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燕新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一 引论

殷璠《河岳英灵集》以其选诗与品评成就，长期以来，受到学界关注。如高仲武模仿《河岳英灵集》编《中兴间气集》，傅璇琮、李珍华《河岳英灵集研究》曾指出：“以《英灵》《间气》两集来看，《间气》受《英灵》的影响是很显然的。”[1]24《河岳英灵集》在唐代的影响，又如晚唐郑谷《读前集二首》其一：“殷璠鉴裁《英灵集》，颇觉同才得旨深。”[2]五代时，有石文德者，颇爱该集，《十国春秋》卷七三《石文德传》载：“石文德……及阅殷璠诗选，极力摹仿……遂工于诗。”[3](日)遍照金刚(774—835)《文镜秘府论》南卷《定位》“或曰：梁昭明太子撰《文选》”以下到“纵权压梁、窦，终无取焉”之间的大段文字，几乎全部摘录于殷璠《河岳英灵集·叙》[4]1500-1519。(日)藤原佐世(847—898)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也收录了《河岳英灵集》，据此，孙猛认为：“此书奈良时期已传入日本。”[5]2050-2052今人研究成果甚多。除傅璇琮《河岳英灵集研究》，又如王克让《河岳英灵集注》[6]1-397、张安祖等《〈河岳英灵集〉“神来、气来、情来”说考论》[7]、卢盛江《殷璠诗学几个问题新析》[8]、拙文《殷璠〈河岳英灵集〉的选诗心态》[9]、《殷璠〈河岳英灵集〉的诗歌批评方法及其意义》等[10]。纵观学界研究，《河岳英灵集》中殷璠有关诗歌史方面的论述及其意义，尚有待进一步探赜。

二 《河岳英灵集》“骚人以还”等论述与殷璠诗歌史分期论

“骚人以还”，见殷璠对李白的品评，这是《河岳英灵集》殷璠诗歌史分期论中最早的一个时间概念。除此以外，《河岳英灵集》的《叙》《论》以及品评诗人时，尚有“梁昭明太子撰《文选》”“自萧氏以还”“自永明以还”等诸多论述。有唐建国到《河岳英灵集》编集时期，除诗文合集以及诗句选，唐人编集诗歌选本较早者，有刘孝孙《古今类序诗苑》、疑为杨恭仁妾赵方等《宴乐》、慧净《续诗苑英华》、佚名《诗编》、郭瑜《古今诗类聚》、佚名《歌录集》、佚名《翰林学士集》、崔融《珠英学士集》、孙季良《正声集》、僧玄鉴《续古今诗集》、吴兢《古乐府》、芮挺章《国秀集》、孙玄成《宴乐》、李康成《玉台后集》等，这些集子，大多数逸佚。今可考资料较多者，有《续诗苑英华》，唐初慧净编，集佚，但该集序今存。然，该集序为刘孝孙所作。《国秀集》也有集序，传为楼颖所为，且今存选本中未见评品。《玉台后集》有序，计90字，未知题序者，其内容以述论该集编选主旨及标准为主，选本中无品评。今存《翰林学士集》《珠英学士集》无序，亦无品评。因此，多数选本，要探究其编选者的文学批评思想，只有通过研读选本内容才能管窥。换句话说，《古今类序诗选》《国秀集》等诗歌选本，更多的是注重选诗实践，虽然编集前也有预设的理论构建，但编集家的理论构想主要是渗透在选本中。因此，这类诗歌选本，其理论价值相应薄弱一些。

与《古今类序诗苑》《国秀集》等选本所不同的是，殷璠《河岳英灵集》不仅有集《叙》，又有集《论》，而且，选本中还有大量的评品。其中，涉及诗歌史分期的，以选本中出现的先后次序而论，计有三处：一是集《叙》：“自萧氏以还，尤增矫饰。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1]117二是集《论》：“自汉魏至于晋宋，高唱者十有余人，然观其乐府，犹有小失……论宫商则太康不逮……”[1]119三是作家品评时的诸多论述。除前文评李白所云“自骚人以还”，又如评刘眘虚：“眘虚诗……自永明已还，可杰立江表……”[1]155评薛据：“至如‘寒风吹长林，白日原上没’……可谓旷代之佳句也。”[1]197评綦毋潜：“潜诗……历代未有……数百年来，独秀斯人。”[1]203评陶翰：“历代词人，诗笔双美者鲜矣……三百年以前，方可论其体裁也。”[1]166评王昌龄：“元嘉以还，四百年内……风骨顿尽。”[1]219

上文所列，有几个关键时间名词。除“骚人”(详论俟下文)、“汉魏”“晋宋”“齐梁陈隋”等，余者，依上文出现先后顺序略作解释：“萧氏”，即萧梁，参王《注》[6]1-3。“武德”，唐高祖年号(618—626)；“贞观”，唐太宗年号(627—649)；“景云”，唐睿宗年号(710—711)；“开元”，唐玄宗年号(713—741)；“建安”，汉献帝年号(196—220)；“太康”，晋武帝年号(280—289)。“永明”(483—493)，南朝齐武帝萧颐年号。

