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东（渤海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辽宁锦州121013）

《路过合庄》是一部熔多声部、多视角于一炉的长篇乡土小说，是一部当代乡村故事的复调变奏曲。故事以“修路”为肇因，展现了村庄六户人家逾20 人的生活微澜和内心浮沉。所谓“路过合庄”，在笔者看来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旨在强调“路”的重要性。“合庄”原本是座平静的乡村，恰巧被放羊人葛连发现这里将修建高速公路。消息不胫而走，引发了整个村庄的轩然大波。归根结底，正是因为这条路，造成了村庄的人心浮动，故事也由此展开。如将“路过”看作一个动词，小说的第二层含义便可显现。它意味着匆匆一瞥，强调的是“合庄”这个作为辽西乡村缩影的符号象征性。于是，小说从这一角度来看，更像是一份合庄的观察报告或新闻侧写。政府修路的规划与行为，必定会引发一系列变化，并带来相应的问题。毋庸置疑，修路会占用土地，部分农民的利益就会受到触碰，这也意味着“巨额”的赔偿，赔偿款直接与百姓的生存息息相关。小说的前半部分，颇具黑色幽默的味道，主要围绕“如何获得赔偿”而展现出村民群像——本着“公家便宜不占白不占”的信条，村里男女老少机关算尽，各显神通，得意与失意交织……

一、贪婪、觉醒、消解的复调主题

作为一个相对封闭，鲜少与外部沟通的世界，“合庄”是标准意义上的“熟人社会”，密切的关系网格使得人物与人物间的联动成为可能。而小说的张力即是在这些复杂的关系中孕育而生的。在“合庄”的世界，其家庭内部通常由一位严厉的女主人和一位处于服从地位的男性构成。女性是家庭关系的主宰者，凭借精明、强悍的性格特征，她们彼此计算着关系自身家庭利益的各个方面，趋利避害，作出相应抉择；男性作为家庭内部与外部的沟通者，承担着对外联络的功能，他们将原本封闭的小说空间，向外拓展出去，使人物与情节得以从闭塞的环境中逃逸出去一段时间，为小说提供一定程度的“喘息”。

对于一部20 万字的小说而言，《路过合庄》写作的成功，除了在狭促、短暂的故事时间线内，传达了寓言和史诗般的气魄，塑造了庞大的人物群像，还构建了乡村图景中纷繁复杂的关系。六户人家20 多个人物，环环相扣，彼此角力，传统与现代，家庭与社会，权力与欲望，男性与女性，其中每每有对峙和冲突，共同构成了一幅活色生香的乡村图景。

从内容上看，整部小说以修路确定与否为分野，大致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以“修路”传言的兴起，家家户户为获得补偿各显神通为主要线索；后半部分则以高速公路尘埃落定，村民不同的反应为主要叙述内容。对于前者，作者似乎试图描述落后乡村里存在的欲望与贪婪，人性在此间的扭曲与变异，而几种怪诞而消极的情绪，在作者看来，似乎更像是女人的天赋。这一时期的乡村图景，主要围绕村庄的家庭内部展开，女性人物的行动占据了最主要的篇幅，尤其以两个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其一是村民组长刘铭的妻子郝桂花，另一个则是住在村西头的寡妇大头马。郝桂花是率先得知修路传言的人之一，她精明的反应与总是慢半拍的丈夫截然不同。她懂得先下手为强，在知晓高速公路有可能经过小庙前自家的土地后，她立刻想到这片地转租给了亲戚刘伟一家，他们家如果在上面种了作物，那么赔偿作物的部分款项就会进入刘伟家的腰包，自己便不能得到这笔作物的补偿。为了让自家利益最大化，郝桂花不顾人情、道义，也没有得到丈夫的同意，擅自去刘伟家上演了一出“苦情大戏”，让刘伟的妻子因同情她的“遭遇”，而亲手撕毁了土地转租合同。这样一来，土地又重新回到刘铭和郝桂花手里，导致了刘伟一家的不满，并引发了一系列后续风波。相比较郝桂花的精明强悍，寡妇大头马的计谋有过之而无不及。她因听信曹子海的推测，误以为修高速公路会经过她家，征用她家房子的土地。为了获得更多补偿款，她准备以尽可能少的价格，重新翻修自家住宅。她原本打算利用邻居满堂对自己的喜欢，从中获得一些装修的方便，只因为满堂的哥哥满贵是建材老板。但满堂的老婆从中作梗，大头马便宜没占着，只好另求他法。她笼络好同村的装修工人，以压低成本的方式达到省钱目的。然而，随着工程的推进，另一个麻烦浮出水面，并亟待大头马解决，那就是一旦开始修路，她与女儿燕子的住所将成为一个大麻烦。与装修相较，这个问题似乎更棘手。为此，大头马不惜主动接近素来少有交集，一直瞧不上眼的鳏夫葛连，以“结婚”“有个伴”为名，求得自己和女儿的栖身之所。“合庄”中的女性人物，普遍具有敏感与机智的特质，她们总是能挑动村庄里的争端与是非，并利用“性”与“性的魅力”，控制并诱发了男性角色的决定与行动。高速公路的选址尘埃落定，除了会占用曹子海看顾的一片林子外，众人的土地都没有被征用，这似乎更像是不大不小的一场闹剧告了一个段落，同时，也宣告了这场以女性争夺“补偿款”作为主秀场的终结。作者似乎有意以此暗示读者，女性天然的缺点——“小家子气是成不了大事儿的”。

