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珍珍（辽宁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文学批评在中外不同时期，可能表现形式不一，但其作用从来不可忽视。萨义德在《世界·文本·批评家》中说，“批评与其说是被无声的过去所界定，并由过去命令他在现在言说，毋宁说批评是其阐述过程中的现在，是其努力争取界定的现在。”[1]“批评家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清晰地发出那些被文本的文本性所主导和取代或者使之岑寂了的声音。”[1]（86）王尧在《何谓批评家与批评家何为》中也说，“历史总是把批评家置于现实之中，批评家的位置是在‘文本’与‘世界’之间”[2]。然而，同样是认真履行这一使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风格和方式。有的人博观约取、厚积薄发，有的人广博犀利、雄辩激情，有的人的评论充满诗的灵性和酒的烈性，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则是周景雷文学批评的深度、力度与温度。

一

周景雷文学批评的深度首先来自他无时不在的“史”的观念的贯通。何言宏称，“‘史’的观点往往沉稳、冷静，有其所特有的开阔、深厚与严厉，以这样的眼光来思考一切，不管是既往的‘文学史’实践，还是鲜活纷繁的‘文学’现实，都会在史家的论述中获得某种近乎定论的感觉”“也往往体现出沉稳与笃定的学术风度”[3]。

周景雷属于萨义德笔下“广义的批评家”范畴，他既关注“史”的建构，也倾心“文”的解读。周景雷有数十篇批评是直接以文学史为论题的，比如《“一般文学史”的可能性》《以现代性的名义重写》《走出沉重的新时期》《“重写文学史”视域中的〈讲话〉》等。于新时期文学的大潮涌动中催生的重写文学史、重论文学史，并不新鲜。难得的是，于众多重写、重论中既有所创新，又有所坚守。周景雷受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的启发，提出的“一般文学史”的可能性则体现了他对文学史重构的独到思考。他分析了几部当代典型文学史的价值模式建构和写作范式，对于其“典型文本”的选择是否真正代表了其所处时代的绝大多数层面提出质疑，进而在不否认典型文学史写作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文学史写作范式——一般文学史。这种新的文学史“是关于社会发展中一般的最为普遍的能够为社会绝大多数层面所接触、掌握和欣赏的文学发展的历史”[4]，其目的在于，“和典型文学史一起完成对一个时代或整个历史时期文学发展的多层面的观照”，“归纳整理文学发展的主线和传统”和“对文学发展的时代进行记录”[4]（7）。无疑，这是很多普通读者都非常期待的一种写作范式引领下的文学史写作。估计在这样一部文学史中，给亿万中国青年带去力量、尊严、勇气、希望，甚至崇高和悲壮的《平凡的世界》一定能够获得一隅之地，亿万国人心心念念数十年的金庸也可以强势入驻。因为，文学或者文学史的发展，不仅依赖专业的创作者、批评家，也依赖无数大众共同耕耘的文学土壤。周景雷“一般文学史”的提出极具意义。

在重写和重评20世纪文学的过程中，评论者们秉持现代性的自觉追求、暗含审美现代性的情愫，这本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是，有的评论者在评价部分左翼作家时，过度演绎“文学史是根据当代的意义建构起来”的这一观点，“在特定的思潮或运动中无限扩张了这些情愫的实际内容，纵容了非理性和颠覆意志在文学中的蔓延，忘记了应该用理性对历史的统领”[4]（8），周景雷认为“这同样也是不可原谅的”[4]（17）。周景雷“史论”的深度就这样在时时处处与读者、批评者以及理论的对话中得以构建。

坚守“史”的观念观照文学作品，使周景雷具体的文学批评理性又深入。周景雷发表的三部重要论著《茅盾与中国现代文学》《小说走过新时期》《叙事的嬗变与转型——二十一世纪前十年长篇小说研究》，无论是以个人切入历史，以关键词另辟蹊径，还是在“观念的流转”和“空间的再生”中感应就近的时代，都因强烈的史学观念的坚守，而展现出饱满厚重又从容理性的特点。周景雷正在主持的课题《当代文学视域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释史研究》也是对文学史重要事件的重新阐释和建构。

