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萌，苗中泉，付懿，徐建山，彭盈盈，安雨康

( 1.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经济管理学院；2.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3.国网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4.中国石油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1 油权理论的提出与思考

油权理论是石油地缘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和发展与石油在国际政治活动中的地位息息相关。研究石油地缘政治理论的目的在于指导认识国际石油问题，这既要继承地缘政治理论，将石油作为一个地缘要素，解决国际石油交往中的普遍性问题，更要发展地缘政治理论，将石油作为独立的研究和分析对象，特别是强调石油作为战略资源，有别于其他地缘要素，分析国际石油领域中的独有个性问题。

1.1 油权理论提出前的石油地缘政治学研究

通过与其他学科对比可以发现，尽管系统的石油地缘政治学起步较晚，然而成果并不算少。综观将石油与地缘政治相结合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这些研究的内容繁杂，水平参差不齐，论证逻辑严密、富于学理启发、理论结合实际的论文与专著相对匮乏。

分别观察中外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西方学术界对石油地缘政治的研究具有非常明显的三个特点。一是研究人员数量多，学科背景复杂，研究角度和方法较为多元。他们的研究在为石油地缘政治学的发展设定基本议程，标志着石油地缘政治学的基本成就。二是研究人员以英语国家为主，研究对象集中在与西方国家相关的石油问题与领域，例如，20世纪70年代大量涌现出来的关于美国在中东开展石油外交等问题的研究。三是西方国家的研究成果的出现与几次世界石油危机紧密相联，往往在每次石油危机爆发之后的一段时间，石油地缘政治学的成果呈现出喷涌状态。这反映出，在西方学术界，石油地缘政治学的研究与现实政治问题紧密相关，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

中国的石油地缘政治学研究成果总体上显得单薄的多。中国学者的研究以引进和消化国外地缘研究成果为主，即便有一些创新，很多文章的结论也显得比较牵强，研究过程缺乏实证，往往是泛泛而言，对石油地缘政治问题的本质认识还存在偏差。那些相对严肃的研究论文，则多以某一方面切入石油地缘政治问题，对石油问题进行全面系统深刻剖析的研究不多。

无论是西方学术界还是中国学术界，在石油地缘政治研究上均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即缺乏一个核心概念统领整个学科的研究。例如，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而言，麦金德提出的陆权论的核心概念是“陆权”，以“陆权”为主轴，展开对欧亚大陆腹地“心脏地带”的地缘政治分析和战略潜能分析，进而展开对全球地缘政治演变可能性的分析，并最终得出著名的三段式陆权论。以马汉为主要开创者的海权论，则以“海权”为核心关切，研究者们围绕海权的重要性，分析了影响海权的地理政治因素，得出要保有强大的海权就必须建立强大的海军，必须建立强大的商船运输队，必须确保全球重要航道的航行自由，必须控制重要航行枢纽等结论。空权论、边缘地带论等也与此相似，都是在一个核心概念的统摄之下，将政治与地缘要素充分结合，围绕核心概念展开分析，最终对地缘政治有一个深刻全面的理解。反观石油地缘政治学研究，无论是以建立国家权力为主要目的的现实主义者，还是以相互依赖为主要关切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往往只是将石油看成是国家间权势斗争或者国家间交往的一种手段，而没有把石油权力当成石油地缘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这可能是导致多年来石油地缘政治学研究较少出现真正具有“理论特征”研究成果的病灶所在。

1.2 油权理论核心概念的提出

对石油地缘政治理论研究而言，能否有一条主线贯穿整个石油地缘政治研究？在国际政治领域，权力是国际政治的核心。按这个逻辑去推演，石油地缘政治的核心也应该是权力问题。

针对上述研究现状，2012年，我们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期刊上发表论文，提出了“油权是石油地缘政治的核心问题”的观点，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持续快速推进，国家权力的争夺已由对土地等现实空间的占有和控制，转向对石油资源、石油通道和石油市场三个权力的控制和反控制。油权国通过对其他经济体的掌控或牵制，可以实现特定的政治目的。在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下，控制油权的着眼点已经由石油本身，向石油流向和价格的支配权转变；控制油权的行为体由单个油权国，向油权联合体转变；控制油权的手段由以军事干预为主，向综合运用多种手段转变[1]。