又，殷璠论诗人时，有两个关键时间数据。一是评陶翰云“三百年以前”。陶翰，《唐才子传》谓其“开元十八年崔明允下进士及第”[11]280，若由开元十八年(730)上溯三百年，其时约在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424—453)，这正与评王昌龄谓“元嘉以还”提出的时代概念相合。二是评王昌龄谓“四百年内”。王昌龄，《唐才子传》谓“开元十五年李嶷榜进士”，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亦认为王昌龄本年登第[12]。若由开元十五年(727)上溯四百年，其时代大约在东晋明帝司马绍、成帝司马衍时期，此和集《叙》之“晋宋”相关联。综上，结合《河岳英灵集》选诗，可知殷璠所构建的诗歌史分期论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论及诗歌史的分期，指出不同时期诗歌特点。对唐以前不同时期的诗歌特点，唐初史学家魏徵、令狐德棻以及选本编集家刘孝孙、慧净等，都做过相关的论述。如《周书》卷四一《王褒·庾信传》后附史臣论曰：“曹、王、陈、阮，负宏衍之思……潘、陆、张、左，擅侈丽之才……虽时运推移，质文屡变，譬犹六代并凑……”[13]《隋书·文学传序》：“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于时作者，济阳江淹、吴郡沈约……方诸张、蔡、曹、王，亦各一时之选也。”[14]1729-1731刘孝孙《续诗苑英华序》云：“……逮乎颜、谢掞藻……咸递相祖述，郁为龟镜，岂独光于曩代而无继轨者乎……温、邢誉高于东夏，徐、庾价重于南荆。王司空孤秀一时，沈恭子标奇绝代……”[15]唐代诗人在诗文中也作了探讨，如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汉魏风骨，晋宋莫传。”[16]李白《古风》：“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17]87与魏徵等人对比，殷璠构建的诗歌史分期理论有三个特点：一是历史分期更为系统全面。据集《叙》、集《论》以及选本中的品评，可以看出，殷璠《河岳英灵集》所涉及的盛唐以前的诗歌史可分为屈原时期、汉魏、晋宋、萧梁至武德初、武德末至贞观末、贞观末至景云中、景云中至开元十五年、开元十五年以后，共八个阶段。二是对不同阶段特点作以归纳总结，如“萧氏以还”的“尤增矫饰”“武德初”之“微波尚在”“魏至于晋宋”的乐府“犹有小失”、建安“气骨”、太康“宫商”等。三是对唐代诗歌史分期具体而且明晰，尤其是提出了“盛唐文学”及这一时期审美标准(详论俟下文)。殷璠的诗歌史分期，亦见其《丹阳集序》：“李都尉没后九百余载……建安末……太康中……元嘉肋骨仍在，永明规矩已失，梁、陈、周、隋，厥道全丧……”[18]131可见，《丹阳集序》的文学史分期和《河岳英灵集》基本是一致的。

第二，反思萧梁迄唐初的浮丽诗风。据上文，《河岳英灵集》集《叙》所谓“萧氏以还”，即“南朝萧梁”以后。对这一时期诗风，殷璠的评价是“尤增矫饰”，其义，王《注》释为“过重辞藻音律”[6]3，甚是。齐梁以后的诗歌，一味讲求声律辞藻，除殷璠集《叙》，唐人多有论述。如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沈谢争骛，适先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止周陈之祸……”[19]杨炯《王勃集序》：“洎乎潘、陆奋发……继之以颜、谢，申之以江、鲍。梁魏群材……或苟求虫篆，未尽力于丘坟……”[20]卢照邻《南阳公集序》：“江左诸人，咸好瑰姿艳发。精博爽丽，颜延之急病于江、鲍之间；疏散风流，谢宣城缓步于向、刘之上。”[21]诸家所论，和殷璠有诸多相近之处。初唐诗风，《河岳英灵集》谓“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对比文学史可知，“武德”年间，文坛上陈叔达、颜师古、袁郎、庾抱、魏徵、虞世南、王绩、刘孝孙等文士，或隋以前已有声名，或诗歌创作活动主要在唐朝。他们的文风，深受南朝影响。到了唐太宗时期，文坛上有陈子良、虞世南、魏徵、王绩、上官仪等，文风虽有很大的好转，但仍未彻底改变齐梁文风。正如魏徵《群书治要序》所说：“近古皇王，时有撰述……竞采浮艳之词，争驰迂诞之说……”[22]傅璇琮《河岳英灵集研究》也说：“唐太宗时，一些有名的文人，如虞世南、魏徵、令狐德棻等，多是朝廷的重臣。他们在议论上虽然反对江左的轻绮诗风，但他们所作的应制诗还是讲求辞藻的繁缛。”[1]41-42唐高宗至唐睿宗景云年间，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四杰、陈子昂等相继登上诗坛，诗风又有了进一步转变。可见，殷璠对有唐建国到景云年间诗歌面貌的认识，是颇具慧眼的。

