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欣（渤海大学文学院当代文学制度研究中心，辽宁锦州121013)

《灵与肉》在张贤亮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这部作品获得了1980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牧马人》上映时曾引起轰动，创造了1.3 亿人次的观影记录，成为一部反映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患难真情的时代经典，由此确立了张贤亮在20 世纪80年代文学中的位置。《灵与肉》发表后在读者中曾引起过极大争论，1981年，以《朔方》为主要平台，形成了一场关于小说《灵与肉》的文艺论争，但这场论争不仅没有削弱小说的经典地位，反而大幅地提升了张贤亮的文坛知名度和作品的社会影响力，使张贤亮成为引领宁夏新时期文学的标志性作家。

“伤痕文学”曾是风靡新时期之初的创作思潮，但随着它日益显示出模式化的创作倾向，读者对于“伤痕文学”里浮夸和泛滥的情感宣泄已经司空见惯，并产生了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张贤亮创作的小说《灵与肉》能够获奖，并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部作品中真实的人道主义情感打动了读者。从文学创新的意义上讲，《灵与肉》超越并发展了新时期的“伤痕文学”理念，开启了新时期文学对人生价值与人格尊严的追寻。作品对人的存在价值进行哲理性的反思，具有鲜见的思想深度。今天，我们探讨小说《灵与肉》的接受和传播过程，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80年代初期文学的关注焦点和美学趣味。

一、《灵与肉》引发的争鸣

1980年，张贤亮的短篇小说《灵与肉》发表于《朔方》第9 期上。不久，作品即获得了该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引起了文坛的瞩目，读者和批评家纷纷撰文发表对于这部作品的看法和评论文章，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小说创作，尤其是主人公许灵均艺术形象的争鸣。

嗅觉敏锐的《文艺报》率先刊发署名沐阳的文章《在严峻的生活面前——读张贤亮的小说之后》，论者认为《灵与肉》中的许灵均是当代文学艺术画廊里一个成功的爱国者的典型，“是一个默默地从人民生活中汲取力量，脚踏实地的建设者和爱国者的形象”，[1]对许灵均热爱祖国、热爱乡土、热爱人民的深情予以歌颂。1981年，著名批评家阎纲在《朔方》上发表了《〈灵与肉〉和张贤亮》一文，他肯定了《灵与肉》的思想主旨，高度评价张贤亮在小说中流露出来的与人民同甘共苦的真情实感。阎纲认为，张贤亮的创作发展了“伤痕文学”，深化了现实主义。他说，“张贤亮的小说是和读者交心的”，“他也暴露，也控诉，也写‘伤痕’，但它不同于一般流行的‘伤痕文学’。他的思想更深沉，技法更圆熟，描摹更真切，境界更加忧愤深广。”“张贤亮的小说，没有一篇象《灵与肉》这样开阔”，“也没有一篇象《灵与肉》这样踏实”。“在创作的追求上，作者和他在生活中发现的追求者许灵均一样，正拾级而上、登上更高的境界。”[2]阎纲对张贤亮和《灵与肉》的评价，扩大了作家和作品的影响。在《朔方》同期开设的“读者评刊”栏目中，编辑部还刊登了一篇署名李怀埙的江苏读者来信，来信肯定了张贤亮对许灵均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认为《灵与肉》跳出了写“右派”题材的作品的悲剧化窠臼，读后让人觉得“别开生面、耳目一新”[3]。大多数批评家对《灵与肉》持肯定态度，认为作品真实地反映了青年外流这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出色地讴歌了“劳动者的爱国深情”，“写得很美，很感人，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热爱祖国、热爱乡土的深情”。[4]丁玲在读过作品后，也称赞《灵与肉》是“一首爱国主义的赞歌”，她说：“对于作者，我不认识。但通过这一篇，我以为我和他已经很熟了。看得出作者大约是一个胸襟开阔而又很能体味人情和人生苦乐的人吧。”[5]一些大专院校甚至将这篇小说作为对青少年进行世界观教育的形象教材。