与传统地缘政治学说中的“陆权”“海权”“空权”相对应，我们把“油权”看作是石油地缘政治研究的核心内容。实际上，从以往关于石油地缘政治研究的成果来看，无论是关于石油资源、石油产区的研究，还是关于如何实现石油安全运输的研究，抑或是如何在世界能源市场上争取主动、占有市场先机，扩大本国利益的研究，其目的都是更好地维护本国石油安全，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用“油权”概念来涵盖这些研究，具有言简意赅、提纲挈领的优势。

在“油权”这个大概念之下，我们从三个角度诠释其内涵，即资源权、通道权和市场权。其中，资源权就是指占有、控制、自由处置石油资源的权力。我们将那些拥有丰富石油储量和产量的国家，或者虽然自身没有较丰富的石油储量和产量，但可以实际控制或者影响其他富油国家的国际行为体，称为拥有油气资源权的行为体。通道权，即确保油气资源安全运输至对象国家和地区的权力，显然，世界航运线上的重要咽喉地区、重要石油运输管道通过的国家、拥有世界海洋自由航运能力的国家，是拥有石油通道权的关键行为体。市场权，是指能够在世界石油市场上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能够通过操控、改变世界石油市场运行状态，从而为本国谋取更大利益的权力。

相较于以往的石油地缘政治理论研究，我们将石油地缘政治的核心提炼为“油权”，并且将围绕着石油展开的国际地缘政治博弈归纳为“油权博弈”，由此涵盖了绝大多数石油地缘政治的既有研究成果。突出“权力”这一石油地缘政治博弈核心内容，围绕着石油而展开的权力博弈，才是石油地缘政治研究最应该关注的对象，这使我们的研究与石油地缘经济研究或石油经济学等研究区分开来，并赋予石油地缘政治更多理论特性。

2 油权理论研究体系初见端倪

与所有理论学说一样，油权理论的产生同样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油权理论研究的重要进展与石油工业发展息息相关。

油权这一概念由来已久。在早期的英语文献中，“油权”便以多种形式呈现，例如oil power、petroleum power、petropower、crude power、energy power等。虽然名称各异，但内涵基本一致，研究的出发点都是将石油作为政治权力的源泉，从国家权力的角度分析国际石油问题，但在研究范畴、研究内容和研究深度方面，各个时期存在明显的差异（见图1）。

2.1 油权思想的萌芽

油权思想的萌芽时期是从现代石油工业产生到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发生前，这一时期油权研究的重点是资源国的资源权。

“油权”一词最早出现在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前，当时以七大石油财团为首的西方石油资本，以殖民主义的方式垄断了墨西哥和中东资源国的石油工业。为了保护本国资源权力，1960年，石油生产国自发成立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欧佩克），形成资源国集团，在同石油垄断寡头的资源权斗争中逐渐占据优势。在这个背景下，部分西方学者开始思考国际石油问题背后的国家间权力和利益博弈。1970年，大赦国际（英国）商业协会创立者杰弗里·钱德勒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办的《国际事务》杂志上发表《油权的神话：跨国公司与国家主权》一文[2]，首次使用“油权”一词，分析了跨国石油公司如何利用技术、资金和市场地位，控制了资源国的石油生产，剥夺了资源国的资源权，甚至威胁到资源国的政治权力。缘于此，资源国通过国有化等政策与跨国公司展开权力与利益争夺。