第三，总结盛唐诗人诗风特点，提出了盛唐文学及其主要审美标准。《河岳英灵集》选诗时间范围，今存其集《叙》谓“起甲寅，终癸巳”[1]118，《文镜秘府论》南卷亦同。“甲寅”，唐玄宗开元二年(714)。“癸巳”，天宝十二载(753)。该集终止年代，另有《文苑英华》卷七一二所载殷璠《叙》，作“终乙酉”[23]3676上，乙酉是天宝四载。又，今存《国秀集》后有宋徽宗大观年间曾彦和跋：“殷璠所撰《河岳英灵集》作于天宝十一载……”[18]353虽然诸典籍所载《河岳英灵集》迄止年代有异，但可以肯定在天宝年间。也就是说，殷璠所选，时间范围界定在盛唐时期。其遴选标准，殷璠集《叙》说：“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粤若王维、昌龄、储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灵也……”[1]117对这些诗人，殷璠评价他们“声律风骨始备”“诗笔双美”“物情之外”“纵逸”“国士之风”，所有这些，既是对盛唐群星的论评，又是殷璠对其选诗标准的概括，也是对盛唐诗歌风貌的描述。同时，还是盛唐诗审美理论的概括总结。与初盛唐诸多理论家比较，殷璠以选本实践与理论构建相结合的方式，把开元二年至天宝时期称为声律风骨齐备的文学时期，把这一时期的孟浩然、王维、高适、王昌龄等人称为“河岳英灵”，在中国文学史上，这样的尝试应当是首次。

三 《河岳英灵集》“审鉴诸体”论与殷璠对前人选本辨析文体经验的借鉴

“审鉴诸体”，见《河岳英灵集·叙》。类似论述，又如集《论》谓“观其乐府，犹有小失”，选本诗人小传评陶翰谓“三百年以前，方可论其体裁也”，等等。可见，殷璠对诗歌体裁的关注。

魏晋以还，诗文总集编纂进入一个自觉时期，较早者有挚虞《文章流别集》，《隋书》卷三五《经籍志》曰：“总集者……晋代挚虞……自诗赋下，各为条贯……谓为《流别》……”[14]1089由集名“流别”以及“诗赋”“条贯”可知，挚虞编集在文体辨析方面的特点。这一特点，据其《文章流别论》谓：“诗、颂、箴铭之篇，皆有往古成文……惟诔无定制……”也可以管窥[24]。其后，著名的诗文总集有《文选》，昭明《文选序》：“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25]3总体看，《文选》的次序是赋、诗、骚、七，然后是诏、册、令、教、文、表等，可见《文选》“类分”的特点。然而，赋、诗这两类，《文选》均以天干为卷次，又做了进一步区分。值得关注的是，这个区分，并不是以文体分类。赋，自甲至癸，总十类，录先秦、两汉、魏、晋、宋、梁，总31家，52首作品，其分类的顺序依次是京都、郊祀、耕藉、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计15类。诗，自甲至庚，总七大类、二十四小类，分别是补亡、述德、劝励、献诗、公宴、祖饯、咏史、百一、游仙、招隐、反招隐、游览、咏怀、临终、哀伤、赠答、行旅、军戎、郊庙、乐府、挽歌、杂歌、杂诗、杂拟。可以看出来，《文选》在诗赋的小类区分时，是以题材内容为主的。也就是说，《文选》并没有为诗赋的体裁做进一步分类。

萧统等又编有《诗苑英华》，据集名，这是一部诗歌选本，《玉海》卷五四《唐七十五家总集》条载：“……昭明《古今诗苑英华》……皆集诗也。”[26]此亦可以资证。集佚，今可从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略知该集编纂：“知须《诗苑英华》及诸文制……又往年因暇，搜采英华，上下数十年间，未易详悉……虽未为精核，亦粗足讽览。集乃不工，而并作多丽……”[27]虽然文中提到集名以及编选时限，但未及该集是否分类汇编。李善注《文选》卷二二《反招隐诗》“王康琚”：“《古今诗英华》题云：‘晋王康琚，然爵里未详也。’”[25]1030六臣注本又引吕向语：“《今古诗英》题云：‘晋王康琚，而不述其爵里才行也。’”[28]“《古今诗英华》”“《今古诗英》”即《续诗苑英华》，傅刚《〈昭明文选〉研究》有考可参[29]。这两处文字，差异最大的地方是“才行”，若《续诗苑英华》有诗人小传，且叙及才行，那么很可能有品评文字。