但是，很快出现了不同的声音。1981年，《朔方》第4 期争鸣栏目“编者按”说：“张贤亮的《灵与肉》发表之后，在区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意见也不尽相同。本刊今年第一期发表了阎纲的文章《〈灵与肉〉 与张贤亮》，为了贯彻‘双百’方针，活跃文艺评论，探讨当前文艺创作的有关问题，现将汤本的《一个浑浑噩噩的人》介绍给读者。本刊欢迎广大文艺评论工作者和读者踊跃参加这个讨论。”[6]汤本在文章中彻底否定了许灵均这一人物形象，认为“作者抽象地谈论劳动，不加分析地颂扬这种劳动”，“把一个青年右派分子在农场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诗意化，对原始状态的劳动不是进行客观的描述和分析，乃至提出破旧立新的愿望，而是一味地歌颂，这是对生活的严重的歪曲。”论者认为，“作者肯定这一对于许灵均来说是不合理的人为的安排下的劳动，实质上也是间接地肯定了血统论对许灵均的摧残，肯定了宿命的力量。”他还批评许灵均与秀芝的奇特结合方式，“是一次在非人性的状况下的野蛮行为，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状态下必然出现的婚配现象，结婚的双方事先没有任何了解，全凭一面而定。产生这种剥夺尽人类美好品质、把人不当人，单纯解决动物性欲要求的行为的社会根源本应得到批判。作者却未能深掘不合理现象的社会根源。”张贤亮将“一个新时代的浑浑噩噩的人”“当作正面人物加以歌颂、赞美。意图把那种在灾难厄运中放弃抗争、自我满足的感情传染给读者。这是文学创作中的一种倒退现象，应该引起文学评论界足够的重视”[7]。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了读者的激烈争论，争论围绕许灵均这一人物形象是否成功，各地读者纷纷来信来稿参与讨论，从1981年第5 期开始，《朔方》接连刊发了一批评论文章，其中多数批评家表达了与汤本不同的观点。例如，胡德培的《“最美的最高尚的灵魂”——关于〈灵与肉〉的主人公许灵均的形象剖析》认为，许灵均“在作品中的表现是生动、真实的，饱含深情的，是写得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这种劳动者的情感，构成这个人物形象的灵魂，就可以称得上是‘最美的最高尚的灵魂’，这是今天一代新人的性格，特别是中年一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是可供我们仿效和学习，可以作为我们榜样的一种典型，因此，作家热情地赞美它，歌颂它，这是我们应当给予充分肯定，而不应当忽视以至加以贬低或否定的。”[8]李镜如、田美琳在《也评〈灵与肉〉——兼与汤本同志商榷》一文中指出：“评论文学作品，要从它反映的生活现实，它构思、创作的实际，以及客观的社会效果出发，而不能脱离作品的实际，只从评论者的主观臆想考虑问题。”论者驳斥了汤本的观点，认为许灵均是清醒、自觉的爱国者，不是“浑浑噩噩的人”。文章认为，汤本的看法在社会上具有相当的代表性，长期以来，极“左”政治统治下的文艺作品以表现英雄人物和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这种审美思维使一些人误以为“文学作品只有表现同厄运抗争的‘斗争美’，展现坚强的英雄人物的心灵美，才是美”，“一些同志责难‘伤痕文学’，贬抑像《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那样的作品，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原因之一，还是因为受了这种审美见解的影响。”“这种偏窄的审美标准，狭隘的美感见解，使我们一些同志不能正确、全面、恰当地分析、评价某些文艺作品。因而，也妨碍了丰富、扩大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发展题材、风格、样式的多样化。”[9]应该说，这篇文章已经抓住了产生分歧的关键问题，即文艺审美标准在新时期正在发生变化，而有些人的审美水平和认识能力仍停留于极“左”政治年代，这就造成了批评家对作家和作品的误读、误判。