随着高速公路选址确定，女性角色纷纷式微，她们退居帷幕背后，而村中的男性终于夺回家庭男主人的位置，成为了后续事件的决策者与实施者。男性人物的集体复出，似乎代表着某种觉醒力量的萌发。其中最具觉醒能量的人物就是葛连。葛连是修路传言的原始发现者与传递者，但随着谣言的愈演愈烈，事情最终脱离了他这个发现人的掌控，向远离他的方向一路狂奔。除了与大头马的情感关系外，葛连几乎没有参与为获得修路补偿而上演的种种闹剧之中。反倒是在修路工人进驻“合庄”后，他抓住商机，顺势做起了烤羊肉串的生意，不仅招徕了修路工人，也使本地村民成为他的顾客，使他从清苦的放羊人摇身一变，成为了有头脑的生意人、有技术的手艺人。他抓住了“修路”带来的最早商机，也成为“合庄”为数不多的将“路”变成“财”的人。另一个寻到“路”之商机的人物是满堂。相比于葛连的主动出击，满堂在“合庄”开建材门店，则是其兄满贵的主意。对于这一商机，满堂是被动接受，而非自我觉醒。女性在“修路”前期利用种种契机，为谋得各自“幸福生活”所采取的种种手段让人们记忆深刻，女人们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状态，虽然有时候显得有些极端，有时候还会让人啼笑皆非，但整体来看，她们还是力量充沛，带着一股子韧性。而“合庄”的男性形象，在相比之下，却普遍显得暧昧不明，既缺少铁肩担道义的气节，也匮乏带领村庄觉醒的内在力量。在女性形象面前，他们显得有些软弱而无有主见，胆小而又任性，更像是心智不成熟的孩子。在这种两性观念的统领下，小说内在意蕴上则表现出浮萍般的飘移不定，让读者很难抓住中心与思想的方向。

在《路过合庄》中，“路”有着非凡的意义，除了代表行将建设的高速公路，还指向一种来自外部的力量——新鲜的刺激或者改革的脚步，它将带来村落的巨变，盘活地方经济，方便交通运输，改善乡村面貌，也可能改变地方的人心和传统。尹守国在引入“当下之路”的同时，没有忘记在“路”的另一端设置与其相对应的，更多指向过去，对“路”的延伸似乎还有一些阻滞作用的“庙”。这里的“庙”代表着村庄流传已久，却正悄悄被淡化、消解的风俗与传统。“路”过合庄，而“庙”又该何去何从？

读者对于“庙”并不陌生，在小说的开头引入高速公路时，作家便似乎不经意地写出了庙。作家借葛连的眼睛，让读者看到即将诞生的“路”或许会从“庙”上经过。在小说的叙述时空中，那方土地原本是九神庙的所在。年幼的葛连曾对那个地方敬畏无比，“庄上其他的地种香瓜，他都去偷过，只有这片地他不敢来，总感觉那九个神仙十八只眼睛在盯着他。且别说偷，偶尔想想，会觉得害怕。”[1]而等到他17 岁，行将成人，庙却在一场大雨中被浇塌。虽然求雨、为死人送盘缠还在此处进行，但后人没有重新将其恢复，而是任由庙的石头、青砖留存在那片土地上，这预示着土地所代表的文明与传统的第一次式微。后来这片土地成为耕种的机动地，神圣意义仍在，但重要性已不如从前。土地流转给葛连后，葛连觉得这片土地撂荒可惜，便将荒地的砖头、瓦片一一运走，庙的遗迹最终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葛连辛苦劳作后，将这块土地养肥，留待日后有一个好收成。所以，当他得知这里要建高速公路，第一反应并不是担心以往敬畏的土地、膜拜的神庙将彻底不复存在，而是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