这种情况在傅亮的《续文章志》中可以看到端倪。傅亮，《宋书》卷四三有传。可以看出，《续文章志》有了文风品评的文字。该集虽佚，但相关著述中保留有若干材料。如《文选》卷一二李善引傅亮《续文章志》注“木玄虚”：“广川木玄虚为《海赋》，文甚儁丽，足继前良。”[25]231又，《世说新语》卷上《文学》四：“孙兴公云：‘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梁刘孝标注引《续文章志》曰：“岳为文，选言简章，清绮绝伦。”[30]据这两条材料可见，《续文章志》对所选文士及其文章，是有一定程度品评的。

今存《玉台新咏》也是一部诗歌选集。其选诗，《玉台新咏》序：“琵琶新曲，无待石崇，箜篌杂引，非关曹植，传鼓瑟于杨家，得吹箫于秦女……于是，燃脂暝写，弄笔晨书，撰录艳歌，凡为十卷。曾无忝于雅颂，亦靡滥于风人……”[31]这里的“新曲”“杂引”等，很显然和诗歌体裁有关。《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玉台新咏〉提要》：“其书前八卷为自汉至梁五言诗，第九卷为歌行，第十卷为五言二韵之诗。”[32]2600-2601可见，该集辨析文体特征。然而，详查诗集中所选，其以人为次，因此，“自汉至梁”，乃《玉台新咏》选诗的时间范围。其在辨析诗歌体裁上所下的功夫，主要体现在编集分类层面。

初唐至《河岳英灵集》，疑为杨恭仁妾赵方等《宴乐》，《旧唐书》卷三〇《音乐志》三曰：“……时太常旧相传有宫、商、角、徵、羽《宴乐》五调歌词各一卷，或云贞观中侍中杨恭仁妾赵方等所铨集，词多郑、卫，皆近代词人杂诗……”[33]1089由此知该集选诗，涉及地域、时间、诗歌体裁等诸多问题。稍后于《宴乐》，有慧净《续诗苑英华》，刘孝孙《沙门慧净诗英华序》：“……任沈遒文，足以理会八音，言谐四始……自刘廷尉所撰《诗苑》之后，纂而续焉……”[34]据此可推测，该集或有辨体论评。又，《大唐新语》卷九：“今复有诗篇十卷，与《英华》相似，起自梁代，迄于今朝，以类相从……”[35]佚名编《诗编》，集佚。刘肃谓“以类相从”中的类，是不是文体，很难确定。《旧唐书·经籍志》四所著录的刘孝孙《古今类序诗苑》《古今诗类聚》等，据集名，似有辨体特征。

《河岳英灵集》以前，除《玉台后集》成书时间有异议外[18]382，今存唐人编辑诗歌选本《翰林学士集》《珠英学士集》《搜玉小集》，均为残卷，集前无序，集中无论评，见傅璇琮、陈尚君、徐俊编《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今存《国秀集》，选本中虽然也无论评，但集前有序，曰：“近秘书监陈公，国子司业苏公，尝从容谓芮侯曰：‘风雅之后……礼乐大坏……自开元以来……谴谪芜秽，登纳菁英，可被管弦者都为一集。’”[18]280结合诗集所选诗什，知芮挺章选诗，有文体辨析旨向，且涉及文体史论。殷璠另有《丹阳集》(详论俟下文)。然而，这些选本，从构建文体史理论角度分析，很难与《河岳英灵集》相比。

稍后于上述选本，有吴兢《古乐府》，《郡斋读书志》卷二《乐》类考释云：“唐吴兢纂。杂采汉、魏以来古乐府辞，凡十卷。”[36]据此，知该集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汉魏以来”，二是“古乐府辞”。因集佚，具体详情已难确知。

相比之下，《河岳英灵集》在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其文体辨析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其集《叙》曰：“夫文……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编纪者能审鉴诸体，委详所来……”[1]117“雅体、野体、鄙体、俗体”，傅璇琮认为：“雅体等……指的主要是诗歌因语言使用的不同而产生的雅与俗的几种文体区别……”[1]47“审鉴诸体”，即辨析文体。“委详所来”，即追溯文体流变史。可见，殷璠《河岳英灵集》注重编集者的品鉴水准，强调对文体史研究的重要性。又，据前文《河岳英灵集》所提及的“南风”“周雅”“古体”“新声”“骚人”“永明以还”“方可论其体裁”“语奇体峻”“忽变常体”“乐府数章”等，知殷璠在选本中，有明晰文体史辨析旨向。