图1 油权研究简史

1971年，首篇以“油权”冠名的论文问世，美国金融战略家沃特·雷维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油权》一文[3]。文章指出，石油生产国为了提高本国政府从石油生产中获得的权益，逐步加强了对石油产业的控制，并通过联合其他资源国组建出口国联盟的方式，有效地行使了石油垄断所产生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作者对消费国可能面临的挑战表示担忧，因为面对资源国极力扩大自身的资源权益，西方石油消费国能否维持原有的供需平衡，并确保本国的供应安全，已经成为未来石油政策的一个关键。作者预见到，中东等资源国的权力意识正逐渐觉醒，并将对西方消费国产生深远影响。如果西方国家不能及时调整政策，双方因石油利益而导致的政治冲突将不可避免。

总的来看，在石油危机前较长的时间内，国际石油活动主要表现为资源国与跨国石油公司为石油经济利益的斗争，石油尚未真正发挥国际政治权力的作用，没有广泛进入国际关系的政策视野，对石油权力系统的研究则少之又少。这一时期，国际石油合作表现为跨国石油公司利用资金、技术等优势参与石油生产国的勘探和开发。油权研究的范畴，只涉及资源国的资源权，强调资源国对资源的处置，以及利用对资源的所有权与跨国石油公司关于石油利益的斗争。在研究内容上，也只涉及资源权的概念层面，没有触及油权的本质、内涵和特点，因而没能作出准确的表述。

2.2 油权思想初步形成

油权思想的初步形成是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的20世纪后期，油权理论出现实质性的发展，开始从石油权力的本质研究国际石油问题，但研究范畴仍相对局限，主要侧重于资源国的市场权研究。

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占领了大片阿拉伯国家土地，将数百万巴勒斯坦人赶出家园。为了收复失地，1973年10月，以埃及和叙利亚为首的12个阿拉伯国家向以色列发动第四次中东战争。由于以色列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战事很不顺利，于是考虑动用“石油武器”。战争爆发10天后，主要阿拉伯产油国宣布大幅提高石油标价，减少石油产量，继而宣布对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及执行亲以政策的西方同盟国实施石油禁运。美国等西方国家因此遭受巨大经济损失，引发全球性的第一次石油危机。

资源国凭借对石油资源的垄断地位，主动对西方世界发起石油斗争，向世界展示了石油权力的威力，也极大地促进了西方世界对油权理论研究的发展。萨塞克斯大学研究员汉斯·毛尔对第一次石油危机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并首次触及了油权的本质问题。他在1975年发表的《石油与影响：验证有效的石油武器》[4]一文中，从非对称性依赖的角度，首次对油权做了定义，并指出了影响油权大小的因素。他认为，油权是因消费国依赖石油所产生的权力，资源国油权大小取决于主要工业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程度、价格对供应量和需求量的敏感程度，以及消费国为争取石油自给自足所采取措施的效果。他对比研究了石油权力和石油武器之间的关系，认为油权是石油武器，生产国拥有石油武器后，可以影响和控制消费国的政治行为。该文可以称为油权理论研究的奠基之作，在石油地缘政治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这个时期，鉴于当时的石油市场形势，资源国处于强势地位，消费国在欧佩克国家的人为控制下，付出了沉重代价。在油权研究方面，具有四个特点。

一是学者开始把油权作为地缘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出现了一些水平较高的研究成果。例如，《1975年油权的世界》[5]、《油权的神话》[6]、《中东的油权》[7]、《伊朗油权背后的金融现实》[8]、《限制阿拉伯的油权》[9]、《阿拉伯油权的沉浮》[10]、《油权：阿拉伯石油武器以及荷兰、英国、加拿大、日本和美国》[11]、《海湾危机中的油权与阿拉伯政治》[12]、《石油的定价》[13]等。

