待提高，如按TBS诊断系统细胞病理还存在较高比例的不确定类型。另外，甲状腺癌的生物学行为在细胞病理层面很难作出具有临床意义的判断。

甲状腺癌分为分化型甲状腺癌(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DTC)、甲状腺髓样癌(medullary thyroid cancer，MTC)、低分化甲状腺癌(poorly 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PDTC)和未分化癌(anaplastic thyroid cancer，ATC)，DTC包括甲状腺乳头状癌(papillary thyroid cancer，PTC)和甲状腺滤泡癌(follicular thyroid cancer，FTC)。各种类型的甲状腺癌恶性程度不同，治疗方式和预后也不一样。DTC临床上最常见，约占90%，一般预后较好，但是也有部分DTC早期已出现局部器官侵犯、颈部淋巴结转移或远处器官转移，严重影响病人生存期和术后生活质量[3]。因此，如何精准甄别甲状腺结节的良恶性和评估肿瘤恶性程度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随着甲状腺癌分子机制研究的深入，从甲状腺癌生物学行为的角度，特别是从基因变异层面认识甲状腺癌的本质，分辨低风险甲状腺癌和高风险甲状腺癌已成为可能，这将进一步提升甲状腺癌的精准诊断和治疗。

一、甲状腺癌的基因变异

甲状腺癌发生、发展是多基因调控的结果，转录和转录后调控起主导作用，主要涉及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通路及磷酸肌醇-3-激酶(PI3K)/AKT信号等通路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