周景雷文学批评的深度还来自他无处不在的“理论”精髓的绵延。幽深的理论是现代批评的重要特点之一，但是，理论和文本如何结合，进而达到理论为文本服务的目的，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周景雷的文学批评不缺理论，他的“启蒙理论”和“后现代视角”早就被程光炜发掘。除此之外，这些年他将“隐喻”“后乡村叙事”“文化研究”“现实主义”等其他理论也运用得非常娴熟。但是，很明显，在周景雷的笔下，批评绝然不是理论的仆从或注脚，而是增强批评启发性和震撼力的工具。在他的文学批评中，理论犹如丝线，被密密匝匝地缝在了他对文本的独特体悟之中。在他的评论中，理论时时都是在场状态，但又没有牵强附会或高高在上的感觉。他在《挽歌从历史密林中升起》用“独语体”阐释迟子建的创作方法时说道，“迟子建的独语自白正是来自于她对那个行将消逝的民族历史的心灵感应。历史的叙述者‘我’始终站在当下与过去两种历史场景中,通过时空切换来表达历史的有限性。”[5]寥寥数语将之概述清楚后，绝不喧宾夺主，立即回归作品，倾心构筑“文本”与“世界”的关系，而不是让理论成为一种“知识预设”，妨碍或制约批评者的思想和想象。在日益喧嚣甚至日益迷宫般的批评环境中，周景雷用这种将理论织进感悟的方式，形成了自己“张扬个人睿智同时又避免浅浮”的风格，赋予了他的文学批评应有的深度。

二

周景雷文学批评的力度就是以他的客观性、专业性、前瞻性为基础的。正如针对《人民日报》上关于《批评为何备受批评》的讨论，刘巍所说，“评论家对所评论的对象要有不带偏见的态度，对评论对象所在的场域要有全面而精深的知识储备，对作品的品读要有个性化的历史评价和美学评价”[6]。

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呈现独属自身的样貌，对于它的新样貌、新特质的总结和现状评价吸引着批评家，也考验着批评家。2008年，周景雷从人的历史维度出发,考察了新世纪的长篇小说创作。他指出，新世纪近10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宏大的历史叙事走向了个人的主体主义。主体主义在历史情境中得到延展,并不断地构成历史本身。”[7]他以莫言的《生死疲劳》、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为例，阐释了在历史情境中的个人选择与坚守，并进一步总结到，新世纪文学重新回忆和讲述曾经的“伤痕”时，少了新时期常见的激愤的情绪和冲动的呐喊，大多以平和、宽容的心态去面对过去，进而把这种“政治伤痕”转化为“文化记忆”，处处体现了作者对过往和当下的历史承担。周景雷的这份认识是深入且前瞻的。即使2008年以后发表的长篇小说，像《蛙》《古炉》《陆犯焉识》《江南三部曲》等，也如他所说，让我们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流动的、富有感情的人，来实现对过往的历史、文化的重新观照，而不再是将人绑缚在历史上，来证明历史的合理合法性。

周景雷文学批评的力度更来自他个人作为知识分子的历史承担。近些年，在文学批评领域，部分评论者不论是面对当今时代的文学发展现状，还是针对具体作家的最新作品，常常要么一味地说好话、唱赞歌，要么将态度隐没在厚厚的术语背后。这些人只是贾克比笔下的“技术人员”，但绝非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贵在坚定独立的灵魂，他代表的“是一项个人的事业，一种能量，一股顽强的力量，以语言和社会中明确、献身的声音针对诸多议题加以讨论”[8]。

周景雷对当代文学现状中肯独立的评价在他的文学批评中占有重要一隅，这些批评因他本人知识分子血液的流淌而具有了掷地有声的力度。周景雷新世纪文学有高原但没有高峰的说法是非常中肯的。他如萨义德所说，20年来“以一种能量，一种顽强的力量”持续关注中国文学的缺失和问题。周景雷曾在《文艺报》上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当前长篇小说创作存在的三个问题：深度的缺失、文学性的淡化、以量胜质的世俗化追求。文章虽然不长，但字字千钧，三个问题都给人振聋发聩之感，并得到不少评论家的响应。三个缺失当中，周景雷对“文学性”的强调最为明显。他指出，20世纪，受文学的哲学语言学转向影响，“文学性”作为“那种使特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被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提出之后，引起文学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在此基础上，韦勒克确立了从想象性、虚构性和创造性出发的文学研究和评论视角。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后现代语境中，随着审美日常化和日常生活审美化兴起，似乎到处都可以看到“文学性”的影子，但独独在部分文学作品中缺失了它的存在。周景雷在另一篇文章《一个文学的“李约瑟问题”——我们为什么缺少或遗忘文学性》中也阐释了当下文学创作和评价中缺少或遗忘文学性的原因。他认为，“当下文学创作和评价中缺少或遗忘文学性是一个文学的‘李约瑟问题’，只有回到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语境中才能回答。”[9]从这个角度来说，也许缺少文学性不单单是中国当前长篇小说创作的问题，但这绝对是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且，这一问题在之后的底层写作上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