二是油权研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认为油权的行为主体是石油储量丰富的国家，而石油进口国是行为客体，是资源国行使油权的对象，石油权力仅凸显在石油供应侧，资源国实现油权的途径就是通过削减产量来人为地提高价格[14]、选择性地执行石油禁运。这一时期的油权研究，主要是对资源国行使石油市场权力的研究，部分研究把油权简单地认为是欧佩克代表大部分资源国利用石油供应的市场优势地位，垄断全球石油供应，通过实施限产保价、直接控制石油供应，影响国际市场价格，获得石油市场权力[15]。

三是油权研究开始关注消费国的国家能源安全。这个时期，资源国处于市场优势地位，消费国承受着巨大的能源安全风险，研究对象是作为“加害方”的海湾地区或欧佩克国家，以及作为“受害方”的西方发达国家，研究关注点是能源安全。一些作者从消费国的国家安全角度出发，例如《美国国家安全和中东石油》[16]、《海湾战争后的石油与权力》[17]，深刻反思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中东国家的油权[18]。也是在这一时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为了避免石油市场波动和石油价格风险，成立了国际能源署（IEA）。

四是从事油权研究的基本为西方学者，中国学者少有参与。早期，地缘政治被视为法西斯政治学而遭到批判，人文地理学因“地理决定论”倾向被视为忽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唯心论，有悖于马克思主义而遭到整体清算，包括地缘政治在内的人文地理学研究全部被取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很快凭借石油工业的发展实现了石油自给，成为石油出口国，整体上并不担忧石油短缺问题。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国际地缘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改革开放的重点也只是经济合作。因此，国内研究者不太关注“石油地缘政治”“石油权力”这样的命题。国内最早期涉及石油地缘政治的阐述，多数引用的是西方观点，例如《中东石油问题》1981年第1期发表的编译文章《美国中央情报局重新评估石油的地缘政治学》。可见，石油地缘政治研究是为特定时期的国家政治服务的。

油权研究的这种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21世纪初，还有学者将油权等同于资源国对国际石油市场的影响力，仅从市场的角度研究油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挪威BI管理学院的能源经济领域资深教授欧斯坦·诺伦（Øystein Noreng），在2006年出版的《油权：政治与石油市场》专著中，他将油权定义为一种可以单方面增加或减少石油供应能力，使油价上下波动，从而影响到世界经济的能力[19]，并强调了资源国对世界石油市场和油价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虽然没能跳出对油权内涵的认识局限，但他将油权定性为一种能力，更加遵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从行为体的能力和影响力的角度去认识油权问题，这是油权理论研究的一大进步，使人们对油权的认知更加科学化。

2.3 油权理论快速发展

21世纪初，有关油权理论研究大量涌现，这期间发生了一些重大国际事件，推动了油权理论的发展。一是“9·11”事件后的美国全球反恐行动，改变了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中东地区矛盾更加突出、复杂，石油平稳生产和供应受到了挑战。二是乌克兰“颜色革命”后，俄乌矛盾激化，俄乌“斗气”持续不断，欧洲和俄罗斯的能源安全受到了威胁。三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经济飞速发展，中国成为能源需求增长最快的国家，亚太成为与欧洲、北美比肩的世界石油消费中心，引起了全球对能源供应安全的担忧。四是国际社会开始意识到，一些发达国家可以利用消费市场地位、金融优势和战略石油储备，实现油气利益。特别是战略石油储备，改变了建立的初衷，不只用来解决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的供应不足，还可以用于调剂国际石油市场余缺和石油价格。所有这些，促使更多学者思考石油与政治的关系，开始用地缘政治理论，从权力的源泉和内涵、影响等要素研究石油的权力。这个时期的油权理论研究出现两个明显的特征。

一是油权研究领域不断拓宽。随着石油的跨境运输、石油消费、石油贸易、金融等环节重要性的逐渐突出，油权理论研究的视角不再局限在生产一侧，而逐渐向油气运输和油气贸易延伸。油权研究对象由资源国拓展到过境国和消费国，研究内容也扩展到对通道权力和消费国市场权力的研究。

