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皇族作家群的“小家”气象及其成因

2019-09-10赵润金

北方论丛 2019年2期

[摘要]在中国历代皇族创作中，宋代皇族是创作力最旺盛的家族之一。宋代皇族中作家和作品数量众多，但从文学史上来看，宋代皇族在创作方面整体上体现出“小家”气象，也就是说，创作水平不是很高，没有出现一流作家。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优越的生活环境削弱了宋代皇族的创作意识;二是宋代皇族在禀赋方面，权谋手段优于创作才能。

[关键词]宋代;皇族;“小家”气象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9）02-0108-05

在中国历代皇族创作中，宋代皇族是创作力最旺盛的家族之一。笔者依据《宋史》[1]（#1#）《全宋诗》[2]（@W）《〈宋诗纪事〉续补》[3]《全宋词》[4]^5删《全宋词补辑》[5]《全宋文》等资料粗略统计出宋代皇族共有作家234人，其中诗人141人，诗作2092首，人均约15首;词人39人，词作890首，人均约23首;文章作者94人，文作24241篇，如果不计算其中帝王、后妃23人的23380篇作品（基本上是词臣所写，但这些能反映皇族对文学的影响，依《全宋文》的体例归于帝王、后妃之下），有861篇，人均约12篇;传奇作家1人，传奇1篇;歌舞剧作家1人，歌舞剧1部。单纯从作家、作品的数董统计看，宋代皇族是一个创作非常旺盛的家族;但从文学史上看，宋代皇族在创作方面整体上体现出“小家”气象，也就是说，创作水平不是很高，没有出现一流的作家。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优越的生活环境削弱了宋代皇族的创作意识;二是宋代皇族精英在禀赋方面，权谋手段优于创作才能。

一、文学家族的“小家”气象

宋代皇族作家人数众多，作品数量也不少，堪称文学家族，但没有一流的作家，在创作方面整体上体现出一种“小家’气象。

以诗歌为例，如宋太宗，《全宋诗》收录其诗560首，题材主要是歌咏释道义理，其中《逍遥咏》216首，《缘识》318首，约占其全部诗歌的95%。体式上以五七律为主，创作水平并不高。

又如，宋徽宗，《全宋诗》收其诗312首，作品主要有宫词、道教诗、题画诗三类，多为七绝。其中宫词296首，主要描写歌舞升平，寻欢作乐的宫廷生活，如斗鸡、饮酒、赏景、奏乐等活动，题材狭窄，可取之处不多;道教诗52首，主要分为《玉清乐》《上清乐》《太清乐》三种，分别称赞道教当中玉清、上清、太清三种境界，题材单调，体式单一，主要用七绝组诗，创作手法单调，艺术成就不高;题画诗13首，抒写层面多样，有题人物画、题动物画、题花石画、题村落画等，体式也富有变化，有七言古体、七律、七绝、五绝，有组诗也有单个的诗，艺术上较前两类诗歌突出，但与苏轼、黄庭坚的同类作品相比却差距较大。宋人孙绍远《声画集》没有选宋徽宗一篇作品，选得最多的是苏、黄作品。

又如，宋孝宗，《全宋诗》收录其诗38首，主要是题画诗和战斗诗。题画诗如七绝组诗《题刁光胤画册》中《双飞蛱蝶图》“倘有红妆来拾翠，无端蝴蝶斗飞来”[2]（®4W’p26869）。体式以七绝为主，缺乏形式变化，艺术成就还不如宋徽宗。宋孝宗的战斗诗展本出了宋代皇族中少有的雄心抱负，例如，五言古体诗《新晴有感》“神州应未远，当继沛中歌”[2]（®43»’p26864）。杂言古体诗《新秋雨过述怀》“平生雄武心，览镜朱颜在”[2]（®43»’Pj®65）。体式以古体为多，但抒情不够含蓄，缺乏美感，艺术成就不高。