殷璠的文体辨析，亦见集《论》：“齐梁陈隋……专事拘忌……夫能文者匪谓四声尽要流美，八病咸须避之……即‘罗衣何飘飘，长裾随风还’，雅调仍在……”[1]117“拘忌”，梁钟嵘《诗品序》：“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陈廷杰《诗品注》：“此言拘于声韵之弊。”[37]又，曹旭《诗品集注》曰：“钟嵘诗学，反对以典事阻碍诗性，以声律束缚诗思。”[38]441“罗衣”句，见曹植《美女篇》，《玉台新咏》卷二《乐府三首》录此诗，《乐府诗集》卷六三归为“杂曲歌辞”。“雅调”，傅咸《答栾弘诗》：“未附雅调，以和韶音。”[39]549《宋书》卷二二《乐志》四《远期篇》：“迁善自雅调，成化由清均。”[40]666薛收《琵琶赋》：“应清角之高节，发号钟之雅调。”[41]骆宾王《上齐州张司马启》：“虽雅调清歌，诚寡和于郢路……”[42]《张说集校注》卷四《扈从南出雀鼠谷》附李隆基《答张说南出雀鼠谷》：“闻有鹓鸾客，清词雅调新。求音思欲报，心迹竟难陈。”[43]可见，“雅调”涉及文体问题。进一步推测，殷璠说“雅调仍在”，其论旨之一是文体史，这一点，亦可由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三四引《千一录》评李白“不知其近体犹存雅调耳……”[17]1548管窥之。

《河岳英灵集》文体史论所及文体辨析，也可以在该集作家论中看出来。如评李白《蜀道难》“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1]138，“骚人”，昭明《文选序》：“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骚人之文，自兹而作。”[25]1《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自骚人以来，多历年代，虽文体稍精，而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谢、颜，去之弥远……”[40]1779《李太白全集》卷一《古风》：“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17]87《唐六典》卷一〇“秘书省”：“丁部为集，其类有三：一曰楚词，以纪骚人怨刺。”[44]类似记载，亦见《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等[33]1964。据所引材料，知“骚人以还”，当指屈原时代以后的楚辞类诗章。类似者，又如评陶翰：“既多兴象，复备风骨，三百年以前，方可论其体裁也”[1]166；评李颀“杂歌咸善”[1]173；评崔国辅“乐府数章，古人不能过也”[1]209；评孟浩然“半遵雅调，全削凡体”等[1]228。

综上可以看出，《河岳英灵集》的诗体史论，重点在诗体辨析层面。概括起来，其有以下特点：第一，辨析诗体，关注到其时代特色。如指出“齐梁陈隋”讲求声律，以致诗歌出现“专事拘忌”等弊端。又如，以“论宫商则太康不逮”概括太康时代诗体特点，以“南风周雅，称阐今日”指出盛唐诗体特点。第二，辨析诗体，注意到其所遴选诗篇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如论述盛唐古体诗，谓李白《蜀道难》自先秦屈原时代至盛唐“鲜有此体调”，论李颀“杂歌咸善”，评崔国辅“乐府”谓之“古人不能过也”等。第三，辨析诗体，关注诗人诗歌创作过程中变与不变的因素。如评曹植“雅调仍在”，贺兰进明“又有古诗八十首，大体符于阮公”等，肯定了诗体发展过程中，诗人的模仿继承，评崔颢“晚节忽变常体”，评孟浩然“全削凡体”等，指出其诗体的变化特征。

四 《河岳英灵集》文学接受史论与殷璠对唐前文学的心态

诗歌选本把众多诗人诗作汇集一集，后世读者，不难发现选本中诗人与诗人之间以及诗篇与诗篇之间的异同。这样，如《续诗苑英华》《古今类序诗苑》《古今诗类聚》等通代诗歌总集，受众有可能依据编辑者所提供的相关信息探索诗人之间继承接受与革新变化。然而，断代诗歌选本，如《陈郊庙歌辞》(《隋书·经籍志》总集类著录)《珠英学士集》《国秀集》等，如果要纵向考察选本中各位诗人在接受史方面的特点，却有一定难度，尤其是探究该选本遴选范围以外诗人诗歌的接受状况，则更是难以如愿。相比之下，《河岳英灵集》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该集中接受史论，概括起来，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强调学习过程中应有正确的态度与方法。其集《叙》说：“责古人不辨宫商徵羽，词句质素，耻相师范。于是攻异端，妄穿凿，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兴象，但贵轻艳。”[1]117“不辨宫商徵羽”，典出于《论衡》卷一三《别通篇》：“耳不闻宫商曰聋……人不博览者，不闻古今，不见事类……”[45]亦见《南齐书》卷五二《陆厥传》载沈约语：“自古辞人，岂不知宫羽之殊，商徵之别……故鄙意所谓‘此秘未睹’者也。以此而推，则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处。”[46]又，梁钟嵘《诗品》下《序》曰：“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二之才……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38]438据沈约与钟嵘所论，知“不辨宫商徵羽”旨在探讨文体中声律问题。研讨文义，知殷璠这段论述包括四个方面内容：一是批评接受史上不正确的原则，盲目苛责古人；二是批评诗人“耻相师范”的接受态度；三是批评“攻异端”“妄穿凿”不良接受方法；四是指出“无兴象”“贵轻艳”的不良接受效果。应当看到的是，殷璠《河岳英灵集》在构建接受史理论时，不仅有“破”，也有“立”。他提出，选诗应当“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新声”，《诗品》上评谢灵运：“丽曲新声，络绎奔发。”曹旭注：“此处‘曲’字，是可以入乐的韵文，此指五言诗。故以‘新声’承之明之……”[38]204殷璠以其与“古体”相对应，当指唐人的近体诗。对比《河岳英灵集》选诗，其古体诗174首、近体诗56首，虽然比例不算绝对均衡，但可以看出，殷璠反对“沈约以后某些诗评家过分重视四声八病”[1]70，确如他所倡导的，既关注“新声”，又重视“古体”。殷璠类似的论点，又如评储光羲“挟风雅之道”[1]214，评阎防“为人好古博雅”等[1]160，都说明了这一问题。