除了对文学现状说“不”外，周景雷还在批评中坚定地对部分批评家和创作者说“不”。说“不”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更何况在“曾经的批评是真批评，现在的批评是真表扬”的大环境下。批评家不仅连接着世界和文本，还连接着作家和读者。周景雷尖锐地抨击底层批评的道德缺位现象，“在整个文学批评中，道德感这几个字甚至已经被剔除，似乎有一种普遍的观念，谁要是在自己的批评中强调了政治意识形态、谁要是在自己的文章中强化了一种道德认识，谁就会被贴上传统、陈旧、极“左”的标签，并会成为身份上的耻辱。所以，当有的批评家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大都以人性的借口去辩护和认定，越是欲望的、越是去政治化的，越是自我的，越是庸常的、越是丧失气节的、甚至越是乱伦的就越深刻、越有内蕴。”[10]周景雷认为，这种批评怪像的产生源于批评家社会责任感的丧失，他认为，“一个批评家如果不能在文学作品中看到那种社会意义的缺欠，而只专注于审美快乐，那么这也仅仅完成对文学作品的一般性认定，起码是一种不完全的批评。”[10]（2）这种批评不仅是不全面的问题，它还可能因为对作家的不正确的规训和引导，而造成令人堪忧的是非善恶判断问题。如家利维斯所说，道德力量不是道德说教，它是人类生活的主要部分。“批评家的任务就在于，要通过自己的理论正义和道德操守，对这些复杂的文本进行理性的本质归纳，进而进一步完善作家的创作和引导阅读。”[10]（2）周景雷还在《令人摇头的文坛“年度总结”》针对2008年度文坛总结的随意、偏颇、标准不一、阅读量不足、任意拼凑等问题，痛心疾首地提出，“我们的文坛需要潜心读作品，静心搞研究，诚心做总结的写手，而不是哗众取宠之徒”，“既要关注到其中的优秀者，也要注意到整体状况和一般状况”[11]。

对待作家方面，周景雷在《当前长篇小说的走向与缺失》中指出了阿来的《空山》和余华的《兄弟》在描摹上有余，但在深度的挖掘上令人失望；孙惠芬的《上塘书》、林白的《妇女闲聊录》、姜戎的《狼图腾》则因文学性的淡化使小说的诗意丧失；在《莫言近年小说创作的缺失》论坛上，则直言莫言小说的困境与堕落。可以说，无论是对批评家的批评，还是对作家评价都一针见血，非常具有针对性。他这种真诚而坚定地指出问题的态度和方式，正是班达所说知识分子的“良心”，也正是这份知识分子的承担和负荷为周景雷的文学评论赋予了穿透时代、震撼人心的力度。

三

这些年，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经历过“酷评家”们的激荡，也经历过“人情批评”与“红包批评”的洗礼，而周景雷的批评却自始至终地坚持“有温度”的批评。这种温度，如潺潺流水，静静地淌过周景雷的每一篇文学批评。这种感觉与迟子建的文学创作很有神似的感觉。即，以从容沉静的心态去发现潜隐在生活（文字）背后的疼痛和温暖，不避讳疼痛（问题），但又充满着真诚、温暖、体恤，让人觉得世界值得，批评可期。何言宏认为，周景雷“似乎对女作家的作品把握得更好”。但笔者认为，周景雷是以批评家的温厚和温暖来观照作品的温厚和温暖，而这份温厚与温暖恰巧更多地来自女性，当然也可以来自贾平凹、东西、于晓威、格非、刁斗，这与他平时温柔敦厚的性格似乎倒十分契合。