又如，宁宗杨皇后，《全宋诗》收其诗52首，主要歌咏宫廷生活，如《宫词》其二“醉里君王扶上辇，銮舆半仗点灯回”[2]（®53ip32S89）。其三“天上春光偏得早，嵯峨宫殿五云中”[2]（®53®’p'32889）。其十“海棠花里奏琵琶，沉碧池边醉九霞”[2]（胃53®’p32S90）。其十六“宫殿钩帘看水晶，时当三伏炽炎蒸”[2]（？R5W’M2890）。其三十四“君王早御延英殿，频唤宫人上直来”[2]（®53fll^32891）。其四十四“阿姊携侬近紫薇，蕊官承宠斗芳菲”[2]（®53®’p32892）等。杨皇后是宋代皇族作家中抒写升平诗歌的典型作家，但与同为宋代女作家的朱淑真、李清照相比，杨皇后诗歌主要为七绝组诗，体式单一，题材单调，反映社会生活不广，在宋代为数不多的女作家当中，杨皇后难称大家。

又如，赵汝燧，《全宋诗》收其2糾首，其诗题材广泛，有饮酒诗、游仙诗、妇女诗、田园诗、山水诗等;体式也多样，既有古体、乐府又有律诗、绝句，如七律《江楼会饮对月》《访黄簿留饮》《游目》，七言古体诗《广寒游》，七言杂言古体诗《迎仙引》，七言杂言乐府诗《短歌行》《饮马长城窟》《翁媪叹》，五言古体诗《征妇叹》，五绝《寻胜》等。钱钟书评赵汝燧：“江湖派诗人里算他的才气最豪放;他的古体不但学王建、张籍，也学李白、卢仝，近体不但传‘四灵’的家法，也学杨万里，都很畅快伶俐。”[7]（p34）从家族的角度看，赵汝燧无疑是整个家族中最有才气的作家;但从宋代诗史的角度看，他只是江湖派这一三流诗人群中的优秀者，只能与戴复古、刘克庄并驾齐驱，不能位列一流作家。

又如赵必^，《全宋诗》收其诗107首，以战争诗和爱国隐逸诗为特色。他的战争诗，结合他领兵征战的个人遭遇抒情，以抒寫战败的悲哀为主旋律，如五律《避地山中和杨推夜寒韵二首》其一“山藏皇恐色，溪诉不平声”[2]（®70®’M3934>。七律《和黄秋三衢舟中韵》“壮志曾期捋虎须，中年跛鳖困泥途”[2]（®7W’p43932）。这些作品多与战败的困境有关。他的爱国隐逸诗，多以梅花为意象抒写思念故国的情操，如七绝《怀梅水村十绝用张小山韵》其四“懊恨雁来无个字，海云千里雨溟溟”[2]（®™»’p43937）。七古《和同社酒边韵》“移文鸥社盟莫冷，共嚼梅花醉香影”[2]（#70®’p43944）。赵必^诗歌整体艺术性不是很强。

以文章为例，如赵汝愚，《全宋文》收录其文115篇，全部是奏议。赵汝愚文章主要包括政事与民生两类，政事又包括恢复、机构改革、勤政、绍熙内禅等方面内容，其中只有《论月椿疏》《乞罢诸军承受疏》两篇，清人庄仲方认为写得比较好，收人了《南宋文范》。对于赵汝愚文章的评价，宋人有拔高之嫌，比如，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四十一《经籍考》就记载，宋人李璧认为，赵汝愚文章“思致清丽逸发，虽古今能文辞者有不逮”。赵汝愚的奏议以议论为主要表达方式，理性强而形象弱。李璧对赵汝愚文推崇备至大概是因为他与赵汝愚友善，颇有以人存文之弊。

又如，赵汝谈，有《南塘四六》一卷，《全宋文》收其文110篇。《四库全书〈南塘四六〉提要》云：

历掌制诰，亦以文章典雅见称。其《嘉定贺玉玺表》，有“函封远致，不知何国之白环;缘刻孔彰，咸曰宁王之大宝”四语。王应麟《困学纪闻》极称之。今全篇在集中。然他作不尽如是也。[8]（pp2371-2372）

赵汝谈以文章典雅见称，王应麟《困学纪闻》称赞赵汝谈《嘉定贺玉玺表》，但“他作不尽如是”。如果说谢灵运的诗歌有句无篇，赵汝谈的四六则是有篇无集。

以词为例，如宋徽宗，《全宋词》收录共宋徽宗词作13首，其词以北狩为界，前期之作多为歌咏升平，例如，《声声慢·春》“银蟾皓如昼，共乘欢，争忍归来”[4K_’P__。《探春令》“清歌妙舞从头按。等芳时开宴”[4]（®2W’P__。自靖康二年年）北狩后，宋徽宗词风开始转变，以抒发乡愁为特色，如《眼儿媚》“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4]（IMff’p^8）。《宴山亭北行见杏花》“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4]（S2®’M98）。抒情较为真挚。王国维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略似之。”[9]（p9S）但宋徽宗到金国后与金主攀亲，思想观念又发生了第二次转变，而且后期只有两首词，数量太少，成不了大家。

