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日君 李一鸣（渤海大学文学院，辽宁锦州121013）

乡土小说自“五四”以来一直可谓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流，无论是由鲁迅、王鲁彦等人开创的乡土写实派小说对于乡村启蒙的知识分子式书写，还是由废名、沈从文等人开创的乡土浪漫派小说对于乡村温情的深切回眸，无疑都从各自的角度表达了对乡土世界的独特感受以及深刻思考。纵观当前的创作状况，乡土小说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主要流脉。随着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的施行，新的乡土现实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乡土经验。在“去乡村化”（丁帆语）的时代背景下，城乡的交融与冲突，乡村建设和发展带来的诸多问题都成为作家进行书写的对象。一批有现实担当的作家自觉地将乡村纳入自身的文学版图，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赵德发的“农民三部曲”以及梁鸿的“梁庄”小说等，都是作家对其独特乡土经验进行时代表达的成功典范。

就当下复杂的乡村现实而言，如何准确而细致地捕捉和呈现乡村人民的日常生活以及心理的变化是作家所面临的一个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就笔者的观察来看，作家在面对这一问题时通常有两条路径：一是避开现实而将乡村文化以及乡土伦理作为一个遥远而模糊的存在加以缅怀和描摹，借助虚拟的历史背景对乡村进行一种“隔”的写作；二是立足现实对乡村实际进行冷静客观的展现和表达，充分调动自身的乡村生长记忆及生活体验经历，从而真实地表现和再现复杂的乡村现实及文化样态。二者并无高下之分，只是后者因对乡村生活现实的反映而具有了某种现实主义品格。就这一层面而言，尹守国的长篇小说《路过合庄》即是一次对“乡土中国”进行现实表达的有益尝试。

辽西作家尹守国的文学创作由诗歌始，随即进入小说创作的领域，这也是许多作家所共有的创作经历。诗性语言的磨砺使得他的小说语言简洁朴素，富有大道至简的韵味。其最新的长篇小说《路过合庄》在此前基础上向我们展现了“合庄”这一方天地更加丰赡的内涵，有评论家将其指称为一部真正的“农民书”，笔者相信绝无溢美之嫌。作家将视点聚焦于修建高速公路占用农村耕地这一事件之上，当村民葛连意外得知一条高速公路将要借道合庄时，整个村庄静谧的生活开始变得暗流涌动，相对稳定的乡村伦理结构也在物质利益的诱惑面前变动不居，许多潜藏的矛盾都由此爆发出来。借助修路补偿款发家致富的梦想破灭之后，经历了一番闹剧之后的村民并没有就此失去希望，而是幡然醒悟，在“精准扶贫”政策的指引下，通过种植西瓜等经济作物以及修建公路等方式走上了一条真正的致富道路。作家意图表现的是当下农村正在发生的现实和将要发生的前景，在一定程度上，《路过合庄》为作家如何表现新时代的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文学上的参照。《路过合庄》与滕贞甫的《战国红》在展现农村精准扶贫政策对于新农村建设的意义这一层面上有异曲同工之妙，非但没有陷入图解政策的泥淖，反而使现实主义创作在新时代焕发了新的光彩，彰显了文学的独特魅力。

《路过合庄》的意义首先在于对乡村真实生活图景的深刻摹写。村庄叙事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叙事传统，而村庄历来是作家倾注浓厚感情和进行深刻思考的对象，“农耕文明的村庄在写作者不同的叙事视角下，犹如窗子里的风景，各有限制，也各有不同。”[1]“五四”时期以鲁迅为首的知识分子站在现代文明的角度对农耕文明的村庄进行怀念和审视，他们笔下的乡村是混沌的尚待启蒙的状态，愚昧、落后依然是乡村世界最为显著的特征。无论是鲁迅的《祝福》借祥林嫂的悲惨遭遇对封建礼教的批判，还是蹇先艾的《水葬》对乡村野蛮风俗和村民愚昧思想的揭露，都体现出作家对当时农村现实的不满意绪和启蒙意图。新中国成立前夕和“十七年时期”乡土作家对于乡村的书写与“五四”时期已经截然不同，小说对于乡村改革的热情歌唱表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农村新面貌，为我们留下了《李双双小传》《创业史》《山乡巨变》等一系列重要作品。新时期以来，由于乡土现实的日新月异，作家的乡土书写也呈现出多元的路径选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路过合庄》就是作家从自身生活经验出发对于新时代乡村真实生活图景的一次集中展现。对于当前广大农村地区的现实进行书写，尹守国采用的并非全景画式的展现手法，而是选取一个切入点，由高速公路的修建占用耕地这一具体事件入手进行挖掘，围绕在这一事件影响范围内的几户村民生活上的变化，以小见大地书写当下农村鲜活真实的生活场景。尹守国的“合庄”依山傍水，在小凌河的滋润下生长着、生活着的村民们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精心地经营自己的一方天地。小说虽然并无巨大的篇幅和体量，但其对于乡村生活的呈现不仅包括物质层面，也包蕴了更加深邃的精神层面，真正地做到了由浅入深、以小见大。乡村日常生活的展现无疑是小说的重要内容，对放羊、种地、护林等日常劳作的书写自然不在话下，甚至包括寡女鳏夫的情投意合、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村民之间微妙复杂的交往都成为作家的呈现对象，这不可谓不细致、不深刻。在作者苦心经营的“合庄世界”这样一个虚拟空间中，合庄的每家每户、一草一木似乎都真实可感。翻阅小说的每一页纸，一种切合实际生活经验的现场感扑面而来。对于千头万绪的农村生活进行文学表达无疑有一定的难度，作家将乡村生活贯穿于“路过合庄”这一故事主线之中，使得一切都流畅而自然地呈现出来，增强了小说故事性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文学表达的上限。