对通道权力的研究，主要缘于2006年开始的俄乌天然气争端，过境国在油气运输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被凸显出来。研究者开始研究过境国和生产国在油气运输方面的权力斗争，并提出，一旦跨境油气管道建成和投入运行，部分权力将转移到过境国[20-22]，资源国试图控制运输、把握主动性也是必然的选择[23]。

对消费国市场权力的研究，不仅是因为这时消费国的市场地位提升了，更重要的是因为研究者开始注意到，发达消费国凭借综合国力、石油消费市场地位和金融优势，可以在石油市场上发挥更大作用，不但可以削弱生产国的市场权力，还可能通过对国际石油市场的定价权和话语权，实现政治和经济利益，达到国家的政治目的。一些研究指出，石油出口国与进口国实际上是相互依存的。进口国对于石油销售市场的掌控同样可看成是一种权力的来源[24]。消费同样是一种权力，削减石油消费量是一种简单、廉价和高效的权力来源，可以与资源国的供应权力进行抗衡[25,26]，保障本国利益。西方国家在1974年成立的国际能源署，除了协调成员国间开展能源项目合作与建立战略石油储备外，其一项重要职能便是与欧佩克保持对话，以集体行动的方式保障石油进口国的利益。随着美国页岩油气革命的成功以及能源的加速转型，国际石油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消费市场成为“结构性权力”，凸显重大的战略价值[27,28]。

二是从多视角分析油权，油权研究不断深化。石油是国际政治权力的源泉，缘于石油的多重属性，即多用途性、独特性、稀缺性等[29,30]，这些特性决定了石油的重要权力特征。谁掌握了石油，谁就掌握了财富增长的动力，获得了现代工业与社会生活的“血液”，也就拥有了重要的经济政治权力和博弈资本。石油与众不同的属性，使其成为国际权力的重要来源[31]。

油权行为体既是石油权力的行使主体，也是国际石油活动的参与者。油权行为体一般包括个人、群体和国家[32]，其中跨国公司和国家政府直接参与国际石油的博弈[33]。跨国石油公司的国家化倾向明显，公司除了受追逐利益的驱动，还往往受国家战略需求的宏观指导[34]，国家成为国际石油资源战略博弈中的真正主体[33]。

油权反映的是行为体的控制力和影响力[32]，对油权内涵的认识提升了一个高度。油权的大小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软硬两方面[35]，硬实力如石油资源、资金、技术、经济、军事等，软实力如管理、营销、知识[36]等，有人将这些要素进行深入研究后，认为资源国的剩余产能[37]也是重要的要素。一些研究认为，能源权力是多种力量的集合，包括战略把握和控制能源变革的力量、物质力量、行动创新和体制转型的能力、信用投放力量、需求的力量[32]。

获得油权的途径多种多样。例如，加强对本国以及海外油气资源的控制[38]，掌控油气供应、管道的走向[39,40]；主导石油交易规则如石油交易货币、交易地点、定价权等；建构由自己主导的国际能源组织等。这些都是获得油权的途径[41]。另外，对于世界大国，军事合作也是增强石油战略要地控制能力的重要手段[42]。潜旭明[43]对美国的能源霸权进行剖析指出，美国通过能源外交、控制能源产地、控制能源通道、建立石油战略储备、石油美元机制等手段，控制了国际能源体系中的供应板块、需求板块、能源运输通道，美国还通过吸收和释放战略石油储备来影响国际石油市场，通过改变美元的利率和汇率来影响国际石油价格。

油权行为体追求权力的目的是要把权力转化为利益。油权国实现利益的手段多种多样，例如，对资源的控制、对运输线路的控制、威胁涨价和供应中断[44]。外交领域中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也同样适用于石油领域，俄罗斯在周边外交中既利用油气优惠奖励盟友，也利用油气断供、差异性价格来惩罚挑战俄罗斯地区利益的国家[45]。

