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

淮海战役总前委领导人合影。左起：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

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的战役。1948年11月至1949年初，作为总前委书记的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在一起，指挥了淮海战役。

并肩作战,全力协助华野

1948年9月24日，华东野战军攻占济南，使华北、华东解放区在战略上连成了一片。也在济南战役即将胜利之时，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致电中央军委并报华东局、中原局，建议以华东野战军主力由鲁南前出苏北，发动淮海战役。25日午时，陈毅与刘伯承、李达致电中央军委并告粟裕，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并准备采取分遣作战方针，分别向豫西及陇海路出击，以配合华野作战。25日19时，中央军委在反复斟酌后，复电华野、中野领导人，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

10月9日，邓小平从延安参加完中央会议回到中野司令部驻地宝丰县商酒务镇。一回到中野，邓小平顾不上长途跋涉的劳累，立即和刘伯承、陈毅、邓子恢致电中央军委：“敌正在调整部署，重点似在部署徐州会战，以防我军之进攻。孙元良兵团已准备东进，黄维兵团亦可能于徐州战地呈出危机时东进，故白崇禧亦正在计划掌握大的机动兵力，以应付变化。”针对敌情发生的变化，中野作了相应的作战部署：一是向西南方向发起对信阳、武汉段的攻击，以求调动桂系回援武汉；二是相机攻占南阳或郑州，或尾击东进的孙元良、黄维两兵团，以策应华野在徐州的作战。

10月11日，毛泽东的《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出台。中央军委在致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并告华东局、中原局的电文中指出：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消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第二阶段是“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并占领各城”；第三阶段“可设想在两淮方面作战”，“三个阶段大概共需有一个半月至两个月的时间”。

为吸引孙元良、邱清泉兵团，协助华野作战，10月18日，中原军区发出关于郑州作战的基本命令。邓小平、陈毅率中原野战军前方指挥部前往陈赓担任司令员的四纵，带4个主力纵队攻击郑州；刘伯承则指挥其余2个纵队，吸引、牵制可能东调徐州的华中敌军主力。10月22日，郑州解放。此役，中原野战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1万余人，一举解放了中原重镇郑州，控制了平汉、陇海两条铁路干线的枢纽，为华野发起淮海战役创造了条件。

10月28日，粟裕与饶漱石、谭震林联名致电中央军委，报告了淮海战役的总体计划与部署。10月30日，毛泽东回电：“计划与部署甚好，请即照此施行。”鉴于邓小平、陈毅的中原野战军已经靠近徐蚌战场，同时电令“陈邓方面亦请于虞日或齐日同时动作”，策应、配合华野，使“黄、李、邱三个兵团及三个兵团中之各军互相不能增援”。

10月31日凌晨，粟裕致电毛泽东并告邓小平、陈毅：“淮海战役，当遵令于齐（8日）晚同时发起战斗。”并建议：“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11月1日，中央军委致电邓小平、陈毅、粟裕，同意粟裕的建议，决定“整个战役统一受陈毅、邓小平指挥”。

中野自东进以来，虽然“连日部队通过敌占区，生病掉队颇多”，但一直在寻找机会，以最大力度牵制敌人，协同华野作战。10月31日，邓小平、陈毅向中央军委提出钳制邱清泉、孙元良两集团、协同华野作战的三个方案，并特别表示：三个方案中有两个“虽都纯是打消耗仗，但我们当动员部队用一切努力，不顾伤亡，达成钳制邱、孙两敌之任务”，充分体现了中野全体指战员的大局观念。同时，鉴于华野作战计划中，没有派部队攻击徐蚌段，邓小平、陈毅还主动表示，拟以豫皖苏部队完成这个任务。

11月5日，中野主动进入商丘东南地区，发现敌第四绥靖区部队停留在商丘及马牧集地区，邓小平、陈毅当即决定举行汴徐作战，先歼该敌，吸引邱清泉兵团西援，减轻华野作战压力。6日晚，华野鲁中南纵队开始攻打郯城，打响了淮海战役的第一枪。次日，中野一、三、四纵在华野三纵、两广纵队、冀鲁豫独立旅配合下发起攻击，全歼敌五十五军一八一师5000余人，俘第四绥靖区副司令官兼一八一师师长米文和。8日，中野四纵在陇海沿路歼灭正向徐州收缩的邱清泉兵团2000余人，解放砀山，威逼徐州。

