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宇

不同于以印史、篆法、章法、刀法等为研究思路的印论，明杨士修《印母》是印学史上一部专门从印章美学角度切入的著作。杨士修的两部印学著述《周公瓘< 印说>删》与《印母》均成书于万历壬寅年（1602），周应愿《印说》成书于万历戊子年（1588），杨士修“以周氏婿”，[1]《印说》对作为周家女婿的杨士修在《印母》中的印学思想应该是有所影响的。杨士修《印母》从八个方面对印章美学进行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梳理，并提出了印学的“渐进之法”，与周公瑾《印说》相比，在印章美学的探索上显得更加整体、更加系统，充斥着对印章美学的感性光芒和理性认知。

一、融“人”于印：印章美学的感性光芒

杨士修在《印母》中对人性的关注是显著的。艺术作品是依赖于人的情感而存在的，篆刻艺术也不会例外，篆刻作品和实用印章的根本区别就是在于其能否蕴含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并且能够使欣赏者在有一定审美认知的基础上体悟到作者的精神世界，这样便形成了一种艺术创造与再创造过程中的合力，使篆刻作品满足创作主体和欣赏者的美的需求。文人参与的篆刻艺术是中国后起的艺术形式，且印学理论出现较晚，无论从文体构架或语言辞藻上都对其他艺术门类的理论成果有所借鉴。杨士修看到了篆刻艺术中“人”的情感因素，将其融入到印学审美的范畴，是对印章本身仅为人造之器的升华，赋予了印章以文人所向往的精神世界之情愫。

（一）情——印章升华为艺术的要素

杨士修在《印母》的开篇便开门见山地阐述了其印学审美观中的人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