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洪波， 金钰昕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沈阳 110136)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开创，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原则的关于历史认识、历史分析和历史评价的理论学说。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并与其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伟大实践有机结合。毛泽东一生酷爱历史，他用科学的历史思维观察世界、分析社会发展，是他思想形成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恩格斯曾经说过:“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 哲学派别，甚至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这句评价用在毛泽东身上，恰如其分。毛泽东从传统历史观到唯物史观的转变，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不断成熟的过程，唯物史观对其中国革命理论和建设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中国历史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对20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影响深远，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新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接受与创新历程

(一)传统文化教育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接受的文化基础

毛泽东青少年时期所受的传统文化教育为他打下了史学思想的基础，而五四运动前后他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其中马克思主义有关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深刻影响了他，是他后来思想发展的重要基础和组成部分。同时毛泽东又以其实践过程和思想发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中国的创新发展。毛泽东 青少年时代所生活的湖南地区有着悠久的传统文化基础和重视历史的文化氛围。宋代张拭、朱熹等开创的“湖湘学派”主张“士君子之学，不过一实字”，开创了注重“实学”的地域文化特点。明末清初著名学者王夫之更是提出“理势统一”的历史观，强调读史不仅要“知治知乱”，更主要的是“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进一步夯实了运用历史思维、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清末经曾国藩、谭嗣同等对王夫之思想的提倡与传播，经世致用思想特别是注重以史学经世的理念已经深深融入到地方文化中。而近代以来，洋务运动领导者曾国藩、左宗棠，以及晚清第一位驻外使节郭嵩焘等，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将西方近代思想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使得湖南地方文化带有了新的思想元素，为史学走向致用之学奠定了基础。

在这一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毛泽东深受史学致用思想影响，他18岁求学时所作的《商鞅徒木立信论》是他早年展示历史思维和“以史经世”的代表性文章。文中“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1]2，明显带有以历史思维来分析当时中国国情民情，借古喻今的特点。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助理管理员，在这里他较为系统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了他一生最为重要的思想转变。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同时，其历史观也为中国先进分子所认识。例如，最早引进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的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中用初步的唯物史观分析十月革命的发生，肯定这场“劳工革命”开创新纪元的历史作用和意义。李大钊还开设《唯物史观》课程，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搬进大学课堂。毛泽东受唯物史观影响，也尝试用相关理论分析中国社会问题。如在写于这一时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他指出“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在对十月革命分析的基础上，他进而得出“我们竖看历史，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 无不是出了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1]312-315。肯定普通民众的历史作用，这就为他接受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主体性的观点奠定了基础。1920年底，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回信中讨论了接受唯物史观的问题，明确表示了对唯物史观的接纳“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实证而容易被人动摇。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2]。从上述表述可见，在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对唯物史观的认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认可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基础，认可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对于从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到抛弃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转变，具有转折意义。

(二)中国革命实践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创新的现实依据

建党初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初步创新时期。建党初期，如何认识中国国情，如何正确分析中国的阶级状况，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写下《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分析了当时中国地主阶级、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无产阶级等诸多社会阶层的经济基础、政治诉求、立场观点以及应该采取的应对政策等。毛泽东从它们产生的历史环境、所处的经济地位出发进行分析，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分析。特别是对于当时“中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可谓颇具预见性，他预见到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在革命高涨时将要分化，其右翼将要跑到帝国主义方面去”[3]。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实际，毛泽东写下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篇章，运用马克思 主义历史观科学地论证了红军和红色政权在中国存在和发展的客观条件，特别是从经济基础上分析了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根本原因之一。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毛泽东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并取得革命胜利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他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是建立在对中国历史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选择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进行了认真的剖析，分析中贯穿了阶级分析法和矛盾分析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和动力和前途。该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论》则是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著述，他以历史的视角，对比了中国的“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进而提出和回答了“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的问题。该文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演变与发展的角度论证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必然趋势。《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党的斗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作了科学总结和概括。该文是在全党延安整风的基础上形成的，通过党的高级干部讨论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取得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认识达到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

建国以后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创新的进一步发展时期。他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这一探索是建立在对中国历史国情分析基础之上的探索。《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第一次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命题，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 重大问题，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丰富和发展。

