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杰 薛 冰（辽宁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进入新世纪之后的新乡土小说为我们呈现了别样的乡村景观。如果说，在一段时期内乡土小说关注的是“走出去”的农民，那么新乡土小说则在一定程度上聚焦“留下来”的农民以及现实的农村。前者侧重以走出去的农民在城乡游荡中的“在与不在”“安与不安”作为心理的实在性描述，后者则强调以留下来的农民的“静与不静”、大量年轻人走出去而外来因素强力介入后农村的“动与不动”作为心理与现实的状态性观照。

作家书写乡村，善于建立自己的地理坐标，以一个具象化的村庄寄寓情感，文字中的村庄构成了我们对于当代中国农村及农村生活的审美想象。在东北大地的辽西，尹守国近年来通过一系列短篇小说在辽宁文学版图上构筑了一个新的村庄坐标——合庄。而2019年长篇小说《路过合庄》出版，尹守国承接着以往“合庄系列”中的乡村日常言说，叙写了一条高速公路路过村庄对合庄的世态人情产生的影响及其激发的种种纠葛。他撕裂土地的伤疤，在躁动的合庄与破碎的伦理中赫然可见被摧毁的乡村共同体。他虽然刻意保持着客观冷静的书写，但“乡村出路何在”“我的合庄何去何从”的隐忧依然披挂着他的精神疼痛，以底层身份、底层书写彰显的底层关怀，尤显丝丝沉重。

一、合庄之约：底层身份与乡村书写的底层关怀

自2006年开始，尹守国的文学村庄——“合庄”“破土动工”，至今13年，“合庄”规模越来越大，庄里的人口越来越多，他的女儿还为他数过庄里的100 多口人。[1]他最初以熟悉的家乡为“原型”进行创作，这时候的合庄是一个“别无选择的选择”，也是一个最好的选择。随着写作的深入，他逐渐形成一种“工程”意识，自觉构筑丰富的合庄世界。一直以来，我们通过短篇的散在“合庄”合成整体的“合庄”，而《路过合庄》则以长篇25 万字的规模立体式、全方位地“建设”“大合庄”。“合庄”，作为文学工程，变成强大的固性存在占据他的精神空间。最初是他需要“合庄”，后来“合庄”需要他。其实，13年的相互温暖，我们很难判定谁更需要谁，就像是作家和合庄有了一个“约定”，谁也离不开谁一样。从别无选择的选择到自觉选择再到“就是它”的无须选择，这其中不仅表现出写作对象选择的心理意向性，更涉及作家底层身份意识与创作心理的变化。

2006年小说创作之前，尹守国写过诗歌。他认为自己在诗歌中“指手画脚”，凌驾于读者之上。写小说，最初是内心自我表达的需要。2009年在拿到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动荤》时，尹守国在博客中写下一段文字，说他和朋友开玩笑，自诩是“合庄的书记员”。玩笑之语表露心迹，他逐渐地从写自己需要的合庄到做合庄的书记员，有意识地致敬巴尔扎克。从主观表达的诉求到客观记录的自觉，身份的变化和创作心理的变化同步，视野不断拓展，胸怀不断敞开。

“合庄的书记员”，作家从为自己写作到为合庄写作、为合庄人写作，这种创作心理的变化暗含着他在内心深处不断涌起的“底层身份”。2008年他在《底层关怀与我的合庄系列》中写道：“我是谁？我只不过是一个游走在城市边缘上的农民。”虽然他一直“自知”自己的底层身份，但当他以“底层关怀”把自己的底层身份的底层书写的目光对准合庄和合庄人时，就获得了不一样的意味和成色。他说，“底层关怀”“这个词像老师一样，开始指导着我的创作。我也常常这样提醒自己，我在关怀底层的人。我也常常这样渴望，我也是个底层的人，我也需要有人关怀”。在后来的一系列创作谈中，他多次鲜明地强调自己的底层身份。他说，自己的“身份也不过是进城务工人员，是城市的一个过客”。底层身份的认知表明他“不属于”“不在”城市，这让他与合庄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亲切，成为互证性存在，进而底层身份底层关怀的底层书写，这种意识和立场不断增强。他的思想在于底层，“想起老家的那些人和事”，思维活跃、神经亢奋、笔端顺畅。这表明他对“合庄”的需要，不仅是对文学的热爱，更是表达的诉求。然而，他和合庄的故事，他的底层身份的底层写作，更是对于文学的责任，“以我的观察和思考，以我的道义和良知，极尽真实地记录着底层人们的生活”[2]。从这个意义上说，合庄需要他。

