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林梦（渤海大学艺术学院，辽宁锦州121013）

辽西古文化区内的新石器时代的动物形玉雕遗存主要集中在红山文化时期，在此期间不仅有丰富的玉雕出土，而且还有石雕、泥塑以及动物骸骨等遗存。特别是在牛河梁的女神庙遗址的室内，还出土了诸多完整的动物骸骨，可见，这一时期辽西古文化区中的动物形象已经具有非常丰富的宗教内涵。作为原始社会时期的一种重要的写实艺术形式，动物形玉雕是先民们在对动物特有能力的认识基础上又赋予了玉石材料的内涵，使其区别于其他形式的动物形遗存而具有了更加重要的意识形态内涵。在红山文化“唯玉为葬”的思想里，动物形玉雕是墓主的权利地位的象征，体现了原始的祭祀与信仰。

一、动物形艺术的原型与原始信仰

原始先民们对于周边事物的认知，是从被动性、不自觉的感知逐渐发展到自觉且主动地、有意识地观察，人们的心理感知能力和造型能力就是在这样长期的采集狩猎和观察活动中逐渐被培养起来的。可以说，原始先民的认知能力和思维方式都是从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辽西古文化区在原始社会时期具有丰富的生活形式——采集狩猎、渔猎、农耕，因此具有丰富的动物形原型参考。辽西古文化区的动物形玉雕原型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两类：写实类和抽象类。写实类的动物主要来源于先民们日常生活中所见的动物，主要有龟、蝉、鱼、鹰、鸮、熊、猪等，抽象类的动物形往往是多种动物组合的形式，具有代表性的为猪龙、龙、凤等。此外，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勾云形玉佩，也有众多学者认为其是取材于动物形象。

写实类的动物形遗存普遍是原始社会时期万物有灵信仰的物化，蕴含了原始先民的智慧，在被作为玉器原型的动物中，往往是具有重生、力量、生殖等内涵的动物。鸟类在原始信仰中被普遍认为是能够代替人向上天传达意愿的使者，几乎所有的鸟类都能够展翅高飞，但玉雕的鸟形象仅有玉鸮和玉鹰。鸮多在夜晚飞行，双眼明亮，喙和爪都成弯曲的钩状，非常锋利，易于捕食；鹰能够翱翔天空，是鸟类食物链的顶端，两者皆具有其他鸟类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因此原始先民们将二者作为鸟类形象的代表。鱼能够在水中自由快速游动，活动迅速，且非常多产，蕴含了先民们对在水中生活能力和生殖的多种崇拜。熊的形象在辽西古文化区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熊体型硕大，在寒冷的冬季躲进洞穴中冬眠，在春季到来的时候走出洞外，同时也带着孕育的新生命。在先民们的眼中，熊是死亡、重生与繁殖的多重代表。蝉的形象在原始社会时期产生较早，辽西古文化区的兴隆洼遗址就有玉蝉出土。在农业产生的时期蝉就已经出现在先民们的视野中。而蝉在清晨从土中慢慢爬出，破壳而飞，也是对生命重生的崇拜。龟不仅能够在水陆生活，而且非常长寿，所以也被先民们作为玉器的原型。可见，写实类的动物雕刻在原始先民的信仰中具有广泛的认同感，并且对这类动物的崇拜是逐渐发展而来的，即从最初的石器、骨骼到后期成为玉器原型。

抽象类的动物形遗存主要是猪龙、熊龙，在融合了猪或熊的原型基础上形成了玦形玉饰，在原始社会时期成为了部落中权利的象征；勾云形玉器虽然没有明确的原型论证，但它仍是由原始先民们意识形态发展而创造出来的抽象图形。将动物的原型与石材中表面光滑、晶莹剔透的玉石相结合，形成具有灵性和高贵品质的动物形玉饰，蕴含了先民们对动物神灵的最高崇拜，具有“以玉示神”的功能。

