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亚玲（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江西井冈山343600）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已近百年，从最初只有50 余人的党组织发展成为党员人数超过9000 万的执政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道路上越走越宽阔，并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前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持续加强党的建设，不断进行自我革命，使党永葆生机活力。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建设伟大工程。这个伟大工程就是我们党正在深入推进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1]。

其实，将党的建设称为“伟大工程”，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提出。1939年10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把党的建设称为伟大的工程[2]。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由一个积贫积弱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了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取得这些成果，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最根本的原因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得益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接续不断探索完善执政党的建设，接续推进党的建设这项伟大工程，进一步发展成为新的伟大工程。

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初步探索了执政党建设问题

（一）探索执政条件下如何坚持党的领导

一方面，明确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历朝历代的兴衰成败与领导者的关系非常密切，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通常能带领一个朝代进入稳定发展阶段，反之则易导致社会混乱、民心不稳。领导核心是一切工作的主心骨，缺少领导核心将会目标不明、责任不清、指挥失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处于刚刚起步、百废待兴阶段，此时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核心来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54年9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3]。1962年1月，毛泽东又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明确强调：“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3]（832）。另一方面，确立了执政党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基础薄弱，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社会状况亟需改善。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4]。因此，作为执政党，需要学会城市工作，而城市各方面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4]（1428）。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这实际上指明经济建设是执政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执政党目标的确定成功地将工作重心由革命引向经济建设，为党、国家和人民的工作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二）探索执政条件下党的组织建设

首先，强调维护执政党的团结统一。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一部分党员干部尤其是某些高级干部自我膨胀，滋生着夸大个人作用的倾向，对团结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为阻止这种不良倾向蔓延，避免影响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指出团结是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决议认为，党的高级干部是全党团结的关键，并作出了应遵守的六条规定，使党员在言行上有了较为具体可执行的标准，对党员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进行了约束。其次，明确了执政党健全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目标，即“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5]。最后，着力解决执政党要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问题。这个问题事关党的事业是否后继有人，事关来之不易的新中国能否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1964年6月，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必须具备五个条件①，明确了接班人的选择标准，确保了党的事业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手中，确保社会主义道路沿着正确方向走下去。

（三）探索执政条件下党的作风建设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毛泽东对于执政时期党的建设就已经有过思考。1944年毛泽东就将《甲申三百年祭》列为全党的整风文件，用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进城后因骄傲自满而导致最后失败的教训，告诫全党同志不要犯类似错误。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了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面对巨大的胜利时，有部分同志居功自傲、贪图享乐。毛泽东意识到，如果任由这股风气发展，几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的胜利有可能付之一炬。执政党的作风建设问题成为了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要工作。为此，一系列党的作风建设措施被提出。首先，强调“两个务必”的要求。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为了克服党内可能生长的不良情绪，也为抵御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务必”[4]（1438），使党员干部在胜利面前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其次，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在实践运动中反对官僚主义，惩治腐败。最后，强调执政党要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1956年4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对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一文中指出，为了不陷入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泥坑，“也就更加要充分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6]。1957年3月，毛泽东在济南和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题为《坚持艰苦奋斗 密切联系群众》的讲话，提出密切联系群众的三原则：上下级打成一片，准许下级批评上级，不要靠职位高、老资格吃饭[6]（286-287）。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国家，走的是一条前人未曾走过的路，一切都要靠自己一步步摸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管党、治党经验的基础上，将执政党的建设视为一项“伟大工程”是一次壮举，足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于党的建设事业的重视程度。之所以说“伟大”，是因为这将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能否长期执政、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之所以说是一项“工程”，是因为执政党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工作，需要全面统筹、长期坚持。

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系统回答了执政党建设一系列问题

（一）明确提出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执政党建设总目标

执政党建设目标必然随着时代的特征和命题进行调整，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1983年10月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发表了《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进一步阐明了新时期党的建设总目标：“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7]。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和宗旨，也反映了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使命和地位，是根据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和国家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而制定的，坚决地与文化大革命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目标划清了界限，从根本上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二）增添了党的制度建设的内容

面对当时比较严重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邓小平意识到，导致这些现象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制度存在弊端。现有的制度不够健全，无法较好地约束个人权力，领导人的意见往往容易成为最终意见，决策的随意性较大。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基础上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8]邓小平强调，要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三）在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上对毛泽东建党思想作出新发展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刚刚开始的拨乱反正遭遇了“两个凡是”的阻碍。在邓小平看来，这严重违背了毛泽东提倡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此，在思想建设上，邓小平强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组织建设上，为更好地团结群众，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强调要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团结统一，要实行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由党的集体而不由个人决定重大问题；要发扬民主，中央要有中央权威，党的纪律要“四个服从”，最重要的是全党服从中央，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要反对个人崇拜，不能把党和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要定期召开、充分发挥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作用；要实行干部队伍“四化”方针，造就朝气蓬勃的领导干部队伍；要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要实行新老干部合作交替，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使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在作风建设上，强调要从严治党、反对腐败；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加强党的纪律性，健全党内监督；要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倡艰苦创业精神。

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新的伟大工程

（一）确立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1994年9月江泽民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肩负着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任务，这是一场新的革命。我们党要领导和推进这场革命，自身必须坚强有力。”[9]1994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执政党建设提到“新的伟大的工程”的高度。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规定了这一新的伟大工程的目标任务。到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时，针对党的历史方位的新变化，江泽民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为“新的伟大工程”的建设目标确定了新的要求。