又如，赵长卿，著有《惜香乐府》十卷，收录他创作的339首词，数量不但在宋代皇族词中名列前茅，而且在宋词数量高产作家中也名列第五。赵长卿生活在南渡前后，但他与宋徽宗一样，对国家民族缺乏关注，仅有《青玉案·残春》《鹧鸪天·咏燕》等少数词对国家民族的兴亡有所涉及。他的词主要局限于四时景物、歌舞佐酒、羁縻行役等传统题材，如《探春令·立春》《醉蓬莱·端午》《念奴娇·梅》《满庭芳·荷花》《青玉案·压波觞客》《念奴娇·客豫章秋雨怀归》等，历来对他的词的评价都不高。《四库全书·〈惜香乐府〉提要》评赵长卿词：“纯用江右乡音，终非正律……音律亦多不协。”[8]（p'2798）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杨海明《唐宋词史》都未提及长卿词。王新硕士论文《贵族才子赵长卿和他的〈惜香乐府〉》、杨乐硕士论文《赵长卿词研究》、王作良博士论文《两宋宗室词研究》等专门性的论文对赵长卿进行了深人研究，但都没有把他定位为一流作家。

从诗歌、文章和词这三种体裁来看，宋代皇族都没有一流的作家。从小说和歌舞剧来看，宋代皇族的创作更弱。宋代皇族只有传奇作家1人，传奇1篇;歌舞剧作家1人，歌舞剧1部。据李剑国辑校《宋代传奇集》可知宋代皇族创作的传奇小说仅有赵彦成《飞猴传》1篇，而鄱阳（今属江西）洪氏中的洪迈则创作了156篇，两者在数量上极为悬殊。赵彦成《飞猴傳》与洪迈《璩小十家怪》都属于降伏猿精的题材，在情节方面，前者较后者稍微曲折。但赵彦成的传奇小说仅此1部，因而与洪迈的小说创作不可同日而语。据刘宏度撰《宋歌舞剧考》可知，宋代皇族创作的歌舞剧仅有赵令畤《商调蝶恋花·会真记》1部，而鄞县（今属浙江）史氏中的史浩创作了7部。史浩的戏剧无论是演员阵容，还是情节结构或舞台念白都颇复杂，比较之下，宋代皇族的戏剧则相形见绌。

二、宋代皇族“小家”气象原因分析

（一）优越的生活环境削弱了宋代皇族的创作意识

宋代皇族在经济、教育、科举等方面享有特权，过着远比庶姓优越的生活。“不平则鸣”“诗穷而后工”的创作意识在宋代皇族作家中很难找到。在经济方面，宋代皇族享受的特权主要体现在高俸禄与国家救济上。关于高俸禄，《宋史》卷一百七十一《职官志十一》多有记载，同样官职，皇族的俸禄就要高一等。比如，对庶姓将军而言，俸禄为：“二十千。春、冬绫各二匹，絹五匹，绵二十两。”[1]（®2M4）而皇族任将军，俸禄则为：十千。春、冬绫各三匹，絹五匹，罗一匹，绵四十两。”其他官职也大同小异。从宋代政府制定的职官俸禄制来看，担任相同的职务，无论是在货币方面，还是在实物方面，皇族比庶姓都要多得多。

宋代皇族的经济条件本来就比庶姓宽裕，如《宋史》卷二百四十四《宗室传序》记载，即使是疏属宗室，“所寓州县月有廪汽”[1]（S12®’P'8W>6）。连祭祀祖宗都由政府出资，如仁宗于景祐二年（1035年）三月丁酉下《宗室内人上陵等所须物官为办置诏》：“京西转运司，每岁宗室、内人上陵，及遣官朝拜，或敕葬，所须仕物，并官为办置，无得扰民。”对于需要救济的皇族，国家额外给以帮助，如《宋会要辑稿》帝系五之十哲宗绍圣二年（1095年）：“宗室袒免亲外，两世祖父、父俱亡而无官，虽有官而未厘务，各贫乏者，每口月支钱二贯、米一硕，十二口以下给屋二间，人口虽多，钱不过二十二贯，米不过六硕。”[10]（®mM16）而庶姓则不能享受到这种国家救济。