二、辽西古文化区动物形玉器的工艺特点

在辽西古文化区的玉雕中，以动物为原型的遗存数量占有较大比重，并且造型多样，种类繁多。在新石器时期的考古文化中，其工艺与装饰纹样也体现了连续性的特点。早期的兴隆洼文化玉器以素面为主，注重原始石器制作的打磨传统，对红山文化的玉器有重要的影响，从而也使整个新石器时期的玉器雕刻普遍具有素面为主的特点。在红山文化玉器中出现的弦纹、凹槽纹、阴刻纹及阳纹等，均可在兴隆洼文化的玉器和石器中找到渊源。在白音长汗遗址出土的玉蝉，其面部及腹部纹路都是通过反复打磨形成的弦纹，这种技法也出现在白音长汗出土的螺纹石棒饰上，对后来红山文化玉器上的弦纹、凹槽纹、瓦沟纹等纹饰的制作工艺都有影响。由此可见，在制作工艺上，辽西古文化区的玉雕动物遗存在雕刻上具有明显的区域特点，即以阴刻线和减地阳纹为主要装饰，体表纹饰较少，多为素面，以磨制为主要制作工艺。

新石器时代的辽西古文化区玉器与其他区域相同，主要是锯片切割和砂绳切割。砂绳切割是用绳子作为砂砾的载体，通过往复运动对玉材进行磨耗达到分割的目的，主要用于玉料的初级切割。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量斜口筒形器，皆为砂绳切割的简单应用。砂绳切割在玉料的二次加工上常用于纹饰镂孔、扩孔、开槽、掏芯、切断。辽西古文化区的动物形玉雕中有大量减地阳纹，特别是玉蝉的身体、玉鸟的翅膀等，均是采用砂绳切割制作的减地阳纹。锯片切割与砂绳切割不同，其切割的痕迹平直，并且不同的切割锯片和切割方向都会产生不同的切割痕迹。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勾云形玉器是锯片切割工艺的典型作品。此外，片状的玉雕也多采用锯片切割的形式，如红山文化出土的龙凤佩、片状玉凤、玦形玉猪龙等。

除切割和雕刻工艺外，钻孔也是原始社会时期玉器制作的重要工艺。原始社会时期出土的玉器遗存，多为用于佩戴的物品。张星德曾指出：“红山文化诸遗址出土的玉器不同于日常生产、生活有关的石器、陶器，绝不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佩戴性装饰品，尽管在大部分玉器上，我们能看到用于佩戴时穿线用的空洞，而是一种只有在特定场合、特定环境下才可以被使用的物品。”由此可见，钻孔技术是普遍存在于红山文化的玉器中。采用的钻孔方式有管钻、实心钻和管钻互用、多重实心钻掏膛的方式。小型动物形玉雕普遍采用穿绳佩戴或固定的方式，所以牛鼻式贯穿孔较常见，其所呈现的钻孔两面大，中间小，孔壁弯曲，此类钻孔工艺在新石器时期较为常见。辽西古文化区的动物形玉雕在钻孔的位置上具有独特的区域性特点，例如，玉鸟、玉龟等小型玉器上常见的是牛鼻式钻孔，穿过绳索后动物呈现头部向上的站立状，钻孔位置多在动物的背部头、颈处，较少出现用钻孔取代某个身体部位的，仅有玉鱼利用钻孔取代眼睛。而尺寸较大的动物形玉雕，特别是超过5 厘米的玉雕，除玦形玉猪龙采用单一贯穿孔外，其他均为多个钻孔，且钻孔多在背部排列成三角形，在玉器背部可形成较为稳定的三角形固定。可见，在穿绳系挂时并非采用小型玉器的悬挂方式，而是将其捆绑固定在某件器物上。另外，与其他地区新石器时期的玉雕不同，辽西古文化区的动物形玉雕除猪龙外，其他的动物形雕刻在悬挂中均采用头部向上的形式。