1981年，《朔方》第5 期刊登孙叙伦、陈同方声援汤本的文章《一个畸形的灵魂——评〈灵与肉〉的主人公许灵均》，再次将论争引向激烈。论者认为，“许灵均的灵魂不是高尚的，而是被冷酷现实践踏的可怜的畸形灵魂；许灵均的形象是非正常历史时期造就的悲剧形象，更不是广大青年效法的榜样”；许灵均的“爱”，不是爱国，而是“他消沉意志、悲怆命运、委屈情绪、孤独心理的一种变形”，“这种爱就其实质来说是重返自然，向‘人之初’迈步，是一种倒退的心理状态。”他“看不到时代的变迁、历史的演变”，他对北京的“不适应”，“正是丰富奔腾的社会生活和包罗万象的大千世界对于他那狭小的内心世界和狭隘偏僻小天地生活的一个猛烈冲击”。[10]论者与汤本的观点如出一辙，但批判的语气显得更为严厉。同年，《朔方》第8 期刊登税海模的文章《〈灵与肉〉的成败及其缘由试析》，作者认为张贤亮把“一场不折不扣的冤案”描写成“值得留恋与庆幸的‘艰苦的道路’”，认为这场冤案“把幸福赐给许灵均”，这场冤案把许灵均“由‘钟鸣鼎食之家的长房子孙’，‘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劳动者’”，“成为他爱国思想的物质基础”，这就“肯定与赞美了一些不该肯定与赞美的东西”。因为实际上，情况正相反，正是这场冤案，造成了主人公“认识上的狭隘性、闭塞性和保守性”，“把一个无产阶级亲自培养的我国第一代知识分子‘改造’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小生产者。许灵均的自我意识的消失，就其实质而言，乃是‘左’的错误所导致的一种普及愚味的大倒退！”[11]在编辑部收到的读者来信中，一些青年读者也明确表示他们不喜欢许灵均这样的人物。一位青年在来信中说：“说实在的，我们并不喜爱主人公许灵均。这样一个卑躬屈膝、毫无抗争、浑浑噩噩的典型人物，根本不是我们新时代青年的楷模和榜样。”[12]这些文章加剧了争论的激烈程度，越来越多的批评家加入到讨论中来。

1981年，《朔方》第6 期刊登批评家何光汉的文章，指出汤本等人对小说的评价，“脱离了作品的实际情况，无视了文学创作的特点和规律”，“从作品中，我们怎么也得不出许灵均是‘一个浑浑噩噩的人’和‘一个畸形的灵魂’的看法，怎么也引不出怀疑作品真实性的结论”。[13]著名批评家曾镇南也撰文表达了他的观点，他认为《灵与肉》“是一曲以劳动为主题的雄浑的交响乐”，“是从作家几十年的亲身经验和严肃思考中迸发出来的对劳动人民的赞歌”，“这赞歌以最有力的音调，对极‘左’路线和反动的‘血统论’作了独特的控诉。”针对一些读者对许灵均、李秀芝的婚姻提出的质疑与批评，他认为“许灵均和秀芝的奇特而又纯朴自然的爱情，是我们当代文学近几年来出现的最动人最有意味的爱情故事之一。这是一曲对劳动妇女的深情赞歌”[14]。

面对争论不休的两方面意见，1981年，《朔方》第9 期以“本刊评论组”的名义发表了《对于〈灵与肉〉的不同意见——来稿来信综述》，从《灵与肉》这篇小说不同于一般“伤痕文学”的独特之处；许灵均这一人物形象是否真实、典型；许灵均和秀芝的婚姻是否真实、是否具有美学价值；创作中的不足之处四个方面，对读者来信来稿中的主要观点进行了综述，文章强调《灵与肉》虽然不是一部十全十美的作品，但这篇小说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健康向上的真挚感情尤其应该值得肯定，论争就此被画上了一个句号。从编辑部刊登的文章来看，多数读者对《灵与肉》持肯定态度，参与争鸣的评论家普遍认为《灵与肉》是一篇优秀的作品，小说的主人公许灵均是我国广大知识分子中的一类典型人物形象，张贤亮是新时期文坛上的一位具有艺术才华和思想深度的作家。

张贤亮对批评意见进行了委婉的反批评，他在一篇创作谈中说：“《灵与肉》发表后，得到一些同志的好评，但也受到一些同志的批评。能得到读者的欣赏，是在我意料之外的；而受到的批评，也使我感到委屈。”“《灵与肉》本来准备写成五万多字的中篇，而我为了适应月刊的容量把它砍成了一个不足两万字的短篇。”“被我砍掉的那些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东西”。“这样一来，反而使许灵均这个人物单薄了，从而引起了一番争鸣。这种削足适履的做法，我将引为教训。”[15]在《灵与肉》的评价问题上，虽然张贤亮与某些批评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但是，这一时期作家与批评家总体上仍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作家很重视批评家的意见，文学批评直接作用于作家的创作实践。对于刚重返文坛不久的张贤亮而言，某些批评家的言论即使让他觉得难以接受，他仍然表现出积极接受批评的谦逊姿态；可是从80年代末开始，张贤亮与批评家之间的关系则变得日趋紧张，文学批评逐渐失去了对作家的创作指导作用，批评家的权威地位也越来越受到作家的质疑与挑战。