在教育方面，宋代皇族有宫学和宗学等机构来教育子弟，宫学以诸王府宫院为单位分设教授，教育宗室子弟。宗学则于诸王宫之外别创学校，教育宗室子弟。这些机构都是使用国家资源来为一姓服务，而庶姓则无法享受此种特权。相比之下，国家没有对庶姓的子弟教育给予扶助，既没有校舍，又没有教师。有的庶姓由父母亲自教育，穷者甚至连纸笔都难购买，例如，欧阳修就是“荻画地学书”[1]_®’pl0375）。又如，范仲淹，幼年丧父，家境贫寒，母亲改嫁，把他的姓都改了。庶姓吃的苦，皇族是无法体会到的。恰恰是这批没有享受教育特权的人，奋发图强，成为宋代文学大家。

在科举方面，《宋史》对皇族参加科考所享受的种种特权有详细的记载。国家有专门针对皇族的《宗子试法》，比如，熙宁十年（1077年），皇族科举取士为十取其五，礼部别异其卷而校之，廷试也不与进士同考。宋孝宗登位后，皇族只要曾获文解两次，就可直赴廷试;略通文墨，就可以量试推恩，“于是人仕者骤逾千人”[1]（®impp'367^3677）。后由于民间意见太大，不得不对皇族的录取比较有所压缩。《宝祐四年登科录》对及第考生履历有详细的记录，如第一甲第二十名赵时溱：“曾祖公范，祖彦夷，父1隶夫，本贯玉牒所寄居绍兴余姚县。”“玉牒”为皇族谱牒，说明他是皇族。据《宝祐四年登科录》，列出当年皇族及第情况，如下：

从表可知，皇族占当年及第人数的12%，对比《宋史》卷一百五十七《选举3》所载“理宗复百取六人之制”m（Simp^71），可知经过压缩后的皇族的录取比率是庶姓的两倍。据张剑统计，晁氏在整个宋代的及第人数为73人，“是中国科举制度上的一个奇迹”[11]（pj0s）。这个“奇迹”与皇族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皇族仅宝祐四年（1256年）一年及第达76人之多。皇族诗人多及第，据《全宋诗》诗人小传统计了宋代及第皇族诗人总计67人，可知宋代及第皇族诗人占宋代皇族诗人的60%。依据《宋史·选举三》中皇族参加科考所享受的种种特权，可以推测出皇族作家的及第率远高于庶姓。

宋代皇族享受了种种特权，过着远比庶姓优越的生活，仕途的通达与经济的优越使他们难以体会逆境出人才的创作境界。整个北宋历史上皇族中只有元祐年间（1086—1094年）才有一个赵令畤以文士的身份出现于文坛，而出身庶族的欧阳修、苏轼早已名扬天下了。可以说，宋代皇族赢了物质，输了创作。

（二）宋代皇族的权术禀赋优于文学才能

《文心雕龙》第四十七《才略》：“才难然乎，性各异禀。”[121（〃02）与庶族相比宋代皇族的禀赋体现于权术。洛阳程氏中的“二程”以经术著称，眉山苏氏中的“三苏”以文学取胜，而宋代皇族中的太祖、高宗则以权术为高。影响中国历史过程的不是他们的文学，而是他们的权谋，如太祖罢藩镇兵权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而他的诗歌仅有1首《日诗》和《咏月》诗两句，不可同日而语;又如，高宗指使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岳飞既确保了自己的帝位又把千古骂名甩给了秦桧，而他的诗歌只有59首，词作只有15首，真是相形见绌。皇族的权谋手段主要体现在罢藩镇兵权，收宗室兵权，宗室不拜相，后妃不干政等一系列祖宗家法方面。