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运用与发展

(一)运用唯物史观对传统史学理论的继承与创新

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高度关注，使得他深受中国传统史学思维的影响，在唯物史观的运用中，结合传统史学思维进行分析是一个显著特点。1958年，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借用唐代著名历史学家刘知几关于史学评论的论述说：“唐朝有个刘知几，是个历史学家。他主张写历史的人要有三个 条件：才、学、识。”[4]毛泽东还借用刘知几的史学思维，并将其运用到党的具体工作中，指出：“他说的识，就是辨别风向的能力。我现在特别提醒同志们注意的是，我们应有辨别风向的能力，这一点有极端的重要性。”毛泽东把传统史学中“史识”的思维，与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判断力结合起来，提出要从历史中汲取有益的成分。同时，他注重对中国悠久历史的关注与研究，如1956年8月，他在会见中国音乐家协会的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历史总是要重视的……我们历史久，也有它的好处。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卖国，要砍也砍不断。”[5]177

毛泽东在继承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又主张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批评与继承，注重立足于当下社会，主张“厚今薄古”，反对“泥古”和“复古”。他说：“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他还主张：“应该学外国的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毛泽东在历史评价上的“厚今薄古”是针对传统史学“厚古薄今”的批评和扬弃。在传统文化特别是历史观中，“尊古”色彩较为浓厚，特别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往往是对于“先古圣王”的敬仰和崇拜，甚至到了近代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康有为发动的戊戌变法，也要借助“托古改制”。虽然“托古”是为了在社会变革中减少阻力，带有一些功用性目的，但过度标榜“古圣贤人”，与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与理念已经不能相适应。正如马克思所说，新时代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事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5]178。因此，建立在对当代社会发展思考与分析基础上的历史思维，要体现出“厚今薄古”的特点。

毛泽东对传统史学观点的批评继承和创新，体现出他以中国文化为本位来思考和看待中国社会发展，因此，他建议“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6]。他反对照搬外国的经验而忽视中国的特点，指出要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他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7]534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历史思想已经是建立在传统文化批判继承基础上的创新。这个创新过程，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充分体现出来。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整风学习文献中，提出学习历史的重要性，指出特别要关注中国历史与国情，批判了“言必称希腊”的问题。他说：“不论是近百多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8]由此，他还提出辩证看待中西古今历史的关系，以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做法。

(二)以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与革命

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分析，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的第一部分就以“中国社会”为题目，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理论来分析中国社会发展历程和社会性质，详细阐述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古代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及其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农民战争等问题。在这些分析中，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与历史发展动力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7]623-624。对于鸦片战争后进入到近代社会的中国，毛泽东则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他依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理论，分析了这一社会性质是由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虽然被破坏了，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没有变，依然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主要位置。外国资本主义进入中国，虽然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但由于民族资本主义深受外国资本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影响，其发展有限且力量薄弱，并未构成中国决定性的经济基础。正是对经济基础的准确分析与判断，才认清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和主要矛盾。毛泽东从古代中国入手分析中国历史问题，从历史传统分析到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不是孤立的看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也不是简单套用西方历史理论，而是在传统与国情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进而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

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思维分析中国革命形势，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显著特征。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毛泽东明确反对把人口因素作为中国历史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这是针对当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的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的批判，因为白皮书中说“中国近代最大的问题是人口大幅度增长所产生的巨大压力”。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对社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会起到加速和延缓社会发展的作用，但它们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以“人口因素决定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观点，事实上否定了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以及这一主要矛盾对中国近代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毛泽东运用古今中外历史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吗……美国一百四十七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华盛顿杰斐逊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什么美国人口过剩。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封建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9]。