三、动物形艺术中的原始审美及其抽象意识

原始社会时期的动物形艺术存在多种形式，从岩画到玉雕，先民们的审美意识和艺术表现手法在劳动实践中不断发展与创新。无论是原始社会时期还是现代社会，形成人类意识的物质基础最初都是由地域、气候等自然条件决定的，不同的劳动实践提供了不同的认知方式，也因此产生了审美意识和抽象意识的地域性。辽西古文化区的新石器时代动物形玉雕，从写实和抽象两方面体现了区域内先民们的审美意识和抽象意识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原始人类最初的审美意识是蕴含在原始意识之中的，其主体是围绕着生命意识存在的，纯粹的审美意识产生是伴随着原始宗教观念出现的。随着先民们自身的发展和自然认识能力的提高，其审美意识逐渐提高并成为独立意识。在新石器时期的原始社会中，审美意识是依附着原始宗教观念而存在的。从辽西古文化区的动物形玉雕可见，在先民们的审美意识中，对于物象的时间观念认识并不清晰，在动物形体的塑造中无法正确判断该种动物所处的生物进化发展阶段，而是仅从认识层面识别动物的类型，也就是对动物不同状态形体把握不足。但从诸多遗存中可以证实，先民们并非不具备此种造型能力，而是在其制作动物形玉雕时年龄状态并非其主要关注点。相反，先民们对于动物形体的某个特殊器官表现却非常精确，有时也对其进行夸张，以此表达动物的宗教内涵。以玉鸟为例，辽西古文化区出土的玉鸟造型准确，姿态生动，对鸟类的头、身体、翅膀塑造非常清晰，但是头部与身体却很少出现装饰纹样，多以素面为主雕刻五官，而在翅膀处却普遍利用减地阳纹对羽毛的纹理进行塑造，以增加其立体感。从原始宗教的角度出发，利用翅膀飞翔是鸟类能够沟通天地成为原始宗教先民向上天祈求福祉的重要因素，因此，翅膀也成为了玉鸟制作过程中重点表现的部分。这种对生物某个特殊部位进行重点刻画的方式，体现了先民们最初与宗教相关联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的衡量标准，即对特殊能力的体现。当基础性审美意识形成之后，先民们逐渐意识到美的连续性和关联性。以动物形玉器常见的减地阳纹为例，当被饰以减地阳纹的鸟类翅膀获得普遍认同后，则在部落内逐渐形成了减地阳纹的审美意识，将同样的纹样应用到其他的动物塑造上，通过增加立体感的形式表现对其某种能力的崇拜，借助于外形上的一致帮助达到内心的同化。在较早的兴隆洼文化就有石雕蝉出土，但早期的蝉石雕仅能从外观形体上确定是蝉，身体上并无纹饰。而在红山文化中出土的玉蝉，不仅身上雕刻有减地阳纹，而且翅膀上也使用了阳刻线纹与身体区分。从原始宗教内涵的角度分析，与鸟类能够飞翔不同，先民们对于蝉类的崇拜是基于其与耕种的密切关系，因此将减地阳纹的样式应用到了玉蝉身上。