在罢藩镇兵权方面，或以物资交换，以宋太祖为代表;或借刀杀人，以宋局宗为典型。北宋初年，一批后周世宗的旧部，骁勇善战。从史料来看，宋太祖对石守信、王审琦这些猛将，采取了赏赐、联姻的方式以交换兵权，既达到了建立中央集权制的目的，又避免了流血。这种驾驭英雄的手段，体现出宋太祖卓越的政治才华，兵不血刃就解决了唐五代以来藩镇割据的难题。唐玄宗小字“阿瞒”，以足智多谋的曹操自许，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安史之乱”弄得他狼狈不堪，江山与美人都不保，相比之下可见宋太祖的权谋手段更为高明。但是宋太祖的诗歌据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

艺祖皇帝尝有《咏月》诗曰：“未离海底千山暗，才到天中万国明。”大哉言乎！拨乱反正之心，见于此诗矣。[13]（p.162）

不论陈岩肖如何拔高，宋太祖都不能以这两句横绝全宋。宋太祖有没有这两句诗，对宋代诗坛基本上没什么影响，而他的权谋对整个宋代社会制度乃至中国社会制度却有着深远的影响。

宋代统治者收节度使兵权只是手段，巩固皇权才是目的。在南宋初年，围绕着皇权的争夺，宋高宗指使秦桧诛杀岳飞，既巩固了皇权，又收了兵權。他的权谋手段甚至超过了宋太祖。《宋史》卷三百七十九《曹勋传》记载，曹勋曾建议募死士航海人金国东京，奉徽宗由海道归。曹勋没有意识到徽宗、钦宗回来后，高宗的帝位就成问题了，所以，被贬谪多年。后来曹勋改变套路，写了《北狩见闻录》装神弄鬼以宣扬高宗的正统，从后他的仕途柳暗花明，官至保信军承宣使、枢密副都承旨。岳飞没有意识到这点，他的理想是“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1]（®33®’P_11391）。试想如果岳飞痛饮了，高宗心里就不痛快了。徽宗、钦宗、高宗相聚在一块是好，问题是龙椅由谁来坐？高宗杀了岳飞既巩固了皇权，又收了兵权。岳飞被害时，韩世忠质问秦桧：“‘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1]（®3®’PU394）后来他才明白，原来秦桧也是奉命行事，于是“继上表乞骸。十月，罢为醴泉观使、奉朝请，进封福国公，节钺如故。自此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时跨驴携酒，从一二奚童，纵游西湖以自乐，平时将佐罕得见其面”[1]_W’P'U367）。

高宗于绍兴十一年（1M1年）与金国达成了“绍兴和议”。根据《朝野遗记》记载，钦宗找人捎话给高宗，说是“但得为太一宫主足矣，他无望于九哥（高宗）也”U4]（P·”。虽然钦宗的要求不高，但高宗还是把他遗忘了。钦宗于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死在了金国。在高宗巩固皇权的过程中，岳飞之死就不难理解了，但这个黑锅是由秦桧来背的，其实秦桧对韩世忠说“莫须有”这三个字的弦外之音已经很明确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岳飞以什么罪名死，你不要问我，我也是帮别人做事的。秦桧背了黑锅，还不易洗涮。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仍然认为秦桧是元凶[15]。高宗手段高超，杀人于无形，他的权谋实属上乘。然而，高宗的诗歌只有59首，词作只有15首，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他的作品都不是上乘之作。以诗歌为例，题画诗歌26首占全部59首诗歌一半以上，这类创作在宋代皇族文学中颇常见，艺术成就不高。以词为例，他的《渔父词》不但比不上张志和的原创，而且在词调上也缺乏创造性。因为宋人多用新词调来写隐逸，如姚述尧《南歌子·渔父词》、刘克庄《木兰花慢·渔父词》等体现出新鲜感。相比之下，高宗的创作无法脱颖而出，他的词对宋代词坛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远远比不上他对宋代社会制度的影响。