第二，指出文士接受前唐以前文学应有宽阔的文化视野。殷璠集《论》说：“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1]119“建安”(196—220)，汉献帝刘协年号。“气骨”，《文心雕龙》卷六“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文心雕龙义证》引黄海章《谈风骨》曰：“这是说明风骨的重要性。人有骸骨，肉体才能树立起来……辞和骨，情和风的关系，也是这样。”[47]1048可见，刘勰所谓“体”“骸”“形”“气”，都是用来比喻的。又，《诗品》评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曹旭注“骨气”句：“此指曹植诗内容充实，文词刚劲而奇警高绝。”又，同书同卷评刘桢：“仗气爱奇，动多振绝。贞骨凌霜，高风跨俗。”[38]117-122联系刘勰与钟嵘所论可知，在评论诗文内容时，“气”“骨”有时合为一个词，有时分开使用。又，《梁书》卷四九《丘迟传》：“父灵鞠，有才名……迟八岁便属文，灵鞠常谓‘气骨似我’。”[48]可见，唐以前，“气骨”“骨气”常常为诗文评论家所采用，其意相近。这一点，在唐人诗文中，仍可以见到。如杨炯《王勃集序》：“骨气都尽，刚健不闻。”[49]建安风骨，也有简称的。如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王琦注“建安骨”曰：“东汉建安之末，有孔融、王粲、陈琳、徐干、刘桢、应玚、阮瑀及曹氏父子所作之诗，世谓之‘建安体’。风骨遒上，最饶古气。”[17]861“太康”(280—289)，晋武帝司马炎年号。钟嵘《诗品序》：“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亦文章之中兴也……”《诗品集注》曰：“指建安以后，西晋太康年间人才辈出，诗歌兴起高潮……”[38]27又，严羽《沧浪诗话》有“建安体”“太康体”，陈超敏《沧浪诗话评注》：“……建安体，它以三曹七子为代表人物，以五言诗为体裁，共同具有慷慨悲凉、梗概多气的时代特色……太康体指的是西晋诗坛，以左思、潘岳、张载、张协、陆机、陆云为代表人物……代表着中国古典诗歌从古朴到华美的发展阶段……”[50]“不逮”《诗品序》“耻文不逮”注：“指那些富家子弟以作诗落于人后为耻辱。”[38]67《诗品》卷中：“中郎仰之，微不逮者矣。”注：“不逮，不及。”[38]315《文心雕龙》卷一〇《知音》：“学不逮文，而信伪迷真者……”《文心雕龙义证》引《斟诠》释曰：“学不逮文，谓所学不与于文，亦即不及学文也。”[47]1843因此，殷璠这两句话强调，要继承建安风骨，以及太康时代的文辞之美。由此可以看出，殷璠的接受史观，具有宽阔的历史视野。类似例子，又如评崔颢“可与鲍照、江淹并驱”[1]191，评陶翰“三百年以前，方可论其体裁也”[1]166，评王昌龄“元嘉以还，四百年内……王昌龄、鲁国储光羲，颇从厥迹”等[1]219。殷璠对待“建安”“太康”时期的态度，其《丹阳集序》亦曰：“建安末，气骨弥高，太康中体调尤峻……”[18]131这些论述，可以和《河岳英灵集》的诗歌接受史论相印证。

第三，提倡古今兼收并蓄，反对贵古贱今。如前引《隋书·经籍志》论曰：“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14]1089-1090可见，诗文总集的主要功用是其为阅读者提供有鉴赏价值且方便阅读的善本。然而，不同的编集者，其选录标准各有差异。《河岳英灵集》虽然将选诗的时间范围界定在盛唐，然而，在对待盛唐诗人以及盛唐以前诗文成就这一问题上，殷璠做了很好的总结。对待唐以前文学成就，他颂赞建安文学的风骨之美，公允评价太康文学的文辞建树。在不苛责古人的前提下，殷璠对盛唐文学给予高度评价。其集《叙》说：“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赞圣朝之美”“粤若王维……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灵也”等，均表现出其对盛唐文学的推崇。这也就是说，在殷璠心目中，他为读者提供的阅读蓝本是盛唐河岳英灵的诗什。殷璠倡导学习古人同时，也要关注今人成就，这在他评论诗人可以明显看出来。如评王湾：“湾词翰早著……游吴中，作《江南意》诗云：‘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诗人以来，少有此句。张燕公手题政事堂，每示能文，令为楷式。所有众制，咸类若斯。非张蔡之未曾见也，觉颜谢之弥远乎！”[1]233“张燕公”，张说；“张蔡”，张衡、蔡邕；“颜谢”，颜延之与谢灵运。这里，殷璠先总评王湾诗歌生涯，指出其诗歌成就。然后，以张说“令为楷式”为例，以“张蔡”“颜谢”比较，都从不同角度指出学习借鉴本朝文士的现实意义。