也许是短篇不能满足他对文学的情感表达，也许是短篇的经验积累过渡到长篇的自然而然的尝试，但《路过合庄》更像是他践行与合庄的心灵之约。当他听到母亲讲述一条准备修建的高速公路将要经过村庄而平静的村庄掀起“波澜起伏”的躁动之时，便有种“迫不及待的感觉”，“完成两章后，我发现我居然成了放羊的葛连”[3]。合庄的书记员，依然采用他惯常的巴尔扎克的人物再现式，以放羊的葛连的视角（葛连在2008年的小说《求雨》中就已经出现，他的很多人物在多篇小说中同名出现）完成底层身份底层关怀的底层书写。

他有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合庄人在金钱、利益面前的现实，合庄乡村共同体的裂变，乡村伦理的塌陷，人性的挣扎，命运的沉浮。他撕裂土地的伤疤，虽然以客观性保持距离地书写，但他“远望”[3]合庄不再“合”“和”的精神世界的疼痛却似乎更加强烈。

二、“路”线与团状关系网：人性的挣扎与命运的纠葛

乡村故事由村上的放羊倌葛连在山上放羊时，偶然遇见一行人在测量土地，得知这是为即将修筑的高速公路在测量路线而起。由此合庄多年以来封闭的平静的状态被打破，只顾着细细盘算着修路占道能分到多少钱的各户人家似乎还未意识到，一条高速公路的通过，已经在日复一日、风平浪静的日常生活中投下了一颗足以“掀起千层浪”的石子。

小说中，高速公路作为一条“虚线”，穿针引线般地串联着人物的命运走向。由葛连开始，一个个主要人物顺着这条线索相继出场。随着修路消息的传播路径，人物的行为与命运交织缠绕，形成团状的关系网。而如何在被政府征地时获得尽可能多的经济赔偿，则构成了所有人物行为的内在动机。于是，村庄里一块归属权不明晰的小树林，成了争夺的目标。而围绕着这块地的你争我夺，毫无掩盖地暴露出了人性幽微处的自私与贪婪。曹子海盼望着能靠这块地多得到些赔偿，想象着自己的存款在增长，想象着盖大房子、儿子娶媳妇还有自己的美好场景。为此他极力去疏通人情，想让刘铭发挥村民组长的主导话语权，帮自己达到目的。而刘铭嘴上答应着为曹子海争取，暗地里却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与这片小树林相关的，还有小说中两位老人的逝世：一位是刘铭的父亲刘天栋，另一位是曹子海的母亲。这片小树林的所有权，牵出了两个家庭的历史与现实的恩恩怨怨。随着村庄上长者的离世，不仅将三代人情感与命运纠缠在一起，其也喻示着传统的乡村伦理道德秩序被迫走向溃败，出现了代际上的分裂与断层。而随着这条路改变命运的，恐怕还有将要在这条路上“走出去”与“走回来”的更多人。

除了对这小块土地的争夺与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利用，合庄人想到的另一种争取经济赔偿的方式是装修现有的住房，提高房屋的“身价”，以此作为与政府谈判的筹码。这各式各样的心机在这场风波中暴露无遗。自私自利、贪得无厌、利欲熏心等都可以看作人性面对生活变动考验时的扭曲与偏颇。

小说通过人物心理细微的波澜，切近人物真实的想法，由此从心理活动上升为对人性幽微处的解读。在合庄，女人们之间相互猜疑又相互告解，相互防范又相互宽慰，相互攀比又相互理解，相互妒忌又相互同情，相互算计又相互帮助……多种细密的情感总是随着事件的变动而左右震荡着。尤其是大头马的人物塑造，作家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来记录大头马命途多舛的一生，还有与这条路有关的、她人生的转折点——与鳏夫葛连的结合，这样可以装修自己的房子让房子升值。这个决定改变了大头马与葛连的命运。两个受尽了生活苦楚的中年人结束了孤苦伶仃、清汤寡水的日子，抱团取暖走到了一起。

一条“路”线，串起合庄人的团状关系，人性的幽深与命运的曲折在团团块块中萌出，乡村共同体的缝隙在村中的躁动与伦理的破碎中迸现。

三、乡村共同体的缝隙：破碎的伦理与躁动的村庄

一骑绝尘的现代化进程，促使传统农民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了转变，作家将这种改变投射到创作中，便出现了传统乡村伦理的变迁。《路过合庄》一条公路带来的经济利益在本就岌岌可危的乡土基座中震荡出处处透露着算计和盘剥的农村世相。维系“乡村共同体”的不再是血缘关系、道德关系与人情关系，而是利益关系。这种利益关系既包括经济利益，也包括权力利益。小说充溢着这种因利益关系而导致的传统乡村伦理的破碎。