同时不难看出，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国内外学者对油权理论的研究还存在一定局限性。

一是油权研究以实证分析为主。尽管有些研究论文抛出一个理论观点或者学术名词，大量篇幅还是在描述现实问题和分析问题成因，对理论本身没有展开讨论和详细阐述，存在理论和现实“两张皮”现象。

二是对于油权理论缺乏系统和全面的认识。众多学者在油权的定义、油权的组成、权力的来源、影响油权的因素、行为体实现油权的方式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但是，对油权的本质与内涵的研究尚显不足，石油权力的划分交叉重复，油权理论体系缺乏清晰的框架结构，存在概念之间逻辑层级混乱的现象。在油权使用方面，油权行为体之间互动模式与作用机制的研究较为缺乏，尤其是争夺权力和利益的手段鲜有系统总结。

三是油权理论的应用尚待加强。石油地缘政治属多学科交叉研究领域，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决定了研究视野的宽窄。该阶段的多数研究过多地关注地缘政治和石油经济的表面现象，缺乏对石油、地缘和政治的综合分析，对国际石油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的剖析和现实指导意义颇显单薄。

2.4 油权理论体系初步成型

针对油权研究中的不足，2012年，我们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系统梳理，总结提高，从概念和方法学的角度，将油权作为石油地缘政治的核心问题进行研究，并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上发表了《论油权——初探石油地缘政治的核心问题》一文，对油权内涵进行丰富与发展，油权理论体系已现雏形。主要有以下创新点。

一是明确了油权是石油地缘政治的核心。强调了石油地缘政治理论是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和深化，其中油权是石油地缘政治的核心问题。应当从国际政治权力角度，利用地缘政治理论剖析油权问题。世界地缘政治中权力的争夺除表现为对土地等现实空间的占有和控制外，更多地表现为对战略资源的控制。石油的地缘属性、商品属性、金融属性和政治属性确立了其在全球地缘政治斗争中的特殊地位，油权也自然成为地缘政治的核心议题。

二是提出油权是油权国对石油生产、运输和贸易的控制力。对油权进行了明确、科学的界定，对油权的权力来源、内涵做出更全面的阐述。石油的多重属性使其有了作为地缘政治权力之源的意义；石油成为一种权力，称之为油权；油权的内涵包括石油资源控制权、石油通道控制权和石油市场控制权，核心是控制权。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油权更是一种超越了资源、通道和市场本身，并对其实施控制的能力。

三是认为油权体现于石油全产业链中。按石油产业链的划分，将油权分为资源权、通道权和市场权，改变了过去对石油权力的笼统描述和层次不清的分类。为便于研究和理解，需要按产业链进行划分。首次提出了石油资源权、石油通道权的概念，石油资源权主要指资源的处置决定权，核心是控制石油资源的支配权；石油通道权主要指通道的处置决定权，核心是控制石油流向。重新定义了石油市场权，石油市场权主要指操控世界石油市场和价格的权力，核心是控制石油利益的分配权。市场权中纳入石油定价权、石油货币、结算体系等金融性权力，避免了之前研究中多种权力交叉混乱的情形。

四是明确了油权的行为体是国家。不同于以往将跨国公司、合作组织等经济行为体等视为油权行为体的认识，挖掘出国家在油权背后的真正作用与地位，并提出油权国是石油地缘政治的参与主体。油权国是指拥有资源控制权、通道控制权和市场控制权的国家，无论哪个国家，只要拥有某一项权力，就可成为油权国。按照控制领域的不同，分为资源型、通道型、市场型等油权国。