《路过合庄》是对乡村文化伦理结构的细致展现。小说对于乡村独特文化伦理结构的书写主要体现在权力结构、私人道德和情感关系三个向度。乡村社会与城市不同，聚居而成的村落生活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拉近到了前所未有的距离，与城市的权力结构对比而言，二者存在着诸多层面上的差异。在“合庄”的故事中，乡村权力的持有和施行并非简单地服从于政治或者政策，而是呈现出强烈的不确定性。正如费孝通在其论著《乡土中国》中所阐明的，中国的乡土社会存在着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封闭性和自给自足的特征，乡村特色的交往原则和行为规范就在此基础上形成和确立。毋庸讳言，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的人们尤其注重伦理关系，伦理关系的调节是乡村社会最为重要的问题解决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路过合庄》中村民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在亲戚、邻里、乡亲等伦理关系的调和中得到缓解，无疑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乡村道德作为维系乡村生活稳定的中坚力量，能够起到约束村民行为、维系人际关系和谐的作用。任何社会关系都是私人关系的不断累加，“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2]同样地，乡村道德也是由私人道德衍生和发展出来，但在当今的社会变革时代中，由于个人对于自身利益的追逐和争夺，乡村传统的道德伦理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效力。兄弟之间的明争暗斗、同姓大家族的分化，都是当前乡村道德羸弱的最好证明。作者在惋惜的同时更加呼唤新的乡村道德体系能够早日建立起来。乡土社会在伦理道德之外还“有着亲情与乡情，正是在亲情与乡情网络的支持下面，农民可以应对生产、生活中暂时的难题，可以筑起对未来的信心，可以找到除经济以外的人生幸福与价值源泉”[3]。在获取修路赔偿款的幻想破灭之后，合庄的村民并没有因此而互相埋怨，而是怀着发家致富的梦想继续在土地上辛勤耕耘，乡情和亲情维系下的情感关系虽不稳定但仍然不失牢固。在小说的结尾，村民消除了彼此的嫌隙，共同努力争取到了合庄公路的整修，使西瓜得以广开销路，不仅获得了和谐融洽的生活气氛，也实现了脱贫致富的目标，更使村民对于高速公路的期望由金钱的获得转变为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前乡村的文化伦理结构是很难把握的，《路过合庄》对以上三个方面的展现无疑体现了作家的良苦用心与艰苦努力。

《路过合庄》的意义也在于对乡村农民群像的刻画。关于自己的文学形象塑造，尹守国曾这样说过：“在小说创作中，一个人物形象的诞生，必定有着他生长的土壤。”[4]合庄是反映当下农村现实的一个窗口，这一方乡土世界自然造就了一批农民形象。“农民”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长廊中一个重要的形象谱系，在各个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均有表现。无论是鲁迅笔下的“阿Q”“闰土”，还是“社会剖析派”作家茅盾笔下的“老通宝”、赵树理笔下的“吃不饱”和“小腿疼”，再到柳青、周立波笔下的“梁生宝”“亭面糊”，以及新时期以来的关仁山、贾平凹等作家笔下的众多农民形象，都体现了作家向人们呈现不同时期中国大地上农民的生产、生活和生存图景的写作意图。新世纪以来，农村和农民的面貌虽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然而作家对农村和农民的关注却丝毫没有减弱，尽管叙事视角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但作家们对于农民形象的塑造热情并无二致。《路过合庄》是一部极具现实主义品格的作品，而根据现实主义经典理论的要求，塑造典型人物正是现实主义创作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就笔者的阅读感受而言，小说主要塑造了两类典型的农民形象，即“在乡”与“离乡”农民。当前的乡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已经成为一个无法逆转的趋势，但仍有许多留守于乡村，无法割舍与那片土地的深厚感情。正如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其《乡土中国》中的论述那样，“直接靠农业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2](3)。土地在农民内心的地位相信是无可比拟的，当高速公路修建将要占据他们心血和汗水浇灌的这片土地时，他们的反应自然很强烈。葛连将这一消息带向村庄，仿佛一块巨石投入暗流涌动的河中，荡起了层层涟漪。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当下的农村社会中，农民与土地之间的联系依然没有割裂，农民与土地之间的血肉联系仍然是乡村社会的一个基础特征。农民面对由土地所直接带来的红利，无法拒绝而动起了土地的脑筋自然无可厚非，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有葛连这样的农民并不为此心动，坚守着自己的土地和生活。作为接受了现代文明影响而继续聚居在乡村的农民，葛连对于新鲜事物并无拒斥的态度，对于致富手段的敏感性使他敢于尝试新的副业，同时并不背弃自己的农民身份和对土地的感情，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而葛连对于个人幸福的大胆追求、对于家庭和子女的关爱都使这个人物形象更加鲜活有力，成为小说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农民形象。与此同时，小说还塑造了一批去乡背井的“离乡”农民形象。城市作为乡村的对照物，通常意味着更加优渥的生活条件、更加体面的工作待遇和更加丰富的精神享受，农民进城就像《子夜》中的老太爷初由乡村进入城市而为五光十色的都市风采所震撼一样。农民进入城市不仅为了经济条件的改善，更是为城市人的身份认同而奋斗。就笔者的观察而言，文学作品中农民进入城市的方式主要有进城打工或求学于城市等方式。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农民工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团体，小说中满堂的儿子大栓是“进城打工”一类农民的代表，受到城市文明熏染的大栓与父亲的思考习惯和行为方式都有了很大的差异，呈现出现代性特征。但作为“都市外乡人”的他还是无法完全融入社会而陷入自身边缘身份的迷惘和尴尬境地。满贵作为入城求学的代表人物，毕业后自然地留在城市就业和创业，但他的“根”仍然没有离开乡村。小说中他回乡上坟祭祖和对迁坟一事的关注，都体现了城市异乡人与故土之间的血脉联系。故乡故土对于进城农民而言。不仅是自己无法忘记的来路，更是无法割舍的精神原乡。