五 《河岳英灵集》选本批评史论与殷璠诗歌选本理论探索

殷璠《河岳英灵集》的选本批评史论，主要见于集《叙》与《论》。除前文引“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尚有数处。如《叙》的开端：“梁昭明太子撰《文选》，后相效著述者十余家，咸自称尽善，高听之士，或未全许。且大同至于天宝，把笔者近千人，除势要及贿赂者，中间烁然可尚者，五分无二，岂得逢诗辑纂，往往盈帙。盖身后立节，当无诡随，其应诠拣不精，玉石相混，致令众口销铄，为知音所痛。”这段文字，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唐人选唐诗(十种)》未载录[51]，文见于傅璇琮《河岳英灵集研究》[1]117，以及傅璇琮、陈尚君、徐俊编《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18]158，亦见于《文苑英华》卷七一二[23]3676上、《文镜秘府论·南卷》[4]1500、王克让《河岳英灵集注》[6]2。除此以外，《叙》与《论》中还有数处，如“愿删略群才，赞圣朝之美”“如名不副实，才不合道，纵权压梁、窦，终无取焉”“璠今所集，颇异诸家”，等等。

《河岳英灵集》论及选本问题的，除集《叙》《论》，亦见于诗集中诗人小传。如评储光羲时说：“储公诗……《述华清宫》诗云：‘山开鸿濛色，天转招摇星。’又《游茅山》诗云：‘山门入松陌，天路涵虚空。’此例数百句，已略见《荆杨集》，不复广引……”[1]213据此知有《荆杨集》。集佚，古今公私书目均未著录。该集名，除见于《河岳英灵集》，亦见于《日本国见在书目》，作《荆杨挺秀集》，二卷。“杨”，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考订为“扬”[5]2503。据《河岳英灵集》所谓“此例数百句”，知该集选诗规模不小。据集名“荆杨”，疑其为以地域划限的诗歌选本。殷璠另有《丹阳集》，今存残卷，存延陵二人、曲阿九人、句容三人、江宁二人、丹徒二人，据集名与选本所选，知其编集体例为以地域划限。该集序与诗人论评，均未及选本批评史问题。总括起来，殷璠的选本批评史论，提出了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肯定《文选》在选本编辑史上的地位。据《隋书·经籍志》，总集编纂以至于作者继轨者，乃挚虞《文章流别集》，欧阳询《艺文类聚序》亦说：“夫九流百氏，为说不同……以为前辈缀集，各抒其意，《流别》《文选》，专取其文……”[39]27“《流别》”，即《文章流别集》，可见该集影响。而殷璠探究选本编集史，上溯止于《文选》，可见，其对该集的重视。其云“后相效著述者十余家”，这个数字，今已经很难坐实。但据《隋书·经籍志》，《文选》之后，有《词林》五十八卷、《文海》五十卷等。到了唐代，《文选》影响很大。《旧唐书》一八九上《曹宪传》载：“……所撰《文选音义》，甚为当时所重……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复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33]4946《新唐书》卷二〇二《李邕传》曰：“李邕……显庆中，累擢崇贤馆直学士兼沛王侍读。为《文选注》……居汴、郑间讲授，诸生四远至，传其业，号‘《文选》学’。”[52]由此可以管窥一斑。受《文选》学的影响，初、盛唐时，仅集名与《文选》密切相关者，有徐坚等编《文府》二十卷、徐安贞等编《文府》二十卷、孟利贞编《续文选》十三卷、卜长福编《续文选》三十卷、卜隐之编《拟文选》三十卷，综合《词林》《文海》等，数目大致与殷璠所论吻合。