周景雷文学批评的“温度”直观地体现在他的文字中。“她还看到了这穿过缓慢的日子，照射在人与人之间、人与事之间的缕缕阳光，于是温情就充溢在那些巷子里、老宅中。换句话说，她用日常生活中的人情润滑了大街小巷的滞涩。”[12]“同样是童真童趣，《呼兰河传》有点少年顽皮，而《北极村童话》则带有成人般的哀婉。同是写生死，《生死场》就显得坚硬冷漠，而《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则是愁肠百结。”[5]（57）周景雷的批评文字和范小青、迟子建诗化小说的语言一样细腻、灵动、绚烂、深情。面对这样的文字，谁人能不产生含英咀华的感觉？批评家貌似在以自己的文字与李健吾的《咀华集》隔空呼应。当然，这优美、生动、通透、活泼、闪烁着生命的律动与温暖色彩的文字，正是周景雷自身温润的生命情调和深厚的人生意蕴浑然一体的结果。

周景雷文学批评的“温度”还体现在他的温暖情怀上。范小青是周景雷关注再三的一位作家。范小青的小说从不同的角度，受到诸多批评家的关注，有人追寻她的“寻找”主题，有人追问她的“错位”身份，有人感兴趣她的“地域书写”，有人倾心她的“现代性”笔法。但是，周景雷解读她的短篇小说《我们的朋友胡三桥》《谁住在我们的墓地里》《城乡简史》以及长篇小说《赤脚医生万泉河》时，看到的都是温暖。他指出，“王勇寻找胡三桥的过程就是一个寻找美的过程，寻找真正人心的过程，寻找温暖的过程，或者说是给人类寻找出路的过程。”[13]（77）周景雷还在文学史和新世纪现实主义创作背景下，对范小青的创作提出了“温暖的现实主义”的命名。他说，“有人说现实主义精神表现了作家的勇气，有人说批判是现实主义的精髓。这些主张要求作品必须要表现出血淋淋的现实和深重的灾难以及在此环境中人的苦难而扭曲的心灵。但范小青则不同，她的现实主义充满了人间的关怀和温馨的讽诫。因此，我将之命名为温暖的现实主义。”[12]（84）周景雷的这一命名是有典型意义的。它不仅是对迟子建、葛水平、范小青、魏微等女性作家作品写作特质的一个概括，笔者认为，贾平凹的《秦腔》、陈彦的《装台》也应该在此之列。心里有温暖的人才会满眼温暖。现在有部分批评者面对作品冷静超然、不动声色，他们只对理论发言，并不对文学和人生说话，这种缺少“温度”的评论是造成邵燕君所说的“读者爱不爱听你”的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在这里，笔者并不是要求作家和批评家笔下都只有温暖而无其他，而是强调，批评者要用一份温暖的情怀去感受文字背后生命的冷暖和跃动，去揭示“学术黑话”背后隐藏的对生命的悲悯与怜爱。

周景雷文学批评的“温度”还体现在他倾注在左翼作家和理论家的热情上。很长一段时间，一些批评家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史，凡涉及茅盾、周扬、胡风等，常因为突出强调他们的政治性，便有意无意地弱化或忽略了他们在文学创作、文艺理论上的有益探索和实践，或者直接避开对他们的研究。而周景雷却对茅盾、周扬、胡风、瞿秋白、蒋光慈等人的研究乐此不疲，并试图从历史性、时代性、世界性大背景中对他们做出相对客观的评价。在周景雷的博士论文后记中有这样的“情结”表述，“当我仔细品评的时候，我却觉得自己有很深的‘左翼’情结，直到现在我还为那些左翼作家的风风火火、激情澎湃的热情所感动。那时的那些进步作家的斗争勇气和献身精神，以及在面临着政治和生活的双重迫害下的生存意志，恐怕是今天的人鲜有能够做到了。”[14]由此可见，不论面对何种文本，一支温暖的笔、一颗温暖的心、一份温暖的情，便可以为我们构筑一个有温度的批评世界。这也应了“知乎”上那句话，“世界作为客体呈现，文本呈现它，批评家借由文本来确认自身和世界”。

总之，步入批评界20 多年来，周景雷以他强烈的史学意识、开阔的理论素养、笃定的学术精神、坚定的历史承担、温暖的批评情怀，潜心整理和爬梳历史资料和现场，持续关注和洞察当代问题和作品，一直酝酿和形成新的观点和主张，为他的文学批评注入了深度、力度与温度，形成了鲜明独特的评论风格。在此，我们期待周景雷为我们呈现更多的优秀文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