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明扬

就如何科学地管理皇族宗室，古代中国摸索了几千年仍然是一头雾水，在三条路线的斗争当中折腾至死。

第一条路线，就是本源意义上的封建制，像周天子那样，皇帝将儿子们分封到四面八方，幻想各地的藩王可以拱卫中央，但日后往往率先造反的都是藩王。在秦始皇强大气场的影响下，当代国人的史观对封建制颇为不屑，甚至误以为郡县制出世后就铲除了封建制。

但事实上，历朝开国皇帝对于封建制大多充满了乌托邦一般的浓厚兴趣。汉高祖认为郡县制是致秦王朝速亡的原因，因此折中主义地部分恢复了封建制，景帝时爆发“七国之乱”后，汉王朝才又逐步抛弃了封建制;西晋又将曹魏之亡归咎于地方无人，以史为鉴地搞起了封建制，之后又引发了“八王之乱”;之后封建制的名声可能真的臭了，上千年间历朝避之不及，直到朱元璋将24个儿子分封到各地，又碰上了“靖难之变”……只能说，封建制与中国帝制实在八字不合，每一次复辟都要遭到当头一棒。

撇开政治上极不成熟的封建制，那么就只剩下两条路线之争了：“闲置派”和“从政派”。争议的焦点就在于“宗室能否从政”。

先看“闲置派”，最典型的莫过于明朝。明朝在处理皇族宗室问题上，大抵是一个走极端的派头。“靖难之变”之后，造反上台的明成祖或许是出于知己知彼的觉悟，将朱元璋的宗室政策扭向另外一个极端：好吃好喝供着，封杀政治生活。不要说从政了，藩王的个人自由都得不到保证。发展到中后期，藩王们终生只能生活在王府里，想出城扫个墓，都得专门派人奔赴京城向皇帝递出申请。这基本上就是高级软禁，国家的囚徒罢了。

北宋中前期也是如此，执行的是宗室版的“杯酒释兵权”。《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一书说，“全体宗室在首都过着富足的生活，却不能拥有任何权力，这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交易”，“除了在祖先急死和宫廷典礼中的礼仪功能以外，宗室其实是百无一用的皇家造物”。

在清前期曾纵横政坛的宗室则被乾隆断送了政治前途。从乾隆二年（1737）恢复军机 处起，宗室王公便被排斥于中枢机构之外，延续了乾、嘉、道三朝120多年。与明朝酷似的是，清帝对宗室的个人自由也持高压态度，明文规定只有扫墓此等人伦大事才能请假出京，其他理由皆视为私自出京;宗室的“犯上之举”则更是遭到了体毛级的判罚，连国殇期间剃个头都会被处以绞刑。

尽管最大程度上降低了对皇权的政治威胁，但“闲置派”也构成了两大社会顽疾。其一，“闲置派”在实质上是一种“赎买”政策，但所谓的“高薪养闲”，在宗室人口暴涨之后往往会造成极其严重的财政问题。同样以明朝为例，明亡之前宗室人口可能已达20万人，一方面几何式的人口增长让地方财政濒临崩溃，很多省甚至发生了这样的荒唐现象：全省的财政收入，已经不够供养封在本省的皇族;另一方面，明朝并未如清朝那样禁止宗室经商，以至于宗室与各地巨商勾结，几乎垄断了各地从食盐到良田一切有钱景的行当，甚至逼得朝廷成为财政上的弱势群体。

其二，废物。被剥夺了政治空间与人身自由，却最大限度地享受着经济特权，明朝宗室彻底堕落为百无一用的食利阶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痛心疾首：“为宗属者大抵皆溺于富贵，妄自骄矜，不知礼义。至其贫者则游手逐食，靡事不为。”将他们定性为“名曰天枝，实为弃物”。

二百年后，“实为弃物”的定位又可以转送给晚清的宗室子弟。他们提着鸟笼子，同样成了被帝国体制废掉的一群人。

那么，咱不做废物，做一个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宗室吧。顾炎武理想中的政治状态就是“亲贤并用”。

唐朝或许是“从政派”的范本。有唐一代，不少于11名宗室做到了丞相的位置上，超越了其他朝代的总和。在唐代的宗室政策中，一方面让诸王及其子孙都迁至长安，方便就近看管;同时充分给予政治上升的空间。尽管清人赵翼将此称为“此法之最善者也”，但不无讽刺的是，唐宗室丞相中最有名的一位却是位列奸臣的李林甫。

宗室从政最大的阻碍并不是民间，相反，如顾炎武这样的民间知识分子还将此捧为“自古帝王为治之道，莫先于亲亲”。最大的政治反对者往往是皇帝，分封制糟糕的历史记忆让帝王对宗室从政也一并表示出了“卧榻之侧”式的政治戒备。毕竟，在理论上，宗室具有天然的皇位竞争合法性。

尽管遭受了上千年的政治打压，宗室却抓住了帝制的最后时光。在慈禧时代，从恭亲王始，到醇亲王、庆亲王，宗室突破了乾隆时代的从政禁令，实现了自唐以来又一个从政盛世。最极致的辉煌是“皇族内阁”，华丽地终结了宗室政治，以及中国的帝制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