村里没有了庙，人死后“报庙”的仪式也成为一种形式上的仪式，沦为摆设。生产队老队长，也就是刘铭的父亲刘天栋去世时，作者详细记述了为什么没有在小庙那里送葬的原因。“自从葛连把小庙的那堆石头清理光之后，合庄便没有小庙了。原来小庙前的那块地方，已经成为公私两用之所。如果逝者赶在冬天，到那个地方烧纸自然是没说的，如果赶在地里有庄稼时，报庙便没有固定的位置，报庙的人出发前，从家里带上三块砖……便相当于小庙了。”[1](198)旧有的信仰体系崩塌，土地与神的意义已然区别于过去，而新的信仰体系和思维体系尚且没有建成，小说中的人物在处理死者与其他无法解释的事件时，没有对应的参照系，整体弥漫着一种略显迷惘、无所依傍的状态。

同样表征着旧有信仰体系失落的部分是满堂家祖先“迁坟”。满堂家的祖坟本来是在北大地的树林子里，满堂爷爷出殡时，系棺材的绳子忽然松脱，棺材落在了被高速公路所占用树林的区域中，众人认为这是老人家自己选定的埋葬地，于是遵从这一“愿望”，将老人就地埋葬。据一和尚称，这里是块风水宝地，对后人好。果然，满贵日后考上大学，印证了风水宝地的预言；而满堂考学时，因种林破坏了一部分风水，满堂并没有考上高中，因而满堂认为这一风水宝地对自己不利。在日后为修路迁坟时，他竭力主张将爷爷的坟墓迁至“祖坟”，从而改变自己的风水。如果说，一系列行动还意味着传统民俗与信仰对村人的威慑力，那么当满贵将准备在合庄为弟弟开建材门店后，满堂的心理变化轨迹则颇有值得玩味的地方。“想了整整一个晚上，满堂最后想明白了，高速公路没能给他带来好处，坟地也不可能给他带来好处，现在能够给他带来好处的，只有大哥。满堂又做出了一个决定，为了大哥，等明年清明时，还得把爷爷奶奶和父母的坟再迁回去。他不再需要属于自己的风水，大哥便是他的风水。”[1](252)至此，合庄旧有的民俗、信仰，从土地、祖先“迁移”至权力、地位、金钱，虽然在满堂愚昧的想法中，仍忌惮传统文明所带来的威慑力，但他已开始不再像以前那么惧怕。相比较风水，他更怕他的靠山、他的经济来源——大哥——的垮台。信仰体系在此间悄然更迭。

二、谣言、方言、蒙太奇的变奏表达

有人曾将卡夫卡的小说比喻成一种“装置”，《城堡》《审判》都可以看作“装置”的变形。这种装置意味着，将人放入其中，试看人会在这种“装置”中怎样运动。通俗看来，所谓“装置”实际上就一种情景规定，测试人在规定情景中会遭遇什么，有怎样的心理变化，又会采取哪些行动。人物如同实验室中的白鼠，奋力对刺激做出反应。这种规定形式在文学作品中并不少见。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游》使一个城市的人遭遇传染病的侵袭，人类在短时间内迅速失明，作家试图观察人类在全员失明状态下的生存状态和人性变化轨迹。同样的，阎连科的小说《日熄》也采取类似情境，打谷场的人们忽然陷入集体梦游状态，现实与梦境不断交织：有些人在梦中袒露真实；有些人醒了，却依然装作梦游，践踏着业已存在的文明与秩序。这两部小说都具有超现实意味，作家放任想象力，在虚构的场域内让人物恣意遨游。相比之下，《路过合庄》虽是现实题材，但凌空而来的“修路”事件，仿佛也是一场劈进现实的失明症或梦游症，考察着村民在该事件中所要面对的欲望、道德、人情抑或信仰。基于此，《路过合庄》也可以看作一则当代乡村寓言故事，它以谣言为肇始，方言为骨肉，最终形成了一则由外部社会与内在人心绞合而成的黑色童话。整部小说充满讽刺与黑色幽默。正是基于对乡村经验与村中人的熟稔，作者才能够依凭经验写作，杜撰出一则充满丰沛细节与鲜活人物的小说。

