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岗 潘 玲（渤海大学文学院，辽宁锦州121013）

周景雷能够以文学内部规律与社会现实相结合为基点，审视纷繁复杂的现当代文学生产，既突出了其自身的文学性又显示了现实主义属性，实现了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的统一。

一、社会主义文艺研究的现实性与历史性结合

浩然是特定历史时期最具有社会主义文艺特色的代表作家。目前，研究其创作的社会主义文艺性质又成为理论界的热点。周景雷在2019年9月，浩然的《艳阳天》入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单位合作推出的“新中国70年七十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的时候，把浩然放在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重新审视，提出了“我们如今应该如何在社会主义文学的总体框架内评价和理解浩然以及其作品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把浩然放在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历程当中进行评价和理解的问题。“在这些有限的研究中，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的分野还是比较明显的，其核心分歧主要聚焦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岁月的沉淀以及时代所能赋予的深层思想平台的搭建，有些事情显然能够给我们带来新的价值和洞见。……浩然是在1956年发表了他的处女作《喜鹊登枝》并奠定了他的写作基调，即通过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来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由此开始了他一生不曾放弃的对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追求。可以说，社会主义文学观念‘是贯穿他一生的文学思想’。”[1]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周景雷把浩然放在了整个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之中，特别放到了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进程当中进行考量，既分析了浩然从一路高歌到备受冷落的社会历史原因，又阐释了浩然文学创作的独特的社会主义文学属性。周景雷这样评价：浩然值得我们今天去纪念并给予敬意的最大价值就在于他对社会主义文学观念的坚守，是最具有“初心”“使命”性质的文学追求[1]（69）。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视野下关照浩然的文学创作，浩然无疑是坚守“人民性”最彻底、最纯粹的作家，是把“人民性”作为社会主义文学最典型标志的作家，也是把“人民性”作为社会主义文学的主题、创作倾向和文学资源的代表作家。周景雷不同意一些评论家认为高大全、马老四、萧长春、朱铁汉等人物身上鲜明的政治属性是不真实的看法，指出浩然的创作是超越“生活层面”把农民放到“政治层面”进行塑造，这恰恰是时代特征的反映。

周景雷研究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进程，也体现在关注不同历史时期文艺政策的变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上面。如以《人民日报》1967、1970年两个纪念专栏为例，研究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文艺思想与《讲话》的关系。周景雷从《人民日报》60年代后半期，分别开设的两个纪念《讲话》发表25 周年和28 周年的专栏入手，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中国文艺界纷繁复杂的形势以及创作上、思想上矛盾冲突相伴而生的社会现实：一方面要把从新中国成立以来逐渐“左倾”的文艺思潮拉回到正常轨道，如通过制定“文艺八条”等来重新调整文艺的方针政策，另一方面又适得其反走向了更左倾的境地，这表明社会主义文艺在探索过程中经历了多么艰难险阻的发展历程。

在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过程中，“文代会”无疑是最能代表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周景雷就“第四次文代会前后的历史处境与文学问题”的关系，探讨社会主义文艺怎样“继往”和如何“开来”的重要问题。第四次文代会是社会转折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既是历史的继承和接续，也是新的时代话语改变和转折的开始。这个时期文艺界出现很多争议和分歧。在“继往”和“开来”的问题上我们不难看出，第四次文代会召开前后，领导层想在“立”与“破”的两个方面稳妥推进。“立”就是对《讲话》基本原则的阐发和坚持，是对文艺批评的政治准则的确认，也是对作家政治责任的强调；“破”则是对长久以来捆绑和阻碍文学发展的旧意识形态的扬弃。两者相较，“立”的愿望更加强烈。“开来”与“继往”要在思想观念的最终尺度上取得一致。因此，第四次文代会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2]。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制定了既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又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方针、政策。回顾、总结和研究党领导下各个历史时期文艺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回顾、总结和研究党领导下的东北文艺的发展史、奋斗史，为东北振兴，为发展和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服务，是非常迫切的任务。在周景雷的积极推动下，渤海大学和辽宁文学院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研究，特别是促进东北地区的社会主义文艺研究，联合成立了社会主义文艺研究院。社会主义文艺研究院建立就是以《鸭绿江》杂志的发展历程为基本对象，立足于东北文艺史料收集与研究，回顾、总结党领导下的东北文艺战线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考察其发展路径，切实地为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服务。