《路过合庄》还表达了作者对现代文明的质疑与批判以及对乡村文明的不舍与挽留。尹守国游吟于辽西的乡土大地，为乡村留下一个个坚实的文学印记。小说中高速公路修建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的隐喻，高速公路为乡村带来速度和便利的同时，更使平静安谧的乡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说中对社会转型期的“合庄”的细致描绘似乎验证了波德莱尔关于现代性的论述“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 就是艺术的一半, 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5]。波德莱尔将现代性定义为“过渡、短暂、偶然”，这在笔者看来就是对当下的现代生活特征的一个最好概括。现代性潮水浩浩荡荡而来，裹挟着整个乡村社会“前进”，使其在现代文明潮水的不自觉浸润中不断失去自身的文明底色。在尹守国的“合庄世界”中，对于乡村文明的民俗和信仰的书写不仅是对合庄精神层面的深层次展现，更传达了作者对于乡村文化的隐隐忧思。小说中有一个首尾呼应的意象——一个建立在大凌河涨水冲击而成的土地上的一座小庙，它不仅是泛神论思想影响的产物，更寄托了村民对于土地的敬畏、对于祖先的哀思以及对于道德的遵从。小庙中供奉的不只是神灵，更是淳朴、健康和自然的人性。作为精神寄托的小庙的消失，隐喻着当下乡村正在发生的现实。精神文化的遗失和伦理道德的溃败，使得乡村社会呈现出荒凉、寒冷的文化特征。令人欣慰的是，尹守国并不会让这种坚硬和冷冽成为其小说创作的唯一底色，他为之注入了一股新的暖流以抵御“寒流”。葛连挖地时意外发现青蛇而下跪的情节并非意在表现农民的愚昧无知，而是隐含了作家对于崇拜自然、万物有灵等原初神话精神的珍惜和挽留。葛连哼唱的小曲小调，一头一尾，遥相呼应，体现了乡村人传统的循环时间观和朴素的生活观。小说结尾处，葛连提出要重新为村里修建一座小庙，让逝去的人的灵魂得以安放，给活着的人们以精神慰藉，这个“光明的尾巴”无疑体现了作家对于乡村文化传统的艰难“重返”。

从总体来看，尹守国的《路过合庄》叙事主线清晰，故事完整，语言有节制，以一个小山村的脱贫致富经历为中心，真实地展现了新时代的乡村现实，表达了对乡村文化的批判与挽留。习近平总书记在对新时代文艺创作的要求中指出：“文艺创作如果只是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而没有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就不能鼓舞人民前进。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6]《路过合庄》以实绩践行了这一重要论述的同时，更以文学的方式对现实发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小说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更具有时代性和现实意义。

诚然，“金无足赤”，尹守国长篇小说《路过合庄》的文学性也存在着一些不足，还有更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比如人物形象的塑造不够深刻，浅尝辄止，使人物形象不够丰满、立体，农民群像的构成结构不够多元，小说前后叙事节奏的跳跃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阅读过程中的审美享受。同时，作品的思想和哲学深度都有待进一步深化，等等。但是，作品的这些“白璧微瑕”在为作家创作提供合理参照的同时更加昭示着作品成长的无限可能性。因此，我们有理由给予尹守国这样一位纯粹的、朴素的、有着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和深厚的乡村感情体悟的作家以更大的鼓励与更高的期望，希望他在未来能够创作出更好的作品，为读者和社会奉献具有作家自身独特个性的乡土小说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