《灵与肉》的争鸣中有很多值得读者今天仔细回味的东西。首先，《灵与肉》是一部短篇小说，却在80年代初引发了如此强烈的反响，这说明在那个拨乱反正的特殊年代，短篇小说在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曾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其次，80年代初的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是与政治和道德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参与这场讨论的人并不都是纯粹的文学批评家，争论的内容既有道德层面上的是否“出国就意味着不爱国”的爱国主义讨论，也有政治层面上的如何看待过去的极左政治苦难。再次，即便是那些从文学层面对作品进行评论的文章，也仅仅停留在分析人物塑造是否成功的浅层次上，没有向纵深处挖掘。批评的方法也比较单一，大多是用社会历史的阶级分析方法剖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新时期之初的文学批评尚未完全摆脱“左”的羁绊和因袭，一些批评家还没有从“政治批判”的理论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新人、什么是现实主义、写真实等问题存在着认识上的混乱，其中，既有帮助作家提高创作水准的真知灼见，也存在一些带有极“左”色彩的政治批评和道德判断。一些批评家以50年代中期那种社会生活状态为理想的评价标准，显然已经跟不上时代对于文学批评提出的要求。

汤本等人对《灵与肉》的批评意见在80年代的文学语境中虽然被基本否定，但时隔30 余年之后，当我们重新阅读这些评论文章，会发现他们的某些批评意见切中张贤亮小说创作的盲点，许灵均并没有真正认识导致他苦难的人性根源，对于改变自身命运也缺乏足够的热情。他把自己的不幸归于血缘和阶级属性，归于一种不自觉和不由自主。许灵均的劳动改造，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对苦难和创伤的展示，并不能实现对苦难的超越。这种不彻底的反省和自审，使小说《灵与肉》难以达到一定的人性高度。这一倾向在后来的《绿化树》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绿化树》中的章永璘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苦难历程中自我救赎的一个典型，但他自我救赎的起点则值得商榷：他出身资本家家庭，因此认为自己生而有罪，章永璘坚信他出身的资产阶级注定是要毁灭的，他本身并没有错，但他身负着几代人的罪孽，他要为他前辈人的罪过备受磨难，这就是他的命运。章永璘把他的现实处境归于命运的安排，表明他并没有真正理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在对无辜的血统进行忏悔之后，章永璘要在劳动中将自己塑造为体格强壮的“筋肉劳动者”，但当他得到“筋肉劳动者”马缨花的爱慕时，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又使他觉得“她和我两人是不相配的”，他感到“劳动者和我有差距，我在精神境界上要比他（她）们优越，属于一个较高的层次”。[16]因此，他在头脑中总是有一种想要恢复他的知识分子身份意识的冲动。应该看到，《绿化树》对于“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这一主题的呈现是矛盾、痛苦而复杂的，一方面，章永璘表现出他对于自己过去所受教育的积极认同和对实现自我思想改造前景的乐观心态；而另一方面，他对于新政权对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手段，从内心深处又是持反感和批判态度的，他认为在极“左”路线统治下的中国大地，一切事物都呈现出荒谬和可笑的面孔。最终他是在那种压迫人的精神和肉体的长期体力劳动中，在与马缨花、谢队长、海喜喜等劳动人民的长期接触中，在对《资本论》和列宁的《哲学笔记》等马列经典原著的阅读中，来变形地实现了他对于自我思想的艰难改造的。可以说，这种文学创作中的矛盾感和复杂性也是造成张贤亮及其小说在80、90 代不断引起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灵与肉》的影视改编

20 世纪80年代，文学的影视改编力度远远领先于文学改革实践的进程，影视于是成为文学改革的试验场。很多小说经由文学的影视改编而扩大了文学作品自身的社会影响，从而成为大众心目中的时代经典。例如，古华的《芙蓉镇》、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路遥的《人生》等小说就是通过电影改编而被人们所熟知。影视改编对于张贤亮的小说传播与读者接受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很多读者对于张贤亮的文学阅读首先是从观看电影开始的。同时，张贤亮多次参与电影剧本的改编，成为80年代与影视关系最密切的当代作家之一，这种经历为他在90年代“下海”创办镇北堡西部影城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成为他日后在商业上获得成功的砝码。