血脉关系的弱化、亲情的疏离和隔阂，成为乡村伦理破碎的表征。两年前刘铭到县城打工，妻子郝桂花一人无法照顾好自家的土地，于是决定将小庙前的这块土地承包给亲戚刘伟夫妻二人，两家商议完毕后，白纸黑字签了合同，承包期三年。然而承包期未到，就有了要修路占地的消息，精明又果敢的郝桂花有计谋地编造了刘铭患慢性病需要静养，短时间内不能外出打工的借口，动之以情地使马艳将承包的土地返还给自己。即使是亲人之间，也需要以一种伪装的理由来到达自己预设的目的。满堂满贵兄弟二人之间的关系表面上看亲热和谐，实则也深埋着复杂情感的交织。

另外，葛连与葛晓伟叔侄之间的相互辱骂,曹子海为了争取到小树林所有权而打算将一半利益赠与任派出所所长的表哥，这均体现出乡土伦理破碎的各色征象，无论是兄弟关系、夫妻关系、长辈与子辈关系、邻里关系等都因经济利益或权力因素出现了裂缝，原本波澜不惊、“死水”一样的村庄开始活泛了起来，甚至是躁动了起来。

在合庄，除了葛家、刘家、曹家、大头马家、满堂家等几户人家，作家还在叙事情理中建构了一个村民公共空间——葛八赖家的小卖部。就是在这个又卖货、又能打麻将和小牌还能打座机的小空间内，联结着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诸多关键性事件：率先由刘铭向村民们宣布村里要通过高速公路的消息、刘铭与铁蛋因赌钱置气、刘铭刘伟哥俩儿因土地合同问题的争执，等等。小卖部不仅聚焦着各种矛盾和冲突，更是这个躁动的村庄的缩影。

每一个人在小卖部的表现都隐藏着不安与躁动，大家都被这条公路闹得“蠢蠢欲动”而又无所适从。因联结着不同家庭之间的对话，联结着村内与“村外”的沟通，这个集消遣娱乐、日常交往于一体的小卖部承担着一种文化空间的叙事功能，在更高一种层面上，它代表着城市文明对乡村传统文明的传递信息的渠道。由小卖部到合庄，由合庄到辽西村庄的总和，范围甚至还可以扩大，由此形成了由“小躁动”到“大躁动”的投射，揭示了在当下复杂的城市化语境中村庄整体性的内在情境。

四、土地被撕裂的疼痛：叙事的豁口与乡土的出路

而这条高速公路终究只是“路过”，待这场小风暴过境之后，这躁动的村庄还会像以前一样趋于平静吗？如果以后将有类似的涟漪荡漾，会不会又再次掀起惊涛骇浪？这已经被撕裂了的土地，伤疤还能愈合吗？

在合庄人看来，这高速公路从村里路过，是“天上掉馅饼”的大喜事，然而喜的却不是因为这条路能给村民生活带来的便利，而是从这条路上捞取到的好处。于是该种地的种地、该装修的装修，想尽各种法子满足自己的私欲。即使到最后，村民对这条路的态度稍有转变，但出发点还是自己生活的便利和利益，其本质心理还是“内闭化”的。其实，人物心理的游荡暗合着乡村对接纳城市文明的矛盾心理。从根本上讲，迂回、游移、矛盾甚至是算计都源于对另一种文明袭来的未知性的隐忧。这是合庄上的村民们自己都未曾意识到的一种潜在的顾虑。还好，作家以敏锐又独到的目光锁定住了围绕这条路带来的喜怒悲欢。

凡此上文提到的种种人性的挣扎、命运的纠葛、破碎的伦理、村庄的躁动，均以这条即将要闯入村庄的高速公路为起因。作家试图以这条拥有实际背景的“赤锦线”的修筑为豁口，来洞察与记录当下乡村的现实遭际。事实上，这部作品也达到了通过庸常、琐碎的乡村日常书写来呈现整体性的农村生存图景的叙事目的。然而，这部长篇小说给我们带来的思考是，这种“实录”性的书写在提供了真实的生存样态的同时，作家在写作中秉持的是什么样的写作视角与情感基质，以及我们在当下书写乡村题材小说时，该如何探寻乡村何去何从。