我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后，油权对于研究地缘政治的重要意义得到学界的广泛认识，并开始从不同角度探索油权理论，以油权为主题或者用油权解释当今国际石油问题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例如，韩国学者金胤静在2014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论中国和韩国的中亚能源合作与外交比较研究》[46]。她认为，能源地缘政治是一个涉及地理空间、能源资源以及政治和权力的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领域，不单纯局限于地理领土问题，还包含能源运输问题、过境问题、管道政治等。石油作为“能源武器”的主要表现，不仅仅体现在控制石油产区，还表现在控制油气运输通道和运输量，影响甚至控制市场交易价格等方面，所有这些都能够成为相关国家增强其在国际石油地缘政治中博弈能力的选项。她在论文中使用了“能源权力”这一概念。

从资源、通道、市场三个角度分析油权问题是当前油权理论研究的一大特点。例如，将锁定能源产地、控制能源通道、操纵能源价格视为美国实现石油霸权的三大手段[47]；关于全球天然气治理话语权的研究，挖掘出了与油权对应的内涵，将其概括为天然气资源掌控权、通道掌控权、定价权以及消费需求影响力共同构成的综合权力[48]；有学者从生产、管道运输、定价机制三方面分析了俄罗斯的能源权力，分别对应了资源、通道、市场等视角[49]；有学者对油权的研究进行了延伸，指出石油权力主要由资源（供应）权力、市场（需求）权力、输送（通道）权力、定价权力、技术与管理权力、金融权力这六种子权力（二级权力）构成[50]。有些研究认为，当前能源权力不再以“油权”为唯一核心，还包含“能源供应权”“能源技术权”“能源金融权”“能源碳权”等[51]。

当前在石油地缘政治领域，对于油权的重要性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使用“油权”概念进行石油地缘政治现实问题的分析与理论研究也越来越多。尤其是2012年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油权问题的认识深度与日俱增。Irina Kustova[52]对能源权力给出了更加直观明确的定义，认为能源权力是行为体利用能源资源迫使另外一方行为体屈服。能源权力不但可以通过拥有石油资源与控制基础设施来得到加强，还可以通过制定能源市场规则并使之合法化来丰富。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发《硬权力、软权力和能源权力》一文，对能源权力进行了新的定义，将技术因素纳入油权定义中。文章认为，能源权力是利用一个国家在能源出口和技术方面的优势来促进其全球利益并破坏其竞争对手的利益，能源权力可以用来加强与地缘战略伙伴的关系，也可以用来惩罚顽固的邻国[53]。Siddi[54]在2018年发表在《欧亚研究》的论文中指出，在能源政策领域，地缘政治权力被定义为一种国家能力，各国政府通过获得对国家能源和运输设施的控制权，并对其利用或者调整，来追求外交和安全目标，其中的经济动机服从政治目的。Siddi还研究了欧盟利用市场规则制定权（regulatory power）进行与俄罗斯的能源博弈[54]。邹志强[55]对传统产油国的油权来源与组成进行了研究，在《沙特在全球石油贸易治理中的角色透视》一文中提到，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资源权力来自于其独步全球的石油储量、生产能力与市场调节能力。肖荣光[56]将石油权力体系分为4个部分：石油生产力、购买力、议价力以及控制力。冯跃威[57]从石油市场角度分析了油权结构，认为石油市场权包括石油定价权、话语权和市场配额分配权。