在80年代，张贤亮先后有八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搬上银幕，分别是：《灵与肉》（1982年被改编为电影《牧马人》，谢晋导演，李准编剧）、《龙种》（1982年被改编为电影《龙种》，罗泰导演，张贤亮、罗泰编剧）、《肖尔布拉克》（1984年被改编为电影《肖尔布拉克》，包起成导演，杨仁山编剧）、《男人的风格》（1985年被改编为电视剧《男人的风格》，宁夏电视台录制播出）、《浪漫的黑炮》（1985年被改编为电影《黑炮事件》，黄建新导演，李维编剧）、《临街的窗》（1986年被改编为电影《异想天开》，王为一导演，张贤亮编剧）、《我们是世界》（这是张贤亮1988年临时受命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30 周年献礼写的一个剧本，1988年被改编为电影《我们是世界》，方方、何平导演，张贤亮编剧）、《河的子孙》（80年代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播出），张贤亮早期的短篇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也于1993年被改编为电影《老人与狗》（谢晋导演，李准编剧）。在这些根据张贤亮的小说改编的影视剧中，他格外看重的是电影《牧马人》，这不仅因为《牧马人》是张贤亮首次“触电”的尝试，更是因为《牧马人》中的许灵均身上有张贤亮自己的影子。

1981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准备将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改编成电影，导演谢晋邀请著名作家李准担任编剧。5月11日，摄制组一行十八人来到宁夏银川，与张贤亮商讨电影剧本改编之事，并到银川城郊等地访问，了解宁夏的风土人情，寻找外景拍摄场地。这令张贤亮喜出望外，他尽可能地为电影剧组提供各种帮助，不但详细介绍小说的创作经过，陪同摄制组访问那些当年逃荒出来、如今已成为当地幸福的家庭主妇的“四川姑娘”，还从剧组提供的备选女演员照片中，挑选出中央戏剧学院的1980 级学生丛珊饰演李秀芝，并且把银川市郊的镇北堡介绍给谢晋。在张贤亮的极力推荐下，后来电影《牧马人》的大部分拍摄场景就选在宁夏镇北堡。夜晚，张贤亮和谢晋、李准围坐在一起，探讨即将开拍的《牧马人》，张贤亮说：“我想通过许灵均，谈劳动对人的影响。许灵均在自己劳动的土地上，认识了自己的价值。如果他离开了这个地方，他以后的生命就没有了依据。秀芝是劳动人民毅力的表现，像蒲公英，落到地上就生根。”李准补充道：“许灵均的地位在下降，而人格在升华。”谢晋接着说：“除了劳动，这两个人生命的毅力可以挖掘。中国人民经过那么多波折，要生活下去，要生活得更美好，百折不挠，真不容易……”[17]谢晋原本想让张贤亮自己动手编写剧本，但张贤亮却显得有些为难。他在《牧马人的灵与肉》一文中写道：“《灵与肉》本来准备写成五万多字的中篇，而我为了适应月刊的容量把它砍成了一个不足两万字的短篇。砍去的部分，多半是心理分析和理念的变化过程。”“被我砍掉的那些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东西，我却以为是电影无法表现的。那些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劳动和学习在许灵均心理上和思想上给予的影响。”[15](203-205)谢晋没有办法，只得请李准担任编剧。富有影视改编经验的李准很好地把握住了小说的精神内核，影片围绕主人公许灵均的命运，展示出普通人身上真善美的光辉，并用深沉的笔触挖掘出深刻的生活哲理，歌颂了劳动者的质朴、纯真，抒发了对祖国对民族的深情。电影在人物和情节上基本遵循小说《灵与肉》的艺术构造，但李准在改编时也增加了一些小说原来没有的东西，例如在许灵均的小屋内，清清在看妈妈吃力地数着钞票，又用小手摸摸妈妈手中的钱，天真地问道：“妈妈，爸爸怎么弄来这么多钱呀？”秀芝看着清清感叹地说：“当了二十年‘老右’补的”。清清认真地对妈妈说：“妈妈，长大我也要当‘老右’。挣好多好多钱。”说着就搂抱着妈妈：“给你买一双皮鞋！”李准通过一个天真的孩子的嘴，将许灵均二十年“右派”生涯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悲剧气氛推向顶点，强化了对荒谬的历史现实的讽刺力量，引起观众控诉极“左”政治的共鸣。在谢晋执导下，《牧马人》被拍成了一部引人思索、富有哲理性的正剧。整部影片笑中含泪、乐中有悲，抒情而又冷峻，具有质朴美和人性美的特色，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期我国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给人以昂扬向上的启发和感受。