“谣言”作为整部寓言装置的引擎，同时也为小说故事的进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村中的“谣言”或者说“闲话”，是乡村最富生命力也最具文学张力的内容之一。卡普费雷在其著作《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一书中，表现出其对美国社会学家特·希布塔尼的定义的认可，即“谣言是一群人议论过程中产生的即兴新闻。用一条公式来总结：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含糊不清”[2]。谣言的扩散，同时伴随着一系列脑力活动，包括转述者的分析与解释，甚至是预测。“合庄”修路的种种谣言便是通过这样一种机制广为传递，最终一发不可收拾的。在《路过合庄》中，“谣言”的意义远大于现实本身。如果说是“修路”事件的模糊性塑造了“谣言”，不如说是这个“谣言”定义了此次事件的本身。从葛连发现有人在山上测量土地，到其子大军将这则消息泄露给了他的同学，村民组长刘铭的儿子刘鹏举，刘铭得知后，又在赌钱过程中将消息告诉了曹学文，曹学文继续将消息传递，告诉了在修路附近土地种树的曹子海，曹子海主观臆断，通过自以为是的推理论证，推测出了大路的途经路线。自此谣言一发不可收，继而使得满堂一家和寡妇大头马为了补偿款扩充房屋，重新装修……这一系列后续效应。随着“谣言”传递愈加甚嚣尘上，反而增加了小说的戏剧性和内在张力，也拓展了小说中人物的心理空间。可以说，这部小说前半部分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作家对“谣言”机制的运作和把握得当，既让故事显得真实灵动，也更具文学味道。“谣言”成为整部小说的一大艺术特色，其包含的语义和心理活动越丰富，读者与小说的人物越是关系紧密，小说的艺术效果也越好。

“谣言”对于小说来说，本身是一种较为夸大的艺术效果，如果处理过头，可能会使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改头换面，成为“超现实”甚至是“魔幻”。当然，并不是说所谓“魔幻主义”不好，而是在这部小说的框架内，“现实”才是作者最想要处理和表达的部分。对于《路过合庄》而言，“谣言”之所以没有超越现实的边界，沦为玄而又玄的“玄言”，除了作者小说技艺的精当，还主要归功于小说中人物语言的落地，特别是方言的鲜活运用，使小说的人物及其行动赢得了读者的信赖。纵观整部小说，作家对于人物的塑造，除了一部分为了显示阶级、地位差别的服饰、装扮作为区别，小说人物的外貌特征几乎统统被忽略，读者记忆葛连、大头马、郝桂花、刘玉兰等人物的方式，主要是依靠其语言特色。其中方言、歇后语是最具吸引力的部分。读到这些语言时，时而让人忍俊不禁，时而叫人拍案叫绝。书中村民组长刘铭是有名的“妻管严”，其妻郝桂花个性泼辣，极有主见，在语言中即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她嫌刘铭做事不够周全，骂其“净办那种狗滋尿的事，漓漓拉拉的，后边还得跟个人擦屁股”。骂儿子的时候，也要将丈夫连带着一起骂：“你也不比你爹强到哪儿去，你们俩是杏炖倭瓜，一色的货。”[1](22)曹子海混儿子铁蛋得到一盒“中华”，在小卖部论根卖烟，为了眼气刘铭，他抽出一根“中华”向刘铭炫耀：这就叫贵人抽贵物，土鳖吃豆腐。[1](149)通过短短的一句话，铁蛋的混不吝的形象便跃然纸上。