列维·布留尔曾经提出与现代人思维不同的原始人的“前逻辑思维”，其特点是神秘的情感取向、缺乏客观性、互渗律、前逻辑或非逻辑的治理活动、与世界相沟通，或物我不分。其中的互渗律是主体通过某些方式（如仪式、巫术、接触等）与客体相互认同的神秘仪式特性，即将自然界中存在的客体融入到原始宗教中。在原始人的思维中，客体、存在物、现象能够以某种形式存在于人身上或是人制作出来的某个东西上，以此与外界形成沟通。因此，这种神秘的存在方式也就构成了原始社会时期先民们最初的抽象意识。特别是在图腾信仰中，学界在有关动物形原始遗存的形态研究上通常将其与部落的图腾信仰相关联，也正是图腾信仰中原始思维的神秘互渗性，使原始人克服了外部世界与人的隔绝与对立，达成了在灵魂上与外界的沟通。在辽西古文化区的新石器时期文化中，先民们在红山文化时期开始大量创作抽象形玉器，在红山文化晚期的牛河梁遗址中就出土了大量的勾云形玉器、龙凤佩、猪龙等形式的抽象形动物玉器。根据考古发掘，红山文化晚期的辽宁西部地区进入一段较长的寒冷期，使原本稳定发展的农业受到了严峻的考验，社会生存策略和组织也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社会危机的产生，人们转而求助于巫与神，由此也促进了红山文化晚期的抽象形玉器的产生。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中指出：在快速重演人类文明进化史的人类智能发展过程中，有具有某种直接功利目的的单纯模仿行为的“前运演阶段”，以及主要是以作用于某种“被看成因果性算子”之“客体的具体运演”阶段，还有完全超越了对客体依赖而“对运演进行运演的形式运演”阶段。考古学的种种证据表明，原始人最初开始使用“图画”代替客观物体，是因果性算子的客体取代现实的“具体运演”阶段。为了使“图画”能够更进一步表现客体的发展，“图画”演变成为更加抽象的图解符号，因此，在人类智力发展中的具体运演便从根本上脱离了对现实客体的依赖，逐渐出现了文字，从而取代客体“图画”。在具体运演中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将模仿内化为表象形式的符号功能阶段、客体和实际物理变化相结合的具体运演阶段、认识超越现实本身将现实纳入可能性和必然性的范围之内摆脱具体事物的超越现实阶段。原始社会时期先民们的抽象意识产生就是其中的第一个阶段——将模仿内化为表象形式的符号功能阶段。

辽西古文化区在中国众多的考古文化中率先创造了虚拟的动物形象——龙，可以将它看作将动物形象进行形式运演的先驱。从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龙的形象一脉相承，形成了区域性的特点，并对商周时期的龙形象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兴隆洼文化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出土的两个相对放置的猪头骨身后，用石块摆放出的S 形躯体，是辽西地区目前所能确认的最早的猪首龙形象。赵宝沟文化时期是辽西古文化区龙崇拜的形成时期，在小山尊形器上刻画的猪形象是最早的猪首龙形象。其中用写实的手法表现猪的头部特征，身体则为抽象的S形弯曲，在头部和身体的结合处还刻画出鬃毛，形象逼真，被认为是猪首龙形象形成的标志。在红山文化时期，龙的形象开始使用玉来进行雕刻。玉作为原始社会时期能够通灵的材料，被赋予了龙的形象，其形象有C 形玉龙和玉猪龙两类。在玉雕中的龙形象虽未继承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中的S 形身体，但是基本上继承了其头部的形象，并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融合了其他动物的特点。在龙的身体上S 形的蜷曲身体抽象成了C 形，更加具有抽象性，且与玉器中的玦和环产生联系，更加完善了其祭祀和宗教内涵，丰富了抽象形象的使用价值。此外，在红山文化众多遗址中出土的勾云形玉器，也有考古学家认为，它们是对动物形象的抽象化表现。可见，在原始社会时期抽象的形象已经开始形成，并且人们能够根据其认识世界的方式超越现实物象进行新的创造。

由此可见，从动物形象遗存中分析原始社会时期的审美意识形成和抽象意识的构成模式，是具有完整性的史前人类意识性分析。先民们从日常可见的动物形象中逐渐分离出了可被崇拜的能力，利用身边可以掌握的材料对其进行写实性的塑造，从最初基本特征的表现到后期开始出现装饰性的纹样，以促进原始物象的立体感，再到逐渐具有完全写实的能力后开始对物象进行意识性的分离，从而出现了抽象的新事物，并将其赋予新的内涵，形成了人类统一的动物崇拜。这种崇拜融合了各个部落的信仰，成为了区域内先民们共同崇拜的对象，并得到了广泛的审美认同。

四、动物形艺术与周边文化的关系

新石器时期，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以及东北的其他地区，均有动物形玉器出土。由于地理因素的影响，与辽西古文化区交往最为密切的应属黄河流域的诸多考古文化。以玉蝉为例，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均有玉蝉出土，但是从外观上相差较大；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玉蝉与长江流域石家河遗址的玉蝉从造型上非常相似。此外，辽河流域的辽西古文化区和黄河流域的动物雕塑多以素面为主，表面纹饰较少，皆是文化间相互学习和交流的例证。