宋太祖与宋高宗为了巩固皇权而收异姓兵权，而宋太宗为了巩固皇权而收同姓兵权。纵观两宋历史，没有出现西汉“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唐代肃宗与永王之战，元代世祖与宗王之战，明代永乐帝与燕王之战等生灵涂炭的局面，由此可见宋太宗谋略的高明。张端义《贵耳集》卷上指出：“本朝故事，宗室不领兵。”U6]（S8«’P_576）宋太宗对领兵的宗室如亲侄德昭（太祖子）、胞弟廷美是十分提防的。据《宋史》本传记载，德昭行事谨慎，“喜愠不形于色”[1]（S25®+8676），但仍然不免惨死。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他与宋太宗一起领兵出征幽州，“军中尝夜惊不知上所在，有谋立德昭者，上闻不悦。及北征不利不行太原之赏，德昭以为言。上大怒……德昭退而自刎”[1]（®25®’p8676）。而《宋史》本传记载，廷美以谋反的罪名被削兵权于雍熙元年（984年），“忧悸成疾而卒，年感十八”[1]（ft25W’p8668）。从国家长治久安角度上讲，宗王领兵威胁皇权，不利于国家太平，太宗确立宗室不领兵的家法，巩固了皇权，同时也有利于宋代社会的和平发展。太宗的谋略在政治家中堪称大家，而他的创作只是小家。太宗只有诗歌560首，与陆游9000多首，苏轼3000多首相比，并不算高产。而且他的诗歌宣扬释、道义理，淡泊名利，乐天安命，闲适优容，体式上多五、七言近体，语言浅近。作为一名“白体”诗人，他的创作还比不上王禹傅。

宋代统治者还确立了后妃不干政的家法。张栻《南轩集》卷八记载：“家法之美无如我宋。”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六记载，雍熙二年（985年），宋太宗对宰相李昉等人说：“天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这一不成文规矩基本上贯彻了两宋。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五记载，宋仁宗晚年与宰相韩琦商量立嗣之事，韩琦曰：“乞从内批出。”而宋仁宗却说：“此岂可使妇人知之，只中书行可也。”[17]（第8册’p.4727）可见宋代帝王对士大夫的信任。宋代士大夫的地位较前代有提高，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四记载，太平兴国八年（981年）十一月甲寅太宗“诏自今宰相序立，宜在亲王之上。李昉、宋琪顿首请遵故事，上不许。琪等又叩头固辞，久之，上曰：‘宰相之任，实总百接，.与群臣礼绝。藩邸之设，止奉朝请而已……卿勿多辞也。’琪等拜舞称谢”[17]（®1#+556）0至此，“宰相序亲王之上”的传统贯穿了两宋历史。宋代士大夫积极参加国家的管理，如前面所说的韩琦参与了英宗的嗣位过程：英宗患病，暂由曹太后听政，“韩琦久欲太后罢东殿垂帘……因再拜称贺，且言台谏亦有章疏乞太后还政，未审决取何日撤帘。太后遽起，琦厉声命仪鸾司撤帘，帘既落，犹于御屏微见太后衣也”[17]（®w’pp4865_4866）。韩琦之所以能够在曹太后面前威风十足，逼其还政，就是依仗了皇族中后妃不干政的家规。

宋代还确立宗室不拜相等多项家法以巩固皇权，体现出宋代统治者的高超谋略。宋代张端义《贵耳集》卷上说：“祖宗典故，同姓可封王，不拜相，艺祖载诸太庙。”《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七记载，高宗于绍兴六年（1136年）正月乙未对宰相赵鼎说：“唐用宗室至为宰相，本朝宗室虽有贤才，不过待从而止，乃所以安全之也。”[18]（1^1606）可见，宋代皇族精英的权术禀赋优于创作才能，他们在社会制度方面的影响远远大于他们的文学创作。

需要指出的是，宋代皇族作家群小家气象是对大多数作家作品的情况而言，对于特殊的情况，需要另外行文来论证，如赵长卿，《全宋词》收录宋代宗室词人赵长卿词339首，在《全宋词》当中数量位居第五，赵长卿是特大作家，值得研究。

关于赵长卿，“以往词学界虽然认定赵长卿是宗室词人，却未详其世系。根据明代王玺、程三省万历十四年（1586年）刊本《南丰县志》和清代卢嵩、朱若烜乾隆三十年（1765年）刊本《南丰县志》考证：赵长卿名师拱，秦王赵德芳一系，太祖八世孙”[19]（1>11_95_96）。“关于赵长卿的流派归属，一般以为是婉约派，但是其实他不是。赵长卿词以科举考试为界，前期大体上属于‘东坡体’，后期基本上属于‘隐逸词人群。’《醉蓬莱》词是分界线，’[20]（PP.l-4）0

本文研究价值在于首次较系统地对宋代皇族作家群的“小家”气象及其成因做了具体论述，为以后的相关研究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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