无论当代文学如何挽留19 世纪狄更斯或者福楼拜的影响，深沉而恢弘的现实主义旗帜仍徐徐落下，让位给今日无处不在的技术与科技所催生出的崭新的文学环境。特别要强调的是当今媒介环境的影响。自视听语言发展壮大以来，无数创作优良，剪辑技艺精湛的电影、电视剧俘获了观众的心，大有将文学阅读全权接盘的架势，文学的生存空间岌岌可危。在这样的“危机”下，作家迎合影视剧风潮，将文学作品剧本化、影视化的情况并不少见，“文学”与“影视”的联姻，已越来越成为许多作家在创作之初便考虑的事项，于是不少文学作品也越来越显现出影视剧脚本的特点，故事性强、节奏快、情节跌宕起伏，并且极具画面感。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石黑一雄，曾凭长篇处女作《远山淡影》一举成名，30年间不断被重印，被许多石黑迷视为最爱。然而石黑一雄在时隔多年后接受采访时却表示，对自己这部早年处女作并不满意，原因之一就是这部小说与影视之间界限模糊。纵观石黑一雄日后的长篇小说写作，他确实一直试图重新确立文学内在的独异性，从而将文学与影视区隔开。他不止一次在访谈中强调，个人意识的流动才是文学最为独特，不能被其他媒介形式替代的文学之根本。因为这样的理念，他的小说除了关注个体独特的体验与命运，更注重展现个人意识的变化及其轨迹。虽然不如普鲁斯特那般极端，放纵人物徜徉在意识海，却取得了阅读体验与文学独异性之间微妙的平衡。

《路过合庄》这部现实题材的乡土小说，是一部影视化倾向较明显的小说。这表现在文本的语言与章节之间的拼接上。纵观整部小说，尹守国所使用的语言，有着近似卡佛式的极简，是一种镜头语言。它不见多余的脂肪，只有血淋淋的筋骨，能一笔带过的地方绝不拖泥带水，能够忽略不计的部分绝不加以描述，这使得整部小说的节奏快，信息密度大，环环相扣，推动情节不断向前。文学影视化倾向的一个缺陷，就是使文学失真，或者变得功利。如果一切文字皆为情节服务，那么文学的质地就会干燥、萎缩，没法呈现出文学审美的现实，而越来越像是一个仿真剧场，如同“楚门的世界”。文学中一些无色无味的闲笔令人怀念，《金瓶梅》中有一处细节，说有一日，西门庆与潘金莲二人正在王婆家喝酒，喝到酣处酒却没了，于是便唤来王婆，叫她去买酒。原本故事交代到这里就可以了。但作者在这时却将额外的笔墨给了王婆，说王婆出去买酒时，忽然乌云生四野，天下起了大雨，王婆没办法，只好在一处屋檐下躲雨，直到雨停了，才匆匆赶回去给西门庆二人送酒。这处王婆躲雨的场景对后面的故事没有任何影响，但作者为什么要交代这处细节，原因就在于这处可有可无的“闲笔”反倒增加了文本的现实性。作者将目光放在一个与情节毫无相关的人物身上，是一个作家的悲悯，也是一个作家的价值取向。蒙太奇式的拼接方式是《路过合庄》的另一特点，由于人物众多，尹守国在处理故事素材时不仅运用了简单的线性叙事，而且在保证线性叙事的同时，对小说的各个部分进行了拼贴处理，这使得作者能够在讲述葛连与大头马时峰回路转，仿佛电影镜头换场，迅速将画面切到满堂与满贵的故事线。既让小说中的“包袱”给读者带来延迟满足的效果，同时兼顾了各条故事线的平衡而匀速地向前。这种语言和拼接小说素材的方式，明显从影视剧中得到了借鉴，因为节奏明快，读者阅读小说的心理过程仿佛与观看一场精彩的电影的经历一样。唯一遗憾的是小说人物内心活动的缺失。读罢小说后，我们很难从中看到某个人物完整的心理历程，人性中矛盾和复杂的地方也揭示不够，有时人物心理活动的状写，只是为了故事推进所做出的牵强阐释，不足以让读者产生共情与理解。这导致的结果是，一些人物在小说后期变得面目模糊，甚至人物与人物之间有个性也表现出趋同的倾向。

作家尹守国将目光对准20 世纪90年代的乡村变革，利用巧妙的叙事与结构，截取了一个虽历时短暂却包罗万象的乡村生活图景。其中不乏对礼俗社会的回望，对乡土社会中人性的剖析，对土地与神的复杂心情和现代文明与农耕文明的激烈碰撞。“合庄”是辽西乡村的缩影，也是独属于尹守国的“文学园地”。它涵盖的丰富的地域性、民俗性以及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拓展了东北文学的内容和边界，为乡土文学增添了精彩的一笔，或可成为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苏童的“香椿树街”等相媲美的“精神原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