第二，批评选本编集史上不良现象。殷璠指出，《文选》以后仿效者“咸自称尽善”的不良行为，又指出“高听之士，或未全许”编集效果，并且，探析编集史上出现“玉石相混”一类选本的缘由。类似于殷璠的评论，亦见《集贤注记》：“燕公初入院，奉诏搜括《文选》外文章，别撰一部。于是徐常侍及贺、赵分部检讨……历年撰成三十卷。燕公以所撰非精，更加研考……及萧令嵩知院，以《文选》是先祖所撰……奏皇甫彬、徐安贞……修《续文选》。徐、孙所取，与常侍相乖，别为二十卷。张始兴嫌其取舍未允，其事竟寝。”[53]这条材料，亦见《玉海》卷五四。“徐常侍”，徐坚。事亦见张九龄《曲江集》卷一八《大唐故光禄大夫右散骑常侍集贤院学士赠太子少保东海徐文公神道碑铭并序》载：“公讳坚……盖尝注《史记》，修《晋书》，续《文选》……[54]据《集贤注记》等，知张说、萧嵩知集贤院时，曾两次续《文选》。前次续编，张说、萧嵩均不满意。后次续编，张九龄“未全许”。据《集贤注记》与《河岳英灵集》所论比较，知殷璠所论应当是编集史上所出现的诸种弊端之概括。稍后，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模仿《河岳英灵集》，其集《序》亦曰：“暨乎梁昭明载述已往，撰集者数家，推其风流……《英华》失于浮游，《玉台》陷于淫靡，《珠英》但纪朝士，《丹阳》止录吴人……”[18]451高仲武赞赏《文选》，这和殷璠的观点完全一致。高氏历数其以前选本缺憾，唯独没有提《河岳英灵集》，据此可以管窥殷璠选本批评史论及其影响。

第三，指出编集者应有严谨的编选态度。在回顾选本编集史的基础上，殷璠指出“铨拣”应“精”，表示其愿“删略群才”，声明无论地位高低，即使“权压梁窦”，如果诗歌水平不高，选本也绝不选录；又声称他所编集的选本“颇异诸家”。殷璠所“铨拣”的“群才”，即下文所谓“王维、昌龄、储光羲等二十四人”。他所说的“梁窦”，即梁冀、窦宪。窦氏是东汉的权门贵戚，在《河岳英灵集》中，对应着前文的“势要”。殷璠的这些主张，从接受史角度分析，很好地继承了萧统等人的编集观点。《文选序》谓“略其芜秽，集其精英”“重以芟夷，加之剪裁”“今之所集，亦所不取”等，可以看出，萧统等严谨的编集态度。《诗品序》谓：“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38]74-79可见，《河岳英灵集》与《文选》《诗品》编集理论的关系。然而，应当注意的是，殷璠强调不以地位论诗，他在编集《河岳英灵集》时所选诸位“英灵”，迄于天宝十二载，官至五品以上，仅王维一人而已。虽然集中提到“张燕公”等，但并未选录其诗歌。盛唐地位较高且颇有诗名者，如贺知章，《唐才子传》谓其“少以文词知名”[11]452，开元天宝年间，曾官礼部侍郎、太子宾客等。孙逖，《唐才子传》谓其：“善诗，古调今格，悉其所长。”[11]172-173据《旧唐书》卷一九〇《孙逖传》，开元二十四年，拜中书舍人，天宝三载，权判刑部侍郎。其他，又如李昂、张说、张九龄等，殷璠均未选录。对此，《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五“《极玄集》”引“随斋批注”云：“《姚氏残语》云：‘殷璠为《河岳英灵集》，不载杜甫诗；高仲武为《中兴间气集》，不取李白诗……彼必各有意也。’”[55]陈振孙虽未说明“意”指的是什么，但据殷璠所提出的“精”“群才”“异诸家”等观之，似有偏颇之嫌。

第四，提出选本的编选标准问题。编集者在集纂诗文选本时，总有其预设的标准。对此，《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集部总叙》：“总集之作，多由论定……”[32]1971《河岳英灵集》的编选标准，除了由其选本内容探究，其集《叙》与《论》中也有表述，殷璠声称不选录“如名不副实，才不合道”的诗歌，强调不能“逢诗辑纂”，希望其所编集的选本达到“身后立节”这样一个高度，决心做到“当无诡随”。这里“实”“道”“节”“诡随”，均是其提出的选本标准。“实”，《诗品序》谓：“……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贵实，诚多未值。”《诗品集注》曰：“此谓前人以‘九品’选拔人才、《七略》取舍人物，若校核其名分与实际，却有许多不能相符之处。”[38]81据此可知殷璠反对虚名，崇尚真才。“道”，《文心雕龙·情采》：“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立文之道”，《文心雕龙义证》注曰：“谓形成文采的方法。”[47]1151殷璠虽未明确说“道”指什么，但他提出“文有神来、情来、气来，有雅体、野体、鄙体”，据此可见，殷璠在追溯选本理论的时候，强调所选文章应当兼顾内容与形式。“节”，《礼记·乐记》：“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郑玄注：“节，法度也。”[56]这句意思是说选诗要有法度、标准。“诡随”，《诗经·大雅·民劳》：“无纵诡随，以谨无良。”《传》曰：“诡随，诡人之善，随人之恶者。”[57]程俊英等《诗经注析》引王引之《经义述闻》：“诡随，谓谲诈谩欺之人。”[58]可见，殷璠在总结魏晋批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选编标准。正是在这样的标准指引下，其集编了影响深远的诗歌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