(三)以唯物史观评价历史人物

在中国传统历史学的人物评价中存在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英雄史观占据了主导地位，即认为历史的创造者是以帝王将相为代表的“英雄人物”，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是次要甚至微乎其微的。近代著名学者、历史学家梁启超也认为“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大人物“心理之动进稍易其轨，而全部历史可以改观”。另外一种倾向是中国传统史学往往更注重人物的道德评价，以所谓正统史观和儒家伦理道德来看待历史上一些有争议的人物，如对秦始皇、曹操、武则天等的评价。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应用于历史人物评价，虽然他关于历史人物的专门论著很少，但他在读书批注、各类讲话、论著的用典中多有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他在历史评价中善于议古论今，借历史问题阐述现实问题。由于毛泽东善于利用历史问题开展说理与论述，引用历史人物评价信手拈来、如数家珍，运用历史人物评价已经成为他文章与讲话的显著风格。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价历史人物，对于历史上的帝王将相的评价，他站在是否促进历史发展和进步的角度，而不是站在道德的角度进行评价。例如，在传统史学评价中曹操多被视为篡汉的“奸雄”，毛泽东则充分肯定曹操的雄才大略和历史进步作用。他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这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因此，毛泽东提出传统史家否定曹操，“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10]。在对这些历史人物肯定的论据中，毛泽东更加注重从其对历史发展进步的角度，从推动社会前进的角度加以肯定。更重要的是，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他日益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并形成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因此，在他的论著中关于历史创造者的论述中，对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是高度肯定的。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充分肯定农民的历史作用，指出“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就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强调“无论如何，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而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 他更是在总结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三、毛泽东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理论创新的影响与启示

毛泽东史学思想不仅对于其分析中国问题，指导中国革命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和方向性作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奠基者是李大钊，他的史学著作除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史学要论》专著外，还有《史学思想史讲义》和多篇论文。在五四运动前后发表的多篇论文《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观》《阶级竞争与互动》《物质的变动与道德的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研究历史的任务》等，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阐述，还论述了唯物史观的进步性及其史学上的重要地位。毛泽东接续李大钊关于马克思 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由于他经历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时期，并成为这次革命的领导者，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成为李大钊之后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作出最为重要贡献的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聚集和影响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如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吴晗等。这些历史学家在建国前后，以马克思主义史学视角，就中国历史与社会的重要问题开展讨论。这些重要问题包括“亚细亚生产方式”“历史分期问题”“关于中华民族问题”“前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等，这些讨论往往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和当时中国社会发展和道路选择密切相关。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历史发展重大问题的探索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要内容，这一讨论与争辩过程不仅推动了具体历史理论与问题的探索，更使得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中国化得以推动。在这一时期对错误历史观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方面毛泽东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之间的互动表现的尤为明显。例如，关于胡适的“实验主义历史观”问题，胡适反对唯物史观，“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胡适的这一立场针对唯物史观的色彩十分明显。1940年，毛泽东曾建议历史学家范文澜对胡适的错误“有所批判”。此后，另一位历史学家翦伯赞发表了《评实验主义的中国历史观》一文，从实验主义历史观的理论根源、关于历史的主观性和客观性、关于点滴进步与历史规律等几个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开展了深入的批判[11]。

除了破除错误历史观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攻击和影响之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还注重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积极从事中国通史编撰工作。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主体地位和阶级斗争作为发展动力等视角，作为新的中国通史体例，编写了一批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通史著述。这其中以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的《中国史纲》最具代表性。这些通史著作编写于20世纪30～40年代，正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的重要时期，他们的这些历史著述是从历史观的角度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合理性。在历史观基础上，他们与毛泽东的历史观高度契合，是毛泽东历史观在史学著述编撰方面的体现。例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的编写正是在毛泽东的直接提议下完成的。范文澜到延安后，在延安“新哲学会”和中央党校讲授《中国经学史演变》，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希望范文澜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组织编写中国历史读本。在《中国通史简编》编写期间，毛泽东和范文澜关于编写内容有过讨论，毛泽东曾提出不少建议。这部书出版后，毛泽东曾高度评价，“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这部书不仅成为党内政治学习的重要教材，也成为学术界有影响的著作，在编写体例上形成了一种范式。

建国以后，毛泽东更加重视用历史教育党员和宣传党的政策，在党内和国内多次掀起学习唯物史观的高潮。建国之初，为了让广大党员干部能更好的适应解放后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毛泽东在党内提倡学习之风，他指出“事情是发展得这样快，以至使很多人感到突然，感到要重新学习”。在此背景下编写了一套包括历史类书籍在内的干部必读书。而对于史学界的前沿问题他也高度关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影响下，史学界著名的“五朵金花”问题争鸣，即围绕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等史学重要问题展开的争鸣，这些问题的争鸣虽然受当时环境的影响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但总体上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和历史科学的繁荣起到了巨大作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历史科学中的指导地位，也推动了对具体历史问题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