1982年，《牧马人》在国内上映，获得巨大成功。电影上映后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其火爆程度可以用万人空巷来形容。该片先后获得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第六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文化部优秀故事片奖等多个奖项，创造了1.3 亿人次的观影记录，成为一部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经典影片。饰演许灵均的青年演员朱时茂更是因此片而一举成名。张贤亮为《牧马人》的拍摄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和热情，当影片上映后，他动情地说：“我对《牧马人》有着偏爱……银幕上《牧马人》的一幅幅画面展现在我的眼前时，我不禁激动得肌肉都颤抖起来，潸然泪下。……在演员中，我特别欣赏丛珊。她简直活现了我在二十二年的孤独生活的幻影。她的表演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许灵均在理念那条线上的不足”[15](202)。

《牧马人》的热播进一步扩大了小说《灵与肉》在读者中的影响，尤其是对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村观众而言，观看电影无疑是一种变相的阅读。电影《牧马人》的上映也引发了读者对电影与原著之间差异的讨论，一些文学评论者专门从小说与电影改编的得失角度对小说与电影进行了比较分析，如，周斌的《这里有我生命的根——读〈牧马人〉随感》[18]、边善基的《深入开掘 刻意求工——评影片〈牧马人〉的改编和艺术特色》[19]、闻启鸣、洪凤桐的《影片〈牧马人〉文学审美特征》[20]、王忠全的《为什么感人不深？——谈影片〈牧马人〉的不足》[21]、加华的《许灵均的原型是谁》[22]、赵红妹的《从〈灵与肉〉到〈牧马人〉》[23]、岳小战的《论从小说〈灵与肉〉到电影〈牧马人〉的改编艺术》[24]等。小说的影视改编及其评价构成了张贤亮文学创作评价史中的一个独特内容。

2018年6月17日，作为庆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60 周年的献礼剧，根据小说《灵与肉》改编的42 集同名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黄金档播出。在主流媒体的一片赞誉声中，笔者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关注这部电视剧的观众多是那些经历过“反右”“文革”等极“左”政治运动的“40 后”“50 后”观众，其中鲜见有中青年观众关注与追捧此剧，电视剧《灵与肉》在宁夏观众中引发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其他省市观众。今天中青年读者的阅读审美趣味和评价标准与80年代相比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作为“伤痕文学”的《灵与肉》显然无法吸引那些没有“文革”伤痛经历的读者的注意力，同时，由于电视剧在剧情上展现的多是宁夏本土文化风情，易于被当地观众所熟知和接受，所以宁夏观众对该剧关注度自然更高，这些都是不难理解的。另外，电视剧《灵与肉》在世界杯期间播出，面临收视率的巨大压力，但根据中央电视台收视率调查结果显示，该剧收视率位列2018年全国电视剧收视率排行榜第一名，最高点时超过2.5%，这说明当下喜爱张贤亮那种质朴文字风格的读者仍然大有人在，张贤亮的小说已经成为唤起那个时代读者历史记忆和支边知识分子真实情感的文字载体。张贤亮的小说揭示出人们在极“左”政治环境下面临的一些共性社会问题，如怎样看待知识分子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什么是爱国主义、出国是不是就意味着不爱国，等等。这可以说是张贤亮对新时期文学的独特贡献。

从一个半小时的电影到40 多集的电视剧，播出媒介变了，故事结构和篇幅自然也要随之调整。电视剧《灵与肉》将原小说中主人公许灵均与父亲在几天之内情感和灵魂的痛苦纠葛，改编为从60年代至90年代30年中，以许灵均为代表的一代支边知识分子面临的现实与抉择以及由此引发的跌宕起伏的故事。电视剧编剧对小说精神内核进行了重大改编，小说从一个展现和歌颂劳动美的作品变为讲述知识分子对于文化的坚持与梦想的电视剧本，通过塑造主人公许灵均的文化人格，诠释出“文化有情、荒凉有价”的文化内涵，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宁夏半个世纪的沧桑巨变和辉煌成就。这与当前主旋律故事片的要求高度吻合。

文学作品的接受和传播是实现文学活动独特人文价值不可或缺的过程，由于所处背景环境的不同，作品的接受与传播因素具有共性和差异性特征。许灵均从一个“右派”牧马人演变成为新时代的创业者。这种对于原小说的影视改编实际上可以看作不同时代读者对于作品接受与传播过程中的又一次改写和再创作，只是由于这次改写的主体是影视编剧，而非普通读者，因而使得这种改写和再创作的接受和传播的影响更为广泛。

《灵与肉》的论争和影视改编在小说的接受和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论争和早期电影改编提升了张贤亮在新时期文坛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使他迅速跻身全国优秀小说家行列。新时代，由于电视编剧的改写和再加工，小说的面貌和精神内核被赋予了新的时代质素，从而实现了旧小说的新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