国民党方面急忙制定了“徐蚌会战”计划，决定放弃次要城市，集中兵力于津浦线徐蚌段两侧，寻机与解放军决战。见黄百韬准备西逃徐州，华野部队立即分割追堵。就在这时，潜伏于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何基沣、张克侠率部在贾汪、台儿庄起义，为包围黄百韬兵团打开了通道。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敌见形势不妙，慌忙向徐州收缩。毛泽东当机立断，于11月9日作出“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的重要决策。

11月10日，待刘伯承率中野前指从豫西到达安徽濉溪县临涣集后，邓小平立即组织召开各纵队指挥员会议。他首先传达了中央军委对于攻打宿县的指示后说道：“切断徐蚌线，占领宿县，可以北拒徐州，堵住徐州之敌南逃的后路；可以南阻蚌埠，斩断南线敌人北援之交通；制止孙元良兵团东援，夹住黄维兵团北上，黄百韬兵团只有束手待歼，蒋介石称为生命线的津浦路，就要切断了！”讲到这里，他稍微提高了声音，继续说道：“为了这个目的，在淮海战场上，只要歼灭了敌人南线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还可以取得全国胜利，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11月12日，中野发起了徐蚌作战。中野四纵和华野三纵、两广纵队在徐州以南夹沟地区，追歼从宿县北撤的孙元良兵团第四十一军军部及所属第一二二师，俘敌3000余人。15日，中野三纵在九纵一部配合下，向宿县县城发起攻击。16日凌晨攻克宿县，此役共歼敌第二十五军之一四八师、交警十六总队等1.2万余人，俘虏敌津浦护路副司令兼宿县最高指挥官张绩武。豫皖苏独立旅、军分区部队和豫西两个团，攻占蚌埠以北的固镇，破击曹村至固镇间的铁路200华里。至此，以宿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被人民解放军所控制，并斩断了徐蚌间敌人北援南逃的通道，完成了对徐州的战略包围任务。

要有“叫花子烧蒲草”的精神

在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完成了对徐州的战略包围后，淮海战役的规模和范围越打越大，支前任务十分繁重。为保证淮海战役的胜利，11月16日，中央军委电示中野、华野：鉴于“此战役为我南线空前大战役，时间可能要打两个月左右，伤员可能在十万以上，弹药、民工需要极巨，请华东局、中原局用全力组织支援工作”。“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成立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淮海战役总前委，对于及时贯彻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协调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组织动员华东、中原两区党政军民全力支前，夺取淮海战役伟大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总前委成立后，当时的战场形势是：国民党军被中野、华野分割在3个地区：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被华野阻击在徐州及其周围地区；李延年、刘汝明2个兵团被中野阻击在固镇以南及蚌埠地区；黄维兵团行进到宿县以南的南坪集地区遭到中野的阻击难以前进。在黄百韬兵团已被华野围歼大半主力，行将覆灭之时，接下来先打哪一部分，成为中央军委和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要求，原本准备先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孙元良兵团，再歼灭邱清泉、李弥兵团。而当黄维兵团集结阜阳、太和地区时，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经过认真研究，一致认为在当前的战况下，要想同时消灭几个强敌不现实，于是11月14日致电中央军委和华野，提出了先打黄维、李延年部的主张。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接到总前委的电报后，基本同意这个意见，并在19日、20日给中野、华野的电报中作了相应的部署。

11月22日，华野主力在新安镇碾庄圩地区全歼黄百韬兵团，正在向北推进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闻讯后畏惧不前。黄维兵团则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于23日孤军前进，与中野四纵、九纵及豫苏皖军区部队在南坪集地区交战，并强渡浍河。