辽西古文化区的动物形玉器与周边其他文化的交流，以及对后期文化的影响，不仅体现在龙文化的传播上，而且在其他形式的动物形玉器中也体现了区域间的交流与文化的传承。鱼是史前渔猎文化遗址中常见的形象，辽宁阜新胡头沟遗址出土了两件玉鱼，为圆雕而成，椭圆头，头部穿一小孔，用于挂系兼表示鱼眼；有腹鳍，鱼尾上翘，造型生动，表现的是正在游动的鱼，富有动感。在浙江余杭反山良渚文化的第22号墓出土的白玉圆雕鱼，平唇、圆眼，头身有明显界限，并且比例准确；拱背，微鼓腹，尾鳍分叉，刻画细线用于鱼身装饰，钻孔位于腹部，系挂时鱼头和鱼尾平衡。两件作品应属于相近的时期，但是从样式上具有较为明显的区别。而商周时期的玉鱼形象则结合了两地玉鱼的形式，并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刻画。商代的玉鱼相较于新石器时期的玉鱼体型扁平，线条简练，整体更加细长；以钻孔、单线条或多线条阴刻线表现鱼的特征，常见斜磨大圈眼，鱼嘴外翻突起，鱼尾多分叉，呈现典型的剪影式风格。西周鱼形玉器延续了商代的特征，相比商代刻画更加细腻。在商代的诸多考古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鱼形玉器，且在墓葬中出土的玉鱼较多，可见，鱼在商代仍然继承了新石器时期鱼形玉器的使用性质。从外观上看，商代的玉器结合了辽河流域的辽西古文化区和长江流域良渚文化玉鱼的特点，钻孔的形式多采用的是在头部钻孔，系挂方式采用头部向上，与辽西古文化区出土的玉鱼相同；尾鳍分叉的样式继承了良渚文化的样式，身体上的纹饰也基本上继承了其样式。此外，商代时期的玉鱼也呈现了玦形玉猪龙身体的表现形式，呈现C 形弯曲，类似玉璜的弯曲方式，而璜形玉器是发源于良渚文化代表女性形象的玉器。

在新石器时期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玉龟，同时也出现了玉鳖，两者能够在背部通过纹路进行明显区分，并且玉龟与玉鳖在墓葬中的出土位置也不相同，可见，在红山文化时期，两者虽与崇拜和占卜有关，但却行使着不同的祭祀功能。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最早的龟甲出土于黄河流域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存，在后期的大汶口文化中也出现了随葬龟甲的墓葬，推测墓主可能是具有巫觋身份的人员，因此，黄河流域应是龟崇拜的发源地。然而，在黄河流域并未有新石器时期的玉龟和玉鳖出土，但是在距今3000 多年前的河南安阳殷商遗址又再次出现了商代的玉鳖，并且与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鳖几乎相同。此外，在长江流域的诸多新石器时期考古遗址中也出土了大量的玉龟和龟形器，其形式与红山文化的玉龟几乎相同，凌家滩遗址出土的龟形器则类似于红山文化的斜口器。由此可见，由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受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文化随着人类的动态分布而被传播、被接纳、被融合。在新石器时期，我国境内的诸多考古文化在交流与互动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多种文化相互融合并呈现区域文化聚集地的发展趋势，这些文化积累发展至新石器时期末期，为上古三代国家的形成与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结 论

辽西古文化区的动物形玉器遗存在中国的新石器时期的考古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写实形的动物形玉器不仅体现了原始社会时期先民的玉器制作工艺，而且也显现了原始社会的信仰模式。而抽象形的动物形玉器，特别是猪龙和熊龙，更是中国龙文化的起源，也是原始先民抽象意识形成与发展的物质表象。从原始思维和原始艺术发展的方式上，新石器时期的辽西古文化区动物形玉雕，表现了独特的区域性内涵和特有的抽象思维模式，为我国动物纹样的发展和神话动物的形成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