葛连是小说中贯穿始终的人物，作者试图从最底层农民的命运走向来考量普遍的生存困境。正因为葛连普通，他在小说中前后观念的转变也因此更具有典型性。他为即将失去的土地耿耿于怀，但眼前又曾无数次地出现过大把大把的钞票。随着修路进程的推进，修路工人团队在合庄的驻扎以“外来者”的侵入姿态对合庄人的心理产生了冲击。合庄一下子热闹了起来，他们先后租住在大头马及其他人家的房子里，白天修路干活，晚上便聚在一起打牌、撸串，大头马和女儿为他们承担起后勤工作，平时“老实”的葛连竟然也打起了这群人的主意：为了能提高自己羊肉串的销量，竟然想到用羊尿刷肉串的香味来刺激修路工人的消费。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的心灵是奇怪的东西，特别是当人们把心放在钱袋里的时候”[4]。葛连在金钱利益驱使下的“转变”除了让人感到绝望和无力，便只剩下一声无奈的叹息。

文学承载作家的情感。“小说是想象的产物，想象源自于距离。创作主体在时间、空间以及心理上对村庄进行有距离的审美观照，产生出乡土文学中的村庄，文学的村庄承载着作者的价值判断、审美理想，再现着特定地域的自然景观、方言土语、风土人情，表达深邃的情感”[5]。对于在外寓居多年的尹守国而言，他对于合庄的书写，是对家乡远望式回归——“远望”写作的过程意味着作家主体情感归乡的过程。但《路过合庄》的写作几乎是一种“溃败式”的写作。作家以公路为豁口，用文学的形式向我们摊开在当下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村庄所经历的波折与被撕裂的疼痛，顺着这条裂缝，所有滴着血的、淌着脓的、结着痂的种种乡土伤痕昭然若揭。

然而这种豁口未必等同于出路。作家将土地撕开了一道小口子，使这所有的由日常经验凝结而成的“形而下”碎末倾泻而出，置风卷残云后的乡土于不顾。被裹挟在现代文明的浪潮中的人们呼喊着，浮沉着，挣扎着，却找不到出路。一条高速公路的擦肩而过，带来的只是一阵吹起落叶的旋风，而不是拯救狼藉的力量。在略带疲惫感的乡村日常书写中，使其形塑的合庄与乡土文学所天然带有的“精神根据地”的内涵还有一定差距。作品极尽平实而真实，“日常生活话语，力图还原生活真实，并以‘纯态事实’来体现底层生命的生存意识”[6]。然而底层写底层，由于对描写的对象和生活过于贴近，并没有拉开一定的距离来进行审美上的观照，致使写作本身缺乏对日常生活的超越。只顾贴着地面飞翔，便可能会错过真正的风景。

事实上，自20 世纪与21 世纪之交起，甚至更早至20 世纪80年代，乡土小说的书写便悄然发生了“整体性”的崩解，出现了“碎片化”的倾向——以贾平凹、孙惠芬等为代表的作家开始从乡村生活的细部凝眸农民的生活及精神世界的变化。由此可见，即使书写日常“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我们的乡土写作也可以跳出局促的视野作形而上的思考，完成对生活、生命与存在的思考与追问。

现代文明的冲击带给乡土无法避免的伤痕。但透过《路过合庄》，我们似乎难以解读出能够疗愈这种土地伤疤的温情或者热忱，也难以完整全面地触摸到作家在写作中灌注的与文本形成对话意识的理性思考。作家有意识地作合庄的书记员，以一种极致客观冷静甚至逼于冷漠的态度书写着当下村庄的遭际与蜕变。他记录着合庄故事，他是合庄的一员。也许自身生活的艰难，他格外理解合庄和合庄人。因而在小说中，他没有批判性的主体性倾向，也难见温情性的同情，而是客观地忠实地记录路过合庄所掀起的波澜。然而，如此近乎零度情感的“远望”，便真的可以“当归”吗？

综观尹守国的创作，《动荤》奠定他在乡土小说中的地位，一系列短篇构思精巧，叙述老道，意味深长，但《路过合庄》有时让情节、故事、人物等流于日常生活的展览。作者驾驭短篇小说“轻车熟路”“得心应手”，但到了长篇不是“手忙脚乱”，而是在自信中使合庄、合庄人显得琐碎而缺乏凝聚力，文本尚未形成完整的内在魂魄。虽然葛连最先出场、最后收场，但葛连的视角并未一以贯之，枝蔓旁出扩大叙述空间、增加表现对象，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向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