周景雷多年来坚持致力于社会主义文艺研究，也是长期关注书写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当代作家。周景雷以现实主义美学原则为标准评判中国当代文艺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深入人民群众、深入现实生活，充分展现把握现实的审美能力和理论品格，如何突出展现文学艺术的当代精神等重要理论问题。

二、《讲话》接受史研究中的宏观理论视野

20世纪以来，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始终是决定中国文学发展的主要理论源泉，《讲话》正是这种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集中体现。现实主义美学原则既表现为作家在文学创作活动中关注现实生活的审美态度，也表现为在中国特定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中，文学的发展所体现出来的鲜明的民族化和大众化特色。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纲领性文献是站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从文学外部研究出发，提出文学生产的社会条件、服务对象、评价标准以及文艺的源泉等重大理论问题的，而不是单纯地阐述或研究文学内部规律和写作技巧问题。周景雷认为，《讲话》立足于中国革命的现实特点，结合“五四”新文学发展中出现的某种与中国革命发展不一致的倾向，从社会主义文艺活动的实际出发，全面而具体地阐释了文艺运动的经验和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讲话》指明了时代对革命文艺的基本要求，使文学发展与革命实践密切结合，极大地促进了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在《讲话》的接受史研究中，周景雷以现实主义美学原则为基础，阐发出了《讲话》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纲领性文献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美学价值和现实意义。把《讲话》放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语境当中，突出民族化和大众化特征的文学发展方向与现代化道路，阐释其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的重要作用，这种注重语境延展中的问题意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领域的重大问题和现象进行探讨，无疑抓住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共性及其具体特征，并从中揭示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本土化特色。

周景雷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相当数量的作家、文艺家出于内心真诚的感受等方面原因，先后不断反思和检讨个人过去的创作和思想问题，表达对现实的真诚接受和对未来的美好瞩望，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独有的一种文体现象——“检讨书”现象。这种现象是在特定时期文艺政策的规约下形成的，时代烙印深刻。由于所处社会地位和政治身份的不同，“检讨书”的写作目的和写作心态也各自不同。总体来看，最终形成了三种接受与阐释的格局：一是国统区来的作家理论家；二是解放区来的作家理论家；三是被批判的作家理论家。根据“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批评的英明而卓越的范例”，前两个方面则以最能代表《讲话》为参照和努力的方向。现在看来，无论在文体上还是内容上，“检讨书”是依附于思想“一体化”的强大潮流而形成的，不能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文学形式。它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和接受提供了最快捷的途径、最有效的方法和最大范围的空间[3]。只有坚持通过注重语境延展中的问题意识来研究现当代文学，以深刻的问题意识和明确的价值立场来研究现当代文学，才能清楚研究的方向和目的。

《讲话》宏观上把文艺统摄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宏大叙事之中，为正确理解和认识无产阶级文艺的本质提供了理论基础。周景雷认为，《讲话》全文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文艺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这是对文艺与现实生活关系的极其深刻阐释。同时《讲话》扎根于现实主义文学，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美学原则进行了全新的理论阐释：文学创作不是抒发作家个人的别绪离愁，而是要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作家要全心全意融入到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当中去，而不是流连于自己的情感世界，要与人民群众共命运、同呼吸。作家应该尊重现实生活，要尽量去熟悉自己的写作对象和阅读对象，要熟悉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这就要求作家要改造自己的思想，排除鄙视人民群众的内在倾向。周景雷认为，在《讲话》的影响下，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作家深入现实生活，结合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塑造了各种新的人物形象，在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上取得了新成就。在现实主义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问题上以及新的生活、新的人物、新的情感美学方面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艺术开辟新气象[4]。

周景雷的《讲话》接受史研究，把这篇纲领性文献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现实和历史语境当中考察，阐释了《讲话》在各个历史时期发挥的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密切相关和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三、乡土叙事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当代文学批评经验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确立乡土叙事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相一致的发展道路。通过整体考察，周景雷提出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民族形式”和“大众化”讨论与中国古典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的融合，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之间都是有深刻的内在关联的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

乡土化、民族化的文学叙事，是对乡土资源进行整合并寻求新的发展路径。历史传统与民族化是文学乡土叙事的重要内容，虽然乡土传统与民族化之间有一致性，然而乡土叙事的内涵更加丰富，也更加强调乡土中国与现代世界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现代性发展与乡土化叙事是可以并存互补的，“本土性不是固守自我、墨守过去，它与现代性之间不是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的促进关系。”[5]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性发展还可以对乡土文学进行一定意义上的补充或反思性的完善。坚持乡土叙事对于目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来说，甚至比一味主张现代性更具有实在的实际价值。因此，周景雷进一步指出，文学的发展应该是乡土叙事与现代发展共存互补的，这既符合扎根于乡土与现实的需要，又符合社会历史的基本发展方向。只有如此，中国现当代文学才能够走上真正的成熟、独立的发展道路。