1948年11月16日，中央军委关于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的指示（部分）

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认为歼灭黄维兵团的时机已到。23日，中野纵队以上干部聚集一堂，召开紧急作战会战。刘伯承分析了战局。黄维的第十二兵团是国民党的嫡系精锐部队之一，下辖4个军和1个快速纵队，总兵力约12万人，其中第十八军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也是中野进入中原后遇到的一块最硬、最难啃的“骨头”。中野全部参战部队为7个纵队另2个旅，总兵力12万人，与黄维兵团基本相当。但就武器装备而言，中野实在是太弱了。千里跃进大别山时，部队为了轻装，忍痛炸掉了一些重炮，剩下的只是一些野炮、山炮、步兵炮，炮弹全部加起来还不足4000枚。与全部美式装备的黄维兵团作战，无疑是对中野的一次极大考验。邓小平对这些情况也非常清楚。他斩钉截铁地说：“消灭黄维兵团，对于中原野战军来说，犹如‘瘦狗屙硬屎’”，“因此，我们这次围歼黄维兵团，是非常艰苦的，也是非常光荣的。要消灭敌人，没有牺牲精神是不行的。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在华野协同下，坚决完成歼灭黄维兵团的任务。即使这一仗中野拼光了也值得，其他野战军照样渡江，中国革命照样胜利！”他还打电话给九纵司令员秦基伟说：“这次作战一定要有‘叫花子烧蒲草’的精神，哪怕九纵队打到只有一人一枪，也要和敌人拼到底。”23日晚，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致电华野和中央军委：“歼击黄维之时机甚好，李延年、刘汝明仍迟迟不进。因此，我们意见除王、张十一纵外，请粟、陈、张以两三个纵队对李、刘防御，至少以四个纵队参入歼黄维作战，只要黄维全部或大部被歼，较之歼灭李、刘更属有利。”24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复电总前委，不仅“完全同意先打黄维”，并且指示“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当时总前委指挥部已搬至宿县临集东面15华里的小李家村。邓小平、刘伯承、陈毅住在村子东北角的李克光家。李克光家是一处僻静的小院子，他们住的房子是一个里外间，邓小平考虑到刘伯承的身体状况，就让他单独住一间，自己和陈毅合住一间。三个人中，邓小平年龄最小，身体也最健壮。他对刘伯承、陈毅说：“两位司令员同志，我比你们小几岁，身体也比你们好一些，具体工作让我多做些，夜间值班我也多值一些，这是应该的哟！”李克光后来回忆说：“邓小平总是值班，老听他打电话，一口四川话。每天晚上洗凉水澡。那么冷的天，人们都捂在被窝里不愿出来，他却敢冲凉水。每天警卫员从井里打来一桶水，站在凳子上冲，他在下边洗。”陈毅的保健医生翟光栋看见了，赶忙去劝阻。邓小平却笑着说：“翟医生，你放心，多年来都是这样，我早已习惯了，不会着凉的。冷水澡有益健康，清醒头脑，你这个当医生的应该知道。”翟光栋说服不了他，只好将感冒药准备着。但是邓小平并没有着凉，他的身体确实很好。

李克光家简陋的作战室，是淮海战场上解放军的中枢神经，它联系着上至中央军委，下至成千上万的将士们，不分昼夜地频繁工作着，一分一秒也不曾懈怠。总前委的每一个同志，都感到身负千钧重担，责任和压力可想而知。邓小平叮嘱作战科的同志，一般事情多找他请示报告，重大事情同时报告他和刘伯承、陈毅三人。就这样，在围歼黄维兵团的过程中，邓小平几乎天天守在作战室，值班到深夜。他除随时听取作战科汇报战况外，还几乎天天和各纵队的负责人通电话，督促检查他们执行作战任务，了解前方作战情况。这段时间，邓小平实在太忙了，以至于胡子也顾不上刮了，所以那张总前委合影，是他为数不多的留有胡须的照片。

运筹帷幄,全歼黄维兵团

11月24日夜，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指挥中野一、二、三、六纵队由西向东，四、九纵和华野部队由东向西，在南坪集、芦沟集向黄维兵团发起攻击。25日晨，黄维兵团的4个军被中野、华野部队合围在宿县的双堆集地区。黄维兵团被围困之初，中野由于对敌人的防御能力估计不足，因此在作战上只是猛烈突击，造成较大伤亡。邓小平在总结这几天的战况时说：对付敌人每一次的出击，我们都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对付敌步、炮、空、坦克的联合进攻，实属艰苦。为此，他和刘伯承、陈毅根据这种情况，及时组织部队进行总结，并传达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23日的指示：“在战术方面，必须不是依靠急袭，而是依靠充分的侦察和技术装备（近迫作业、步炮协同等）去取得成功。”各级指战员也进行了反思，并克服了急躁轻敌的情绪，认真研究对付敌人的办法。