（二）增添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内容

江泽民在担任总书记之初，面对复杂的国内国际局势，开始从执政党的角度思考党的建设问题。1989年12月他明确指出：“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党的领导要通过执政来体现。我们必须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9]（92）1992年10月在党的十四大上，他郑重提出“努力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的重大课题。此后，江泽民对这一课题进行反复思考与探索，到党的十六大，他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江泽民强调，面对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必须不断提高五种能力。执政能力建设因此成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一个重要内容。

（三）提出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问题

面对改革攻坚和开创新世纪新局面的艰巨任务，一部分党员干部出现了思想僵化、组织涣散、信念动摇、作风漂浮、贪污腐败等问题。如何提高党员干部队伍素质，保持党的先进性和领导力，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根据时代特点，对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提出了四条具体要求。进入新世纪，江泽民在广东省考察时，首次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在提出“三个代表”要求之后，他反复强调：“‘三个代表’要求，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始终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强领导核心的基本要求”[10]。他还对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键、核心及本质提出了明确要求。这些为后来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外，在这一阶段，党还建立健全了一套反腐败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探索出一条以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大案要案、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为主要内容的反腐败道路，形成了战略上总体规划、战术上分阶段部署、不断积小胜为大胜的工作思路，加大了从源头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初步探索出一条基本适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反腐倡廉之路。

四、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增添新的内容，并提出了党的建设总体部署

（一）创新性提出党的先进性建设概念

2005年1月，胡锦涛第一次提出了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概念。他明确提出先进性建设是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并明确了先进性建设的目标要求。接着，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他又明确了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标准，并于2005年1月至2006年6月在全党开展了一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属性，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其本质就包含了先进性。但先进性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时代在更新进步，党员所需要的工作能力和知识也在不断提高，要想保持党的先进性，就需要进行党的先进性建设。

（二）增添反腐倡廉建设的内容

改革开放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社会财富迅速增加，但是体制机制的健全速度跟不上经济增长的速度，达不到时代转型的要求。有的党员在利益面前禁不住诱惑，开始丧失廉洁自律意识，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动摇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影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要求。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出发，进一步强调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抓紧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5年1月正式颁布了实施纲要。2007年10月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明确提出反腐倡廉建设这一重要概念,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他强调，要更加注重治本、预防、制度建设，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同时强调要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健全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完善巡视制度等一系列措施。

（三）进一步强化了执政能力建设

进入新世纪，国内改革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出现了各种矛盾和新情况新问题。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中国共产党必须大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员干部应对问题的解决能力，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进一步强化了执政能力建设。

（四）提出了党的建设总体部署

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一条主线、五位一体”党的建设总体部署。“一条主线”，即是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打造一支高素质的领导班子，锻造一支具有先进性的党员干部队伍；同时进行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将这“五位”统一于党的建设“一体”中。

五、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继续完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一）明确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原则

党的领导必须是全面领导。进入新时代，要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写好、写精彩，就必须继续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即一切工作都要落实党的领导，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改革发展每个环节都要贯穿党的领导。可以说，要做好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这强调的是党的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巩固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执政地位，确保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二）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指导方针

2014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首次提出“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了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在从严治党前加上“全面”二字，是对党的建设的实践经验的规律性把握，实现了指导方针的与时俱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是基础，体现为管党治党的对象必须全覆盖、领域全范围、责任全担负；“严”是关键，要坚持严字当头，把严的要求贯穿全过程，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治”是要害，坚持标本兼治，对存在的问题发现一个治好一个，一治到底，确保不再复发。

（三）首次突出强调政治建设的重要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且强调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这是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最为突出的特点，突出了党的政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也表明政治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根本所在。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具有鲜明阶级特征的政治组织，旗帜鲜明讲政治是其优秀传统，有显著优势。“两个维护”是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政治方向的根本保障。只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一个由9000 多万党员组成的大党，才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目标方向，汇聚起一股强大的行动力量。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政治建设的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开展了一系列主题教育活动，营造良好党内政治风气，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提高党员的政治能力是政治建设的基础，党员是组成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基本单元，党员的政治能力决定了全党的政治能力，党员的政治能力起着把握方向的根本作用。如果政治方向都错了，那么其他方面的能力越强，也只能在错误的方向上越走越远。

（四）创新性提出自我革命的概念

自我革命的概念是2015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的，在此后的众多场合，习近平同志多次提及并强调自我革命。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一大法宝，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改革，通过召开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顽疾面前从来都不讳疾忌医，而是直面问题，不断推进自我革新与进步。尤其是进入新时代，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期，好改的都已经改完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触及深层次的利益和矛盾，更需要中国共产党发挥自我革命的精神，拿出刀刃向内的勇气，从自身入手进行改革，作好表率带好头，通过自我革命不断推进社会革命。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路上，必然会面临着复杂多样的矛盾和困难，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只争朝夕、无往不胜的勇气朝着目标前进。

从伟大工程到新的伟大工程，是跟随着新时期的新变化、新特点进行的新发展。党的建设事业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历史连贯性，是一脉相承的，每一个时代党的领导集体都是在前人基础上对党的建设事业作了进一步发展。习近平新时代党的建设思想内容都可以在党的历届领导人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中找到根源。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不断将党的建设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加强自我革命，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注重基层党组织建设，始终推进政治、思想、作风、纪律、制度建设，推进反腐败斗争，才始终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打造出一支作风过硬的党员队伍，使执政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后继有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葆生机活力。

①五个条件分别是：第一，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第二，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第三，必须是能够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第四，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第五，必须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人。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69—5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