周景雷的乡土叙事研究主张从现实生活出发，利用好传统理论资源，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回归文学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上来，同时注意到了立足上海本土的小说《繁花》，诉说东北文化生成的小说《刀兵过》，关注现代性与民族性冲突的小说《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以及小说《尘埃落定》等在寻求文学自我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就。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是世界性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矛盾，其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独特时代性和地域性，也是乡土文学创作的重要经验来源。周景雷将描写市场经济以来和城市化过程中中国农村发展和变化的作品大致分为两类：一类致力于展现在市场经济面前农村土地的破碎和人心的散落，代表作品有《石榴树上结樱桃》（李洱）、《受活》（阎连科）、《吉宽的马车》（孙惠芬）、《秦腔》（贾平凹）等；一类努力恢复和树立某些新气象，更加着力于对未来的美好想象和对恶化的救治等方面，包括向城市化过程中争夺土地，拒绝经济的过速发展对乡土文化的侵蚀和对乡村的瓦解，重建民间道德和乡村文化秩序，进而确立现实主义的审美趣味，代表作品有孙惠芬的《歇马山庄》（2000）、关仁山的《天高地厚》（2002）、王建林的《风骚的唐白河》（2005）、周大新的《湖光山色》（2006）、冯积岐的《村子》（2007）等。

周景雷善于通过多个维度来把握新文学的乡土发展特色，包括站在历史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立场上对乡土文学的日常叙事研究，对新世纪乡土题材小说的空间建构研究以及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对民族文学进行现实主义的阐释等。周景雷给某些描绘少数民族生活受到现代化冲击的类型小说下了定义，将其称为“民族文化寻思小说”，这类小说的特征如下：一是以宗教为依托，将人的生存笼罩于宗教的氤氲之中，使人的生存成了一种有灵魂、有信仰的生存；二是对民族文化，尤其是边缘性的地域文化进行某种深层次的原始性的挖掘，富于宗教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色彩；三是历史意识鲜明，作者们能够将大跨度的文化更迭、社会变迁和个人的历史省思相结合，进而从中寻找安置人心的力量和救治人类灵魂的渠道[6]。这类小说是超越民族性的本土化新文学，创作主体并不局限于少数民族群体，这种本土化的文学创作类型将生态性、社会性、文化性写作置于本土的历史和现实之中，将特殊群体与现代文明的对抗性融入传统与现代冲突的普遍性之中，为当代文学批评提供了广阔的“他者”视角。文学作品是否具有现实主义的情感温度是周景雷的批评标准之一，不论是迟子建的《群山之巅》，还是格非的《望春天》，抑或是丁宗皓的散文集《乡邦札记》，周景雷都能从中探寻到作品所展现的日常生活中的脉脉温情，突出强调其中所蕴含的希望的力量①。正如上文所说，虽然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可能会导致鲜活个体的无所适从、挣扎、虚无乃至毁灭，但是文学作品应当肩负起引导心灵的重任，给予恢复与重建本土化特质的理论和现实可能性。

周景雷认为，进入新世纪以来，因为各种内外因素的相互作用，文化环境和文学发展格局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全球化、产业化、传媒化、网络化、娱乐化的混合交织之下，文学呈现出作品多、作家多，繁杂而不繁荣的复杂状况。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也面临着极大挑战。在这种情况和背景下，坚持“现实生活为根”“人民群众为本”的两个基本理念就显得十分重要。我们要依靠“现实生活”和“人民群众”两个支撑点，坚定地贴近生活和贴近现实的行之有效的基本方向，来建构和丰富当代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本土化。保持足够的定力，不断增强自信，不断迎接挑战，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道路会越来越宽广。

①参见周景雷《我们应该在什么层面重塑故乡——〈望春风〉阅读札记》，《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6 期，105-110页。周景雷《心灵的背景与乡邦的滋味——论〈乡邦札记〉中的日常生活》，《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 期，6-12页。周景雷《每个人都有自己有限的人生之巅——关于迟子建〈群山之巅〉的几点认识》，《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6 期，97-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