11月27日，刘伯承、陈毅发表向黄维兵团讲话，督促黄维及其部下认清形势，早日投降。当天，国民党八十五军一一〇师师长，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内部的共产党员廖运周率该师5500余人在战场起义。原本廖运周早就打算起义，但邓小平指出：要在军事上、政治上起最大作用，不光是万把人、几千支枪的问题，你们要考虑全局，不应计较局部得失。而选择此时起义则直接打乱了黄维想利用该师突围出去的部署。

虽然起义对黄维的突围计划影响很大，但其依靠飞机和坦克的强大火力，仍在固守的同时，不断伺机向东南方向突围，然而一连两天的努力都被阻击了回去，只有死守待援。时值隆冬，天寒地冻，黄维兵团的粮食、弹药逐渐短缺，并陷入了混乱。由于食物匮乏，国民党的部队都饿得浑身无力，极大地影响了士气。见解放军这边还有吃的，有人就从战壕里头偷偷跑到解放军这边来投降，就为了吃个馒头。

在天寒地冻的淮海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几十万人围聚在一起还能有馒头吃，和中央军委、总前委对支前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分不开的。淮海战役初期，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多次明确指出支前对于淮海战役的重要性。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在运筹帷幄前方战事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支前工作。早在淮海战役打响之前，邓小平就指出：“大战迫近，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尽大力把弹药、粮食运到前线。”于是指定参谋长李达协助副政委邓子恢，组织后勤支前工作。淮海战役打响后，总前委报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交通司令部，以专司铁道、汽车、船舶、车马和人力运输等事宜。淮海战役中，交通司令部将华北地区支前的装备和中野的粮草由火车运送前线，而且对支援华野也起了一定作用。正是由于对支前工作的高度重视，解放军几十万人的大部队才能够在隆冬时节暖衣饱食。

为了挽救黄维兵团，蒋介石决定放弃徐州，命令刘峙率“剿总”机关飞抵蚌埠，指挥李延年兵团北援；命令杜聿明指挥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避开华野正面阻击，从徐州西南的永城转到蒙城、阜阳地区，协同李延年兵团向北攻击，支援黄维兵团突围。

对此，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早有预料，曾数次电示总前委，“黄维解决后，须估计到徐州之敌有向两淮或向武汉逃跑可能，因此中野及华野谭、王、李各部，虽然一方面应当争取休息两星期左右，但另一方面又应当迅速处理战后工作，以利应付意外。”“望谭、王、李坚强阻击邱、李、孙诸敌，务使该敌不能侵入宿县。”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粟裕命令华野11个纵队和冀鲁豫军区2个旅，向永城、涡阳、亳县疾进，对敌进行阻击和拦击。12月4日拂晓，华东野战军将杜聿明集团包围在永城东北的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地区，从而打破了蒋介石依靠杜聿明集团支援黄维兵团突围的设想，确保了中野能够顺利歼灭黄维兵团。

12月5日，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下达了《总攻黄维兵团的命令》。次日下午4时30分，中野在华野一部的协同配合下，以优势兵力，昼夜不停地对其实施多方向、有重点地连续攻击，不让其喘息。14日，在解放军3个集团的猛攻下，敌军核心阵地完全暴露。激战至15日晚，黄维兵团4个军11个整师共10万余人被全歼，生俘兵团司令官黄维、副司令官吴绍周，仅有副司令官胡琏等率少数人逃脱。至此，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胜利结束。

邓小平为双堆集胜利的题词

歼灭黄维兵团后的第二天一早，邓小平步行来到邻村中原野战军政治部驻地，走进政治部主任张际春住的房子里。他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苹果，用小刀一分为三，和大家分着吃。然后，他不慌不忙地拿出一张像账单一样的纸条，交给副政委张际春说：“这张单子上中央来的二十几个电报，都是同作战没有直接关系的，还没答复，请你一个一个的起草复报。”