油权的要素也进一步获得丰富。E l e n a Kropatcheva[58]指出，能源权力的大小不仅与所拥有的资源、管道以及通过能源对其邻国施加政治压力等有关，还包括多元化项目、长期的远景、制度实力与连续性以及应对新挑战所必需的技术与理念能力等。《欧洲政治周报》发表的《俄罗斯的管道权力》[59]指出了管道权力在俄欧能源关系中的作用。王礼茂等[60]针对地缘政治环境优势、区域位置、国内油气储量、经济总量、海军实力、油气产量、潜在油气及替代情况、未来的海运及管道扩建、油气净进出口、对关键运输线路的控制力、外交实力、油气进出口多元化、国内稳定性13种要素评估了主要产油国、消费国、过境国的油气地缘政治影响力。近年来，一系列学者从石油产业链、国际能源体系、结构性权力等不同角度剖析了油权的组成，提出了各自的真知灼见，虽然与我们提出的油权理论有别，但为我们下一步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参考，有助于推进油权理论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近年来，随着油权成为国际石油地缘政治的核心研究内容，学者们开始认识到油权研究的战略意义，在利用石油权力提升国家地缘政治影响力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例如，美国智库曼哈顿研究所《增强美国的石油权力》的研究报告[61]、《国家评论》发表的《美国的新石油武器》[62]、《国家利益》杂志刊登的《美国天然气未开发的地缘政治权力》[63]和《美国天然气是新的全球性的软权力武器》[64]等研究，都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加大国内油气供应是提升美国油权的重要途径，有助于增强美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可以说，当前的油权理论研究工作的焦点逐渐清晰，目标已基本明确，需要的是久久为功。

3 加强油权理论研究意义深远

油权理论与一般地缘政治理论都是最大程度地为本国国家利益服务的，对国家的战略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油权理论聚焦于石油领域，理论针对性和现实指导意义更强。

地缘政治理论是为国家服务的，服务于国家的全球战略，实现国家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的最大化。具体说来，一方面为国家战略决策提供历史参考，另一方面深刻影响进而塑造出相应的地缘政治现实。地缘政治理论是直接关乎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的学说，这些学说、思想、主张，往往更容易受到一国决策群体的青睐与重视，并因此快速上升到战略决策层面，转化成国家具体的政策、方针，对地缘政治实践产生深刻的影响。

油权理论服务于最大程度地维护和增加本国国家利益。油权理论有助于人们认识纷繁复杂的国际石油博弈历史，并指导各国实施科学、合理的对外战略，推动形成新的地缘政治现实。由于油权理论聚焦于石油，分析的是参与国际油气活动的油权国，争取的是石油权力，获得的是与石油紧密相关的国家利益，因此着眼点更加集中。

第一，油权理论集中讨论的是油气利益和油气安全，服务于维护和加强与油气密切相关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作为当代社会发展的主导能源，一国在油气领域的安全、权力和利益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大局，关系到社会稳定与有序发展，关系到整个国家战略潜能的有效释放。油权理论聚焦于具有战略影响力的石油资源权力、石油通道权力和石油市场权力，这对把握国家战略、保障国家油气安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二，油权理论以国家间的石油互动为研究对象，直接服务于国家的能源外交。油权理论以权力分析为基础，分析石油权力获得的途径，强调石油权力与国家间的关系，服务于国家的外交战略。油权理论认为，油权国可以凭借天然优势获得资源权和通道权，也可以仰仗综合国力和石油优势地位，获得石油的全部三种权力，共享石油利益。油权理论强调国家之间只有通过竞争和合作，才能走向共同稳定和繁荣。

第三，油权理论来自石油地缘政治现实，通过研究油权国之间的权力大小和博弈，分析石油形势对地缘政治形势的影响，有助于研究地缘政治格局的塑造。油权理论从资源权、通道权和市场权3个层面论述油权国的博弈策略，是目前对国际石油地缘政治博弈历史和现状研究更为充分和全面的研究成果。以3个方面的控制权为抓手，分析各国在油权中的综合实力和各个单独领域内的优劣势对塑造石油地缘政治格局所起的作用，进而助力于研究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动。

第四，油权理论研究石油权力获得的途径和实现利益的手段，有助于分析和判断国际石油合作中的机会和风险。油权论是一种认识论，借助油权论的逻辑框架，研究者可以对当前石油地缘政治问题进行更深刻和全面的理解与把握；也是一种方法论，可以从石油权力获得的途径和实现利益的手段两方面入手，通过分析权力博弈的过程和可能产生的结果，把握国际合作机会，控制国际合作风险。如此，油权论能够更好地指导国际石油合作的实践。