停不下来的脚步

在黄维兵团即将被歼灭的时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于12月12日致电总前委：“黄维歼灭后，请刘、陈、邓、粟、谭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好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电报同时指出，在全歼黄维、邱清泉、李弥诸敌后，华野、中野休整两个月，并大致准备好渡江作战所需之件（雨衣、货币、炮弹、汽船等）及初步完成政治动员。

接到电报后，邓小平决定主持召开一次总前委会议研究下步作战计划。由于此时粟裕、谭震林正忙于华野围歼杜聿明集团的作战，不能到总前委所在地小李家村开会，邓小平便和刘伯承、陈毅于12月17日前往华野指挥部驻地萧县蔡凹村，同粟、谭二人会合。多年后，时任华野副参谋长的张震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听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首长要来开会，大家都很高兴。我要机关准备会场，安排好刘、陈、邓首长的休息住房。准备停当后，我早早就到村子外去迎接首长。小平同志一下汽车，就风趣地说：‘你们住这么大的村子，不怕飞机炸？还是要“怕死”一点啊!’说得大家哈哈大笑。我也插了一句，‘现在蒋介石搬家都搬不赢，顾不上来炸我们了。’”

12月18日，邓小平主持总前委开了一整天的会，“几位首长在淮海战役即将全胜之时，相会蔡凹，都显得特别高兴。他们着重研究了明年夏季渡江作战方案和对部队整编的问题。休息时，还一起照了相。这张宝贵的5人合影，使人们今天得以重睹淮海战役总前委的战斗风采。”让张震直到后来仍有几分遗憾的是，“当时总前委首长要我们华野的几个部门领导参加，但我们谁也没有靠上去。”次日，刘伯承、陈毅带着总前委研究的意见，前往西柏坡向中共中央汇报，邓小平从蔡凹村返回总前委驻地小李家村。

12月21日，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指出，蚌埠的李延年在“我军歼击杜聿明战况紧急之时，有再以八九个师向蚌埠西北行动一次之可能”。因此，中野各纵应“迅速完成战后整备，待李延年第三次北进时担任南线防御，并准备于华野对杜聿明作战接近解决之际，放敌深入，围歼其一部”。此时，刘伯承和陈毅正在赶往西北坡的路上。邓小平根据围歼黄维后中野各纵队的实际情况，向中央军委复电：“中野各部均拟定半个月休整计划（到一月二日止），同时准备随时打击可能出援之李延年兵团。”鉴于歼灭黄维后中野7个纵队增补俘虏1万人，因此“继续作战不成问题”。

12月30日下午，邓小平率总前委指挥部从宿县小李家村乘车，经徐州到达中原野战军指挥部驻地河南商丘。第二天，到达商丘以南十几公里的张菜园。在这里，他对歼灭黄维兵团的作战经验进行了总结。1949年1月3日，《关于歼灭黄维兵团的作战总结》以邓小平、张际春的名义上报中央军委。时任中野作战科科长的张生华回忆说：邓小平在作战室让他考虑写歼灭黄维作战总结，“文字不宜过多”，“按三个作战阶段写，要写出各个阶段的特点和主要经验”。

1月6日，华野主力向被围困在陈官庄地区的杜聿明集团余部发动总攻，经过4个昼夜激战，全歼国民党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和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生俘杜聿明，击毙邱清泉，李弥侥幸逃脱。淮海战役第三阶段结束。至此，历时66天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55万余人。

1月17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中野、华野负责人和全体同志的电报中说：“淮海战役既然消灭了南线国民党军的主力，这就奠定了你们渡江南进夺取国民党匪巢南京，并解放江南各省的巩固的基础。”张震后来回忆说：“淮海一役，我中原、华东两野战军并肩作战，六十万对八十万，以少胜多，创造了我军历史上战役规模最大、歼敌人数最多的光辉记录。毛泽东主席曾经称赞说，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

在邓小平看来，淮海战役的胜利只能作为继续前进的动力。1949年8月1日，他在为第二野战军司令部编辑出版的《淮海战役中双堆集歼灭战初步总结》一书题词：“双堆集胜利仅仅是全国千百次重要胜利的一个。一如坚持大别山的意义一样，只能把它的宝贵经验提取出来，作为我们继续进步的基础，而不能把它变成障碍自己前进的政治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